我家四兄妹，大姐、哥哥、二姐，我是最小的一个，二姐与我相隔四岁，按照一般情理而言，有这样年岁相差不多的姐姐，童年的我应该处处受到呵护和保护，但不幸的是，这个二姐自幼脾气古怪，我从小受她的欺负，父母和邻居都知道，但没有办法，她人很聪明，学习总是名列前茅，一般中国人的家庭注重的是孩子的功课，只要功课好，其他都可以忽略，所以父母看她学习一直不错，虽然脾气差些，也就不管那么多了。这样说吧，有的人天生脾气不好，但刀子嘴豆腐心，内心还是良善的，遗憾的是我这二姐却不是这样的。
记得非常清楚的一件事，那时我只有五六岁吧，有一年吃柿子的季节，家里买了一堆柿子，那天父母都上班，只有我和这个二姐在家，她挑了一个柿子递给我，让我吃，我太小完全不懂生柿子是不能吃的，结果那个生涩的柿子涩得我嘴都张不开，二姐在旁又笑又跳，因捉弄我而开心至极。然而，从那时开始至我成年以后（至今），我从来不吃柿子及任何柿子的制成品，尽管别人说很甜很好吃，我还是不敢碰，想不到这竟然成了我的心理障碍。类似的这种事情多的举不胜举，但二姐不准把她欺负我的事告诉下班回家的母亲，她恶狠狠地跟我说“你要敢告诉妈，明天我就打死你”，那神态我至今记忆犹新。大约十年前吧，她来温哥华看女儿，有次见面我跟她提起这段柿子的往事，她完全不承认，说“八百年前的事，你怎么还记得？”
可以说，童年时代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二姐的强势，实在不明白我们是不是投错胎了，她无论如何都看不上我，当然上学时我的功课没有她的好，大概也是她蔑视我的原因之一吧，后来她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大概是1963年吧，那个年代其实已经开始讲究出身了，但是对分数特别高并所谓表现好的学生，依然可以网开一面，她当年因家庭出身问题，连团都入不了，不过她非常积极要求进步，写了不知多少批判家庭的文章，不仅在校如此，回到家里也一样，除了接受家里给她的学费及日常费用等，她几乎不回家，即使回到家也是气哼哼的，摆明了就是讨厌这个家，憎恨这个家。父亲每年仅有十天的回京探亲假，凡是父亲在家的日子，即使周末她也不会回家（当时大学都是住校的），以表明与右派父亲势不两立，划清界限。
至于我对二姐的态度，当时毕竟还小，不懂分析，只是很佩服她的数理化学得那么容易，那么好，考上当年比清华分数还要高的科大，真是了不起。大概是从小被她欺负惯了，我对她始终都怀着惧怕的心理，怕她发脾气，怕她对我发脾气，怕她不高兴，怕她整天气哼哼的不理人。文革爆发以后，只记得她仅仅为了破四旧而回了一趟家，把家里的旧照片撕掉烧掉，把她认为是封资修的东西破坏掉，然后就回校不再回家。
1968年清队，母亲作为漏网右派被揪出来，之后校医院的红卫兵来抄家，并勒令母亲长期住在牛棚接受劳改，取缔她的医生资格，只能在校医院的厕所打扫卫生，并不准回家。那时，父亲早已被驱赶出北京，在河北一个县医院工作，文革当然又再被揪出来批判，大姐已出嫁不在家住，哥哥远在四川一个铁路医院，家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们家本来住在一个四合院，大约十间房，文革初期被迫将房产自动交给国家（不交不行），只给我和母亲留了两间房，一大一小，小的那间作厨房用，大的那间放了一张大床和一张单人床，既是客厅又是睡房。母亲不在家了，抄家的也都不见了踪影，二姐就回来了，她当时开始拍拖，所以跟同为科大的同学，邵姓男朋友一起来了。这个男友后来就成了二姐的丈夫，此人是上海人，父母是上海郊区的农民，文盲，连普通的家信都要找人读给他们听，这男友的哥哥在朝鲜战场上死掉，所以他家除了贫农还加上了烈属的称号，出身可谓红得发紫。
