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初，院里的芍药打起了肥嘟嘟的花苞。我安排好工作，安顿好家事，打算再从波士顿到纽约去看望已经年纪九十一岁的高耀洁妈妈。说起来，自去年九月，我已经有大半年没有见到她了。风雪不断的冬季、前不久儿子的毕业典礼、还主持一档费了老鼻子劲儿，收视率不算高的节目，让我去看望高妈妈的时间一拖再拖。前几天，高妈妈来信说：“我很想你。”老人说想你的时候，就应该赶紧去探望。
走得那天早晨，却发现芍药们都按捺不住、争先恐后的盛开了，好像对我说：“我最漂亮，带我去纽约，带我去看望高奶奶，高奶奶会喜欢我们。”我徘徊于花间，剪下几枝粉色、几枝白色、几枝玫瑰色，还剪下几串串铃当样的毛地黄，搭配在一起，还真有点天姿国色呢。
给高妈妈从波士顿往纽约带花并不是第一次，我带过君子兰、令箭荷花、兰花等，可都是有根有土的盆花，只要装好，并不是十分困难。但带剪枝的却是第一次，颇为不易。好在我从鲜花设计师那里学来一招，用纸巾浸透水包住底部，装进塑料袋，然后用比较厚的包装纸包里，不让它受晒，不让它受压。一路用心保护着坐汽车、转地铁，不敢有丝毫大意带到高妈妈地处曼哈顿的家。
几年来，我已经成了这座红砖大楼的“常客”，闭上眼睛也能找到门。可就是进了门，高妈妈也不知道我来了。因为老人年纪大了，完全耳背。令我比较惊讶的是，我又看到以往多次看到的背影，一头银发，微微的驼背，坐在一台有放大设备的电脑前，认真地阅读着屏幕上的资料。自2009年无可奈何流亡美国，高妈妈身边没有家人，朝夕相伴的、关系最为密切的就是电脑。每天只要精神允许，她就坐在这里一个字、一个字困难地写作，查看来自世界四面八方不同身份、不同年纪朋友的来信问候，也上不同的网站浏览正在发生的国际大事、中国新闻。她就好像一个不会享福、不懂享受清闲的农民，年纪再大，只要能动弹，总要干点什么活。
“高妈妈，我来了。”
我上前拥抱住我的高妈妈，她也抱住我。人们常说母女之间的关系是最亲密的，但我和高妈妈不是娘俩，感情比娘俩还要好。我们每一次见面都有着说不完的话，一起修改稿子、一起看新闻，一起骂毛泽东。说出来或许有人不相信，高妈妈一口河南话，我也鹦鹉学舌跟着说，现在也能说得有些模样。如果有客人来访，我就自动上场，客串一下“河南话翻译”，基本胜任。
“我这两天写了篇文章，给你看看。”高妈妈说着打开文章，当然，万变不离其中，还是有关艾滋病的内容。二十二年来，高妈妈虽然已经出版了十五部、几百万字的艾滋病专著，但她始终关注的还是中国艾滋病问题。
高妈妈还能写作，令我欣喜无比，文章不但配了图片，结尾她还写了一首打油诗。对她的写作，我总是很矛盾。自去年出版了《悲惨年代》以后，高妈妈告诉我她又有新的写作计划，内容包括计划生育、六四等。我曾搂住她的肩膀大声说：“你写，继续写，咱再出版一本书。”一方面，我知道高妈妈一生的经历和记忆非常珍贵，在任何教课书上都找不到。更重要的写作是她最重要的精神支柱，也可以打发寂寞孤独的时光，对她的身体也是有益处的。
不想去年我来探望她时，她刚刚患肺炎出院，浑身无力的躺着，头冒虚汗，鼻子上插着氧气管子，两眼无光。我坐在她的床头，握住她的手，她看着我说：“这是你最后一次见到我了，我想我到时候了。”我一下子泪水潸然，头挨住她的头，安慰她说：“不会的，我还要来纽约看你呢，你不让我来了吗？”她摇摇头：“这次把你的君子兰带回去，等我一死，人家就扔了，就可惜了。”我固执的反对：“我不带，让花多陪陪你。”这盆君子兰是三年前我带来的，高妈妈责怪我花大盆小“虐待”花，让护工换了大花盆，使用了买来的营养土，待遇改变了，它也争气的生长的更茁壮丰茂。后来从客厅搬移到高妈妈的卧室，天天陪伴着老人，并贴上小纸条：“少浇水。”护工告诉我：“奶奶经常拨开，看长新叶子了没有。”它已经是高妈妈的花了，我怎么可以搬回去呢？
