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那一天,父亲辞世

1978年11月19日,那天我本应去工厂上班,但我弄到一张电影票,便托词不去上班了。那时,北京时兴看所谓内部电影,即不对外发行的影片,其实那些影片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只不过当年政治挂帅,这些从外国进口的影片往往通不过政治审查,便租个场地放映,对外声称批判电影,观众则是来自四方八面,票子一不公开卖,二不用钱买,而且一看便连着三场电影一起看,中间有休息,所以这一看就是一天。我还记得那天是在西城区的展览馆剧场,是三个日本电影(山本五十六、日本海大海战和虎虎虎)。

那天早上我没去上班,而跑去看电影的事,父亲是知道的,他还嘲笑我“你这也是上班啊”,我沖他扮个鬼脸,笑笑,就走了。想不到,这就是我跟父亲最后的对话。那天下午大概四点多钟,我从胡同口往家走,快到家的时候忽见邻居孩子焦急地向我招手,我忙走几步,她说“北屋爷爷(指父亲)不行了”,我吓了一跳,边快步往家走边问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跨进家门,一眼看到父亲躺在床上,母亲正在为他做人工呼吸,并用力为父亲做胸外心脏按摩。邻居张太说她已经去打了电话,救护车马上便到,正说着几个救护人员走进来,立刻着手为父亲做检查,几分钟后,其中一人告诉我们说人不行了,而救护车是为抢救可能生存的病人的,人死了,救护车不能拉死人。我一听就急了,边哭边嚷:

“我爸爸作了一辈子医生,当年还在协和医院工作过,在上海一直作到肺病医院院长,来到北京,一个反右运动就把我爸弄到农村二十年,一生全毁了,到现在临死你们还不愿把他送到医院急救,就算开胸按摩心脏也能救回一命的啊。”

听我这样一说,他们同意将父亲送去医院,我和母亲同车一起去。在车上,母亲不停地垂泪,我哽咽着,跟那位急救医生断断续续说着父亲不幸的一生。协和医院离我家不远,(文革时改名成“反帝医院”),救护车只用了十几分钟便到了,下车之前,急救医生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地跟我说:

“一般救护车是要收费的,你们家这个情况我们就不收了。”

我透过婆娑的泪眼望向这位披着白衣的医生,连谢谢都来不及讲,他已经下车帮忙将父亲抬下车了。此后,每想起此事,心中都充满无限感激,这并非感谢他替我们省了那几十元钱,而是感激他充满人性的同情心,特别是在那冰冷,而缺乏人性的文革后期社会。

父亲被推进协和医院一楼的急症室,不久,一位医生走出来,一面摘口罩一面对我们说“不行了,我们尽了最大努力,他是大面积心肌梗死”,我觉得我从头到脚好像都麻木了,不知说什么好,泪水不停地往下流,脑子里怎么也不能将父亲与死亡连在一起。母亲紧紧地拉着我的手,我都不知道我们是怎样走回家的。

回家后,母亲和我都不想开灯,也不想吃饭,就那样在黑暗中对坐,母亲拉着我的手说“你爸走了,就剩我们俩了”,意即哥姐都已有了各自的家,这个家只有我和她相依为命了。父亲退休回京仅四年,一个星期前才好不容易拥有了北京正式户口,如今却突然撒手人寰,不辞而别,我觉得我们那间屋子一下子就空了,猛然间我发觉这是一场梦,一场噩梦,我站起来把灯打开,昏黄的灯光下,母亲一脸的泪痕——这不是梦——父亲,真的走了。

后来我才从邻居张太(萨卓)的口中得知,那天早上父亲照例到红医站为病人针灸,中午回家吃饭,饭后父亲睡了个午觉,醒后他去院子南端的厕所,几分钟后,张太听到厕所门“啪”地一声被猛然打开,父亲一手撑在门上,已经渐呈昏迷状态,张太见此一个箭步冲出房门,一手托住了父亲,然后叫她的孩子们帮忙,母亲这时正在屋里跟一位客人谈话,因耳聋全然不知外面发生了什么事。然而,就在这几分钟的时间里,父亲走完了他生命的最后历程,张太说她托住父亲的手臂突然沉重起来。就在我们把父亲送到协和医院的时候,还有几个病人从红医站来家找父亲看病,怎么也不能相信他们的欧阳大夫已经不在人间。

接下来的那几天,我忍着巨大的悲痛,给兄姐打电报,通知他们父亲病逝的消息,又要联系殡仪馆和火葬场,还要商讨追悼会事宜,幸亏有朋友相助,追悼会如期顺利召开。令我想不到的是,殡仪馆位于北京的东郊,那时交通不便,参加父亲追悼会的人数竟然过百,我们需要租用大型巴士将他们送到殡仪馆,其中绝大部分人是父亲的朋友、病人或邻居,而追悼会的主持人是我的英文老师兼父亲的老朋友朱济飞。当时的街道办事处负责人跟我说,我家住的东石槽胡同和邻近的几条胡同,从来(有史以来)没有过这样轰动的追悼会,邻居们、病人们和朋友们都爱戴他,尊崇他,参加追悼会完全出于自愿,几乎所有认识父亲的人们,都愿意去送父亲最后一程。

父亲的一生虽然坎坷,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也稍嫌仓促了些,但他却保住了名节和他的自尊。他的粹然离世,虽然令我们淬不及防、悲痛万分,但对父亲来讲,毫无痛苦地离开这个他并不眷恋的世界,却是他的福分。

父亲去世不久,有两件事要提及的,一是我们胡同先后有三位老人家陆续病逝,他们都曾是父亲的长期病人,而且都是曾经频临死亡边缘,而被父亲以针灸救回一命的,待父亲去世后,他们也就很快离开人世,因此,邻居们都不尽唏嘘:欧阳大夫不在了,能回春的妙手也不再了。

另件事则是同年年底,有一位穿空军制服的军人来到我们的小院,说要找欧阳大夫,我冲口便说,你找他干嘛,人都没了。那人一面从手提包里拿出文件袋,一面说这是他的平反文件,我一下子愣了,心中却升起一股悲哀之感,我指了指身后父亲的照片,相框上还缠着黑纱——我们为朋友来悼念,在家中临时布置的灵堂,那人显得有些无措,说了句“对不起啊,我们来晚了”,然后就向父亲的遗照鞠躬致意。

我却马上想起仅几个月前,跟父亲提起中央要为全国右派平反改正一事,父亲那鄙夷不屑的神情彷彿就在眼前,平反也好,改正也好,父亲的二十年就这样被共产党粗暴地剥夺了,无论怎样,时间都是不可能倒流回去,二十年(何止二十年)的伤痛也是不可能弥补的。父亲潇洒地离世,而没有看到这份改正文件,我以为并非他的遗憾。中共多少年来对人格的践踏,对人权的侵犯,不是它出一份文件便可以谢罪的,有朝一日,这个党在国际法庭上接受审判之时,我才会告慰九泉之下的慈父。

父亲归真,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少了一名比白求恩还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医生;少了一名宁可忍辱负重,也要为病患解除痛苦的医生;少了一名充满正义感,从不摧眉折腰事权贵的医生;更少了一名不取分文却热心服务大众的医生。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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