我后来分析，当年二姐虽百般与家庭划清界限，依然得不到学校和同学的信任和认同，于是接受了这个人的追求，无论如何，与其结合等于是给她自己找了一把大红伞，在这把红伞下，我们的黑五类家庭会暂时被他人忽略不计，这在文革时期成为很多出身不好的女孩子的选择；另种可能就是二姐憎恨自己出身这种家庭，情愿找出身好的男子拍拖并以身相许，藉以洗刷自己的家庭带给她的罪恶感。这两种可能，当年在二姐的身上都应存在。
就这样，二姐的男友在我们家最低谷、最无助的时候走进来，大概因为出身好吧，这傢伙说话非常大胆，跟我们这种成天提心吊胆的黑五类子女完全不同，他甚至当时就敢议论江青、林彪甚至毛，我听了都吓一跳，是否因此而令二姐对他臣服，就不得而知。其实当年北京的民风还相当保守，男女恋爱连手都不敢拉，拥抱更不用提，但是这个傢伙一来就与二姐睡上了母亲的大床，前文已提到，大房间有一大一小床，我睡的就是那张小床——单人床，离大床只有两米多的距离。我当然不能说什么也不敢说什么，任他们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吧。那时所有学校都停课了，他们俩整天带着我满北京的玩，八达岭、香山、樱桃沟，碧云寺，骑车能去的地方差不多都去了，边玩边聊天，听这傢伙说话的肆无忌惮和大胆出格，令我感觉似乎开了扇窗，甚至有些佩服起他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母亲是68年7月初被关进牛棚不准回家的，不久他俩就进驻了我家。同年秋天里的一天晚上，大家都睡下了，突然我在睡梦中惊醒，令我完全想不到的是，这傢伙居然爬到我的单人床上，死命地搂住我，我拼命想把他踢下床去，但我一个18岁的女孩子怎能抵挡一个23岁的男子的臂膀，他小声跟我说，“你别动，我身体里有东西要流出来”，我说“你去厕所啊”，当时的我对两性关系完全没有概念，只是两脚不停地踢打，同时注意听大床上的二姐有无动静或反应，令我失望的是二姐一点反应都没有，也许她睡熟了。不过在我的反抗下，他并未成事，也就是强奸未遂。此事过后的几十年里，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二姐究竟睡着了没有，直到许多年后，当我懂得了男女有了性行为之后，女人是不那么容易立即入睡的，这才恍然：原来二姐明知她的男友对我——她的妹妹性侵，她明明清醒着，却不去阻止此事，而由自己的男友在这个没有家长的家里任意而为。
只不过这“恍然”是几十年以后我才想到的，当时的我对二姐有的只是惧怕，怕她生气不高兴。见到我不敢声张，这傢伙后来又再故技重施了几次，除爬到我床上之外，还有几次我们出去看电影，他在灯光暗下来以后，抓住我的手放在他生殖器的位置，我想抽出手，他就抓得更紧。我还是不敢大叫，也不敢告诉二姐，我敢做的唯有跟他打架，一点小事我就闹他骂他，甚至抽他耳光，他一副死皮赖脸的样子，二姐见之居然无动于衷。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解释我这二姐的行为，恐怕她自幼就没有那种保护妹妹保护弱者的意识，或她从心底就厌恶我排斥我，但我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这个与我同父母的二姐心肠狠毒、感情冷漠，这甚至跟文革没有多大关系，是她天性即是如此。
