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娃:高耀洁妈妈——撒向人间都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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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初,院里的芍药打起了肥嘟嘟的花苞。我安排好工作,安顿好家事,打算再从波士顿到纽约去看望已经年纪九十一岁的高耀洁妈妈。说起来,自去年九月,我已经有大半年没有见到她了。风雪不断的冬季、前不久儿子的毕业典礼、还主持一档费了老鼻子劲儿,收视率不算高的节目,让我去看望高妈妈的时间一拖再拖。前几天,高妈妈来信说:“我很想你。”老人说想你的时候,就应该赶紧去探望。

走得那天早晨,却发现芍药们都按捺不住、争先恐后的盛开了,好像对我说:“我最漂亮,带我去纽约,带我去看望高奶奶,高奶奶会喜欢我们。”我徘徊于花间,剪下几枝粉色、几枝白色、几枝玫瑰色,还剪下几串串铃当样的毛地黄,搭配在一起,还真有点天姿国色呢。

给高妈妈从波士顿往纽约带花并不是第一次,我带过君子兰、令箭荷花、兰花等,可都是有根有土的盆花,只要装好,并不是十分困难。但带剪枝的却是第一次,颇为不易。好在我从鲜花设计师那里学来一招,用纸巾浸透水包住底部,装进塑料袋,然后用比较厚的包装纸包里,不让它受晒,不让它受压。一路用心保护着坐汽车、转地铁,不敢有丝毫大意带到高妈妈地处曼哈顿的家。

几年来,我已经成了这座红砖大楼的“常客”,闭上眼睛也能找到门。可就是进了门,高妈妈也不知道我来了。因为老人年纪大了,完全耳背。令我比较惊讶的是,我又看到以往多次看到的背影,一头银发,微微的驼背,坐在一台有放大设备的电脑前,认真地阅读着屏幕上的资料。自2009年无可奈何流亡美国,高妈妈身边没有家人,朝夕相伴的、关系最为密切的就是电脑。每天只要精神允许,她就坐在这里一个字、一个字困难地写作,查看来自世界四面八方不同身份、不同年纪朋友的来信问候,也上不同的网站浏览正在发生的国际大事、中国新闻。她就好像一个不会享福、不懂享受清闲的农民,年纪再大,只要能动弹,总要干点什么活。

“高妈妈,我来了。”

我上前拥抱住我的高妈妈,她也抱住我。人们常说母女之间的关系是最亲密的,但我和高妈妈不是娘俩,感情比娘俩还要好。我们每一次见面都有着说不完的话,一起修改稿子、一起看新闻,一起骂毛泽东。说出来或许有人不相信,高妈妈一口河南话,我也鹦鹉学舌跟着说,现在也能说得有些模样。如果有客人来访,我就自动上场,客串一下“河南话翻译”,基本胜任。

“我这两天写了篇文章,给你看看。”高妈妈说着打开文章,当然,万变不离其中,还是有关艾滋病的内容。二十二年来,高妈妈虽然已经出版了十五部、几百万字的艾滋病专著,但她始终关注的还是中国艾滋病问题。

高妈妈还能写作,令我欣喜无比,文章不但配了图片,结尾她还写了一首打油诗。对她的写作,我总是很矛盾。自去年出版了《悲惨年代》以后,高妈妈告诉我她又有新的写作计划,内容包括计划生育、六四等。我曾搂住她的肩膀大声说:“你写,继续写,咱再出版一本书。”一方面,我知道高妈妈一生的经历和记忆非常珍贵,在任何教课书上都找不到。更重要的写作是她最重要的精神支柱,也可以打发寂寞孤独的时光,对她的身体也是有益处的。

不想去年我来探望她时,她刚刚患肺炎出院,浑身无力的躺着,头冒虚汗,鼻子上插着氧气管子,两眼无光。我坐在她的床头,握住她的手,她看着我说:“这是你最后一次见到我了,我想我到时候了。”我一下子泪水潸然,头挨住她的头,安慰她说:“不会的,我还要来纽约看你呢,你不让我来了吗?”她摇摇头:“这次把你的君子兰带回去,等我一死,人家就扔了,就可惜了。”我固执的反对:“我不带,让花多陪陪你。”这盆君子兰是三年前我带来的,高妈妈责怪我花大盆小“虐待”花,让护工换了大花盆,使用了买来的营养土,待遇改变了,它也争气的生长的更茁壮丰茂。后来从客厅搬移到高妈妈的卧室,天天陪伴着老人,并贴上小纸条:“少浇水。”护工告诉我:“奶奶经常拨开,看长新叶子了没有。”它已经是高妈妈的花了,我怎么可以搬回去呢?

