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初的父亲
2013年三月底，【一片冰心在玉壶】终于在香港出版，这是我多年来的心愿。说起来，一般人纪念父亲都怀有那种慈父舐犊情深，子女怀念不已的感情，而我的父亲因反右运动而被逐出北京，年幼的我对于他的陌生感反而多于亲切感，直到长大以后，那陌生感才慢慢化开，逐渐变成一种怜悯，变成为他不值、不忿的一种混合模糊的情感。
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我从家里的照片簿中可以看到，父亲是相当疼爱他这个小女儿的，因从照片的数量来看，我幼时的照片是最多的。父亲酷爱摄影，当时大部分人家连一部相机都没有的时候，他已经拥有两部，一部是135，一部是120，其中一部大概是三十年代的老式相机，上面还有一个中文铭牌【德国制】，是蔡司镜头，我自然就成了他随叫随到的模特儿。除了这些我幼年留下的照片，我几乎对那种天然的父爱没有印象。
只是我童年的“模特生涯”很短，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父亲已无暇顾及自己，哪里还有闲情逸致去拍照呢？我年仅7岁，懵懵懂懂，连左右都分不清，就已经成了右派子女。父亲是1958年离开北京的，当时北京火车站还在前门，听母亲说我们都去送行，但是我已全无印象。那时候，北京的户口政策还没有像后来那样严格，谁都没有想到父亲这一走，便走了20年！
我不到10岁就等于是在单亲家庭长大，父亲常年在外，我跟他的联络就是信件来往，其实，是母亲写信给他，然后嘱我写几个字给爸爸。等我会写信封上的地址姓名了，于是每次写信封就都是我的任务了。再长大一点，会写信了，我就开始学着给父亲写信，依稀记得信中所写都是诸如“上课没听老师话，在家妈妈把我批评一顿”之类的孩童话语，然后就是表决心“以后一定要听老师话，不让妈妈操心”，云云。
还记得父亲曾将我写的信寄回来，上面有他用红笔修改的地方，也就是修改我写的错字、病句。父亲远在千里之外，若想亲近他的小女儿，就只有用这样特殊的方法去维持，或者说去体现父女之间的联系。
一直到八十年代，我在香港明报的专栏上还曾写过，假如“追溯”我的写作“生涯”，大概要从当年我给父亲写信算起了。但是，正常家庭中的孩子是离不开父母之爱的，反右运动却令我自幼便不得不生活在单亲家庭，虽说有上述的书信来往，但怎么能与天天都能见到父母的幸福家庭相比呢。
我当年是很羨慕那些天天跟父母同住的同学的，哪怕是家里经济情况不如我家，但一家人热热闹闹，即使天天吃窝头也非常温馨，有时，我竟赖在同学家里，不想回家。
父亲因戴了右派帽子而被驱除出北京，对于当年的我来讲，全然没有意识，家里人也不跟我讲，我想，实在也是不知如何讲起吧。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北京市常有外国元首来访，于是便安排小学生去送花欢迎，还有【五一】【十一】去天安门城楼底下观礼，然而，但凡这种事情，老师一定不会叫我去。
开始我以为是我平时调皮不听话（我小时候是十分淘气的），后来有一天，我看到两个老师悄声讲话，并用眼睛的余光扫视我，我听到“她爸爸是右派”的字眼，我立时就意识到了什么，这个“什么”当然是不好的，但我又不懂什么是右派。
母亲当时工作非常忙碌，每天早上我没睡醒她已经走了，晚上我睡觉了她才回家，我只能在礼拜天见到她，她又要忙于家里的事，我根本找不到机会问她，而且这种问题很可能让母亲很难回答。
有一天，我偷偷拉开家里书桌的一个抽屉，这个抽屉是属于我大姐的，她当年已经上大学，平时住校不回家，那抽屉里都是她的东西。我豁然发现里面有一厚叠印着字的纸张，如信纸般大小，上面写着关于胡风反党集团，还提到右派，我吓了一跳，原来右派反党，是坏蛋，我的爸爸就是右派，那他，也是，坏蛋？我真真地被震惊了。
当然，我还是不能问任何人，没有人能给我任何答案，我朦朦胧胧地明白了一点儿，那就是右派不是好人，而我是右派的女儿，我感到了耻辱，可那是我的爸爸啊，我怎么也不能将坏蛋跟父亲联想在一起，小小年纪的我从那时起便过早地感受到了压抑。家里的哥哥姐姐当年都很争取进步，靠拢组织，对我们这个家则很冷淡，父亲每年被批准回北京探亲一次，连路程带假期只有十天，也就是说在北京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在这七天之中，我要上学，母亲要上班，哥姐都上了大学并住校，在这期间他们都尽量呆在学校不回家，避免与父亲见面；而我年纪太小，即使放学回家面对父亲，也不知如何与他对话，更何况我已经知道了右派的“含义”，那令我困窘、羞耻、难言的感觉，像一只隐形怪兽一样如影相随。
现在回想起来，自中共建政以来发动的各种政治运动，在农村首当其冲的是地主富农，而在城市因五七年的反右，而无中生有地“造”了几十万名右派，共产党把这些右派一夜之间变成了敌人，于是，当时地位最低的除了国民党旧部（所谓历史反革命），便是“新鲜出炉”的右派了。记得当年我们那所小学，家庭出身工人的并不在多数，反而是知识分子、艺术家甚至资本家出身的占了很大比例，只要父母没有划成右派，那些同学还是感受不到什么压力的，只不过那是“时间未到”，直到文革，所有知识分子以及资本家、小业主等都被波及，甚至父母本来是所谓革命干部的，也被“拉下马”，批斗一番。这是后话了。