次年春天，母亲总算从牛棚回来了。不久，二姐和男友就跟母亲说了他们要结婚的事，我记得很清楚，他俩是在那个小房间跟母亲讲的，那傢伙嬉皮笑脸地对母亲说“你看，我们都好了这么久了，也该办事了”，我在门外聼着，母亲毫无表情地说“我能说什么啊”，意即同意与反对都没有任何意义，那场求婚对话就那样结束了。此事过后，母亲就注意到我跟这个傢伙总是不对付，甚至见我竟然有次还动手打了他，就私下问我怎么回事，我就告诉了母亲她不在的时候，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母亲沉默了一会，长叹一声，然后跟我说，这件事你跟谁都不要讲了，他是什么出身，我们是什么出身，就算你说出去，别人也不会相信你，甚至不会同情你，再说，这种事传出去，你以后还怎么嫁人？很快他们就会分配工作了，很可能会离开这里，离开北京了，你就把这事忘了吧。
果然，不久他们两个都被分配到山西雁北，一个非常贫穷的地方。我当时一直认为二姐是被矇蔽的，她并不知道她男友（后来是丈夫）曾经性侵我的事，所以，七十年代我曾多次托人或托列车员，为他们带去北京的食油、白糖、猪油、肉罐头等，甚至有一年春节前还亲自搭火车，转长途车，给他们带去北京的俏货。我记得那天的天气特别冷，我的眼镜居然都从当中冻断了。需要说明的是，尽管二姐对我从来都是一副冷淡加鄙视的样子，但我心里却很可怜她，我在北京相对过着比较好的生活，而她却要在那种贫瘠的地方过活，所以，一有机会我都会心甘情愿，尽我所能地帮助她。记得七十年代中，我已开始了自学英语和钢琴的日子，觉得不能让共产党浪费了我们的青春和时间，故，我也跟二姐提出她若需要任何教科书的话，我可以尽力帮她去找，但她的回答却是“我现在最需要的是一只可以燉汤的老母鸡，什么都没有能入口的美味更重要”，我就此再没有提起类似的事，我相信这是受了她那个老公的影响。
1973年底，二姐在上海生下他们的女儿，随后带着孩子又回到山西。然而毕竟雁北生活疾苦，没有足够的营养品，一年后她带着女儿经北京回上海，让在上海的婆婆帮忙带。在北京的那几天，这个小外甥女整夜啼哭，满周岁了，可囟门依然未闭合，母亲凭她几十年的小儿科经验，一下子就诊断出她这瘦弱的外孙女患有软骨病，以他们山西恶劣的生活条件而言，缺乏应有的营养而导致孩子患上软骨病，并非罕见，于是，母亲开了一大包维他命D以及钙片等，叫二姐到上海后交给婆婆，并详细写出服用的药量，开始量大一些，然后逐渐减少，大约半年以后就要停药，因小孩的钙质应该可以跟上了。然而，做了一辈子儿科医生的母亲，做梦也想不到她女儿的亲家竟然是一字不识的文盲，而她写的详细医嘱，对这文盲夫妻而言，无异于废纸一张，而悲剧却是发现这件事实，则在将近一年以后。
