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贝:我心中的王叔赵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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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眼看王叔操刀治印,是很长见识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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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一九九一年,我去美国留学两年,九三年回到香港,其间,我们的通信很少。九四年我又回到北京,毕竟老朋友一场,我还是去和平里探望他们二老。那天到他家的时候已经是接近吃晚饭的时间,电话中说好请他们二位出去吃个便饭的,哪里想到他家里还有几位客人,王叔照例热情为我介绍一番——这是我们的乾女儿,刚从香港来的。

坐了一会,忽有人打电话来,王叔接聼,边笑边回答:好,好,别客气,谢谢了。放下电话,王叔对我说,走,咱们吃饭去。我马上明白是有人请他们吃饭,便说,有人请你们吃饭,我就不去了。王叔拿起双拐,有点嗔怒地跟我说:哪能说走呢,咱们还没说两句话呢,走,咱们一块吃饭去,我给你介绍介绍。我见推托不下,只有跟他们去了。

一张大圆桌子坐了十几个人,除了王叔赵姨是我认识的,其他人全没见过。王叔很热情地介绍:这位是张总,那位是李经理,这位是胡秘书长,那位是方主任,这位是林董事长,那位是……我侧过脸望着王叔,只见他笑意盈然地端起茶杯,向各位首长们致意,然后就跟他们很起劲地谈着我全然不知道的事情。

我那次回京,是经历了在美国两年留学生活以后的第一次,除了敍旧情,还想跟他们聊聊我在美国的趣闻和感受,但是,我发觉我好像成了局外人,完全插不上嘴,王叔还不无热情地把我“推荐”给那些干部和首长,说我若想做生意,可以跟他们多联系等等。我无言,对着那一桌的美味佳肴,脑海却渐渐浮现出当年我在南竹竿胡同看望王叔的情景,同样的脸,却好像两个王叔,我似乎很难将他们重合起来。

一九九五年春夏之间,偶然从报纸上见到一则新闻,说中残联和北京残联组织的认识中国访问团抵达香港访问,王十川的名字赫然在内,但我在香港并没有收到王叔的信或电话。我想了想,还是选择静待,静待王叔的消息。虽然,凴我在香港的人际关系,我可以很容易找到他们下榻的酒店,但我不想这样做。结果,一直等到这个访问团结束香港的访问,我也没有收到任何来自王叔的消息。香港左派报纸大公报,登载了这样一条消息——

王十川一方“繁荣昌盛”印章,被拍卖了五万元港币,并由陈玉书收藏,而王十川将全部所得当即捐赠给中国残疾人事业。

陈玉书是香港繁荣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早年由北京移居香港,自称与邓小平儿子邓朴方交情不浅,还有生意来往,后来,陈想方设法以香港人的身份,当上了北京政协委员,被香港人称之为红色资本家。我与陈玉书在香港也曾有过来往,后因“道不同不相为谋”,不想与此人共事而不再来往,想不到王叔首次来香港,便认识了他。这世界真是不大啊。

离开香港移民加拿大之前的一九九六年十月,我又去了一次北京,见到王叔和赵姨,但想不到那是我最后一次和他们在一起,王叔少不了又帮我用马前课算了一命,说我移民加拿大将会一路顺畅,云云,我只当是他对我的祝福。

多年以后,我在唐瑜所著的“二流堂纪事”中看到这样一段话:忽一日,遇到北京名金石家王十川,并约我去他家。我到他家刚坐下不到十分鈡,他已经刻好了一只像“皇帝之宝”那样的大印。十川兄是个奇人,日本商人自荐为他当经理人,他婉拒了,他却叫我把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的名字都开给他,他都送他们一只石章。

这就是了,我曾经听到王叔多次提到唐瑜,虽然唐在香港住过一段时间,但我始终无缘与唐见面。只是这一段文字,记录了唐瑜与王叔的一段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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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八年,我已经定居温哥华,年底的时候家人突然打电话告诉我,说赵姨去世了,我简直不能相信,忙问什么时候,家人说不清楚,聼这个消息时已是两三个礼拜后的事了,具体时间也弄不清。我立刻打电话到北京,铃声响了很久却没有人聼电话,我又打给另一个跟王叔熟悉的朋友,他告诉我:你就别打电话了,王叔自从赵姨辞世后,大受打击,不吃不喝,话也不多说一句,连最心爱的篆刻也放下了,整个人恍恍惚惚,电话也不接。

原来,出事的那天晚上,赵姨胸口觉得不舒服,王叔想叫楼下的邻居帮忙找辆车,把赵姨送进医院,但一向客气的赵姨无论如何不愿麻烦别人,说等到第二天早上再说,便又躺下去,结果,早上王叔发现赵姨已经昏迷,送到医院后再没有醒过来。王叔一直苛责自己,如果当晚坚持将赵姨送往医院,也许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可是,人生哪里有也许呢?

