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生命最后的历程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次日起便开始了各式各样的悼念活动，当然最明显的就是天安门前纪念碑上数不胜数的花圈和花篮，特别是附在花圈上面写下一语双关的诗句，令人会意也令人兴奋。北京长安街上向天安门走去的人们，一天比一天多，于是，当局很快便由上至下传达了中央指示：不要去天安门广场。父亲当时虽然每天去红医站，但他每天总有个时间出去散步，等他散步回来，就会拿着他手抄的诗句给我和母亲看。那时我也几乎每天骑着自行车到天安门看热闹，“你也去天安门啦？”我有些惊讶地问他，父亲微笑着不讲话，母亲嘱咐他要小心。看得出来，父亲当时虽然在家不说什么，但对时局是很关心的。
同年夏天，7月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波及北京。那天凌晨，我被晃动的床板晃醒，依稀看到房间里面所有能移动的东西都开始倾斜，马上意识到地震了，跳下床跑到隔壁房间，叫醒父亲和母亲，让他们起床到院子里暂避，母亲正带着只有三岁的侄儿睡觉，我一把将这孩子抱起，大声对耳聋的母亲说明情况，搀扶她向门外走去。这时的父亲已经起床，不慌不忙地坐在床上穿袜子，我急了，向他喊道“快走啊，还穿什么袜子！”父亲却镇定得令我惊讶“忙什么，死生有命，天不是还没塌下来吗？”我顾不得跟他说了，抱着侄儿拖着母亲跑到院子中央，父亲过了一会，才走出房间跟我们站在一起。那时余震未了，我们不敢贸然回房间，就那样跟另外两家街坊在露天的院子中站着、等着。那天晚上，嫂子刚好陪送一位病人到北京医治，虽列车误点，但毕竟她到了北京，小侄儿可以由她来照顾了。
北京是地震区，此前我们已经历了不知多少次的地震，但这一次的地震非比寻常，尤其震后下的大雨更是令人不知所措：强震令墙倒屋塌，未倒的房子也变成危房，谁都不敢进屋睡觉；若露宿在外，却无遮风挡雨的设备，特别是对我年老的父母亲来说更感困难。当时的我几乎成了我们家唯一的劳动力，又是对外联络人，我决定先给在外地的哥哥姐姐打了报平安的电报，然后决定将他们送到当年在大同的二姐处暂避。
须说明的是，自地震之后，北京人不论你住在胡同里的居民大院，还是住在机关宿舍，一律都要搬出到附近大街上“安营结寨”，即：将自家的大床搬出，置于露天的柏油马路上，四个床脚各捆绑一只竹竿，然后用一张大塑料布覆盖其上，全家人便在那床上吃喝及睡觉。北京当年几乎所有的街道都摆满了这样的大床，鱼鳞栉比，一眼望去，蔚为大观，叹为观止。公共汽车早已停驶，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对小孩子和年轻人来讲，如此露营生活，真是乐不思返，但对老年人却是苦不堪言，这也就是我为何千方百计将父母送到外地的缘由，起码可以避免风餐夜宿，暂避一时。
当时离京赴外地的火车票可以说一票难求，我托熟人、走后门，千方百计终于弄到三张票，十天后，我们离开北京到山西大同。怎知大同居住环境窄小，以致引起二姐夫的不快，甚至争执，三天后我带着父亲买票又回到北京，跟父亲商量后，我们决定南下广州。一来为躲避地震带来的种种不便，二来父亲多年（近二十年）未到广州，趁此机会南下，探访亲朋好友。一周后我们搭上了直达广州的列车，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跟父亲一起南下旅行。
父亲那次在广州见了不少亲戚和老朋友、老同学，聊起这二十年来各自的经历，都不尽唏嘘。其实，父亲在这些人里面受到的挫折最大，迫害最深，而当年父亲刚大学毕业，英姿勃发，一心想以医学救国，携母亲一同在上海创业，不论是肺病医院还是防痨协会都有他不可埋没的功劳，这些事，广州的老同学们都早已闻之，谁想到五十年代为支援首都建设，全家由上海移居北京后，噩运便开始，直至父亲年逾花甲，却不知这个叫“户口”的东西，将父亲的尊严扫地，却仍不知何时得以解决。
那一年父亲借住在他的老同学姚医生家里，我则住在一亲戚处，姚医生与父亲几十年未见，有聊不完的话题。父亲本身是广东人，离乡背井几十年，此次因地震之故南下，令父亲有意料之外的欣喜，既可享受久违的粤式饮茶、潮汕美食，又可重温年轻时代在广州求学的时光，我看到父亲露出许多年来难得一见的笑容。
