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3月25日都是我的纪念日，这一天并非本人生日，而是我离开大陆，走出国门的日子，算起来，今年整整35年了。
35年前，或者说更早几年的七十年代，整个中国大陆瀰漫着一股压抑气氛，在那个事事都要讲家庭出身的时代，我的黑五类出身背景，像一道符咒一样捆绑着我，令我不论走到哪里，都会遭到轻蔑、冷淡甚至厌恶。
我很明白，家庭出身和所谓复杂的海外关系，令我不可能在中国大陆范围之内有任何出路，更谈不上有任何作为了。深思熟虑之后，我开始为走出国门做种种准备。虽说我备受海外关系之累，但海外的亲戚却无人愿意提供帮助，我唯有自助。那个年代不像今天，移民出国有的是专业公司供你选择，那时有本事能离开大陆的，简直凤毛麟角。
和另外两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商议之下，认为我们年纪尚轻，应该走出去读书，于是，我们去北京图书馆，找出那本厚得像砖头一样的美国50个州的大学和社区学院指南。没有人帮助，也没有人可供谘询，仅凭我们的分析与思考，初步制订了我们特殊的赴美留学方案。
先摊开美国地图，特别挑选那些学校所在地较为偏僻，而且名不出众的学校，不为别的，只图命中率。然后，用一部老旧的打字机打出英文申请信，寄给所申请的美国校方，而且采用打渔撒网的方式，一寄便是十几间学校。在那个封闭的年代，我们的举动算得上前卫和大胆了，没有办法，如果你想在命运的痛击下，走出自己的路，唯有如此。
至于学习的专业，我选择的是音乐教育和护士专业，前者因自幼习琴，后者是因我了解到读护士专业，可以半工半读。记得我还用英文写了一篇短文，说明我的家庭情况，父母皆为医生，本来也想成为一名医生，却因文革中断学业，失去求学机会，遂不得不改变初衷，退而求其次，学成护士，也是不错的选择，云云。
那时大约是1977年，出国留学者除了公派几乎没有人像我们这样自力更生的，将申请信寄出去后不久，竟然陆续收到从美国寄来的回信，有些是让我填补资料，有些是婉言谢绝，不论是怎样的回信，都令我激动不已，只不过最初读到那些来自大洋彼岸的英文信时，确是令我心惊肉跳了一番，怎么呢？
按英语习惯，信首有Dear，信尾有Yours 或Sincerely，这是西方人士极普遍的写信方式，但看在我们这些红旗下长大的傻瓜蛋眼里，却是稀罕得不得了。啊呀，称我作Dear，还称我Miss，生在伟大的革命时代，从来没听人称我“小姐”。小时候被人称小同志，长大了就被人称女同志，同志来同志去了多少年，也不知道跟四周围的人“同”的什么“志”，反正这跟“喂”、“哎”、“嘿”，还有英文的“Hi”差不了哪儿去。
于是，看到信中称我“小姐”，立时感动得几乎落泪。至于Dear，这西方人用的几乎麻木的形容词，却是中国夫妻间都不敢用的字眼，竟也看得我脸红心跳。而信尾缀着Yours和Sincerely，真的假的先别管，这份诚意你能不感动吗？特别是在那礼教、诚信全被革命的时代，特别是当年所有的信件后面都是“致以革命的敬礼”的时代。
当年很多人都向往香港，觉得不论怎样哪里都是中国人的地界，文化习俗不会相差太远，这并不错，但我考虑的是我到香港能做什么呢，何以在那样一个竞争激烈的地方安身立命呢。所以选择去美国习一技之长，应该是相对正确的。
然而，往往人生之路的安排并非如你所想。当父亲1978年去世后不久，母亲很快便被批准去了香港，北京的家只剩了我一个人留守。哪知次年忽传来她中风入院的消息，我心急如焚，便到北京电报大楼给已经定居在香港的姐姐打长途电话，请她帮我到母亲住的医院讨一份疾病证明，然而，我这个姐非常冷漠地说，我很忙，没有时间管你这个事。一头凉水浇下来，我清醒了：我自己的事必须要自己办，自己的路必须要自己走。
母亲病发时被救伤车送入玛丽医院，几天后转入葛量洪医院，于是，我给那两间香港医院的院长各写一封信（中英两语），请他们为我们母女团聚，出示母亲的疾病证明，并寄给在北京的我。信封上仅用中英文写了两间医院的名字，连具体地址都欠奉，院长的名字也不知道，只写上院长大人收。结果如何？回信约十天便收到了，证明信是英文打字打出来的，简明扼要，附有院长的亲笔签名。
这一次应该是我与香港政府机构第一次打交道，没想到效率竟如此之高。有了这样的证明信，我的赴港申请很快便批准了。这信也犹如一把钥匙，打开了我人生的另一扇大门。
哪里想到，与此同时我也收到美国两间护士学校的录取通知，其中一间连财政资助都提供给我，在这命运的路口，我考虑再三，最后还是以尽快走出国门为上策，于3月25日经深圳踏上香港的土地。虽然香港并非我的初衷，但毕竟走出了国门，开始了命运的另一行程。
当我离开北京的时候，真是五味杂陈，我选择了坐火车到广州，一点一点地从北京退出，我要让自己记住北京那片土地和天空的颜色。
1980年3月25日上午，大约10点钟，我拖着一只沉重的帆布箱，随人流走向海关。当年的深圳火车站还没有建成联检大厦，我夹在一群挑担子、揹孩子的同胞中，听他们高声低语地讲着我似懂非懂的粤语。
队伍进入那间白天都觉得黑咕隆冬的大场棚，里面就是海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过了海关，再向前走不远，应该就是异境香港了。
“分开，分开！”一名穿制服的男人用广东话指挥着人群，我能听的懂这两字的意思，半路认识的北京老乡站在我旁边焦虑不堪，他连这两个字都听不懂。我拿着证件上前请教，“制服”听我一口北京话，便吃力地用他那几乎咬短舌头的国语说道：
“你地，排‘节’边（这边）。”北京老乡一脸的惶惑：怎么这广东话，像日本人说中国话？什么“你地”，“我哋”？
好不容易过了中国海关，走向罗湖桥，这桥北是中国地界，大约一百米外的桥南，便是灯红酒绿的香港了。透过三月的雾霭，可隐隐约约望到香港岛，一时间感慨万千，索性将随身带的两只箱子放下，左顾右盼，真恨不得两只眼睛变成录影机镜头，将这一切——旧木桥、大标语、解放军和仓惶的人群都记录下来，留作我永远的纪念。
还有一步便踏上香港的土地，一位驻守在边境的边防军操着河南口音问道：还回来不？我大声答道：当然回来。那就是我三十几年前走出国门前的最后一个定格。登上从罗湖开往九龙的火车，北京老乡激动地在我身旁不停地发表议论，我却望着映入眼帘的五光十色的广告招牌，一股愁绪慢慢爬上来，我实在看不出我在这光怪陆离的城市的前途。然而，几年后方发现，命运竟然这样为我铺好了一条路，真的不是我自己所能设计的，那是另一个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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