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后再谈浩然之死
十年前即2008年2月25日，备受争议的作家浩然先生死了。他生于1932年，算来已过古稀之年，是寿终正寝。不过现在看来，他死的有些不是时候，此话怎讲？我想他如果在文革之前就死了，他的人生应该是比较美满的。那时曾拥有众多读者的长篇小说三卷本的《艳阳天》已经出版，声名鹊起。尽管这部小说，也是歌颂农业合作化的，也应承担大跃进大饥荒数千万农民被饿死的一些罪责。但那时整个文学艺术界，都发了疯似的这么干，根本原因还是毛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延安讲话》），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带来的后果，不会过于谴责浩然先生的。那时浩然要死了，就不会成为文革时八亿人八个戏一个作家中的那个唯一，也不会成为犯下反人类大罪文革四人帮首犯江青的座上客，就不会像一条哈巴狗一样，跟着江青去大寨舞文弄墨愚弄国民，也就不会奉江青懿旨去西沙写什么诗体小说《西沙儿女》，连浩然也承认是所犯四项错误之一，而被嘲笑至今。更不会与老舍之死有瓜葛，当然更不会成为四人帮组阁，内定的文化部付部长，从而文革后期被审查，抹掉人大常委的位子。尽管浩然自称没有官瘾，但你能左右局势吗。江青四次召见你，你不还是屁颠屁颠地跑去，还觉得很荣耀吗？
当然文革发生时，浩然才三十来岁，正是盛年，各种欲望正强着呢，不可能盛年早夭。事实是这些事终于都发生了，他自然也脱不了干系了。这样在那最黑暗最疯狂最没人性的文革期间，全民受难，包括作家艺术家们，大都在被批斗被凌辱，被勒令写没完没了的检查交待，唯独他浩然这十年却风光无限，成为唯一的作家，此乃为何？人们有权利知道这唯一的作家文革期间，他究竟干了些什么？是为虎作伥，成为一个加害者；还是能保留一点知识分子的良知，为国人做过一点点好事；或是再退一步，在形势所迫，你浩然虽无力改变当时环境，但还能明哲保身，不做落井下石栽赃陷害之类的恶事，你浩然究竟是哪一种人呢？还有一点就是文革结束之后，直到晚年，你对自己所作所为，是如何反思的呢？这些都是今天的读者们，依然感兴趣的话题。
再说如果浩然活到今天，也就八十多岁，是完全可能的。那又会是怎样的局面呢？我想在当下左倾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的舆情下，样板戏能重拍重演，浩然先生定会再度辉煌，虽然不再会成为唯一了，那会成辉煌什么样呢？虽说我们不能对未发生的事，妄加猜测，但从已发生过的事去推断，还是可以见到一些端倪的，尤其是浩然自己的言行。比如近日我在《文学自由谈》2017年第4期（双月刊8月出版）上，读到刘江滨先生的“浩然采访记”一文，先是看到文题就是一惊，浩然死掉快十年了，为何现在才刊出对他的采访？再一看内容，更惊奇了，此次对浩然的采访，竟然是1999年10月间的事，就是说是浩然死前近十年的事，据今已近20年了。巨著《红楼梦》也不过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而这篇三、五千字的短文，不会要花费十年到二十年时间才完稿发表吧。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对他的采访包括文章的完稿，一定是在浩然死前十年时。为何一直未发表，应该是不合‘时宜’；那为何现在能发表呢？也应该是现在合乎‘时宜’了。那细心的读者一定会问，这十年到二十年前后，两个‘时宜’区别在哪里呢？
老实说在下正是读了这篇颇值－读的采访记，才感到浩然虽然死去十年了，但浩然代表的思潮却远未过去，当下正有卷土重来之势。文革时全国只剩下唯一的作家是浩然，决非偶然，浩然现象依然有认真研究的价值。它可能是一个窗口，让我们可以窥见，近二十年来文学艺术，乃至思想理论领域变迁的－角。
先从二十年前说起。
那二十年前是个什么情况呢？应该说那是值得怀念的日子。自76年毛死后，上苍感念中国人受的苦难太深，给我们送来了几位重要的历史人物：一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开始了中国历史的大转折，转的什么？按乔石先生的概括，“所谓邓小平理论，就是否定了毛泽东错误理论的理论”，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否定了人民公社，否定了消灭私有制，（尽管羊头还挂着，早已卖的是狗肉了）允许包产到户和发展私营工商业。还否定了推荐工农兵上大学，恢复高考，使基层人员，有了一点平等兢争的空间，这也是迈开中国走向现代化重要的一步。当然邓也有罪错，除了对‘北京风波’应负主要责任之外，就是欲批还护毛，及废黜胡、赵，使中国失去了和平民主转型最好的时机，这里不展开讨论了。
