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北京到香港之前，除了担忧不知何以为生之外，还有一个隐忧，那就是从小就害怕鼠蛇之类的热带动物，香港地处热带，并无冬季，会否时常见到这些令我望而生畏的小东西呢？35年前资讯不发达，我有此种顾虑，应该不稀奇。
哪里想到，初到香港的我却遇到完全料不到的事情，比遇到蛇鼠还令我不可理解，以致35年后的今天，当时发生的事依然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那是我抵港的第一天，从罗湖搭火车到九龙，拖着两个大行李箱，终于抵达我姐姐和母亲同住的大厦，疲惫不堪，见到中风后不久的母亲，虽已能行走，但左腿仍不良于行，心中感慨万分。母亲是在父亲1978年年底去世后赴港的，我们其实分开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她次年在香港突然中风，“生老病死”这人生规律竟在这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叩响了我家的门扉。因此，母亲见到我显得有些激动，拉着我的手，泪水止不住流下，连说“不管怎样，能来就好”。
接着，母亲就带我参观这小小的公寓，这个只有六百多呎的公寓，姐姐姐夫和儿子还有母亲同住，加上我就是六个人了，母亲不停地叮嘱，这是你姐的家，有空要多帮他们做家务，这不是我们北京的家了，一面说着，一面不可掩饰的透出无奈与失落。
因姐夫是东南亚华侨，1974年便被批准全家移居香港，我抵港那年，他们已经在香港生活了六年。小外甥离开北京的时候仅3岁，满口北京话，如今9岁，却是一句北京话不懂，变成一口广东话，这还不打紧，小外甥对我的到来似乎非常抵触，我特地从北京买了一个大大的风筝送给他，这孩子面无表情地接过去，转身就走了。母亲叫他带我下楼看看，下楼后这孩子突然走得飞快，故意把我甩开，我不认路，不敢走得太远，回家后母亲说了他一顿，我心里却纳闷：这孩子以前不是这样的啊，为什么对我有这种情绪呢？
姐姐在香港从事语言教学工作，每天早出晚归，是一家人的顶梁柱——唯一经济来源，姐夫因文革中被整肃，受了刺激，左侧颜面神经抽搐，导致脸部左右侧不仅严重失衡，更时不时抽动，不知道的人见了他会吓一跳，所以很难找到工作，整天呆在家里，愁容满面。我抵港的那天，他特别到楼下迎接我，六年没见，他没有表示非常兴奋，反而显而易见他的情绪低落，甚至无精打采。
晚上姐姐回到家，稍微问了一下我一路上的情形，便到入寝时间了，两间房中的一间是母亲和小外甥的，另间是我和姐的，姐夫当“厅”长。后来才听母亲说，她来的时候，姐夫已是“厅”长，意即他俩已经在一个屋簷下分居经年了。
那天晚上虽然我很累，但一年多以前父亲去世前前后后发生的事情，我觉得要马上告诉姐姐才好，因她当时说工作繁忙，不能请假回北京为父亲送葬。于是，我开始跟她讲起来，哪知才说了没两句，我姐非常不耐烦地打断我的话——我明天还要上班呢，没时间听你说这些，说完翻过身就不再理我。
我一直认为父亲是这个时代的悲剧人物，因热爱新中国，才从美国回来，之后因支援首都医疗工作，不惜辞去上海肺病医院院长一职，可仅仅几年的时间，父亲就被人诬告打成大老虎（贪污分子），再过几年又被打成大右派，并逐出北京，五十岁不到，正值壮年便遭到妻离子不理（划清界限）的境遇，因病退休后回京，却被告知“摘了帽子也是右派”，拒绝为他登记北京正式户口。父亲得知简直万念俱灰，他患帕金森症和心脏病多年，却不愿医治，跟我透露“根本不觉得这世界有何留恋”的话，结果，才67岁便骤然离开了我们。
