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眼看王叔操刀治印，是很长见识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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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一九九一年，我去美国留学两年，九三年回到香港，其间，我们的通信很少。九四年我又回到北京，毕竟老朋友一场，我还是去和平里探望他们二老。那天到他家的时候已经是接近吃晚饭的时间，电话中说好请他们二位出去吃个便饭的，哪里想到他家里还有几位客人，王叔照例热情为我介绍一番——这是我们的乾女儿，刚从香港来的。
坐了一会，忽有人打电话来，王叔接聼，边笑边回答：好，好，别客气，谢谢了。放下电话，王叔对我说，走，咱们吃饭去。我马上明白是有人请他们吃饭，便说，有人请你们吃饭，我就不去了。王叔拿起双拐，有点嗔怒地跟我说：哪能说走呢，咱们还没说两句话呢，走，咱们一块吃饭去，我给你介绍介绍。我见推托不下，只有跟他们去了。
一张大圆桌子坐了十几个人，除了王叔赵姨是我认识的，其他人全没见过。王叔很热情地介绍：这位是张总，那位是李经理，这位是胡秘书长，那位是方主任，这位是林董事长，那位是……我侧过脸望着王叔，只见他笑意盈然地端起茶杯，向各位首长们致意，然后就跟他们很起劲地谈着我全然不知道的事情。
我那次回京，是经历了在美国两年留学生活以后的第一次，除了敍旧情，还想跟他们聊聊我在美国的趣闻和感受，但是，我发觉我好像成了局外人，完全插不上嘴，王叔还不无热情地把我“推荐”给那些干部和首长，说我若想做生意，可以跟他们多联系等等。我无言，对着那一桌的美味佳肴，脑海却渐渐浮现出当年我在南竹竿胡同看望王叔的情景，同样的脸，却好像两个王叔，我似乎很难将他们重合起来。
一九九五年春夏之间，偶然从报纸上见到一则新闻，说中残联和北京残联组织的认识中国访问团抵达香港访问，王十川的名字赫然在内，但我在香港并没有收到王叔的信或电话。我想了想，还是选择静待，静待王叔的消息。虽然，凴我在香港的人际关系，我可以很容易找到他们下榻的酒店，但我不想这样做。结果，一直等到这个访问团结束香港的访问，我也没有收到任何来自王叔的消息。香港左派报纸大公报，登载了这样一条消息——
王十川一方“繁荣昌盛”印章，被拍卖了五万元港币，并由陈玉书收藏，而王十川将全部所得当即捐赠给中国残疾人事业。
陈玉书是香港繁荣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早年由北京移居香港，自称与邓小平儿子邓朴方交情不浅，还有生意来往，后来，陈想方设法以香港人的身份，当上了北京政协委员，被香港人称之为红色资本家。我与陈玉书在香港也曾有过来往，后因“道不同不相为谋”，不想与此人共事而不再来往，想不到王叔首次来香港，便认识了他。这世界真是不大啊。
离开香港移民加拿大之前的一九九六年十月，我又去了一次北京，见到王叔和赵姨，但想不到那是我最后一次和他们在一起，王叔少不了又帮我用马前课算了一命，说我移民加拿大将会一路顺畅，云云，我只当是他对我的祝福。
多年以后，我在唐瑜所著的“二流堂纪事”中看到这样一段话：忽一日，遇到北京名金石家王十川，并约我去他家。我到他家刚坐下不到十分鈡，他已经刻好了一只像“皇帝之宝”那样的大印。十川兄是个奇人，日本商人自荐为他当经理人，他婉拒了，他却叫我把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的名字都开给他，他都送他们一只石章。
这就是了，我曾经听到王叔多次提到唐瑜，虽然唐在香港住过一段时间，但我始终无缘与唐见面。只是这一段文字，记录了唐瑜与王叔的一段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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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八年，我已经定居温哥华，年底的时候家人突然打电话告诉我，说赵姨去世了，我简直不能相信，忙问什么时候，家人说不清楚，聼这个消息时已是两三个礼拜后的事了，具体时间也弄不清。我立刻打电话到北京，铃声响了很久却没有人聼电话，我又打给另一个跟王叔熟悉的朋友，他告诉我：你就别打电话了，王叔自从赵姨辞世后，大受打击，不吃不喝，话也不多说一句，连最心爱的篆刻也放下了，整个人恍恍惚惚，电话也不接。