二是胡耀邦的平反冤假错案、思想解放、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拓开了对很多重大历史问题的重新认识，和历史真相的披露，其中就包括对1958年施行并大肆鼓吹的三面红旗运动，和继后发生的人祸大饥荒，数千万百姓主要是农民被饿死。没有历史真相的揭露，不分清重要历史事件的罪错是非，就不可能推动历史前进。胡耀邦先生敢为天下先，以 ‘敢下地狱’的大无谓精神，开创了极权时代的历史新篇章。后来虽然在‘两竿子’都硬的强权压制下，夭折了。但追求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等普适价值，已深入人心，苦难的中国终将会闯过历史的三峡，融入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
当然胡耀邦最大贡献，还在为中国数百万四类分子脱帽，使其恢复自由之身，惠及中国上亿家庭。其历史功绩堪比美国第十六任总统林肯的解放黑奴运动。从而也启发了学界对暴力土改和绵延数千年乡村自治结束的反思。
之三是赵紫阳顶着重重压力，艰难地推行政治改革，开始施行党政分家，倡导并引入了市场经济。西方学者法夸尔曾说，赵紫阳才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只是教父。应该说他们在改革开放问题上，是合力的。比如邓曾说过，赵的十三大政治报告，一个字也不能改！
不过北京风波之后，还有朱镕基总理，杀伐决断，胜利渡过亚洲经融危机。特别是为争取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殚精竭虑百折不挠的努力，和继后温家宝总理的‘朱规温随’，从而走上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使中国很快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家实力有所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提高。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文学艺术情况又如何呢？有人说那是1949年以来，乃至毛的《延安讲话》以来，共产党执政地区，文学艺术空前繁荣的时代。那是文艺本性渴望自由创作，与‘党文化’的禁锢，强化‘文艺为政治服务’大博奕，初见成果的时代。最典型的事件，应该是邓小平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的讲话，提出‘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以后不要再提了。因为它曾给很多人带来伤害，不利于文艺创作。这才开始冲出《延安讲话》的樊篱，有了新文化运动以来，文艺创作的小高潮。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乡土文学、‘重放的鲜花’，交相辉映。以“收获”、“十月”、“当代”、“花城”、“清明”，所谓‘五朵金花’为代表的各级文艺刊物，在各地蓬勃兴起。不仅新人辈出，甚至抬出了当时还活着的文艺界重镇人物，如乡土文学大师沈从文、意识流派鼻祖北山老人施蛰存、学者型作家代表人物吴祖缃等。大师们的大作重新面世，加上国外各种流派各类经典巨著，借着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春风，不断地被介绍到闭关锁国已久的国内来，国人们尤其是莘莘学子们，终于开了眼界，知道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文学艺术，什么只是洗脑宣传品的文字垃圾？什么叫真善美，什么叫假恶丑？
可惜曾经耀眼辉煌的八十年代，转瞬即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还是这位邓大人，在四次文代会上，公开说到今后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言犹在耳，转眼间又搞起‘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来，又祭起什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阶级斗争破旗，民主与极权的博奕，自由与专制的较量，在强权的压榨下，又大步后退了，令人不胜唏嘘。
