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北京到香港之前,除了担忧不知何以为生之外,还有一个隐忧,那就是从小就害怕鼠蛇之类的热带动物,香港地处热带,并无冬季,会否时常见到这些令我望而生畏的小东西呢?35年前资讯不发达,我有此种顾虑,应该不稀奇。

哪里想到,初到香港的我却遇到完全料不到的事情,比遇到蛇鼠还令我不可理解,以致35年后的今天,当时发生的事依然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那是我抵港的第一天,从罗湖搭火车到九龙,拖着两个大行李箱,终于抵达我姐姐和母亲同住的大厦,疲惫不堪,见到中风后不久的母亲,虽已能行走,但左腿仍不良于行,心中感慨万分。母亲是在父亲1978年年底去世后赴港的,我们其实分开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她次年在香港突然中风,“生老病死”这人生规律竟在这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叩响了我家的门扉。因此,母亲见到我显得有些激动,拉着我的手,泪水止不住流下,连说“不管怎样,能来就好”。

接着,母亲就带我参观这小小的公寓,这个只有六百多呎的公寓,姐姐姐夫和儿子还有母亲同住,加上我就是六个人了,母亲不停地叮嘱,这是你姐的家,有空要多帮他们做家务,这不是我们北京的家了,一面说着,一面不可掩饰的透出无奈与失落。

因姐夫是东南亚华侨,1974年便被批准全家移居香港,我抵港那年,他们已经在香港生活了六年。小外甥离开北京的时候仅3岁,满口北京话,如今9岁,却是一句北京话不懂,变成一口广东话,这还不打紧,小外甥对我的到来似乎非常抵触,我特地从北京买了一个大大的风筝送给他,这孩子面无表情地接过去,转身就走了。母亲叫他带我下楼看看,下楼后这孩子突然走得飞快,故意把我甩开,我不认路,不敢走得太远,回家后母亲说了他一顿,我心里却纳闷:这孩子以前不是这样的啊,为什么对我有这种情绪呢?

姐姐在香港从事语言教学工作,每天早出晚归,是一家人的顶梁柱——唯一经济来源,姐夫因文革中被整肃,受了刺激,左侧颜面神经抽搐,导致脸部左右侧不仅严重失衡,更时不时抽动,不知道的人见了他会吓一跳,所以很难找到工作,整天呆在家里,愁容满面。我抵港的那天,他特别到楼下迎接我,六年没见,他没有表示非常兴奋,反而显而易见他的情绪低落,甚至无精打采。

晚上姐姐回到家,稍微问了一下我一路上的情形,便到入寝时间了,两间房中的一间是母亲和小外甥的,另间是我和姐的,姐夫当“厅”长。后来才听母亲说,她来的时候,姐夫已是“厅”长,意即他俩已经在一个屋簷下分居经年了。

那天晚上虽然我很累,但一年多以前父亲去世前前后后发生的事情,我觉得要马上告诉姐姐才好,因她当时说工作繁忙,不能请假回北京为父亲送葬。于是,我开始跟她讲起来,哪知才说了没两句,我姐非常不耐烦地打断我的话——我明天还要上班呢,没时间听你说这些,说完翻过身就不再理我。

我一直认为父亲是这个时代的悲剧人物,因热爱新中国,才从美国回来,之后因支援首都医疗工作,不惜辞去上海肺病医院院长一职,可仅仅几年的时间,父亲就被人诬告打成大老虎(贪污分子),再过几年又被打成大右派,并逐出北京,五十岁不到,正值壮年便遭到妻离子不理(划清界限)的境遇,因病退休后回京,却被告知“摘了帽子也是右派”,拒绝为他登记北京正式户口。父亲得知简直万念俱灰,他患帕金森症和心脏病多年,却不愿医治,跟我透露“根本不觉得这世界有何留恋”的话,结果,才67岁便骤然离开了我们。