原来，出事的那天晚上，赵姨胸口觉得不舒服，王叔想叫楼下的邻居帮忙找辆车，把赵姨送进医院，但一向客气的赵姨无论如何不愿麻烦别人，说等到第二天早上再说，便又躺下去，结果，早上王叔发现赵姨已经昏迷，送到医院后再没有醒过来。王叔一直苛责自己，如果当晚坚持将赵姨送往医院，也许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可是，人生哪里有也许呢？
我想起在北京的时候，聼他们两个互相逗趣的情景，赵姨说你可别死在我前头，我怕看死人，王叔就说我只要活一天，就把你侍候的好好的，到我不行的时候，找个没人的地方往地上一躺，就算完了，你也用不着害怕。当时，我就觉得这两位可真是思想开放，连这种事情也拿来逗趣说笑，真是豁达到了极点。可是这事竟让赵姨不幸说中——她真的走在了王叔前面，但王叔却是如此的痛不欲生，则是他俩未曾预料到的。
虽然很想跟王叔亲自聊聊，但苦于他不聼电话，我又因刚移民加拿大，很多事急着要办，抽不出空到北京去一趟，心里既伤感又有说不出的遗憾，结果半年后，竟然又传来王叔过世的噩耗。据朋友辗转告之，赵姨走了以后，王叔痛不欲生，整个人一下子就垮掉了。这一点，我可以想象得到，他们夫妻俩尽管结缡之时已是人近黄昏，但感情却非常好，特别是王叔，常以“赵大姐”对外称呼他的太太。一九九四年北京日报刊载了一篇他俩的故事，标题便是“独步人与赵大姐”。（据我所知，赵姨比王叔年长十岁。）
据知王叔悲伤过度，甚至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他的大儿子（王叔有三个儿子）便帮他从和平里的单元楼搬出来，他生命最后的半年就是跟这个儿子同住，不过，王叔再也恢复不到他当年的风采。一九九九年，为邵华泽先生篆刻的“熔古铸金”一印，成了他的封刀之印。几个月后的八月三十日，王叔寿终，得年七十六岁。
后记
王叔王十川（原名王荷）和赵姨赵世燕，曾经是我无话不谈的忘年之交，我们曾亲密如一家人，我们也曾因社会的变迁而感觉彼此陌生，但是，无论如何，他们二位仍然在我心目中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
从电脑上查询有关王十川的资料，得知王叔在生之时共积累篆刻作品三万八千余方。
一九八二年参加首届中日书法交流大会；
一九八三年中国青年报连续发表他的作品；
一九八七年，赴日参加日中书法联展，与楚图南，欧阳中石同获特邀奖；
一九九一年，为轰动一时的百米中国书画治印两方，一为——弘扬民族文化，二为——振兴民族精神积压角印一方；
一九九二年，被美国传记学会收入“本世纪最受尊敬的人”一书；
一九九三年，北京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分别访问王叔，介绍他自强不息的精神；
一九九四年，北京日报刊载“独步人与赵大姐”，介绍王十川的艺术生涯；
一九九五年，随代表团访问香港；
一九九七年，邓小平死后，王十川以“致敬礼”为主题，将邓的一生浓缩在七方五字印中，“表达对縂设计师的无尽怀念”；
同年香港回归，王十川所刻“贺香港回归”套红印，再次刊登在人民日报上。
电脑资料上还附了这样一句话，颇令人玩味——（王十川）多年来应邀为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众多省部级领导干部，社会政要，文化名人治印。
算起来，我跟王叔赵姨结交仅仅五年而已，但那五年的时间，王叔那种艺术家独特的豪迈气质，令我印象深刻，永志难忘；自八零年我离京赴港之后，直到他们二位先后离世，那十八年之中，中国社会有了几乎是天翻地覆的变化，除了政权和政府没变，所有人的生活，包括行为举止，情操道德，思维模式，价值标准等等都发生变化。至于王叔如何？
王叔固然还是篆刻大家，但跟以前不同的是，王叔成了名人，时常都要接受媒体访问；王叔也不再孤独，家里宾客不断；托王叔治印的，也非寻常之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省部级领导干部，社会正要名流等等。
王叔啊，我去北京探望您的时候，您忙着社交，没有时间跟我这个七十年代共过患难的忘年之交，多说几句话，只留下我满腹的惆怅。不过，无论如何，您二位的身影及谈笑风生的样子，将永驻我心间，我永远会记得那难忘的五年。
真正遗憾的是，有一天我去北京，却不知去何处去为您二老献上一束鲜花，是和平里呢？还是南竹竿胡同？抑或八宝山的一隅？
（2007年8月）（2010年1月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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