但是，经过改革开放的实践，尤其是思想解放的熏陶，国人们已经觉醒了，不愿再做愚民了，认识到了中国是十三亿人的中国，不是权贵们经营的掠夺财富的大公司，也不是什么主义的试验场。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尤其是连年不断政治运动的惨烈教训，人们已经深刻体验到了极权制度的惨无人道，对民主政治，自由精神，人权保障，以法治国，乃至实施市场经的向往，已深入人心。它应该是中国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政治思想与舆情的大框架。虽然民主与专制的大博奕，或曰左右之争，也一直在路上，但极左势力已越来越不得人心。
那我们再看看这位自称在高校研究现代文学的刘江滨先生，在当下的环境下，为何能发表他二十年前发不出的旧文。它写了些什么，值得引发我们的思考呢？
刘先生文中直言不讳地说：“—-他正是从读浩然的诗体中篇小说《西沙儿女》中，那种慨然正气，爱国主义精神，那种充沛淋漓的抒情—–，打动了他少年的心，萌发他作家梦的。”
那《西沙儿女》又究竟是一部怎样的文艺作品呢？浩然曾自述，从1974年1月24日到1975年9月17日，“被她(江青)利用，做过四件危害人民利益的错误事情，即往西沙送黑信、写《西沙儿女》、访问西四北小学和参加电影《井冈山》的创作。” 小说中，浩然因为引用了江青“庐山劲松”的照片，并塞进了“诗报告”中的名句“把侵略者赶出去”，被批评为对江青阿谀奉承，把江青隐喻为西沙自卫反击战胜利的精神指导者和鼓舞者。
直到2014年，在中国作家网上，还有一篇文章，谈到《西沙儿女》，说它：“—在多数作家遭受迫害，被迫终止创作的岁月，只有浩然等极少数作家春风得意，这样的事实足以说明问题。尤其是由于种种外在和内在的原因，浩然写出了《西沙儿女》《百花川》等迎合高层要求、图解政策路线的文学赝品，让浩然备受诟病。” 文中所谓‘由于种种外在和内在的原因’，当然指的是如浩然所述，是奉江青令，代表她去西沙的。
小说《西沙儿女》一事的是非，本来是明摆着的事，而且自浩然本人承认是被江青‘利用’的错误之后，未再见有多少人继续纠缠着不放，人谁能无错呢？但是公然鼓吹《西沙儿女》是什么“那种慨然正气，爱国主义精神，那种充沛淋漓的抒情—–”，可真是少见。对此刘江滨先生也许会说，他也有发表异见的权利。这话也不无道理，当下连叫嚣为文革翻案，喊江青为国母的都大有人生，吹吹小说《西沙儿女》又有何不可。不过那些都是网上所言，在公开出版的纸质媒体中，恕在下眼拙，一字也未见。不过未来如何，就有些说不清了。
接着刘江滨先生又公然鼓吹，说浩然十年文革是一枝独秀，说他在污泥浊水中能洁身自好，保持政治上清白，人格上独立。还说写了浩然这样大名人，是他－生的幸运。刘先生研究现代文学，真是‘慧眼独具’。
其实我并不介意刘先生的意见，我所关心的是社会舆情的逆转，写浩然，鼓吹图解政策路线的文学赝品，曾让浩然备受诟病，今天又热起来，这样的文章，二十年后能在颇负盛名的《文学自由谈》杂志上发表，会不会成为一项风向标而已。
我犹为关注的是采访记里这一段话：“——对于当时人们批评他（浩然）不肯反省、不后悔的态度，他这样回答，‘我写的东西都是记录当时生活的，人们的情绪、思想、那时的状况都写出来了，写出后后悔有什么用呢？只能往前看。农村就是那样过来的，不那样写怎么行，所以回头让我对写的那些东西后悔，我怎么后悔呀？我说不上后悔来。过去的就过去了，今天我若写《金光大道》肯定不那样写了，观念变了，人也变了，高大泉那样的人物，那时那个村不那样啊，大家歌颂的都是那样的人物。所以有人老是扭着让我后悔，让我写忏悔录，我忏悔不了。’”
这是一段颇值得玩味，更值得深思的文字，因为它有很深的时代烙印，它是‘党文化’，或曰自1942年毛的《延安讲话》以来，文艺为政治服务，也就是为党服务的高度概括。至今依然占据所谓舆论导向主流的位置，但文艺创作的本性，又是渴望自由的。它正是矛盾的症结所在，不是几句话就可以说清楚的。
再说说十年前的事。
十年前即浩然死后一个月 ，笔者曾写过一篇几千字的小文：“鼓吹农业合作化的文艺作品是饿死农民的帮凶——从浩然之死说起”。
我为此文写了一个提要。
提要：执政者效法苏联竭泽而渔的农业政策，以专政强权加舆论一律，强制推行农业合作化，对农村做彻底的剥夺，致使哀鸿遍野，饿殍遍地。面对如此严峻现实，以郭沫若、杨朔、柳青、浩然为代表的－线作家们，却在粉饰现实，编造谎言,摇旗呐喊，推波助澜，竭力鼓吹农业合作化，他们都是饿死农民的帮凶！
