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时因父母都要上班，家里总是有女佣照顾我们几个孩子。从有记忆开始，照顾我的女佣就换了三四个，前几个印象模糊，只记得灰白头发，脑后结个髻，大襟衫，束脚中式裤，一脸皱褶，一脸慈祥。
唯最后的那位女佣与我处的时间最长，感情也最深。她姓张，依北方习惯，应该称她张妈，但她第一天来我家，便正式向母亲表示，要称她“张阿姨”。
张阿姨的装扮与以前的于妈、卢妈完全不同，她不但特别去理发馆电了最新的发型，还描了眉，搽了一点口红。她来家里的第一天，刚放下铺盖，包了块头巾，便开始她的工作。那时，家里六口人的饭菜、洗涤衣物、十间房子的清洁、院子里的花草、照顾孩子等等，全由她“一脚踢”。母亲回忆说，从没见过这么能干的女佣。
说来也奇怪，平时几乎看不到她怎么做事，屋里屋外已是窗明几净，地板光鲜照人，所有衣物不仅洗过、熨烫过，连一块小手绢也不放过。闲下来的时候，便跟我一起玩，那是我最快乐的时光（母亲是没有这个时间的）；有时她也会带着我去胡同口，跟那脑满肠肥的肉铺老李聊天，他们说得兴高采烈，我却一句不懂他们在说什么，未几，张阿姨便提着一块上好的猪肉，领着我回家了。
张阿姨还是语言天才，她讲一口北京话，又能与母亲讲广东话，有上海客人来，她又能跟客人讲上海话，甚至还能将几句洋泾浜英文哩。
“你从哪里来的？你爸爸妈妈呢？”跟她熟了，我常这样问她。
“小孩子别打听这么多事。”她并不发怒，但绝口不提她的身世，连母亲也不清楚。
有一天，张阿姨走到家里的钢琴旁，熟练地打开琴盖，坐在琴凳上，粗糙的双手在雪白的琴键上游走，右手反复弹着一支曲调，左手只用中指弹一个音，参与伴奏。
“你弹的是什么呀？我怎么没听过？”我拉着她的衣襟问道。
“小白菜啊，地里黄呀，两三岁上，死了爹娘……”她暗哑的嗓音唱得好淒苦。
“谁是小白菜啊？”
“唉，说你也不懂。”郁郁的眼光透着千般无奈。
有天晚上，她让我先睡下，又开始梳洗打扮。那时我总是不明白她为什么习惯晚上涂脂抹粉，要上街的样子。
“你去哪儿啊？我要跟你走。”
“等你睡醒，我们一块去，好不好？”她那么诚恳，我听话地闭上了眼睛。
不知是几点钟，我在黑暗中睁开眼，隐隐地听到张阿姨跟母亲在谈话。
“那老陈呢？”母亲问。老陈是张阿姨的丈夫，阴阳怪气的，我不喜欢他，张阿姨说她也不喜欢他。
“他把我从上海赎回来，使我从良，我一辈子都感激他，但我一世也不会爱他。我已经跟老陈办了离婚手续，”
我赤脚下床，轻轻走向客厅，站在门边偷偷向里望，张阿姨面对母亲，视线却落在母亲身后的穿衣镜，一面整理着并不凌乱的头发，又侧过脸在镜中审视自己的仪容，一面款款地跟母亲交谈。
“那老王呢？”母亲又问。老王是张阿姨最要好的朋友（应该说是男朋友），就住在我们对面的胡同里。每次她带我去，一定穿上最漂亮的衣服，在妆台边摆弄半天才出门。她从不让我进老王住的屋子，次次走进那小院子，便把我交给邻家大婶，任我与邻家的孩子玩泥玩土，她都不会抱怨我玩得一身脏。
天色将暗的时候，张阿姨才匆匆从老王的屋里走出来，一手熨平稍乱的头发，一手牵着我，快步走回家，路上一定不忘给我买一碗好吃的红果。
听到母亲问起老王，她答道“老王去年结婚了”，我听到她大力擤鼻涕的声音，又对着穿衣镜擦擦眼睛。母亲半天没有做声，我突然觉得鼻子酸酸的，我替她难过，真的。
“我明天就跟老孟结婚，我就当这里是娘家了，你就是我娘家人，你一定得在家啊。”她这样跟母亲请求着，我第一次模模糊糊地懂得了什么叫做淒凉。
第二天是礼拜天，母亲说医院有事，父亲那时已经被逐出北京，兄姐藉故都出去了，家里只剩下我一个人。那天天气特别好，阳光普照，只是我们家里显得空空荡荡的，老孟来了，拥着花枝招展的张阿姨坐上了花车，我躲在她常跟我玩耍的小屋里，无声地流下眼泪。
后来听母亲说起，张阿姨是个很仗义的人，当年父亲被迫离开北京的家，她仍在我家做女佣，那时政治运动频仍，母亲下了班还要政治学习，往往回家都是九点以后了，但张阿姨每天必定煮好一锅小豆粥什么的，等候母亲的归来，然后跟母亲聊聊天，以解母亲丈夫不在身边的孤寂感。
终于，结了婚的张阿姨不能住在我家里了，但她应承母亲，她会每个礼拜至少来一次，每次她来的那天都是我最开心的日子。过了一段时间，她连这每周一次都不能来了，但她告诉我她住的地方，那是离我家很远的宣武区。
每次我想她想得厉害的时候，我便拿着她给我的地址，搭公共汽车，记得还要换两次车，下车要走好几条街，才找到她的家。张阿姨每次见了我都亲热非常，给我拿所有她家里的好吃的，然后做一顿我最爱吃的饭菜，这才送我到车站，依依不舍地挥手说再见。
也真是奇怪，几十年过去，搭公共汽车到她家的场景，居然隔段时间还会出现在梦中，而张阿姨却好像天上飘的云一般，看得到，却触摸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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