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那一天，父亲辞世
1978年11月19日，那天我本应去工厂上班，但我弄到一张电影票，便托词不去上班了。那时，北京时兴看所谓内部电影，即不对外发行的影片，其实那些影片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只不过当年政治挂帅，这些从外国进口的影片往往通不过政治审查，便租个场地放映，对外声称批判电影，观众则是来自四方八面，票子一不公开卖，二不用钱买，而且一看便连着三场电影一起看，中间有休息，所以这一看就是一天。我还记得那天是在西城区的展览馆剧场，是三个日本电影（山本五十六、日本海大海战和虎虎虎）。
那天早上我没去上班，而跑去看电影的事，父亲是知道的，他还嘲笑我“你这也是上班啊”，我沖他扮个鬼脸，笑笑，就走了。想不到，这就是我跟父亲最后的对话。那天下午大概四点多钟，我从胡同口往家走，快到家的时候忽见邻居孩子焦急地向我招手，我忙走几步，她说“北屋爷爷（指父亲）不行了”，我吓了一跳，边快步往家走边问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跨进家门，一眼看到父亲躺在床上，母亲正在为他做人工呼吸，并用力为父亲做胸外心脏按摩。邻居张太说她已经去打了电话，救护车马上便到，正说着几个救护人员走进来，立刻着手为父亲做检查，几分钟后，其中一人告诉我们说人不行了，而救护车是为抢救可能生存的病人的，人死了，救护车不能拉死人。我一听就急了，边哭边嚷：
“我爸爸作了一辈子医生，当年还在协和医院工作过，在上海一直作到肺病医院院长，来到北京，一个反右运动就把我爸弄到农村二十年，一生全毁了，到现在临死你们还不愿把他送到医院急救，就算开胸按摩心脏也能救回一命的啊。”
听我这样一说，他们同意将父亲送去医院，我和母亲同车一起去。在车上，母亲不停地垂泪，我哽咽着，跟那位急救医生断断续续说着父亲不幸的一生。协和医院离我家不远，（文革时改名成“反帝医院”），救护车只用了十几分钟便到了，下车之前，急救医生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地跟我说：
“一般救护车是要收费的，你们家这个情况我们就不收了。”
我透过婆娑的泪眼望向这位披着白衣的医生，连谢谢都来不及讲，他已经下车帮忙将父亲抬下车了。此后，每想起此事，心中都充满无限感激，这并非感谢他替我们省了那几十元钱，而是感激他充满人性的同情心，特别是在那冰冷，而缺乏人性的文革后期社会。
父亲被推进协和医院一楼的急症室，不久，一位医生走出来，一面摘口罩一面对我们说“不行了，我们尽了最大努力，他是大面积心肌梗死”，我觉得我从头到脚好像都麻木了，不知说什么好，泪水不停地往下流，脑子里怎么也不能将父亲与死亡连在一起。母亲紧紧地拉着我的手，我都不知道我们是怎样走回家的。
回家后，母亲和我都不想开灯，也不想吃饭，就那样在黑暗中对坐，母亲拉着我的手说“你爸走了，就剩我们俩了”，意即哥姐都已有了各自的家，这个家只有我和她相依为命了。父亲退休回京仅四年，一个星期前才好不容易拥有了北京正式户口，如今却突然撒手人寰，不辞而别，我觉得我们那间屋子一下子就空了，猛然间我发觉这是一场梦，一场噩梦，我站起来把灯打开，昏黄的灯光下，母亲一脸的泪痕——这不是梦——父亲，真的走了。
后来我才从邻居张太（萨卓）的口中得知，那天早上父亲照例到红医站为病人针灸，中午回家吃饭，饭后父亲睡了个午觉，醒后他去院子南端的厕所，几分钟后，张太听到厕所门“啪”地一声被猛然打开，父亲一手撑在门上，已经渐呈昏迷状态，张太见此一个箭步冲出房门，一手托住了父亲，然后叫她的孩子们帮忙，母亲这时正在屋里跟一位客人谈话，因耳聋全然不知外面发生了什么事。然而，就在这几分钟的时间里，父亲走完了他生命的最后历程，张太说她托住父亲的手臂突然沉重起来。就在我们把父亲送到协和医院的时候，还有几个病人从红医站来家找父亲看病，怎么也不能相信他们的欧阳大夫已经不在人间。
接下来的那几天，我忍着巨大的悲痛，给兄姐打电报，通知他们父亲病逝的消息，又要联系殡仪馆和火葬场，还要商讨追悼会事宜，幸亏有朋友相助，追悼会如期顺利召开。令我想不到的是，殡仪馆位于北京的东郊，那时交通不便，参加父亲追悼会的人数竟然过百，我们需要租用大型巴士将他们送到殡仪馆，其中绝大部分人是父亲的朋友、病人或邻居，而追悼会的主持人是我的英文老师兼父亲的老朋友朱济飞。当时的街道办事处负责人跟我说，我家住的东石槽胡同和邻近的几条胡同，从来（有史以来）没有过这样轰动的追悼会，邻居们、病人们和朋友们都爱戴他，尊崇他，参加追悼会完全出于自愿，几乎所有认识父亲的人们，都愿意去送父亲最后一程。
父亲的一生虽然坎坷，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也稍嫌仓促了些，但他却保住了名节和他的自尊。他的粹然离世，虽然令我们淬不及防、悲痛万分，但对父亲来讲，毫无痛苦地离开这个他并不眷恋的世界，却是他的福分。
父亲去世不久，有两件事要提及的，一是我们胡同先后有三位老人家陆续病逝，他们都曾是父亲的长期病人，而且都是曾经频临死亡边缘，而被父亲以针灸救回一命的，待父亲去世后，他们也就很快离开人世，因此，邻居们都不尽唏嘘：欧阳大夫不在了，能回春的妙手也不再了。
另件事则是同年年底，有一位穿空军制服的军人来到我们的小院，说要找欧阳大夫，我冲口便说，你找他干嘛，人都没了。那人一面从手提包里拿出文件袋，一面说这是他的平反文件，我一下子愣了，心中却升起一股悲哀之感，我指了指身后父亲的照片，相框上还缠着黑纱——我们为朋友来悼念，在家中临时布置的灵堂，那人显得有些无措，说了句“对不起啊，我们来晚了”，然后就向父亲的遗照鞠躬致意。
我却马上想起仅几个月前，跟父亲提起中央要为全国右派平反改正一事，父亲那鄙夷不屑的神情彷彿就在眼前，平反也好，改正也好，父亲的二十年就这样被共产党粗暴地剥夺了，无论怎样，时间都是不可能倒流回去，二十年（何止二十年）的伤痛也是不可能弥补的。父亲潇洒地离世，而没有看到这份改正文件，我以为并非他的遗憾。中共多少年来对人格的践踏，对人权的侵犯，不是它出一份文件便可以谢罪的，有朝一日，这个党在国际法庭上接受审判之时，我才会告慰九泉之下的慈父。
父亲归真，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少了一名比白求恩还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医生；少了一名宁可忍辱负重，也要为病患解除痛苦的医生；少了一名充满正义感，从不摧眉折腰事权贵的医生；更少了一名不取分文却热心服务大众的医生。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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