“我的眼睛也有问题,医生说了,再不注意,以后就会失明。我再也不能写了。”听到这样的话,我不得不对着她的耳朵下“通告”:“那以后就不要写了,好好休息,听医生的话。”虽然有点遗憾,但反过来说就是再不写一个字,高妈妈也是“著名作家”,一辈子三十多本书也算是著作等身了。国内、香港、台湾、美国都出版过作品,还出版过两本英文著作。对一个九旬老人来说,身体是头等大事。

半年多不见,高妈妈好像“返老还童”了。虽然还离不开氧气,早晚要做两次肺部吸氧,但老人家看上去精神很好,思维清晰,说话大声,写字灵活,记忆力仍然让我这“年轻人”望尘莫及。不知道怎么的,她背诵起了女杰秋瑾的诗《满江红》:

小住京华,早又是中秋佳节。为篱下黄花开遍,
秋容如拭。四面歌残终破楚,八年风味徒思浙。
苦将侬强派作蛾眉,殊未屑!

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算平生肝胆,
不因人热。俗子胸襟谁识我?英雄末路当折磨。
莽红尘何处觅之音?青衫湿!

高妈妈说:“俺上初中的时候学过,背过,记得可清楚。”长长的数十句,一字不差。高妈妈有着令人不可思议的记忆力,第一次遇到艾滋病病人,哪年哪月哪日记得清清楚楚,什么时候到哪个村子探望过几个病人,家里死了几口人,留下几个孤儿,一提起来都是了如指掌。特别是对一些数据,一点也不会错。她从来不说大概、差不多这样的话,对一个九十一岁的老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高妈妈,我给你带花来了。”我小心翼翼地打开包装纸,迫不及待的要向高妈妈炫耀我的绿手指。经过近八个小时的旅行,这些千娇百媚的“美人儿”还是十分美艳。看护拿过来一个盛满水的花瓶,我准备插进去。

“哎呀!花这个钱干啥?这么好的花,得好几十快钱!”

高妈妈皱起眉头数落我,心疼我破费。无论谁来看她送花来,她都觉得太浪费、太费钱……上一辈的人,总觉得鲜花不是生活必须品,又那么昂贵,放几天就扔了就是浪费。

“俺自己种的,种了十几年了,不是买的。”我用河南话对高妈妈解释。

“哟!自己种的?这么好看,很少见到这么好看的花。给我剪子,我给它修建一下,让它多开几天。”本来我要做的,但想高妈妈想做、能做就让她自己做。高妈妈坐在床边,一枝一枝地修剪着花,又一枝一枝插进花瓶。芍药也红也粉,美丽夺人,它的美是那么短暂。手持鲜花的老人一脸皱纹,一脸岁月,生命到了几乎尾声的时刻。老人和鲜花,这样的画面是这样的美,这样的宁静,这样的别有意境。

我坐在高妈妈对面,用手机拍下修剪芍药的老人,一连拍了好多张。将照片寄去给时常关心她的陈总编,发给远在郑州牵挂她的同乡,发给移民在澳大利亚她的侄女……我想让大家看到高妈妈的精神状况,高兴和放心。第一时间有了回覆,陈主编说:“高医生身体这么好。大家都高兴。”郑州的老乡说:“我们都很想念她,看到她有鲜花陪伴,我们很安慰,祝福她!”她的侄女说:“老太太不像一个九十岁的老人,她看有人来有人说话就特别有精神。终于看到她了。”

数百里之外带来的芍药经过高妈妈的修剪,摆放在窗台上,面对着她的床。高妈妈躺在床上微笑着、安静的看着,花的芳香溢满了整个屋子。我坐在她对面和她闲聊,每次来我都不去周围游逛,尽量多陪伴老人。玩可以留在以后,老人的光阴有限。高妈妈又感叹:“多好看的花呀!可大!”