所以，文革前像我这样处境的是不多的，特别是遭受父亲被驱逐出北京这样的惩罚，更是不多见。除此，我的三个舅舅两个姨丈也被划成右派，最严重的一个舅舅还被送到西北地区劳改。我的这种右派家庭背景，再加上父母的海外关系，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简直属于“不可救药”的出身了，北京人有句俏皮话形容，即底儿太潮，潮得能拧出水了。
上中学以后，有天老师找我谈话，直接指出“你父亲有问题，你要跟他划清界限”，但如何划清老师不说，那意思好像是让我自己“悟”出。当时我成绩不错，跟同学关系也不错，劳动态度也好，跟好学生的距离似乎不远了，但只有这个“划清界限”令我纠结，不知如何才能划清。
那时上了初中的十几岁孩子都希望加入共青团，我也写了一份入团申请书交上去，结果，有一位女同学找我谈话，她是班里的团干部，与我同龄，平时打打闹闹跟一般的女孩子无异，一跟我谈话马上变了另一副面孔，板着个脸很严肃地教训我，“你父亲是右派，问题很严重，你要不跟他划清界限，你就不能站到无产阶级这边”，我一听，这跟那个老师说的不是一样吗，可她跟我是同学，小丫头一个，凭什么她来训我？便冲口而说“你说我该怎么划清？”，这女孩其实也不懂，她不过是拾人牙慧而已，听我这一说，竟慌了起来，“你什么态度，你怎么能这么问”，最后居然哭起来。
后来我受到班里团干部和积极分子的严厉批评，说什么的都有，但依然没有人告诉我应该如何划清界限。从那以后我变得沉默了，文革还未开始，我已经感受到那种强烈的歧视，那种低人一等的感觉，彷彿巨石一般压在身上。很多人都误以为出身问题是文革中涌现出的现象，其实，文革之前好多年，中共（及学校机关单位领导）就早已将家庭出身列为验证某人是否“自己人”的主要标准了，文革不过是将这出身问题推到极致而已。
当年，尽管我们不过是十几岁的中学生，但还是被要求填写很详细的表格，那表格除最基本的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和籍贯外，就是家庭关系那一栏了，不仅要填写父母及兄弟姐妹，还要填写亲戚，包括他们的姓名、职业、地址和政治面目。每次填写这种表格，我都会羞愧难当，跟班里那些家庭成分简单的同学比起来，我简直就像等候审问的监犯一样，交表的时候我低着头、红着脸，看都不敢看老师一眼。
我想，我和父亲的关系真是非常特殊，我们父女的地理和心理距离被人为地隔离，他作为我的父亲，我感受不到父爱，甚至感受不到他的存在，但一提到出身，或家庭之类的字眼，父亲作为一名不光彩的角色，便悠然“回”到我身边，让我强烈地感觉，他，是我的父亲。
其实，父亲从来没有跟我讲过他的遭遇，每次回京也从未解释过他的境遇，他就如同其他在外地工作的人一样，回到北京的家，便默默地享受有限的那一点点家庭生活，只有谈到他的针灸治疗时，他才会神采奕奕地谈起所治愈的病人情况。直到文革后期，我对中共愚昧说教有了清醒认识以后，我跟他谈起他不得不在那困苦的乡村中生活，为他非常不忿，父亲却一再强调，其实农村是很需要医务人员的，尤其像他这样有经验，仅凭一根银针便可以为乡亲父老解除病痛的医生，更是农村的亟需。
我想，父亲在北京被打成右派后，人格和尊严受到了极大的挫伤，但当他被发配到河北省，从滦平到承德到宽城，由于他的精湛医术，不论到哪里都会受到病人的尊重，尽管他一口浓重的广东腔的普通话，在河北乡村显得那么不协调，但他毕竟拾回了一个人、一个知识分子、一名医生的尊严，他确实心甘情愿呆在那里为当地人服务，只是到了七十年代中，父亲患了帕金森症，生活料理都成问题之后，他才回到北京。
而他在北京的最后三年，虽然跟母亲和我重聚，但我不觉得他心情愉快，户口问题一直困扰着他，市公安局甚至放话说“摘了帽子的右派，还是右派，右派是不能在北京落户的”，这句话对父亲的伤害是巨大的，我眼看着他萎靡不振，以致不愿意去看病治病，失去了活下去的信心（对此，我在书中有所描述）。
父亲去世后，我悲痛万分，直到处理完后事，我仍然一提起父亲，眼泪便会涌出。一年多以后（1980年）我移居香港，在十多年的时间里，每次与朋友说起父亲，我还是会泪承于睫。八十年代初我开始在明报写专栏，每年的11月19日，我都会在专栏上写纪念他的文字；那天的晚上，我会买一束白花，无论多忙，都会跟母亲吃一餐晚饭以作纪念。
如今，想想我跟父亲相处的时间，真是短得我都难以置信，从反右后他被流放，到回京后那几年，总共11年！但我与他的感情之深，远远超过这十几年，我为有这样的一位父亲感到骄傲，我愿意继承父亲那种为人忠心耿耿、敢言而不畏强权、大是大非面前绝不妥协的精神，唯如此，才不辱父亲那光明磊落的一生。
（2013年7月）
文学城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