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3月25日都是我的纪念日,这一天并非本人生日,而是我离开大陆,走出国门的日子,算起来,今年整整35年了。

35年前,或者说更早几年的七十年代,整个中国大陆瀰漫着一股压抑气氛,在那个事事都要讲家庭出身的时代,我的黑五类出身背景,像一道符咒一样捆绑着我,令我不论走到哪里,都会遭到轻蔑、冷淡甚至厌恶。

我很明白,家庭出身和所谓复杂的海外关系,令我不可能在中国大陆范围之内有任何出路,更谈不上有任何作为了。深思熟虑之后,我开始为走出国门做种种准备。虽说我备受海外关系之累,但海外的亲戚却无人愿意提供帮助,我唯有自助。那个年代不像今天,移民出国有的是专业公司供你选择,那时有本事能离开大陆的,简直凤毛麟角。

和另外两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商议之下,认为我们年纪尚轻,应该走出去读书,于是,我们去北京图书馆,找出那本厚得像砖头一样的美国50个州的大学和社区学院指南。没有人帮助,也没有人可供谘询,仅凭我们的分析与思考,初步制订了我们特殊的赴美留学方案。

先摊开美国地图,特别挑选那些学校所在地较为偏僻,而且名不出众的学校,不为别的,只图命中率。然后,用一部老旧的打字机打出英文申请信,寄给所申请的美国校方,而且采用打渔撒网的方式,一寄便是十几间学校。在那个封闭的年代,我们的举动算得上前卫和大胆了,没有办法,如果你想在命运的痛击下,走出自己的路,唯有如此。

至于学习的专业,我选择的是音乐教育和护士专业,前者因自幼习琴,后者是因我了解到读护士专业,可以半工半读。记得我还用英文写了一篇短文,说明我的家庭情况,父母皆为医生,本来也想成为一名医生,却因文革中断学业,失去求学机会,遂不得不改变初衷,退而求其次,学成护士,也是不错的选择,云云。

那时大约是1977年,出国留学者除了公派几乎没有人像我们这样自力更生的,将申请信寄出去后不久,竟然陆续收到从美国寄来的回信,有些是让我填补资料,有些是婉言谢绝,不论是怎样的回信,都令我激动不已,只不过最初读到那些来自大洋彼岸的英文信时,确是令我心惊肉跳了一番,怎么呢?

按英语习惯,信首有Dear,信尾有Yours 或Sincerely,这是西方人士极普遍的写信方式,但看在我们这些红旗下长大的傻瓜蛋眼里,却是稀罕得不得了。啊呀,称我作Dear,还称我Miss,生在伟大的革命时代,从来没听人称我“小姐”。小时候被人称小同志,长大了就被人称女同志,同志来同志去了多少年,也不知道跟四周围的人“同”的什么“志”,反正这跟“喂”、“哎”、“嘿”,还有英文的“Hi”差不了哪儿去。

于是,看到信中称我“小姐”,立时感动得几乎落泪。至于Dear,这西方人用的几乎麻木的形容词,却是中国夫妻间都不敢用的字眼,竟也看得我脸红心跳。而信尾缀着Yours和Sincerely,真的假的先别管,这份诚意你能不感动吗?特别是在那礼教、诚信全被革命的时代,特别是当年所有的信件后面都是“致以革命的敬礼”的时代。

当年很多人都向往香港,觉得不论怎样哪里都是中国人的地界,文化习俗不会相差太远,这并不错,但我考虑的是我到香港能做什么呢,何以在那样一个竞争激烈的地方安身立命呢。所以选择去美国习一技之长,应该是相对正确的。

然而,往往人生之路的安排并非如你所想。当父亲1978年去世后不久,母亲很快便被批准去了香港,北京的家只剩了我一个人留守。哪知次年忽传来她中风入院的消息,我心急如焚,便到北京电报大楼给已经定居在香港的姐姐打长途电话,请她帮我到母亲住的医院讨一份疾病证明,然而,我这个姐非常冷漠地说,我很忙,没有时间管你这个事。一头凉水浇下来,我清醒了:我自己的事必须要自己办,自己的路必须要自己走。

母亲病发时被救伤车送入玛丽医院,几天后转入葛量洪医院,于是,我给那两间香港医院的院长各写一封信(中英两语),请他们为我们母女团聚,出示母亲的疾病证明,并寄给在北京的我。信封上仅用中英文写了两间医院的名字,连具体地址都欠奉,院长的名字也不知道,只写上院长大人收。结果如何?回信约十天便收到了,证明信是英文打字打出来的,简明扼要,附有院长的亲笔签名。

这一次应该是我与香港政府机构第一次打交道,没想到效率竟如此之高。有了这样的证明信,我的赴港申请很快便批准了。这信也犹如一把钥匙,打开了我人生的另一扇大门。

哪里想到,与此同时我也收到美国两间护士学校的录取通知,其中一间连财政资助都提供给我,在这命运的路口,我考虑再三,最后还是以尽快走出国门为上策,于3月25日经深圳踏上香港的土地。虽然香港并非我的初衷,但毕竟走出了国门,开始了命运的另一行程。

当我离开北京的时候,真是五味杂陈,我选择了坐火车到广州,一点一点地从北京退出,我要让自己记住北京那片土地和天空的颜色。

1980年3月25日上午,大约10点钟,我拖着一只沉重的帆布箱,随人流走向海关。当年的深圳火车站还没有建成联检大厦,我夹在一群挑担子、揹孩子的同胞中,听他们高声低语地讲着我似懂非懂的粤语。

队伍进入那间白天都觉得黑咕隆冬的大场棚,里面就是海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过了海关,再向前走不远,应该就是异境香港了。

“分开,分开!”一名穿制服的男人用广东话指挥着人群,我能听的懂这两字的意思,半路认识的北京老乡站在我旁边焦虑不堪,他连这两个字都听不懂。我拿着证件上前请教,“制服”听我一口北京话,便吃力地用他那几乎咬短舌头的国语说道:

“你地,排‘节’边(这边)。”北京老乡一脸的惶惑:怎么这广东话,像日本人说中国话?什么“你地”,“我哋”?

好不容易过了中国海关,走向罗湖桥,这桥北是中国地界,大约一百米外的桥南,便是灯红酒绿的香港了。透过三月的雾霭,可隐隐约约望到香港岛,一时间感慨万千,索性将随身带的两只箱子放下,左顾右盼,真恨不得两只眼睛变成录影机镜头,将这一切——旧木桥、大标语、解放军和仓惶的人群都记录下来,留作我永远的纪念。

还有一步便踏上香港的土地,一位驻守在边境的边防军操着河南口音问道:还回来不?我大声答道:当然回来。那就是我三十几年前走出国门前的最后一个定格。登上从罗湖开往九龙的火车,北京老乡激动地在我身旁不停地发表议论,我却望着映入眼帘的五光十色的广告招牌,一股愁绪慢慢爬上来,我实在看不出我在这光怪陆离的城市的前途。然而,几年后方发现,命运竟然这样为我铺好了一条路,真的不是我自己所能设计的,那是另一个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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