大约两个礼拜之后的9月9日，收音机里响起了中共惯常用的哀乐，那一年中共死了好几个大人物，这哀乐我们好像也听惯了，这次又是谁呢？播音员以沉重的语调宣布：毛泽东主席去世。初听此讯，我几乎不能相信我的耳朵，连忙问在广州长住的表姐这是否真切，表姐跟舅妈不无兴奋地说道“系呀，阿爷瓜咗”。那时我尚不谙粤语，但这几个字我听懂了。广东人甚有幽默感，很早便称毛泽东为阿爷，说其褒义或贬义皆可：“瓜”乃称某人“死掉”之谓，但含有极大成分的戏虐感。这也成了我初学粤语的第一课：阿爷，瓜咗。
广州地处南方，跟北京毕竟不同，毛死后这政局将会如何，广州人彷彿丝毫不关心，该买菜买菜，该饮茶饮茶；北京人大概地处首都，政治敏感性甚强，小道消息不断，不要说毛死，平时各种消息都会传来传去，可广州人对千里之外发生的事情除了额手称庆，劏鸡宰鱼地庆祝一番外，没有任何更新的消息。我凭多年养成的敏感性，感觉老毛这一死肯定中央要出大事，甚至打内战都有可能。可是父亲依然十分享受广州的生活，我决定只身回京，让老父暂时留在广州，以后看情况而定。
后来的情况果然如我所料，毛死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华国锋和叶剑英联手将四人帮揪出，父亲此前已经由广州回到北京，母亲也回到北京，我们和几位要好的朋友在家设宴，买了好多螃蟹，好好地庆贺了一番。当年北京人借吃螃蟹，喻示四人帮的横行霸道。父亲在席上压低声音说，其实四人帮若不是阿爷的扶持，他们能有那么大的权力吗？特别是江青，毛身边的女人，可现在到处喊打倒四人帮，却把阿爷当成神来拜，真是好笑啊。父亲当时头脑清晰，讲话一语中的，我们在座的都笑起来。现在回忆起来，一年前父亲从宽城退休回京定居以后，得知户口问题因他的右派身份得不到解决，情绪一直低落，直到毛死，四人帮被揪出，再加上当年天安门前的悼周及至四五运动，才令父亲重新有了笑容。
1976年9月毛死后，不久，地震警报解除，也因天气渐冷，所有人准许回到自己的家，我们也就陆续从外地返回北京。得知我们回到北京，病人很快就来找父亲针灸了，父亲重又回到红医站，义务为病人医病。同时，我家的客人也开始络绎不绝，这是因为毛死及四人帮倒台，造成北京城里难得的宽松氛围，以前不敢走动的亲戚朋友，现在开始相互拜访了。印像中来的最勤的是张天民大夫，他是神经外科专家，曾任同仁医院院长，后来又任宣武医院院长，五十年代便与父亲在民升医院同事，并成为朋友。父亲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被流放河北山区，张天民侥幸逃过此难，但出于自保，与父亲已多年没有交往。他们本来就是好朋友，既是同行，又有同好（照相、手錶、摩托车、唱片和美食），于是恢复了友情。张天民当年喜欢运动，经常和北京前市长万里打网球，也因此常有一些内部新闻与父亲同享，也成了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另一位老朋友名叫潘国定，是1950年国民党两航起义回归中国大陆的飞机驾驶员，广东人，他一来就跟父亲讲广东话，可我当年一句都听不懂。记得那年冬天，有一位身穿军人长大衣的人敲响了我们的家门，我并不认识他，父亲迎过去，看了他好一会儿，突然叫道“老潘，是你啊”，这之后他们便热烈地用广东话开始交谈。原来的老潘身强体健、英姿飒爽，他本是四十年代从美国学习飞机驾驶归国的，后来满腔热血的他，义无反顾地随两航驾机起义，投奔共产党；可文革期间，老潘被红卫兵揪斗、批判，竟将这壮汉的肋骨打断几条，从此，老潘的身体每况愈下，连他的太太也受到牵连。难怪父亲看到老潘，开始竟不能相认，父母都说潘几乎变了另外一个人。这一次潘国定来拜访父母，其实除了老友会面之外，还有事相求。潘的指定医院是一部队医院，但潘对那里的医生完全失去信任，却宁可花时间大老远跑到我家（他住得很远），向他以前民升医院的老医生（我的父母）求教。
还有一位女士，卓赵世平卓太太，她曾在联合国办事处工作，那年中美建交后，因她的一儿一女和两个妹妹都在北京生活，她得以回国探亲。五叔欧阳子祥1968年去世，他曾任中文翻译科科长，与卓太同事。据卓太说，五叔很早便将我们的地址告诉了她，说若有朝一日她到北京，务必要找到我们。因此，这次她从美国纽约飞到北京探亲，其中一件重要的事便是跟我们取得联系，也巧了，她的妹妹赵世燕（我称她赵姨）的居所离我家不远，骑自行车只需十分钟，后来我和他们夫妇还成了忘年之交，那是后话了。