我想起在北京的时候,聼他们两个互相逗趣的情景,赵姨说你可别死在我前头,我怕看死人,王叔就说我只要活一天,就把你侍候的好好的,到我不行的时候,找个没人的地方往地上一躺,就算完了,你也用不着害怕。当时,我就觉得这两位可真是思想开放,连这种事情也拿来逗趣说笑,真是豁达到了极点。可是这事竟让赵姨不幸说中——她真的走在了王叔前面,但王叔却是如此的痛不欲生,则是他俩未曾预料到的。

虽然很想跟王叔亲自聊聊,但苦于他不聼电话,我又因刚移民加拿大,很多事急着要办,抽不出空到北京去一趟,心里既伤感又有说不出的遗憾,结果半年后,竟然又传来王叔过世的噩耗。据朋友辗转告之,赵姨走了以后,王叔痛不欲生,整个人一下子就垮掉了。这一点,我可以想象得到,他们夫妻俩尽管结缡之时已是人近黄昏,但感情却非常好,特别是王叔,常以“赵大姐”对外称呼他的太太。一九九四年北京日报刊载了一篇他俩的故事,标题便是“独步人与赵大姐”。(据我所知,赵姨比王叔年长十岁。)

据知王叔悲伤过度,甚至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他的大儿子(王叔有三个儿子)便帮他从和平里的单元楼搬出来,他生命最后的半年就是跟这个儿子同住,不过,王叔再也恢复不到他当年的风采。一九九九年,为邵华泽先生篆刻的“熔古铸金”一印,成了他的封刀之印。几个月后的八月三十日,王叔寿终,得年七十六岁。

后记

王叔王十川(原名王荷)和赵姨赵世燕,曾经是我无话不谈的忘年之交,我们曾亲密如一家人,我们也曾因社会的变迁而感觉彼此陌生,但是,无论如何,他们二位仍然在我心目中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

从电脑上查询有关王十川的资料,得知王叔在生之时共积累篆刻作品三万八千余方。

一九八二年参加首届中日书法交流大会;
一九八三年中国青年报连续发表他的作品;
一九八七年,赴日参加日中书法联展,与楚图南,欧阳中石同获特邀奖;
一九九一年,为轰动一时的百米中国书画治印两方,一为——弘扬民族文化,二为——振兴民族精神积压角印一方;
一九九二年,被美国传记学会收入“本世纪最受尊敬的人”一书;
一九九三年,北京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分别访问王叔,介绍他自强不息的精神;
一九九四年,北京日报刊载“独步人与赵大姐”,介绍王十川的艺术生涯;
一九九五年,随代表团访问香港;
一九九七年,邓小平死后,王十川以“致敬礼”为主题,将邓的一生浓缩在七方五字印中,“表达对縂设计师的无尽怀念”;
同年香港回归,王十川所刻“贺香港回归”套红印,再次刊登在人民日报上。

电脑资料上还附了这样一句话,颇令人玩味——(王十川)多年来应邀为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众多省部级领导干部,社会政要,文化名人治印。

算起来,我跟王叔赵姨结交仅仅五年而已,但那五年的时间,王叔那种艺术家独特的豪迈气质,令我印象深刻,永志难忘;自八零年我离京赴港之后,直到他们二位先后离世,那十八年之中,中国社会有了几乎是天翻地覆的变化,除了政权和政府没变,所有人的生活,包括行为举止,情操道德,思维模式,价值标准等等都发生变化。至于王叔如何?

王叔固然还是篆刻大家,但跟以前不同的是,王叔成了名人,时常都要接受媒体访问;王叔也不再孤独,家里宾客不断;托王叔治印的,也非寻常之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省部级领导干部,社会正要名流等等。

王叔啊,我去北京探望您的时候,您忙着社交,没有时间跟我这个七十年代共过患难的忘年之交,多说几句话,只留下我满腹的惆怅。不过,无论如何,您二位的身影及谈笑风生的样子,将永驻我心间,我永远会记得那难忘的五年。

真正遗憾的是,有一天我去北京,却不知去何处去为您二老献上一束鲜花,是和平里呢?还是南竹竿胡同?抑或八宝山的一隅?

(2007年8月)(2010年1月最后修改)

文学城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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