1975年大约夏天，母亲写了封信给二姐，问她女儿怎样，停药了没有，当时的通讯唯有信件来往，于是二姐收到信，先写信到上海问情况，然后上海的公婆再托人写信到山西，最后二姐的信才悠悠地从山西寄到北京，母亲见信就傻了：信上说那些药一直在给小囡服，没有停过，母亲神色凝重地跟我说，即使现在马上停药，也晚了。怎么呢？因钙质过多会积沉在孩子身体里，并直接影响到孩子的发育，她说现在还不知道这些多余的钙质会积沉在什么地方，只能慢慢观察。从那年开始，母亲一直密切观察那个孩子的发育情况，却又不便跟二姐说，怕她有思想负担。小囡长到5岁，虽比同龄孩子瘦小，但总算智力未受影响；10岁了，小囡依然瘦小，并显然比同龄孩子矮小；15岁时，差距更明显了，那孩子一直保持10岁的身形，一直到20岁成年都没有改变过。母亲跟我说，这孩子的钙质应该沉积在长骨了，所以14及15岁时应该长盆骨的时候，她的发育已经停止了。母亲从这个外孙女小时候就担心钙质积沉会否造成侏儒，长大一点又担心她智力受损，最后，长骨停止生长，又担心会否有月经，有了月经后又担心她今后的生育问题。移民加拿大前，我见到这个外甥女的时候，二十几岁已经读大学的她，身形完全像个尚未发育好的小学生，而且自尊心极强，不许任何人对她的身形有任何评论，家里人也不例外。
1980年我移居香港，生活发生了改变，为了生活我要努力赚钱养活我自己，命运对我还算不错，香港也给了我很多机会，我甚至从1985年开始一人打四份工，写专栏（两三份报刊），明报做编辑，香港电台作国语主持，在家教钢琴，每天都忙得晕头转向，最后1990年经检查发现肚子里长了两个大瘤子，俗称巧克力瘤，做手术后依然恢复欠佳，于是我放下香港的一切，跑到美国西维珍尼亚念书，目的是解决英文问题，及恢复健康，两年后回港。在美国那个小城虽然清静，但我忙于学英文，做功课，写两张报纸的专栏，后来小城有人知道我是香港女作家，又多了好多人好奇来访问，总之忙的不可开交。1993年回港，又应邀到港台主持一个小朋友的国语节目，直到1995年申请移民，次年批准，年底成行并定居温哥华。
罗列了这么多我的生活轨迹，是想说一件我自己至今都很难解释的事情：当年（1968年），二姐的男朋友不仅非礼了我，更性侵未遂，此事当然对我伤害甚大，后来我自己交了男朋友，情到浓时，男友想有进一步要求，我马上变得不可理喻地愤怒，对方认为我太莫名其妙，那是七十年代，我与男友什么都可以讲，但惟有这件事，我没有勇气说出来。心理学有种解释是：创伤压力失调后遗症；在香港我可以跟朋友们说到文革我家里发生的事情，但此事我从未提过。就连1990年我写的【京华黑五泪】也没有提及，当然我不是不愿提，而是完全忘掉了，正如母亲当年跟我讲的“把这事忘了吧”，而我就真的忘掉了。也许被香港忙碌的生活完全掩盖了过去，也许在我的心理自动调适中，对不堪回首的事情不再回想，就这样，我不知不觉地把这段痛苦的经历锁进了记忆深处。
1997年移民加拿大定居温哥华之后，次年春节我回到大陆，并亲自到桂林——二姐住的城市（他们已从山西调到桂林），问她的女儿小燕愿不愿意移民加拿大，我可以帮忙。我早就知道小燕想出国，因在大陆总是有人有意无意地嘲笑她的身材，弄得她非常恼火，我告诉她们，在加拿大即使伤残人也不会被人嘲笑或歧视的，得到她们的同意，我就开始帮这个外甥女做各种移民需要的准备，当然包括向移民局报备的财政支持之类等。当时我确实无条件的愿意帮助他们，是因我们四个兄妹中，这个二姐境况最差，大姐已移居香港多年，并持有法国护照，哥哥在广州作麻醉医生，同时又是麻醉主任、教授，经常被邀请到国外参观、学习、旅游，但这个二姐如果我不伸手帮助她女儿出国的话，凭他们自己真是很难走出国门。