还有一位远从河北宽城来的乡亲，时间久远，姓名已不记得了，他来北京办事，特意找到我们住的地方拜访父亲。那人一身农村打扮，肩上还背了个褡裢，一进院门口便高叫：欧阳大夫，欧阳大夫，我一听马上跑出屋门，父亲也随即走出来，两人相见好像是久违的老朋友，互相问好，那人将随手拎着的一个包袱交给父亲，说“嚐嚐吧，都是咱们村里的好东西啊”。打开包袱，才知那里面全是山货，栗子、核桃、鸡蛋、新茬玉米粉、白米，还有一只带着羽毛的野鸡。之所以几十年过去我仍然记得这一幕，就是因我家从来没有来过这样特殊的客人，对了，他还带来了几十斤全国粮票，那是父亲在宽城每月应得的供应粮票，但那是河北地方粮票，北京不能用，那人特地换成全国粮票，趁到北京之际，亲自交给父亲。在那个时候，全国粮票价值不菲，父亲在京没有户口（故也没有粮票），所用粮票只能跟我们共用，这几十斤全国粮票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大的帮助。由此可见，父亲与当地人的关系非比一般，乡亲们也将父亲当成他们自己家人一样。那天，父亲执意要留这位乡亲吃顿便饭，但他说什么也不肯，坐了一会儿就走了。
在那段时间里，除了以上这几位朋友外，还有很多朋友（或病人）来访，令善交朋友的父亲情绪改善了很多，但我也发现他的帕金森症并未得到控制。父亲时常手抖得连拿一杯水都吃力，这种抖动是不受人的意志所控制的，越是紧张，越是抖动得厉害。他自己也知道这窘况，便有意识地将手靠在一件固定的东西上面，比如桌面、椅背、门框或墙等，这样一来，手的抖动便可以暂时受到控制。可是，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父亲为病人针灸时，手及手臂都会停止抖动，完全不会影响他为病人进针和撚针的治疗程序。这真的有如神助，我们都百思不得其解。
1977年，我们渡过相对平静的一年，虽然父亲的户口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但他在红医站的名声却越来越大，除了我们相邻胡同的邻居找他医治外，其他地方来的病人也越来越多，父亲有时忙得中午饭都来不及回来吃，我们还要把饭菜装在饭盒里，给他送去，但父亲乐此不疲。看得出来，父亲已将此当作他的精神寄托。
另一方面，派出所的小乔对市公安局的批复文件不以为然，他曾来过我家多次，表示他并不认同市局的意见，他还是要尽力为父亲争取。对我们来说，这是第一次有公安系统的人，公开对我们的境遇表示同情，父母与我都感到意外惊喜。看到父亲这样年老有病，却又每日在红医站针治病人，身为警察的小乔竟对曾为右派的父亲产生了同情心，这让我看到小乔内心尚未泯灭的人性光辉。七十年代的北京，没有正式户口是不可能在北京长期居住的，外地人来京探亲，要报临时户口，但临时户口是不能居住长过一个月的，否则，便以黑户口为名，将其驱逐出北京。然而父亲这个特殊案例，在小乔的“庇护”下，竟无人骚扰，令我们平安度过。小乔还时常到我家来，“汇报”他最近如何为父亲的户口奔走的，申请文件到了哪一层领导等等。不能不说有幸碰到小乔这样有良心的户籍民警，真是我们的福气。
尽管如此，父亲的帕金森症却有越来越恶化之相，除了手抖，讲话也开始沙哑，连走路也受到影响，，两脚有时就像蹭在地上移动一样，走得很慢，这是因帕金森症影响四肢肌肉的缘故。我们叫他去医院看病，父亲就说，这个病目前是没有对症的药物和治疗方法的，看了医生也没用。他说得这样专业，我也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其实父亲那时的心脏已开始出现问题，他自己也知道，有一次几个邻居的孩子挤在我家看电视，突然父亲指着自己的胸前说“哎，我的心脏突然不跳了”，我跟那些孩子们都吓了一跳，无措地望着他，过了几秒钟后，他又笑嘻嘻地对我们说“哈，它又跳起来了”。其实，父亲那时已经出现频繁的心率早搏，但他自己却毫不在乎，生性爱讲笑的他还常以此开玩笑。
有天早上我起床之后，在客厅看到父亲对着一盆花说话，我初以为他边看花边跟别人交谈，待我看清客厅里没有别人，只有他一人的时候，我有点慌了，脱口问道，爸爸，你跟谁说话呢？他听到我的话，转过头冲我笑笑，坐下又继续看他的书了。我赶忙走到厨房，想跟母亲说，无奈母亲耳聋，我不想大声对母亲说，而让父亲听到，便拿了张纸飞速写下——父亲出现自言自语症状，母亲一看，大惊，说一定要想办法让父亲去医院看病。