为了父亲的离世，我的眼泪几乎流乾，将心比心，父亲的大女儿，我的大姐也应该很想知道当时发生的一切吧，但她的反应令我吃了一惊，那晚，英皇道上的路灯透过窗帘白惨惨地挤满一屋，有轨电车叮叮噹噹的响声，跟夹杂着车轮和铁轨的轧轧声，声声入耳，那是我走出国门的第一晚，脑海中闪过这些年来我家的变故，彻夜无眠。我这样想，也许我这个姐真是为了明天的工作，不想跟我多谈，不想影响睡眠，她可能也有她的道理吧。
于是，四天之后的礼拜天早上，母亲自己去了附近的教会敬拜，家中只有我和我姐，看她没什么事，便小心翼翼地重提父亲去世前后的事情，令我无论如何想不到的是，我这位姐姐突然恼怒起来，一字一句地正告我：你不要再提以前的事情了，你现在已经来到香港，应该想想怎么挣钱，想想怎么学好广东话，告诉你，再提这些事，让妈听到引起高血压心脏病，你负得了责吗？面对这种呵斥、指责，我无语，我像被人打了一闷棍，跌坐在椅子上，不知说什么才好。
也就是从那一天起，至今，我再没有跟她说起过关于父亲去世前后的事情，而她也从没有问过。一个对自己的亲生父亲如此漠然、冷酷的人，夫复何言？
我这个姐比我年长很多，印象中我小的时候，她爱笑爱唱，既会拉手风琴又会弹钢琴，常带同学到家里玩，从中学到大学都是学校的活跃分子，在家里也是大姐姐的样子，时常呵护我又哄着我玩，只是当我长到十几岁，情况开始转变，特别是文革爆发之后。那年我家被抄家，粮票和钱都没有了，我只好搭车到城外她的学校宿舍去找她。当她得知情况后，虽然给我一些应急的粮票和钱，但留下这样一句话：咱家抄家了，我不会再回家了，我不愿街坊邻居在我背后指指点点。我忍着就快流出的泪水离开了她的家，但心里没有恨的感觉，我觉得她有她的难处吧。政治把人变得冷漠，我小时候的那个大姐姐离我越来越远，越来越陌生。
我们分开六年，当我再度与这个姐姐在香港见面时，想不到她完全变了一个人，是金钱，是社会环境，还是家庭变故导致？无论如何，我始料未及，看来当初我在北京时本不想移居香港的预感是对的，但是命运把我推到了这一步，我只能继续想办法走下去。其实，刚抵港我便将美国两间护士学校的录取通知给母亲看了，母亲哭着求我不要再离开她，就在香港找份工作算了，看着母亲中风后的虚弱身体，我只能顺从地答应了她。
然而，本来很爱说话的我，从此变得沉默起来，未免母亲操心，我也没有将我姐如何叱责我的事告诉她。不久后的某天晚上，因失眠多日，我半夜起来找安眠药，惊动了睡在沙发上的姐夫，当他知道我在找安眠药时，不无关心地说——不要想不开啊（他以为我想自杀），我一面说“没事”，一面感觉泪水就那样顺着面颊无声流下，于是赶快回到房间。这个姐夫心地非常善良，关于他的故事我以后再讲。
当年我们北京的家，虽然政治压力很大，但我们却是一个有难同当、相互支持的温暖家庭，因父母都是医生，街坊四邻关系都非常好，加上朋友多，母亲又善烹饪（我也是不错的小徒弟），所以经常高朋满座，一啖母亲的广东菜，听听音乐，传传小道消息什么的，热闹得很。哪里想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走出国门，到了香港，见到亲人，却是如此欲哭无泪的境地。
不管怎样，对我而言，找一份工作才是迫在眉睫的，可我的广东话还不行，当年在香港不懂广东话，可以说寸步难行，而且遭人歧视。就在这时有位亲戚的朋友，说有位私家医生正在请护士，不必有正式文凭，但却要求懂国语，也要懂英语，因为这医生本身是北方人，并讲国语，他的病人大多也是北方人，但在香港请的护士绝少懂得讲国语的，而我似乎十分符合这个条件，于是便安排我去面试。
而这之后，想不到又是一个命运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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