此文原先只在文友之间传阅，有好事者，把它挂到了网上，掀起过一些反响。转发跟帖很多，绵廷了很长时间。现在想来，并非在下小文有何高明之处，而是谈到了所有经历过大跃进大饥荒的国人，都最关切的话题。那就是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八千余人，主要是善良贫苦的农民被活活饿死！而当时中国只有六亿多人，这场人祸大灾难，几乎涉及到每一个家庭，当然不包括参与作恶者。国人当然有权利知道，为什么在基本风调雨顺的年景里，有那么多人被饿死，那大跃进的三年，为何要放那么多客里空，亩产万斤到十万多斤的卫星，那么多的粮食，都弄到哪里去了？特别是这项竭泽而渔，对农民做彻底的剥夺，直至政社合一制度的确立，使数亿农民沦为现代农奴的农业政策，为何能在广袤乡村，迅速推广？还有人民公社大食堂倒底是农民的幸福家园，还是苦难罪恶的渊薮？等等？
人们常说文学艺术是现实生活的再现，我们奉行的又是什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那面对如此严竣惨烈的现实，就应该有大量这类文艺作品问世，才能对得起这个时代。
可惜在整个毛时代，公开发表上映的，能反映这种严酷悲惨真实的文艺作品，一件也没有，没有一篇小说，没有一部影剧，甚至没有一首诗歌，什么也没有！
相反的，我们见到的听到的，满眼满耳都是歌颂农业合作化的种种文艺作品，说它们连篇累牍、铺天盖地、无孔不入一点也不过份，都在高喊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在唱‘金铺路，银铺路，不如人民公社路。’在画公社的稻堆堆上天，可以扯片白云揩揩汗，可以凑上太阳吸袋烟。
当然，更重要的是作为文学之母的小说，尤其是最能重现现实生活的长篇小说，那毛时代关于农业农村农民的小说，又都写了些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全都是发了疯的在拚命鼓吹农业合作化好，一千个好一万个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到处都是梁三宝（《创业史》）、萧长春（《艳阳天》）、高大泉（《金光大道》）式的英雄模范人物，正在和右倾分子、投机分子、中间分子、落后分子，特别是反动分子，（各类‘分子’都要单干，甚至土地分红）作坚决斗争，最后一定是取得伟大胜利，走上了集体化康庄大道，过上了幸福富裕的生活。
而事实的真相却是，原来作家们竭力歌颂的集体化道路,并不是一条康庄大道,而是灾难的深渊，他们塑造的所谓坚决走农业集体化道路的带头人，不是子虚乌有，就是颠倒了黑白，把一些投机钻营，品质恶劣坑害百姓的农村新当权者，涂抹捏造成英雄。这些新贵大部分是受害农民的直接加害者！二十多年前,曾有报告文学披露，许多名噪一时的所谓合作化带头人、劳动模范，原来是新恶霸——。
在一片歌颂农业合作化的凯歌声中，中国数亿农民，包括以农业为依托的小工商业主和手工业劳动者，从上缴土地证失去土地所有权开始，到交出大型牲畜和农具，失去生产支配权，直到交出付出全部劳力心血，生产出的粮食，最后失去土地产品的支配权，从而彻底沦为农奴！就这样统治者也未放过数亿农民，竟然以办人民公社食堂形式，配合由毛亲自下令的所谓‘反瞒产私分’强制命令，挖地三尺，搜括‘余粮’，一步紧似一步，把善良贫苦的农民，逼入死境。这才有大跃进大饥荒饿死三千余万百姓惨剧的发生，是人类历史之最！
我在小文中，想问问鼓吹农业合作化的诸位著名作家们，特别是柳青先生浩然先生，你俩都有长期生活在农村的经历，并且亲身体验了农业合作化的全过程。你们如果是看不到以权力推行的农业合作化运动，造成农村的空前大劫难,反而把人类史上空前绝后的大惨案，描绘成一枝花，那你们就是有眼无珠，是个糊涂人。这恐怕说不过去，别说作家们一个个都能明察秋毫，即使有一两个糊涂犯傻，还能全犯傻吗？即使一时犯傻还能终身犯傻吗？
诸位大作家都驾鹤西游了。使后来者不知道他们自己到底是怎么想的？他们几乎都没有留下什么值得研究的文字,使这一段历史诉说起来,非常困难。
可喜的是，因为互联网的兴起，我们还是搜寻到了一些有价值的资讯。
任彦芳先生是浩然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文友，常在一起作推心置腹的恳谈，他们称之为“神仙会”。下面这段话摘自任彦芳先生网上的近著《送别浩然——我们正年轻》。
1961年的中秋节，我和在《中国青年报》工作的北大同学诗人沈仁康，与作家浩然聚在一起，身上很冷，心里很热。这叫“神仙会”，都坦露胸怀交心。我和浩然,是50年代初期一同写作投稿的文友。我写诗，他也写过诗，后来转成写小说，成绩越来越大了。他却很羡慕我们北大出来的。我听浩然谈，收获很大，在日记里记录下来。