说服父亲去看病，是件十分艰难的事情。他本身已经从医四十年，况且一直作到院长，尽管受到中共的干预，他还是成为一名成功的针灸医生。对他而言，只有他给病人看病的份，轮到他自己生病，不是自医，便是放任不管，这也是几乎所有作医生的陋习。有次我劝他去医院看医生，做个心电图，他说“心电图只有在心脏发病的时候，才会有异常，不发病的时候，心电图什么显示也不会出现”，这话当然说的有道理，所以他拒绝去。我们劝的次数多了，父亲有天很认真地跟我讲：
“你知道吗，人有生老病死四个阶段，我现在就是在第三个阶段，等待第四个阶段”。
我说：“你说的当然是人生的必经阶段，但你为什么不想把这第三阶段延长一些呢？有病，治愈，这也是人生中的一场搏斗啊”。
想不到父亲的回答是这样的“即使病癒，也还是避免不了到第四阶段的，那又何必？况且我也根本不觉得这个世界有什么可留恋的”。
这最后一句话，其实是父亲多年以来的思想沉淀，从五十年代开始，共产党一次又一次残酷的政治运动都没有放过他，父亲的名誉和尊严也一次次地被人踩在脚下，他曾经绝望过，以致有过三次未曾成功的自杀经历。在父亲黯淡的人生观里，能够为病人解除病痛，就是他最大的满足，对于他自己本人的健康状况，他是全然不在乎的，他似乎做好了随时离开这个世界的准备。听了他的这句话，我一时为之语塞，我知道他这种悲观思想生根已久，不是我这个做女儿的说一两句话，便可以改变的。老实说，当年连我自己也多少有类似的悲观意识，又何能劝服父亲呢？
父亲当年除患帕金森症外，还有心脏病、高血压及哮喘病，那年他66岁，他当然很明白这些病症是须限制饮食的，母亲也常常叫他注意，但父亲并不理会，也从不戒口。当年北京物价较低，父亲每月工资的一百二十多元，花在尝试各种美食上还是绰绰有余的，那时他不是请朋友一起去，便是拉着我陪他下馆子，母亲通常是不愿去的，说那是浪费钱。我哥从外地回来探亲，特地为父亲烹饪，将猪肉肥油的那部分剔去，父亲竟表现得十分不高兴。我清楚地记得，父亲还曾跟我说，以后你到香港，一定要去“食街”，我不懂什么叫“食街”，他便跟我解释：就是整条街全是各式各样好吃的餐馆。我当时确实想出国，但尚无头绪，听到父亲这样讲，就没好气地说能不能出国还是问题呢。父亲却说，总有一天你会去香港的。那年是1977年，离我出国（1980年）还有三年的时间，直至今天，我都难以置信当时父亲怎么会讲出那样准确的预言。
1978年9月，中共拟出55号文件——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那是根据当年胡耀邦力主将全国所有错划右派予以改正的提议所制定的文件。我知道这一消息后，兴高采烈地告诉了父亲，并让他尽快写一份要求改正的申请。怎知父亲脸上一点笑容都没有，十分不屑地说：
“当年我并没有承认是什么右派，是他们（指中共）硬给我扣上的右派帽子，现在有文件了，他们应该主动来为我改正，我才不会去求他们。”
我不能不承认父亲说的是对的，他向来不会弯下腰身去乞求任何他不屑于得到的东西。但这许多年来，因父亲的右派问题，家里每个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这个55号文件对我们来说无论怎样都是一个转机，我跟父亲商量，由我来拟稿，他来过目、签名，然后寄到给父亲打成右派的空军后勤部医院。父亲想了想，为了我们的前途，他答应了我的要求。如今三十几年过去，我一直都记得父亲对邪恶势力的那种鄙夷不屑，他绝不像有些右派被改正之后，感恩戴德地感谢共产党，父亲不善于言辞，但面对原则问题的时候，他总是充满了正义感的。作为他的女儿，我愿继承父亲的这份坦荡襟怀。
同年11月中，民警小乔带来好消息，父亲的户口经过四年多的努力，终于有了正式的北京户口，本来只有两页（母亲和我）的户口本，如今添加了新的一页，我们虽然有如释重负之感，但却缺少那种兴高采烈的心情，无论如何我们都由衷感谢小乔的努力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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