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加拿大报到的那一天，恰是1996年12月最后一天，但这日子几乎不可避免地称为“白色”报到（White Landing），即那个时间正是“白雪公主”狂飞乱舞之季。
果真，那天办好一切出关手续之后，迎来的便是机场外多伦多早来的暗夜—–那时才晚上六点钟，跟漫天皆白的大雪。
来接机的麦克驱车把我接到他家里，解决了飢渴问题之后，便带我到事先租下的房子那儿，跟包租婆打个招呼。
那是多伦多市内的一条清静的内街，包租婆是个高大的希腊女人，讲英文带着浓重的希腊口音，见到我，很热情地轻轻拥抱了我一下，等我们拉开点距离的时候，我却发现她的左眼没有眼珠，一个灰蓝色的球体代替了眼珠和眼白，剩下的那只眼睛则很热切地望着我，仿佛要探究一些什么。
我暂时租住她家的地库，地方虽算不上宽大，却也五脏俱全，床上的被褥枕头发散着浆洗过的味道，厨房浴室整洁乾净，夫复何求？从香港到多伦多，两次转机，已记不清经历了多少个小时，反正此时已经头重脚轻，昏昏沉沉，待他们掩门离去，我立即扑到床上。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我依稀听到有人在叩门，披衣察看，原来是那希腊女人笑容可掬地站在门口，我这才如梦初醒。
那时已是1997年1月1日下午四点了，我这一觉睡了一年呢！希腊女人热情如初，请我晚上在她家吃除夕晚餐，当她在我的床边发现有一台传真机时，她显得有些惊讶，我解释说跟香港联系时，传真机比较经济，也方便。
有了这个好的开始，我们便逐渐成了好朋友。希腊女人常常到地库里来探望我，絮絮叨叨地告诉我她的故事，我这人又是对所有人的故事皆感兴趣的，所以，很快就成为她最好最忠实的听众。
她告诉我她是如何从希腊移民至此，如何组织了家庭，有了儿女，后来老公有了女朋友，离她而去，云云。跟中国许多女人的遭遇其实相差不多。
我发现， 这希腊女人虽属膀大腰圆的孙二娘一族，却擅长刺绣。有一天，她把我唤到她楼上的客厅，一面作她的绣工，一面带着满面的喜气告诉我：
“我的男朋友写信给我了，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找你商量商量。”
我听了吓一跳，有句老话“交浅言深”，信任我到如此地步，我倒有点不敢承担了。不管怎样，先瞭解情况再说，便问她男朋友现在哪里。
“他现在在美国，我是在前几年学英文的时候认识他的，他是我的老师。后来他在美国学校找到一份教职，便离开这里了。”
“他信里说什么？是不是请你到美国会面？”
“他说他很想我，叫我到美国去见他。不过，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我这里有家庭子女，一天都离不开。”说这话的时候，她停了手中的针线，一只眼睛忧愁地望着我。
“那你就把你的困难告诉他，请他来看你好了。”
忽然间，她的一只眼睛闪了一下，说道：
“他给了我他的传真机号码，我可以借你的传真机给他传一封信吗？”
“当然可以。”我满口应承。
当天晚上，希腊女人轻轻敲开我的地库门，手里拿着她刚写好的那封信。我很快地帮她传真过去那封信，想到那封信同一时间可以被男朋友看到，她在一旁兴奋得一如小女孩一样。
那年，我在多伦多只停留了三个月，便返回香港。那期间，我搭火车去了西海岸一趟，又见了许多的朋友，参观了几乎所有多伦多的博物馆，有空就泡在多伦多图书馆，剩余的时间实在不多，有时便怠慢了希腊女人的邀请，不能作她忠实的听众。希腊女人对我渐生不满，常常在我要出门的时候，匆匆地从客厅跑出来，问：
“你今天去哪里？什么时候回来？”
我心中好笑，我一个租客，什么时候变成人家的听众兼心理医生了？
三月底离开多伦多的那天早上，又是大雪纷飞，尺厚的雪堆在门口，希腊女人竟没有出来相送，我冲着楼上喊了一句：
“再见！多保重啊。”
楼上的窗帘掀开了一条缝，旋即又静静地垂下了。直到我将门口的雪扫出一条能走的小路来，那女人也没有出来，是不忍我的离开还是什么，我都没有时间去追究了。唯有留下这遗憾的希腊女人，和希腊女人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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