这时我才发现,以前高妈妈养在客厅和卧室的几十盆花“集体失踪”了,包括我的那盆“绝代佳人”君子兰,还有插苗既长的吊兰,怎么都不见了?“花呢?”看护说:“奶奶都送人了,说她活不了太久了,朋友来看她,她就一盆一盆送人了。”真让人哭笑不得,那些花是高妈妈多年的辛苦培育和浇灌,有些是来人送的,有些是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救活的,有些人她自己繁殖的,怎么舍得全部送人呢?我对着高妈妈的耳朵“兴师问罪”:“俺的君子兰呢?”高妈妈说:“叫俺送人了,俺还能活几天?你那君子兰开花了,还有了儿子和孙子(长出了新枝)。都叫我送人了,让他们到别人家去吧……他们可喜欢,都爱花。”

“没有关系,只要你高兴。”

虽然我不知道君子兰送养到谁家,多少有点不舍得,因为我是看着它从一两枝叶子的小苗苗成长成叶子繁茂的一盆花。但是我完全明白,那是高妈妈送给这些年来关心她、探望她、帮助她的大朋友(七、八十岁)、小朋友(四、五岁)、中国朋友、外国朋友、知名朋友、普通朋友的爱。已经九十一岁的她知道,有一天她终会离开这个世界,但这些花会继续活着、鲜绿着、生长着,在一个教授的案前,在一位学者的书架上,在一位小学生的玩具边,一如她悲天悯人的爱,永不枯萎,永不凋谢,永不消失。这些并不名贵、并不值钱的花无声地传达着高妈妈对每一个人的爱!

“我还给你的小胖准备了礼物。”高妈妈一直很关心我的儿子,他身体有点胖,就称呼他小胖,知道小胖大学毕业考上了研究生,高妈妈准备了礼物。她指着书架上的一条毛毯说:“你让小胖好好学习,到三十再结婚。那个毯子给小胖,人家送给我的,那天非要给我铺在床上,我这么大年纪,铺上干啥?我收拾起来,给小胖当个礼物。”新毯子老人家自己不舍得用,却留给我的儿子。我知道是她的一片心意,我没有拒绝,没有客气,赶紧接受了。因为我太了解高妈妈的脾气,恭敬不如从命,我接受了她才会特别高兴。高妈妈在美国仅仅有最基本的生活费用,但她总想给别人一点什么。好像我没有空手而回的时候,上次她的女儿从郑州带来会烩面,她也非让我带几包尝尝。

高妈妈一向省吃俭用,一分钱当一块花。和她坐在一起,我看见她穿着领子打着布丁的衬衣。这个年头,人们都一天三换,谁还缝缝补补?就是纸巾,她也舍不得用一次扔一张,整整齐齐折起来放在床头,用一次折起来下次再用,反反覆覆用了才扔掉。高妈妈多年都不买牛羊肉,是因为牛羊肉的价格比较贵,她吃得最多的是比较便宜的鸡、鸡蛋和豆腐……。她成千上万美元的稿费、奖金都购买了关于艾滋病的书籍,赠送给全世界各地的图书馆、学校、研究人员、各种会议。花费这样的钱,她从不心疼。她希望人们知道艾滋病的真相,关注这场世纪之灾。

每次见到高妈妈,我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帮助老人回信。很多重要的不重要的,着急的不着急的信都需要回覆。总是高妈妈一边口述,我一边帮助她打字。最近高妈妈的一位老朋友患了XX癌,让高妈妈心痛担忧的吃不下饭,她让我马上写信:“你得了这个病,让我非常自责,问自己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没有好好问过你。你这个病,从确诊以后,最好在一两个星期做手术,生存率比较高。我研究女性绒细胞癌多年,参加过全国和国际研讨会,获过奖。癌症一旦确定,越早动手术越好,你是有才干的学者,还有很多重要的研究和工作。不像我,已经九十一了,无所谓了。你在哪个医院?动手术以后,我让护工推着我去看望你。我没有早早给你建议,我很自责。”

