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加拿大报到的那一天,恰是1996年12月最后一天,但这日子几乎不可避免地称为“白色”报到(White Landing),即那个时间正是“白雪公主”狂飞乱舞之季。

果真,那天办好一切出关手续之后,迎来的便是机场外多伦多早来的暗夜—–那时才晚上六点钟,跟漫天皆白的大雪。

来接机的麦克驱车把我接到他家里,解决了飢渴问题之后,便带我到事先租下的房子那儿,跟包租婆打个招呼。

那是多伦多市内的一条清静的内街,包租婆是个高大的希腊女人,讲英文带着浓重的希腊口音,见到我,很热情地轻轻拥抱了我一下,等我们拉开点距离的时候,我却发现她的左眼没有眼珠,一个灰蓝色的球体代替了眼珠和眼白,剩下的那只眼睛则很热切地望着我,仿佛要探究一些什么。

我暂时租住她家的地库,地方虽算不上宽大,却也五脏俱全,床上的被褥枕头发散着浆洗过的味道,厨房浴室整洁乾净,夫复何求?从香港到多伦多,两次转机,已记不清经历了多少个小时,反正此时已经头重脚轻,昏昏沉沉,待他们掩门离去,我立即扑到床上。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我依稀听到有人在叩门,披衣察看,原来是那希腊女人笑容可掬地站在门口,我这才如梦初醒。

那时已是1997年1月1日下午四点了,我这一觉睡了一年呢!希腊女人热情如初,请我晚上在她家吃除夕晚餐,当她在我的床边发现有一台传真机时,她显得有些惊讶,我解释说跟香港联系时,传真机比较经济,也方便。

有了这个好的开始,我们便逐渐成了好朋友。希腊女人常常到地库里来探望我,絮絮叨叨地告诉我她的故事,我这人又是对所有人的故事皆感兴趣的,所以,很快就成为她最好最忠实的听众。

她告诉我她是如何从希腊移民至此,如何组织了家庭,有了儿女,后来老公有了女朋友,离她而去,云云。跟中国许多女人的遭遇其实相差不多。

我发现, 这希腊女人虽属膀大腰圆的孙二娘一族,却擅长刺绣。有一天,她把我唤到她楼上的客厅,一面作她的绣工,一面带着满面的喜气告诉我:

“我的男朋友写信给我了,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找你商量商量。”

我听了吓一跳,有句老话“交浅言深”,信任我到如此地步,我倒有点不敢承担了。不管怎样,先瞭解情况再说,便问她男朋友现在哪里。

“他现在在美国,我是在前几年学英文的时候认识他的,他是我的老师。后来他在美国学校找到一份教职,便离开这里了。”

“他信里说什么?是不是请你到美国会面?”

“他说他很想我,叫我到美国去见他。不过,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我这里有家庭子女,一天都离不开。”说这话的时候,她停了手中的针线,一只眼睛忧愁地望着我。

“那你就把你的困难告诉他,请他来看你好了。”

忽然间,她的一只眼睛闪了一下,说道:

“他给了我他的传真机号码,我可以借你的传真机给他传一封信吗?”

“当然可以。”我满口应承。

当天晚上,希腊女人轻轻敲开我的地库门,手里拿着她刚写好的那封信。我很快地帮她传真过去那封信,想到那封信同一时间可以被男朋友看到,她在一旁兴奋得一如小女孩一样。

那年,我在多伦多只停留了三个月,便返回香港。那期间,我搭火车去了西海岸一趟,又见了许多的朋友,参观了几乎所有多伦多的博物馆,有空就泡在多伦多图书馆,剩余的时间实在不多,有时便怠慢了希腊女人的邀请,不能作她忠实的听众。希腊女人对我渐生不满,常常在我要出门的时候,匆匆地从客厅跑出来,问:

“你今天去哪里?什么时候回来?”

我心中好笑,我一个租客,什么时候变成人家的听众兼心理医生了?

三月底离开多伦多的那天早上,又是大雪纷飞,尺厚的雪堆在门口,希腊女人竟没有出来相送,我冲着楼上喊了一句:

“再见!多保重啊。”

楼上的窗帘掀开了一条缝,旋即又静静地垂下了。直到我将门口的雪扫出一条能走的小路来,那女人也没有出来,是不忍我的离开还是什么,我都没有时间去追究了。唯有留下这遗憾的希腊女人,和希腊女人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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