“我的眼睛也有问题，医生说了，再不注意，以后就会失明。我再也不能写了。”听到这样的话，我不得不对着她的耳朵下“通告”：“那以后就不要写了，好好休息，听医生的话。”虽然有点遗憾，但反过来说就是再不写一个字，高妈妈也是“著名作家”，一辈子三十多本书也算是著作等身了。国内、香港、台湾、美国都出版过作品，还出版过两本英文著作。对一个九旬老人来说，身体是头等大事。
半年多不见，高妈妈好像“返老还童”了。虽然还离不开氧气，早晚要做两次肺部吸氧，但老人家看上去精神很好，思维清晰，说话大声，写字灵活，记忆力仍然让我这“年轻人”望尘莫及。不知道怎么的，她背诵起了女杰秋瑾的诗《满江红》：
小住京华，早又是中秋佳节。为篱下黄花开遍，
秋容如拭。四面歌残终破楚，八年风味徒思浙。
苦将侬强派作蛾眉，殊未屑！
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算平生肝胆，
不因人热。俗子胸襟谁识我？英雄末路当折磨。
莽红尘何处觅之音？青衫湿！
高妈妈说：“俺上初中的时候学过，背过，记得可清楚。”长长的数十句，一字不差。高妈妈有着令人不可思议的记忆力，第一次遇到艾滋病病人，哪年哪月哪日记得清清楚楚，什么时候到哪个村子探望过几个病人，家里死了几口人，留下几个孤儿，一提起来都是了如指掌。特别是对一些数据，一点也不会错。她从来不说大概、差不多这样的话，对一个九十一岁的老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高妈妈，我给你带花来了。”我小心翼翼地打开包装纸，迫不及待的要向高妈妈炫耀我的绿手指。经过近八个小时的旅行，这些千娇百媚的“美人儿”还是十分美艳。看护拿过来一个盛满水的花瓶，我准备插进去。
“哎呀！花这个钱干啥？这么好的花，得好几十快钱！”
高妈妈皱起眉头数落我，心疼我破费。无论谁来看她送花来，她都觉得太浪费、太费钱……上一辈的人，总觉得鲜花不是生活必须品，又那么昂贵，放几天就扔了就是浪费。
“俺自己种的，种了十几年了，不是买的。”我用河南话对高妈妈解释。
“哟！自己种的？这么好看，很少见到这么好看的花。给我剪子，我给它修建一下，让它多开几天。”本来我要做的，但想高妈妈想做、能做就让她自己做。高妈妈坐在床边，一枝一枝地修剪着花，又一枝一枝插进花瓶。芍药也红也粉，美丽夺人，它的美是那么短暂。手持鲜花的老人一脸皱纹，一脸岁月，生命到了几乎尾声的时刻。老人和鲜花，这样的画面是这样的美，这样的宁静，这样的别有意境。
我坐在高妈妈对面，用手机拍下修剪芍药的老人，一连拍了好多张。将照片寄去给时常关心她的陈总编，发给远在郑州牵挂她的同乡，发给移民在澳大利亚她的侄女……我想让大家看到高妈妈的精神状况，高兴和放心。第一时间有了回覆，陈主编说：“高医生身体这么好。大家都高兴。”郑州的老乡说：“我们都很想念她，看到她有鲜花陪伴，我们很安慰，祝福她！”她的侄女说：“老太太不像一个九十岁的老人，她看有人来有人说话就特别有精神。终于看到她了。”
数百里之外带来的芍药经过高妈妈的修剪，摆放在窗台上，面对着她的床。高妈妈躺在床上微笑着、安静的看着，花的芳香溢满了整个屋子。我坐在她对面和她闲聊，每次来我都不去周围游逛，尽量多陪伴老人。玩可以留在以后，老人的光阴有限。高妈妈又感叹：“多好看的花呀！可大！”