写到这儿,我停下来问高妈妈:“你怎么去看望他呢?”一个上厕所、洗澡都需要有人帮助的老人,一个已经离不开呼吸氧气的老人,怎么去探望另外一位病人?“到时候我雇个车,带上氧气器,叫护工送我去。就是花点钱,无所谓。”我想这位高妈妈的老朋友一定知道这位老医生的倔强和固执。年轻时候的她,听说一位产妇难产面临危险,她连夜骑上毛驴到农村抢救下了这位母亲和孩子的生命。如今已经不能走路的她要以老病之身乘车去看望患病的老朋友。她说过:“我是医生,看到病人,我的腿就迈不开了,就想治好他。”高妈妈脱去白大褂已经有近三十年了,但是她永远都没有从医生的角色中退休。

高妈妈是一个非常爱惜自己名誉的人,从不接受任何捐助,也不允许任何人以她的名义成立组织或者基金会。她有点生气的告诉我,现在网络上有一篇文章《如何假装成一个国家的罪人》写到:“在全美贫穷和犯罪最严重的贫民窟,住着一个91岁的中国老奶奶……她的家人都在国内,他们视她为流亡海外的叛徒,拒绝和她相认……邻居的眼里,她只是一个举止奇怪的亚裔老人,没有家人、没有朋友,说不定哪天就会突然消失,并在腐臭后被救护车拉走。”高妈妈的儿子和女儿都先后来到美国探望老母亲,怎么就说成拒绝相认呢?高妈妈出门遇到白人黑人邻居都会热情的打招呼,怎么说成举止奇怪呢?

高妈妈说:“你看他写的,我怎么住在贫民窟呢?我这里一个月两千美金的房租,还有三个二十四小时的看护。你多照点相,发给他们看看,这里是不是贫民窟?”我看到这篇文章也觉得不妥,这位署名“摇滚客”的作者是自己凭空想像,并不了解情况。高妈妈来到美国以后,享受全部的免费医保,在她身体不便以后,从以前的白天看护增加为二十四小时看护,有三个女看护轮流着人给她买菜、做饭、洗澡、洗衣、做家务。这样的待遇,如果在中国高妈妈这样的地位恐怕都得自掏腰包吧?慕名而来看望高妈妈的人很多,小小的屋子总是充满了笑声和话语。就这套小公寓,2014年还曾经是“刘宾雁良知奖”的颁奖厅,数十位学者和教授参加了颁奖典礼。怎么能说出“死了都没有人知道”这么难听的话?用高妈妈的话来说就是:“瞎话,编瞎话。”

生命不息,爱永不止。高妈妈告诉我:“我最近在请人募捐,给那些艾滋孤儿捐衣服,还有鞋子。夏天过去,冬天就来了,那些孩子没有衣服穿,没有鞋子穿。我给他们想想办法。”这位老人每天要吃数种大小的药片,测量数次血压,基本生活都不能自理,但是,她放心不下的还是那些因为卖血而死去,留下的无辜可怜的孩子。她的爱就像天上那颗38980高耀洁行星,不停的闪亮着,永远挂在天空。

高妈妈希望我多住几天,我也希望能够,可是我得回去工作,照顾自己的家。她躺在床上,不能像一往那样推着扶椅送我到门口,目送着我离开。我俯下身脸贴住她的脸告别,我不曾有过这么亲密的举动。因为我害怕,因为我心揪,害怕再也没有机会贴住她的脸,心揪这是最后一次……

穿上鞋子,我仍不想离开,又返回她的卧室,又一次脸贴住她的脸,告诉她:“高妈妈,我走了。”我又大声对着她的耳朵说:“高妈妈,你好好的,我到秋天再来,给你送向日葵花。”脸又一次贴住她的脸对她说:“高妈妈,你好好的,明年芍药开花了,我还要来送。”

世界上有一种感情会超越亲情。我爱我的高耀洁妈妈,那是因为她这一辈子,撒向人间的都是爱!

——《纵览中国》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Tuesday,June 19,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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