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在上帝份上,别再提什么哲人王了!”——哈贝马斯八十九寿辰答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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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

哈贝马斯

在89岁生日之夜,这位当今最有影响力的在世思想家看起来精神矍铄,在他位于施塔恩贝格的家中,他就民族主义、移民、互联网、欧洲等我们时代最为紧迫的一些议题提出了他的看法。

“看在上帝份上,别再提什么哲人王了!”

——哈贝马斯八十九寿辰答问录

BORJA HERMOSO & Habermas

若望/译

在距离慕尼黑约50公里的施塔恩贝格湖周围,一排排高山小屋前后相继,其间冒出一座有着巨大窗子的独栋白色建筑——这是理性主义在海蒂故乡的建筑化身,是包豪斯现代主义与巴伐利亚坚定的保守主义的并置。蓝色门上的白色小门牌证实,这里就是杜塞尔多夫出生的思想家于尔根·哈贝马斯的家,他的丰硕成果——甚至接近89岁生日之际仍笔耕不辍——为他在当世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中赢得了崇高的地位。

他60多年的发妻,历史学家乌特·维斯瑟霍夫(Ute Wessselhoeft)打开门,露出一条小走廊,并对她丈夫喊道:“于尔根!那个西班牙人来了!”乌特和于尔根自1971年以来一直住在这座房子里,那一年这位哲学家接手了马普研究所的主任一职。

特奥尔多·阿多诺的弟子和助手、所谓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杰出成员、法兰克福歌德大学教授——哈贝马斯,从他那间堆满文稿和书籍、略有些杂乱的斗室走了出来,这间屋子就是他说的书房,窗外放眼望去就是森林。

房间用白赭两色装饰,还有一小批现代艺术收藏,其中包括汉斯•哈同(Hans Hartung)、埃杜阿尔多·齐利达(Eduardo Chillida)、肖恩•斯库利(Sean Scully)和君特·弗鲁特伦克(Günter Fruhtrunk)的绘画,以及豪尔赫·奥特伊萨(Jorge Oteiza)和琼·米罗(Joan Miró)的雕塑——最后这个是他2003年获得的阿斯图里亚斯王子社会科学奖的奖品。书架上有很多卷歌德和荷尔德林、席勒和冯·克莱斯特的作品,还有好几排书是恩格斯、马克思、乔伊斯、布洛赫、沃尔泽、赫尔曼·黑塞和君特·格拉斯等人的著作。

他本人也写出了20世纪社会学和政治科学领域的一些重要著作,这次他与《国王报》谈论了过去60年来他所关注的一些议题。他的体态一丝不苟,他的握手稳健有力,而且,虽然一头银发凸显了他慈祥长者的一面,可他是愤怒的。如他所说:“是的,我仍旧对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感到愤怒。这也不是一件坏事,对吧?”

因为罹患腭裂,哈贝马斯说话有些困难。但正是他与言谈的斗争促使他更深入地思考沟通问题,他认为沟通是最终治愈部分社会弊病的一种手段。在我们谈话期间,这位老教授有一次望向窗外,看起来意兴阑珊,喃喃道:“我已经不再喜欢大礼堂或大房间了。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一种刺耳的声音让我充满了绝望。”

哈贝马斯近照

哈贝马斯近照 GORKA LEJARCEGI

很多人都在谈论介入的知识分子(the committed intellectual)的衰落。不过,要是我说这个话题极少有知识界之外的人在谈,您觉得这种说法公允吗?

从左拉到萨特和布尔迪厄,这些法国的典范奠定了公共领域的基础,而公共领域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正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公共领域的脆弱结构却在经历着一个不断加速的衰败过程。“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这个充满怀旧意味的问题其实不得要领。没有可供传达理念的读者,何来介入的知识分子。

互联网是否使得支持传统媒体的公共领域趋于碎片化,而这种碎片化反过来又对哲学家和思想家产生了反作用?