这时我才发现，以前高妈妈养在客厅和卧室的几十盆花“集体失踪”了，包括我的那盆“绝代佳人”君子兰，还有插苗既长的吊兰，怎么都不见了？“花呢？”看护说：“奶奶都送人了，说她活不了太久了，朋友来看她，她就一盆一盆送人了。”真让人哭笑不得，那些花是高妈妈多年的辛苦培育和浇灌，有些是来人送的，有些是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救活的，有些人她自己繁殖的，怎么舍得全部送人呢？我对着高妈妈的耳朵“兴师问罪”：“俺的君子兰呢？”高妈妈说：“叫俺送人了，俺还能活几天？你那君子兰开花了，还有了儿子和孙子（长出了新枝）。都叫我送人了，让他们到别人家去吧……他们可喜欢，都爱花。”
“没有关系，只要你高兴。”
虽然我不知道君子兰送养到谁家，多少有点不舍得，因为我是看着它从一两枝叶子的小苗苗成长成叶子繁茂的一盆花。但是我完全明白，那是高妈妈送给这些年来关心她、探望她、帮助她的大朋友（七、八十岁）、小朋友（四、五岁）、中国朋友、外国朋友、知名朋友、普通朋友的爱。已经九十一岁的她知道，有一天她终会离开这个世界，但这些花会继续活着、鲜绿着、生长着，在一个教授的案前，在一位学者的书架上，在一位小学生的玩具边，一如她悲天悯人的爱，永不枯萎，永不凋谢，永不消失。这些并不名贵、并不值钱的花无声地传达着高妈妈对每一个人的爱！
“我还给你的小胖准备了礼物。”高妈妈一直很关心我的儿子，他身体有点胖，就称呼他小胖，知道小胖大学毕业考上了研究生，高妈妈准备了礼物。她指着书架上的一条毛毯说：“你让小胖好好学习，到三十再结婚。那个毯子给小胖，人家送给我的，那天非要给我铺在床上，我这么大年纪，铺上干啥？我收拾起来，给小胖当个礼物。”新毯子老人家自己不舍得用，却留给我的儿子。我知道是她的一片心意，我没有拒绝，没有客气，赶紧接受了。因为我太了解高妈妈的脾气，恭敬不如从命，我接受了她才会特别高兴。高妈妈在美国仅仅有最基本的生活费用，但她总想给别人一点什么。好像我没有空手而回的时候，上次她的女儿从郑州带来会烩面，她也非让我带几包尝尝。
高妈妈一向省吃俭用，一分钱当一块花。和她坐在一起，我看见她穿着领子打着布丁的衬衣。这个年头，人们都一天三换，谁还缝缝补补？就是纸巾，她也舍不得用一次扔一张，整整齐齐折起来放在床头，用一次折起来下次再用，反反覆覆用了才扔掉。高妈妈多年都不买牛羊肉，是因为牛羊肉的价格比较贵，她吃得最多的是比较便宜的鸡、鸡蛋和豆腐……。她成千上万美元的稿费、奖金都购买了关于艾滋病的书籍，赠送给全世界各地的图书馆、学校、研究人员、各种会议。花费这样的钱，她从不心疼。她希望人们知道艾滋病的真相，关注这场世纪之灾。
每次见到高妈妈，我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帮助老人回信。很多重要的不重要的，着急的不着急的信都需要回覆。总是高妈妈一边口述，我一边帮助她打字。最近高妈妈的一位老朋友患了XX癌，让高妈妈心痛担忧的吃不下饭，她让我马上写信：“你得了这个病，让我非常自责，问自己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没有好好问过你。你这个病，从确诊以后，最好在一两个星期做手术，生存率比较高。我研究女性绒细胞癌多年，参加过全国和国际研讨会，获过奖。癌症一旦确定，越早动手术越好，你是有才干的学者，还有很多重要的研究和工作。不像我，已经九十一了，无所谓了。你在哪个医院？动手术以后，我让护工推着我去看望你。我没有早早给你建议，我很自责。”
