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照片也是在吴家拍摄的,吴作人坐在沙发上,正在作画,萧淑芳则坐在沙发的扶手上,专心致志地看着丈夫的创作。虽然他们并非如传统照相般面对镜头,但不论从角度还是神态来看,都能让人感受到两位艺术家的默契与一往情深。

吴作人

@这是解放后不久,父亲在吴作人家中拍摄的,右为吴作人,左为萧淑芳,中间的女孩儿是萧的女儿萧慧。背后的宣传画引人注目,那是吴作人的油画作品,它非常明确地标志了那个年代的特点,而吴作人手持油画板和画笔的样子,像是刚从身后未完成的画作中转过身来。

吴作人作品

@这幅藏犛图,那是1956年(?)中国空军首次开辟从内陆飞往西藏的航线,吴作人作为画家被邀请同机前往,从西藏回来之后,他便作了这幅藏犛图送给母亲(提款其容大夫即母亲)。

吴作人先生并不是我家的亲戚,但每次提到吴作人这个名字,我都会有一种特别的感觉,不过这种特别甚至有些亲切的感觉,准确地说,属于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

先父与吴作人先生和他的太太萧淑芳,乃世交关系,即萧的父母与我的祖父母于上个世纪的二十年代,皆远道从广东客居北京,更同住水磨胡同,父亲与萧淑芳同龄,自然也成了青梅竹马的好朋友。这份关系一直维持到萧淑芳结束第一次婚姻,及至从法国回国,与吴作人结成夫妻之后的五十年代。

听母亲说,萧淑芳的第一次婚姻,丈夫是医生,姓陈,当年与父亲曾同在北京协和医院实习,后来他们都去了上海,两家关系走的很近。后来萧淑芳去了法国留学数年,在那里认识了志同道合的吴作人,回到上海后,便着手离婚,母亲跟我说到这里,带着感佩的神情说:萧淑芳真是与众不同,她离开陈医生之前,先把家里打扫干净,然后把丈夫天冷要穿的衣服整理好,包括亲手织好冬天穿的毛衣毛裤(那个年代不像现在,可以随时随地买来穿),然后才离开。当然他们的婚姻也是绝对的好聚好散,没有争执或吵闹。

五十年代初,吴作人和萧淑芳还有我们一家,分别从上海移居到北京生活,顺理成章地,我家一直与吴萧两位先生保持比较密切的来往。父亲是个热爱生活的人,他本身是医生,但酷爱摄影及艺术,又极重视友情,留下了不少为吴作人和萧淑芳一家拍下的照片,几十年后,甚至发现底片都还留在我家,成为珍贵的历史记忆。

然而这一切,都被1957年的反右运动永远打断了。1958年父亲被打成右派,发送到远离北京的河北北部荒凉山区。从那以后,父亲虽每年有一次回京探亲的机会,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家与吴作人萧淑芳的友情,永远地画上了句号。

其实,除了这幅藏犛图,吴作人还曾送给父母一幅金鱼图,画得十分生动,寥寥几笔,彷彿画纸就变成了鱼缸,几尾鱼儿在里面畅游。记得那年北京一出版社还将此画借去,用于印刷新年贺年卡。只是文革来临,吴作人被列为黑画家,我们自己在家里就把这幅金鱼图撕毁了,至于藏犛图为何得以保存下来,是因“藏犛”不知为何跌入大柜底部,幸运逃出被毁的命运。

七十年代中,父亲从河北宽城县回京探亲,有天我们途径帅府园的中央美术学院,父亲提出要去找吴作人叙旧,我马上劝他——不要去了,人家不会见你的,父亲不信,说怎么可能,我们以前是那么好的朋友,现在我也不是专政对象了,怎么不能见我呢?我没有办法,让他自己跟传达室的人去讲,父亲带着浓重的广东口音普通话,跟人家报上姓名,说要见吴作人,那时的吴已是美院的院长,等了一会,传达室老头走出来说,吴作人没有时间见你。当下父亲就怔住了,我拉着他走开了,回家的路上(大概有二十多分钟)父亲满腹心事,一句话都没有说。

当时的我年少气盛,非常不能理解此事,过了很多年再想想,吴当年恐怕也是身不由己,在那种人人防不胜防,危如累卵的氛围中,他小心翼翼地躲过反右,又战战兢兢渡过文革初期,好不容易被提拔到美院院长的高位,他怎么可能去见摘了帽子的极右派父亲?特别是父亲还在河北乡下接受改造,仍未获得当局的完全信任。可以肯定地说,假如吴出于念旧情而见了父亲,那真是不知会惹出多少麻烦。

这就是当年中国社会的形态,明哲保身成了几乎每个人的护身盔甲,人与人之间失去了起码的信任,这也是在中共泯灭人性、暴力执政下的后果。作为画家,吴作人是成功的,他本是油画出身,中年后一改画风,成为中国水墨画专家,但对于他当年身处的社会环境,他除了小心翼翼,还能怎样呢?

父亲虽是历经多次政治运动的“运动员”,但依然没有朋友吴作人的识时务,他怎么也想不通昔日老友已经很清晰地与他划清了界限。在一个正常社会,父亲的举止可以说是极为正常的,但在当年却被人讥为傻瓜、天真,而大部分人都心甘情愿地去作识时务者,他们的行为被社会视为正常,其实,这正蚕食了一个正常社会的良心和道德。

正如犹太裔学者汉娜鄂兰早在六十年代便指出的:一个缺乏思考能力的平凡人,却能产生最大的邪恶,其邪恶的平庸性是最可怕的,是无法理喻的的。

1990年,父亲去世十几年,我移居香港也满十年了,香港举办了徐悲鸿艺术回顾展,吴作人那次没有来,萧淑芳应邀来港,我走到她面前向她问候,她却不认识我了,我告诉她父亲的姓氏,她马上记起来了,忙问父母及家里人的情况,那时母亲就在香港,但我无意让她们再次重逢了,一切都在一声叹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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