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时因父母都要上班,家里总是有女佣照顾我们几个孩子。从有记忆开始,照顾我的女佣就换了三四个,前几个印象模糊,只记得灰白头发,脑后结个髻,大襟衫,束脚中式裤,一脸皱褶,一脸慈祥。

唯最后的那位女佣与我处的时间最长,感情也最深。她姓张,依北方习惯,应该称她张妈,但她第一天来我家,便正式向母亲表示,要称她“张阿姨”。

张阿姨的装扮与以前的于妈、卢妈完全不同,她不但特别去理发馆电了最新的发型,还描了眉,搽了一点口红。她来家里的第一天,刚放下铺盖,包了块头巾,便开始她的工作。那时,家里六口人的饭菜、洗涤衣物、十间房子的清洁、院子里的花草、照顾孩子等等,全由她“一脚踢”。母亲回忆说,从没见过这么能干的女佣。

说来也奇怪,平时几乎看不到她怎么做事,屋里屋外已是窗明几净,地板光鲜照人,所有衣物不仅洗过、熨烫过,连一块小手绢也不放过。闲下来的时候,便跟我一起玩,那是我最快乐的时光(母亲是没有这个时间的);有时她也会带着我去胡同口,跟那脑满肠肥的肉铺老李聊天,他们说得兴高采烈,我却一句不懂他们在说什么,未几,张阿姨便提着一块上好的猪肉,领着我回家了。

张阿姨还是语言天才,她讲一口北京话,又能与母亲讲广东话,有上海客人来,她又能跟客人讲上海话,甚至还能将几句洋泾浜英文哩。

“你从哪里来的?你爸爸妈妈呢?”跟她熟了,我常这样问她。

“小孩子别打听这么多事。”她并不发怒,但绝口不提她的身世,连母亲也不清楚。

有一天,张阿姨走到家里的钢琴旁,熟练地打开琴盖,坐在琴凳上,粗糙的双手在雪白的琴键上游走,右手反复弹着一支曲调,左手只用中指弹一个音,参与伴奏。

“你弹的是什么呀?我怎么没听过?”我拉着她的衣襟问道。

“小白菜啊,地里黄呀,两三岁上,死了爹娘……”她暗哑的嗓音唱得好淒苦。

“谁是小白菜啊?”

“唉,说你也不懂。”郁郁的眼光透着千般无奈。

有天晚上,她让我先睡下,又开始梳洗打扮。那时我总是不明白她为什么习惯晚上涂脂抹粉,要上街的样子。

“你去哪儿啊?我要跟你走。”

“等你睡醒,我们一块去,好不好?”她那么诚恳,我听话地闭上了眼睛。

不知是几点钟,我在黑暗中睁开眼,隐隐地听到张阿姨跟母亲在谈话。

“那老陈呢?”母亲问。老陈是张阿姨的丈夫,阴阳怪气的,我不喜欢他,张阿姨说她也不喜欢他。

“他把我从上海赎回来,使我从良,我一辈子都感激他,但我一世也不会爱他。我已经跟老陈办了离婚手续,”

我赤脚下床,轻轻走向客厅,站在门边偷偷向里望,张阿姨面对母亲,视线却落在母亲身后的穿衣镜,一面整理着并不凌乱的头发,又侧过脸在镜中审视自己的仪容,一面款款地跟母亲交谈。

“那老王呢?”母亲又问。老王是张阿姨最要好的朋友(应该说是男朋友),就住在我们对面的胡同里。每次她带我去,一定穿上最漂亮的衣服,在妆台边摆弄半天才出门。她从不让我进老王住的屋子,次次走进那小院子,便把我交给邻家大婶,任我与邻家的孩子玩泥玩土,她都不会抱怨我玩得一身脏。

天色将暗的时候,张阿姨才匆匆从老王的屋里走出来,一手熨平稍乱的头发,一手牵着我,快步走回家,路上一定不忘给我买一碗好吃的红果。

听到母亲问起老王,她答道“老王去年结婚了”,我听到她大力擤鼻涕的声音,又对着穿衣镜擦擦眼睛。母亲半天没有做声,我突然觉得鼻子酸酸的,我替她难过,真的。

“我明天就跟老孟结婚,我就当这里是娘家了,你就是我娘家人,你一定得在家啊。”她这样跟母亲请求着,我第一次模模糊糊地懂得了什么叫做淒凉。

第二天是礼拜天,母亲说医院有事,父亲那时已经被逐出北京,兄姐藉故都出去了,家里只剩下我一个人。那天天气特别好,阳光普照,只是我们家里显得空空荡荡的,老孟来了,拥着花枝招展的张阿姨坐上了花车,我躲在她常跟我玩耍的小屋里,无声地流下眼泪。

后来听母亲说起,张阿姨是个很仗义的人,当年父亲被迫离开北京的家,她仍在我家做女佣,那时政治运动频仍,母亲下了班还要政治学习,往往回家都是九点以后了,但张阿姨每天必定煮好一锅小豆粥什么的,等候母亲的归来,然后跟母亲聊聊天,以解母亲丈夫不在身边的孤寂感。

终于,结了婚的张阿姨不能住在我家里了,但她应承母亲,她会每个礼拜至少来一次,每次她来的那天都是我最开心的日子。过了一段时间,她连这每周一次都不能来了,但她告诉我她住的地方,那是离我家很远的宣武区。

每次我想她想得厉害的时候,我便拿着她给我的地址,搭公共汽车,记得还要换两次车,下车要走好几条街,才找到她的家。张阿姨每次见了我都亲热非常,给我拿所有她家里的好吃的,然后做一顿我最爱吃的饭菜,这才送我到车站,依依不舍地挥手说再见。

也真是奇怪,几十年过去,搭公共汽车到她家的场景,居然隔段时间还会出现在梦中,而张阿姨却好像天上飘的云一般,看得到,却触摸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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