写到这儿，我停下来问高妈妈：“你怎么去看望他呢？”一个上厕所、洗澡都需要有人帮助的老人，一个已经离不开呼吸氧气的老人，怎么去探望另外一位病人？“到时候我雇个车，带上氧气器，叫护工送我去。就是花点钱，无所谓。”我想这位高妈妈的老朋友一定知道这位老医生的倔强和固执。年轻时候的她，听说一位产妇难产面临危险，她连夜骑上毛驴到农村抢救下了这位母亲和孩子的生命。如今已经不能走路的她要以老病之身乘车去看望患病的老朋友。她说过：“我是医生，看到病人，我的腿就迈不开了，就想治好他。”高妈妈脱去白大褂已经有近三十年了，但是她永远都没有从医生的角色中退休。
高妈妈是一个非常爱惜自己名誉的人，从不接受任何捐助，也不允许任何人以她的名义成立组织或者基金会。她有点生气的告诉我，现在网络上有一篇文章《如何假装成一个国家的罪人》写到：“在全美贫穷和犯罪最严重的贫民窟，住着一个91岁的中国老奶奶……她的家人都在国内，他们视她为流亡海外的叛徒，拒绝和她相认……邻居的眼里，她只是一个举止奇怪的亚裔老人，没有家人、没有朋友，说不定哪天就会突然消失，并在腐臭后被救护车拉走。”高妈妈的儿子和女儿都先后来到美国探望老母亲，怎么就说成拒绝相认呢？高妈妈出门遇到白人黑人邻居都会热情的打招呼，怎么说成举止奇怪呢？
高妈妈说：“你看他写的，我怎么住在贫民窟呢？我这里一个月两千美金的房租，还有三个二十四小时的看护。你多照点相，发给他们看看，这里是不是贫民窟？”我看到这篇文章也觉得不妥，这位署名“摇滚客”的作者是自己凭空想像，并不了解情况。高妈妈来到美国以后，享受全部的免费医保，在她身体不便以后，从以前的白天看护增加为二十四小时看护，有三个女看护轮流着人给她买菜、做饭、洗澡、洗衣、做家务。这样的待遇，如果在中国高妈妈这样的地位恐怕都得自掏腰包吧？慕名而来看望高妈妈的人很多，小小的屋子总是充满了笑声和话语。就这套小公寓，2014年还曾经是“刘宾雁良知奖”的颁奖厅，数十位学者和教授参加了颁奖典礼。怎么能说出“死了都没有人知道”这么难听的话？用高妈妈的话来说就是：“瞎话，编瞎话。”
生命不息，爱永不止。高妈妈告诉我：“我最近在请人募捐，给那些艾滋孤儿捐衣服，还有鞋子。夏天过去，冬天就来了，那些孩子没有衣服穿，没有鞋子穿。我给他们想想办法。”这位老人每天要吃数种大小的药片，测量数次血压，基本生活都不能自理，但是，她放心不下的还是那些因为卖血而死去，留下的无辜可怜的孩子。她的爱就像天上那颗38980高耀洁行星，不停的闪亮着，永远挂在天空。
高妈妈希望我多住几天，我也希望能够，可是我得回去工作，照顾自己的家。她躺在床上，不能像一往那样推着扶椅送我到门口，目送着我离开。我俯下身脸贴住她的脸告别，我不曾有过这么亲密的举动。因为我害怕，因为我心揪，害怕再也没有机会贴住她的脸，心揪这是最后一次……
穿上鞋子，我仍不想离开，又返回她的卧室，又一次脸贴住她的脸，告诉她：“高妈妈，我走了。”我又大声对着她的耳朵说：“高妈妈，你好好的，我到秋天再来，给你送向日葵花。”脸又一次贴住她的脸对她说：“高妈妈，你好好的，明年芍药开花了，我还要来送。”
世界上有一种感情会超越亲情。我爱我的高耀洁妈妈，那是因为她这一辈子，撒向人间的都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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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刊登日期：Tuesday，June 19，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