为了父亲的离世,我的眼泪几乎流乾,将心比心,父亲的大女儿,我的大姐也应该很想知道当时发生的一切吧,但她的反应令我吃了一惊,那晚,英皇道上的路灯透过窗帘白惨惨地挤满一屋,有轨电车叮叮噹噹的响声,跟夹杂着车轮和铁轨的轧轧声,声声入耳,那是我走出国门的第一晚,脑海中闪过这些年来我家的变故,彻夜无眠。我这样想,也许我这个姐真是为了明天的工作,不想跟我多谈,不想影响睡眠,她可能也有她的道理吧。

于是,四天之后的礼拜天早上,母亲自己去了附近的教会敬拜,家中只有我和我姐,看她没什么事,便小心翼翼地重提父亲去世前后的事情,令我无论如何想不到的是,我这位姐姐突然恼怒起来,一字一句地正告我:你不要再提以前的事情了,你现在已经来到香港,应该想想怎么挣钱,想想怎么学好广东话,告诉你,再提这些事,让妈听到引起高血压心脏病,你负得了责吗?面对这种呵斥、指责,我无语,我像被人打了一闷棍,跌坐在椅子上,不知说什么才好。

也就是从那一天起,至今,我再没有跟她说起过关于父亲去世前后的事情,而她也从没有问过。一个对自己的亲生父亲如此漠然、冷酷的人,夫复何言?

我这个姐比我年长很多,印象中我小的时候,她爱笑爱唱,既会拉手风琴又会弹钢琴,常带同学到家里玩,从中学到大学都是学校的活跃分子,在家里也是大姐姐的样子,时常呵护我又哄着我玩,只是当我长到十几岁,情况开始转变,特别是文革爆发之后。那年我家被抄家,粮票和钱都没有了,我只好搭车到城外她的学校宿舍去找她。当她得知情况后,虽然给我一些应急的粮票和钱,但留下这样一句话:咱家抄家了,我不会再回家了,我不愿街坊邻居在我背后指指点点。我忍着就快流出的泪水离开了她的家,但心里没有恨的感觉,我觉得她有她的难处吧。政治把人变得冷漠,我小时候的那个大姐姐离我越来越远,越来越陌生。

我们分开六年,当我再度与这个姐姐在香港见面时,想不到她完全变了一个人,是金钱,是社会环境,还是家庭变故导致?无论如何,我始料未及,看来当初我在北京时本不想移居香港的预感是对的,但是命运把我推到了这一步,我只能继续想办法走下去。其实,刚抵港我便将美国两间护士学校的录取通知给母亲看了,母亲哭着求我不要再离开她,就在香港找份工作算了,看着母亲中风后的虚弱身体,我只能顺从地答应了她。

然而,本来很爱说话的我,从此变得沉默起来,未免母亲操心,我也没有将我姐如何叱责我的事告诉她。不久后的某天晚上,因失眠多日,我半夜起来找安眠药,惊动了睡在沙发上的姐夫,当他知道我在找安眠药时,不无关心地说——不要想不开啊(他以为我想自杀),我一面说“没事”,一面感觉泪水就那样顺着面颊无声流下,于是赶快回到房间。这个姐夫心地非常善良,关于他的故事我以后再讲。

当年我们北京的家,虽然政治压力很大,但我们却是一个有难同当、相互支持的温暖家庭,因父母都是医生,街坊四邻关系都非常好,加上朋友多,母亲又善烹饪(我也是不错的小徒弟),所以经常高朋满座,一啖母亲的广东菜,听听音乐,传传小道消息什么的,热闹得很。哪里想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走出国门,到了香港,见到亲人,却是如此欲哭无泪的境地。

不管怎样,对我而言,找一份工作才是迫在眉睫的,可我的广东话还不行,当年在香港不懂广东话,可以说寸步难行,而且遭人歧视。就在这时有位亲戚的朋友,说有位私家医生正在请护士,不必有正式文凭,但却要求懂国语,也要懂英语,因为这医生本身是北方人,并讲国语,他的病人大多也是北方人,但在香港请的护士绝少懂得讲国语的,而我似乎十分符合这个条件,于是便安排我去面试。

而这之后,想不到又是一个命运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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