是的。自从海因里希·海涅以来,知识分子的形象就是与自由主义公共领域的古典结构共命运的。然而,这一结构取决于难以置信的社会和文化假定,主要是这样一些:你得有充满警觉的新闻界,有可供参考的报纸,还要有能将大多数人的兴趣引向相关话题,从而形成政治意见的大众媒体;此外,还要假定有这样一个阅读人口存在,他们要对政治感兴趣、受过教育,而且习惯于充满争斗的意见形成过程,他们要花时间去读高质量的独立媒体。

如今,这一基础结构已不复完整,尽管据我所知,它在西班牙、法国和德国等国家还是存在的。但即便在这些地方,互联网的分裂效应也已经改变了传统媒体的角色,对年轻一代来说更是如此。甚至在新媒体的离心和原子化倾向起作用之前,对公众注意力的商业化就已经引发了公共领域的解体。美国,以及美国私人电视频道对电视业的独占,就是一个例子。现在,新的通信手段有一种更隐蔽的商业化模式,其目标不再明确针对消费者的注意力,而是对用户的个人资料加以经济剥削。在客户不知情的情况下,窃取他们的个人数据,以便更有效地操纵他们,有时甚至出于不正当的政治目的,就像最近的Facebook丑闻一样。

尽管有其明显的优势,你是否认为互联网在鼓励一种新的文盲?

你是说推特上那些充满攻击性的争论、口水战,还有有川普的谎话?你甚至都不能说他这个人低于他国家的政治文化水平。川普一直在摧毁这一水平。从印刷术被发明出来并使每个人都成了潜在的读者算起,过了好多个世纪,才实现了全部人口都能阅读。互联网正在把我们都变成潜在的作者,而这不过是几十年的事情。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学会以文明的方式去对付社交网络。互联网已经开辟了数以百万计有用的亚文化领域,可靠的信息与合理的意见正在其中得到交换。我说的不只是能够借这些手段促进学术工作的科学博客,更有(比如)为患有罕见疾病的患者提供咨询和经验的各类论坛,现在患者们可以与另一个大陆上处于相同情况的人进行联络。沟通无疑带来了很大的好处,不仅仅是提高股票交易和投机的速度。我太老了,无法判断新媒体正在孕育出的这股文化冲力。不过,真正令我不安的是,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场首先并主要为经济目的而非文化目的服务的媒介革命。

在当今这个技术主宰的境况中,哲学的未来是什么?

我支持一个老派观点,哲学应该继续努力回答康德的问题:我能够知道什么?我应该知道什么?我能够期待什么?成为一个人意味着什么?但是,我不确定我们所知道的哲学是否还有未来。目前,与所有学科一样,哲学跟随着日益专业化的潮流。而这是一条死胡同,因为哲学应该尽力解释整体,应该致力于对我们理解自身、理解世界的方式提供合理解释。

哈贝马斯2

这位德国思想家从他与乌特自1971年以来共同居住的房子中向窗外望

GORKA LEJARCEGI

你长久以来对马克思主义的拥护有什么变化?你还是一个左派吗?

我已经花了65年的时间,在大学和公共领域为左翼的构想而工作与斗争。如果说我花了四分之一世纪为争取欧盟更大程度的政治一体化而奋斗,那么,我这样做的是出于这样一个想法:只有这个大陆组织才能控制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我从未停止过对资本主义的批评,但我也始终清楚知道,草率的诊断是不够的。我不是那种漫无目标四处开火的知识分子。

康德+黑格尔+启蒙+祛魅后的马克思主义=哈贝马斯。对不对?

如果你非要用这种电报式的表述,那么是的,尽管一点点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也必不可少。

1986年,你提出了宪政爱国主义这个政治概念,而面对着如今高歌扬旗的各种所谓的爱国主义,这个概念听来几乎是对症下药。那么,你是否认为,前一种远比后面说的这些更难实现?

1984年,我应邀在西班牙国会发表演讲。之后,我们去了一家历史悠久的饭店吃饭。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它位于国会和太阳门广场之间,在路的左侧。在与我们杰出的东道主(其中许多人是参与起草国家新宪法的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的热烈谈话中,我和妻子被告知,1873年西班牙第一共和国成立宣言正是在这家饭店中谋划的。一知道这一点,我们就有了全然不同的感觉。宪法爱国主义需要一个可靠的背景故事,这样我们才能始终意识到宪政乃是一项国家成就。

你认为自己是不是一个爱国者?