就在次年，因移民局需要小燕提供一些资料文件，于是我打电话到桂林二姐的家，但小燕和她妈妈都不在家，只有那个傢伙听电话，他说“她们都不在家啊，就我一人在，我想跟你说啊，对不起啊，我当年不应该对你做那样的事，嘿嘿，对不起啊”那口气还是像当年的死皮赖脸，而我一句话也没说，脑海里却豁然打开了那个尘封已久的记忆，一阵恶心涌上心头，他在电话那头还在说“哎，是不是你至今都没有结婚，跟我当年做的那些事有关系啊？”听到这里，我依然没有说一句话，无言地将话筒放回座机上，心里除了恶心，还有无尽的自责，我怎么这么大的事情竟然忘掉了呢？从那天起，我不再过问他女儿小燕的移民之事，直到2000年她的移民批下来，然后她从大陆飞过来，我在机场接机，告诉她，我给她另租了房子暂住，租金我来付（我付了近半年租金，直至她找到工作），我确实不愿她住到我家。我其实很想告诉她，她的父亲当年对我做了怎样的事，但转念一想，她刚移民来，听到自己父亲做过的龌龊事，岂不崩溃？心想过几年她稳定下来再告诉她吧，哪里想到，几年后这个受我帮助过的外甥女竟视我如陌生人了。
从二姐女儿小燕来温之后，虽然我没有让她跟我住在一起，但我和老公尽量帮助她，所有当时她用的家具、被褥、电器等全是我们为她买的，每周末还会带她出去餐馆吃饭。记得2000年夏天小燕移民之初，我跟她曾经在我家里有过一次很深入的谈话，那时她对我还是比较信任的，她谈到她的母亲，也就是我的二姐，在家里是如何强势，对她这样一个独生女儿也是常常声色俱厉，她在学校的功课已经是名列前茅，回到家，做母亲的不仅没有一句夸奖，反而冷嘲热讽地说——有什么了不起，我当年在学校的时候，比你考的分数高多了。外甥女还讲到一件事，留给我深刻印象，她说她的父亲（即那个傢伙）从来不被外婆接受，根本就是看不起她爸爸，八十年代她和妈妈（二姐）多次赴港探亲，但外婆从来没有邀请过她爸爸一起去。我这才想起来，母亲虽从未出声斥责过这个女婿，但自从移居香港后，只允许二姐带她的女儿来港探亲，对这个女婿则只字不提。恐怕二姐心里也明白母亲对她的老公并不满意，因此每次来港住一两个月期间，从来不提她的老公，好像她没有老公一样。听小燕如此投诉，我才明白了：母亲其实从来没有忘记这个“红色”女婿当年的流氓行为，2000年她过世之前，确实从未邀请过这个傢伙来港。
后来，我给这个外甥女介绍了一间教堂，让她通过教会活动认识多点人（很多人都是这样的），第一次我开车带她去教会，第二次就有教会的人开车带她去了，之后她与我的关系就变得越来越疏远，越来越冷淡。2004年她要结婚了，对方是台湾人，患有严重小儿麻痹症，两腿完全不能直立，只能靠轮椅行动。此人结过婚，离婚，有两孩，十几岁，比小燕大十岁。我当然很惊异，怕她没有考虑好，就把她请到我家，谈了一个小时的话，我老公用英文也跟她谈了一个小时，好心告诉她，我们并非歧视，而是让她明白与伤残人生活的各种不便，重要的是同情并不等同于爱情，云云。小燕从头到尾一句话不说，嘴抿得紧紧的，怎么问也不答话，就如同年轻时的二姐一样。我心想该说的都说完了，随她去吧，婚礼我们去参加了，之后她跟我更加疏远，如今完全中断了关系。后来从他人处得知，这个外甥女完全否认了我曾帮她移民来加，大言不惭地跟别人说移民是她自己办成的，我听了，笑笑，无言。
二姐当时对小燕要嫁给一个伤残人的事实，开始完全不能接受，那时我们还有联络，她每次在电话中都哭泣不止，2004年举行婚礼的时候她跟老公从大陆赶来参加，整个婚礼中二姐都不断在抹眼泪。此前我曾跟她说，你可以跟教会的牧师表明，你不愿意女儿嫁给这个人，但她不敢，连尝试都不敢。婚礼完以后，小燕老公出资请他们去加拿大东部旅游，他们回国之前，我说这女婿对你们不错嘛，你应该感谢他啊，二姐立刻恨恨地说“他应该的，我女儿都嫁给他了，他还不应该请我们啊”。