浩然说，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不去计较任何东西，只要埋头苦干写作，把我们的理想，寄托在作品中。我在农村见到的问题多了，有的干部就是地痞，欺压百姓。你照实写，谁给你发表！我呢，写自己心中理想的干部形象，正面歌颂，这叫树红旗的写作方法。这就解决了既写了现实,又表达了自己的愿望,这是最大的幸福。
浩然说到政治上的成熟——世故。劝我不要太天真，把问题看的简单。说到让历史去证明你,就太晚了；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树大会招风，也只有树大了,风才拔不动你！我铭记下朋友之嘱,并愿共勉。
啊！原来如此！浩然先生果然是聪明绝顶之人，他发明的这种自诩为树红旗的写作方法，真是一大创举！
近年发现浩然对自己的创举，颇为自鸣得意。前不久读到了文坛大腕王蒙先生的大作《中国天机》，里面也说到了浩然，那也是一段值得关注的文字，摘录如下：“这是一个红彤彤的年代啊。所谓的“右派”，被打下了气焰，红彤彤的苗子如作家浩然正在蓬勃成长壮大。他不但写了大量清新活泼的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而且发明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写作方法。我亲耳听他讲过，有多少思想，就有多少生活。我分析，他的意思是说，你只有从思想上找准自己的立足点，你的生活经验才是有用的。另外他说，例如你在生活中碰到一个作风简单粗暴的农村干部，你千万不要去写农村干部的简单粗暴，而要反过来去着力塑造一个作风细腻、温和体贴的农村干部典型。例如你碰到个态度不好的商店店员，你当然不可以写社会主义的商店里有态度不好的店员，而是要写一个模范的英雄的与顾客心贴心的店员。浩然的倒写现实法举世罕见。这样的作品，弄不好会培养出倒读书的读者，看到先进人物就想到恐怕是够落后的啦，读到勇士，没准想到作者是不是又碰到一个懦夫？”
王先生的见解又高人一筹，他总结浩然的写作，是倒写现实法，比起浩然自诩的树红旗的写作方法，是各臻其妙。妙在有了如此高明的写作方法，可以解决许多文艺创作上的难题？！比如发生了矿难，或重大工程事故，死了很多人，你直写事故真相，写决策者领导人的罪责吗？那不行！那能符合‘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延安讲话》铁律吗？那写什么呢？可以写在抢救灾难时的英雄模范事迹呀，可以写死亡者勇于牺牲，或舍身救人的崇高精神呀，可以写执政者对遇难者和家属无微不至的关怀，还能写这个主义那个主义的精神大发扬！这样岂不是可以坏事当好事办，丧事当喜事做！
那要是发生了像大跃进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大事呢？那就写人数是统计错误，是自然灾害，是苏修逼债！
那文革十年浩劫呢？那就写是艰苦探索，是发起者就是毛泽东，担心中国要出修正主义，是好心嘛。
那大饥荒时，几十万人冒死扑（边界）网大逃港呢？那就写这些人，是‘秘密赴港就业’。
有人说这岂不是弄虚作假，掩盖历史真相，欺骗百姓吗？那就说所谓历史真相，也是要讲阶级立场的。
真是好一个‘树红旗写作法’，和‘倒写现实主义’！何为‘倒写现实’？不就是公开鼓吹造假、欺骗、瞒天过海、颠倒黑白、粉饬现实。掩盖真相，且大言不惭，自欺欺人，又自鸣得意吗？
浩然式创作，是文学艺术的反动，贻害无穷！更可悲的是，这种恶劣的所谓创作方法，当下正有扩大蔓延之势！
而寻根究底，其根本原因，一切皆来自《延安讲话》，强调文艺必为政治服务，只能做党的喉舌，必须遵循的铁律结果！
回想起我在十年前，那篇小文中，曾对浩然的所谓树红旗写作方法，还曾义正词严地，进行过批判，说“这真是一段精彩绝伦的作家自白，好一个树红旗的写作方法！它真真切切地告诉人们，假大空瞒和骗的文字垃圾是怎么制造出来的！什么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过是一块奉命写作的遮羞布。在这段话里你还能看到一点社会的责任与作家的良心吗？为了自己的所谓成功，弄虚作假、粉饰现实、指鹿为马都是他囊中之物，拿来就是！什么对历史负责，笑话,我还能等到那一天？那不是白了少年头嘛！是傻子才干的事！”
现在看来，真是书生的迂腐之见！事实证明，浩先生的树红旗写作方法，或如王蒙先生总结的倒写现实法，正越来越显现出它强大的生命力，正被各界人士效仿采用。
浩然先生如果能活到当下，他还须要反省吗，还会忏悔吗？！
2018年2月初稿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6/14/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