我觉得,我所爱的是这样一个国家,它在二战之后最终产生了稳定的民主,历经此后数十年的政治两极化,造就了一个自由主义的政治文化。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说,在这个意义上,是的,我是一个德国爱国者,也是德国文化的一个产物。

随着移民的涌入,德国仍旧只有一种文化吗?

我引以为傲的是,我们的文化包括了第二或第三代土耳其、伊朗和希腊移民,其中出产了令人赞叹的电影制作人、记者和电视名人,以及许多CEO、最能干的医生、最好的作家、政治家、音乐家和教师。这是我们文化力量和造就能力的明显体现。右翼民粹主义者对这些人充满攻击性的排斥就是一派胡言,没有这些人就不可能有我们的文化。

能不能说一说你谈宗教的新书,以及这本书对救治时弊的象征作用?

这本书所谈的,与其说是宗教,不如说是哲学。我希望,以一个有关信仰与知识的古老论点为出发点的后形而上学思想的谱系,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站在科学阵营中的日益衰落的哲学不忘自身的启蒙功能。

说到宗教,以及宗教战争、文化战争,你是否认为我们正走向文明的冲突。

依我看,文明冲突这个想法是完全错误的。最古老、最具影响力的文明的特征所在就是马克斯·韦伯研究过的各种形而上学和伟大的宗教。而它们全都具有一种普世潜质,这就是为什么它们在开放和包容的条件下就会兴盛发达。事实是,宗教原教旨主义是一种完全现代的现象。它产生于殖民主义引发的社会除根(social uprooting)、殖民主义的终结,以及全球资本主义。

你曾写到过欧洲应该培育一种欧洲版本的伊斯兰。那么你是否认为这已经在发生了?

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我们努力把伊斯兰神学纳入我们的大学,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国家训练宗教教师,而不是从土耳其等地引进。但这一过程确实取决于我们能否真正整合移民家庭。不过,这并不会解决全球移民潮。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在原籍国解决移民潮的经济起因。

这要怎么做到?

要是不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做出改变,就不要问我这个问题。这个难题要上溯好几个世纪。我不是专家,不过你要是读过斯特凡·莱塞尼希(Stephan Lessenich)的《社会的外在化》(Die Externalisierungsgesellschaft),就会明白,所有这些冲击着欧洲和西方世界的浪潮都有着欧洲和西方内部的根源。

有人引述你的话,说欧洲是经济上的巨人,政治上的侏儒。似乎事情并没有任何改善,我们又遭遇了英国脱欧、民粹主义、极端主义和民族主义。

欧元的引入将货币共同体分为南北两部分——赢家和输家。究其原因,要是政治上联盟的没有进展,各国经济区域之间的结构性差异是无法相互弥补的。缺失了一些减压阀,比如单一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和共同的社会保障体系。欧洲也缺乏制定共同财政政策的力量。此外,新自由主义政治模式被纳入欧洲的各项条约,这强化了民族国家对全球市场的依赖性。南部国家的青年就业率不堪入目。不平等现象全面加剧,蚕食了社会凝聚力。已经设法适应的人,坚持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因为这促进了个人利益。而在那些身处窘境的人当中,非理性的、自我毁灭的愤怒引发的反应已经形成了倒退的趋势,四处蔓延。

你怎么看待加泰罗尼亚的独立问题?

我无法理解,加泰罗尼亚人这么先进,文化这么发达,为什么会想要在欧洲独自立足。我觉得都是经济上的问题。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你怎么看?

我认为要在政治上孤立两千多万渴望独立的人是不现实的。而且也不容易。

这显然是个难题。

哈贝马斯在他位于施塔恩贝格(靠近慕尼黑)的家中客厅读书

GORKA LEJARCEGI

你会不会觉得民族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必要了?

也许我不该这么说,不过我确实认为,民族国家这个东西,没人真正相信,但出于非常实际的原因,它有时必须被发明出来。

我们总是把建设欧洲遇到的难题怪到政客头上,但是或许公众也有责任,因为他们缺乏信念?