后来二姐夫妇两个在女儿的帮助下也移民了，开始我们还见过几次，但每次见到那个傢伙，我心里都感到说不出的耻辱与反感；另方面，上面讲的我所有经历，都跟身为犹太裔的老公Andrej Karsai讲了，他深深了解犹太妇女在战争中所受到的欺凌（在他心目中，文革就是一场近似战争的历史事件），因此对我的遭遇深表同情。他对那个傢伙非常反感，我也不想再跟他们有任何联系，也实在没有必要跟他们再有来往了。人生本来就很短，何必浪费时间和精力在这种人渣上面。虽然我并不太相信善恶有报的民间说法，但在我家这个故事当中，有明显四个字出现在此段历史的背景图上，让我很难解释。
这篇往事的回忆，在老公的支持下，我下了很大的决心才写出来，也写了好多天才完成，其实也是忍着心痛和泪水写完的，这也是我第一次向人披露这段历史。犹太人自从二战结束以后，每年都在世界各地举办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并邀请受害人亲述当年的痛苦经历，以提醒后人杜绝这反人类的战争行径。如今，当年的受害者大部分已然辞世，但这种纪念活动并未因此而结束，改由受害者的亲属（或子女，或孙辈）上台代言，真正的“子子孙孙无穷匮也”，我在温哥华曾参加过几次了。这就是犹太人对待历史的态度，实在值得国人藉鉴。
文中这个二姐，是她首先引狼入室，最后祸及她自己的女儿，夫复何言？我曾帮过她的女儿移民来此，并想帮她改善生存空间，岂知命运仍如此安排，或许这就是她的命吧。这一段被撕裂得不成形的姐妹关系，成为了出身黑五类家庭子女的一朵奇葩，并延续到第三代身上。这件发生于1968年的不堪往事，至今整整50年，虽回味起来苦不堪言，但仍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思索再三。
【2018年3月20日】
附：
齐家贞5-5-2018
石贝好，
刚才把你的第二稿读完，现在讲讲我的感想。
我最大的感想就是，幸好我没有你这样的亲戚，包括你的母亲、大姐、二姐，以及二姐连带的那两个“亲戚”——她的“狼公”、“狼女”。如果我遇上这些畜生亲戚，我说不定当杀人犯——尽管发生的机率不是很高，存在的可能性则是毫无疑问的。
第一次读完后我就对Ian说，如果让我选择自己的人生，坐牢还是你的这些遭遇，我毫不犹豫选择十年监狱，而绝不愿意遇上你的连绵不绝的残酷无情丑恶难忍的经历，尤其是那个杂种姐夫！第二次再读，感觉不变。
刚才我周身发冷，马上去做咖啡，暖暖自己——心跳加快，我需要平静下来，事情实在太天理难容，太怒不可忍了。
倒不完全是强奸犯，强奸犯常常有处处有，包括强奸自己的亲戚，包括强奸自己老婆的妹妹，最难以容忍的是，你的的亲姐姐，她居然可以若无其事见死不救。她还是人吗？
我完全不相信睡在两公尺之遥的你的二姐，在那个你遭遇不测生死挣扎的半夜里，你们在床上“打仗”，你挣扎反抗，他强力迫你就范，他居然还说了话，你的二姐居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可能吗？根据这个二姐小小年纪就能做到以利益划线，以利益定亲疏，以利益代替是非，以利益决定自己的行动，在你急需帮助的关键时刻，她仍然坚持利益至上，不肯放弃这不可多得已经到手的大红伞，任由妹妹在绝望中挣扎——她不可能不知道，否则，你后来打骂你的流氓姐夫，她为什么违背常情视若无睹，装眼睛瞎装耳朵聋，连你的妈妈都觉得事情蹊跷而要问你个究竟了——你妈妈劝你不要声张，忘记算了（据我所知，这是当时中国非常普遍非常现实的做法，别无它择——我知道的例子是丈夫强奸妻子前夫的女儿），事实上，你的妈妈自己并没有忘记，她一直看不起这个男人，从来不邀请这个色狼探望她。