到目前为止,政治领袖和政府都是以精英主义的方式来推动这项规划,并没有把人民包括在复杂的问题中。我有一种感觉,甚至连政党或国会议员都不熟悉构成欧洲政治的复杂材料。在“妈妈照管你的钱”这个口号之下,默克尔和朔伊布勒以一种堪称典型的方式,将危机期间的措施与公共领域隔离开来。

德国是不是有时把领导权错当作霸权了?那么,这会使法国落到什么境地?

当然了,问题就在于德国联邦政府既没有霸权的才能,也没有霸权的经验。如果有,它本该知道,如果不顾及其他国家的利益,就不可能使欧洲保持团结。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联邦共和国在经济方面越来越像一个民族主义国家那样行事。说到马克龙,他一直在尽力让默克尔明白,她必须考虑一下自己会以怎样的形象被载入史册。

西班牙在欧洲建设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西班牙支持马克龙就行了。

马克龙和你一样,也是一位哲学家。你认为政治和哲学能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吗?

看在上帝份上,别再提什么哲人王了!不过,马克龙令人心生敬意,因为在当前的政治境况中,他是唯一一个敢于拥有政治观的人;他作为一位知识分子,一位富有说服力的演说家,追求的是欧洲所设定的政治目标;他在几乎令人绝望的选举环境下,展现了个人的勇气,而且成为总统以来,直到现在一直在做他承诺的事情。而且,在这个政治个性在麻木中丧失殆尽的时代,我已经学着欣赏这些个人品质,尽管我有着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但是,还是没法知道他的意识形态,或者说他有没有意识形态。

你说得对。我仍旧看不出这位法国总统的欧洲政治背后的信念。我想知道,他是否至少是一个有信仰的左倾自由主义者,我希望是这样。

谈话的捍卫者
——哈贝马斯速写

丹尼尔·英纳拉里蒂(Daniel Innerarity)

哈贝马斯在1968年的法兰克福大学.

ABISAG TÜLLMANN (BPK)

三位访客在哈贝马斯家中吃饭,一坐下,整个房间立刻被对话充满。哈贝马斯一点儿都不专断,他聆听并询问,这无疑是伟大思想家的标志。我有一种感觉,我们也许是在与最后一批公共知识分子谈话,他们掌握了在这个社交媒体和机会主义即时性的时代我们开始失去的那种权威。我敢说,哈贝马斯的遗产与其说是他浩繁的著作,还不如说是他对公共领域的欣赏,而这与其说是一种理论,倒不如说是一种公民美德和理智态度。哈贝马斯尤其热衷于交谈,他深信共同的努力有其价值。他最根本的关切始终是保护和改进这一主体间的空间,因为只有在这里,我们才能获得真正的发现,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正是要在这样的空间中建立民主的和谐。

哈贝马斯是德国古典哲学传统的产物,他用这个传统来对其他更现代的理论进行检验,比如分析学派的语言或共和民主,他拥有深广的教养,这与其说是信息的累加,不如说是内在对话的多样性。康德、马克思和阿多诺在他的思想中是显而易见的,他们不是缄默不语的博物馆藏品,而是积极的参与者,与奥斯汀、德里达和罗尔斯展开对话。最终结果是许多参与者之间的一场谈话。这种对世界及其文化加以普遍阐释的趣味,与这个碎步片、专门化的时代几乎是陌异的。他的主要障碍是有些人的怀疑主义,他们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或者认为,说到底还是什么都知道一点,但不深究任何东西来得更为值当。人们常认为考虑整体是一种傲慢或幼稚的做法,而这种指责正是哈贝马斯一直在抵制的。多亏了他的勇气,我们现在都知道他的观念:要将人和对话放在所有解决方案的中心。

也许,这种对公共对话的热情可以解释那种主导了他作为一名公众知识分子的一生的责任感。他作为教授和研究者的工作与他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许多大争论所作的持续贡献是分不开的,无论是对历史的公共征用、基因工程的风险,还是最近欧洲解决危机的方式。如果伏尔泰说我们有责任照料自己的花园,哈贝马斯似乎是说我们应该培育我们的谈话。在他看来,公共领域不应该被视为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物之间进行的一场盛大而庄严的辩论,而应该被视为餐桌上的一席谈,而在这场谈话期间,我们可能并不总是同意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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