你的这个畜生二姐，且不说她在那个年轻男女拉拉手都脸红不已的时代，竟然胆大包天带男人住进家里，我只想说，她一个破了瓜的女人，对自己年幼无辜的妹妹因为自己带色狼入门差点遭强奸，居然一辈子不感到理亏心虚，一辈子对妹妹没有一句交代，她的心已是一把乾灰没有一点善的火星，她顽固到底掩盖到底，灵魂 沉沦不可得救了。
我认为你的二姐与大姐都继承了你老妈的基因，而且变本加厉。她们从孩提时代开始就没有善心——孩子的恶作剧常常表现恶，同时也时不时表现善，而你的两个姐姐无时无刻都是表现单向的恶毒，只能说她俩是本性的邪恶，而非孩子不懂事瞎胡闹恶作剧了。
最最有趣的是，对你父亲如此断情绝义毫无人性，对你也是另眼相待狠心无情的妈妈，居然一反常态如此关心外孙女缺钙，给予她实实在在的帮助，结果弄巧成拙因加得减帮了倒忙，她替天行道惩罚了这一窝子行凶者帮凶者及其不知好歹知恩不谢的后代。
我们说老天有眼，好像残酷了一点，然而，我们的讲话并不能改变千真万确发生了的事实，事实就是你妈妈这次唯一的善举，帮忙老天惩恶扬善了。
生长在这样一个非同寻常缺少关爱的家庭里，你居然“泥巴水里洗出了白罗卜”，不仅很年轻就有头脑，觉悟到个人的自我设计在人生道路上至关重要，你学习钢琴，丰富生活提高个人修养及审美情趣，学习英文不断提高英文水平为改变自己的命运铺砖修路。你的设计非常成功，在你的一生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使你的人格不断提升，知识与日俱长，日子也越来越甜美。
更加奇迹的是，即使她们冷落你欺凌你亏待你比对外人不如，冷酷无情到了无以复加难以容忍的地步，他们联合起来在你的周围建筑起高墙深沟，陷你于黑暗困苦之中，你不变自己的善良谦让诚实，以德报怨，尽一己之所能，照顾生活比你艰困的二姐及那个狗男人， 当自己处境改善生活在加拿大并且嫁了好丈夫之后，你帮助二姐的女儿移民加拿大，安顿她租房子买傢俱，关心她的私人婚事等等，你的善良超乎寻常难能可贵！你的天性使你成为天使。
我非常赞成你最终放弃与这种无德无义之徒的联系，过自己逍遥自在的好日子；要是我，我不认为我会像你那样心胸宽广不计前嫌，包括帮忙移民这样的大事，那几个邪恶丑类不值得你伸手。
你本该得到你的妈妈姐姐们不可企及难以想像的幸福及其它多方面每时每刻的回报。真的是善有善报啊！真的是老天有眼啊！
你的故事印衬出我的父母和四个弟弟，对这个家庭罪人女儿和姐姐之好，世界难寻独一无二 ，我要百倍珍惜，今生今世加倍报答他们。
我俩一拍即合，那么多的共同语言从心里冒出来说不完，有你这个好朋友我是多么幸运。
我觉得这篇文章的第一个题目“引狼入室”比较击中要害，第二个你想强调“大红伞”，建议取名为《引红狼入室的二姐》，或者这一类的题目。
我热烈鼓励你发表这篇文章，写出这几个丑类当然也是对共产党葬送人性的有力揭露，同时，也是对人性丑恶的无情鞭笞。这些人的问题既有党国的责任，他们个体的责任也是无可推诿的。善与恶、是与非、好与坏、丑与美，光明与黑暗都应该充分表现与彻底披露的。否则，人间正道在哪里？
如果你发表，我这封信，可以扩写成读书心得。
祝好。
家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