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是图伯特议题推到国际舞台前的一年,我也开始为图伯特写部落格,才发现自己的完全无知。大学时代上了两整年的中国现代史,然而在这个议题上,即使我的老师,最杰出的中共史学者在他的巨著《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之中也只写了寥寥数语,少数民族问题彷佛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肇建之后的边缘问题,中共也早已稳操胜券,顾盼自雄。我实在无法明白为什么此边际问题到了2008年彷佛如惊雷一样震憾全球。为了打破自己蒙眜的状态,我决心翻译两本书,一本是记述图伯特现代史的《龙在雪域》,另外一本则是全面解答图伯特问题的《遮蔽的图伯特》。

《龙在雪域:一九四七年后的西藏》(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s: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since 1947)当然是了解图伯特现代史不可不读的作品。作者茨仁夏加教授巨细靡遗地探讨一九四七年以后此区域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秉笔直书,不为讳饰,不但免除了台海两岸类似著作里常见的民族主义之成见,也能够深刻探讨许多图伯特现代史的公案。

例如一九五九年的起义究竟是不是“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策动的武装叛乱(不是,大贵族喇嘛们当天都在解放军总部接受中共的殷勤款待);美国如何参与又退出的过程;图伯特议题在联合国为何少得世界各国支持(“自由中国”的台湾那时候作为加害者之一也难辞其咎);绝大多数中国现代文宣里讳莫如深的班禅仁波切之际遇;最后,文化大革命虽然本意是要开门整党,在西藏自治区却转变成以破四旧为藉口,发动群众破坏伟大的图伯特文明遗产,攻击当地文化习俗的丑剧。最为重要的,是作者茨仁夏加亲自采访了许多博巴(藏人)的看法,让这一部历史有了卓荦显要、不容或缺的观点。

翻译《遮蔽的图伯特:国际藏学家解读西藏百题问答》(Authenticating Tibet: Answers to China’s 100 Questions)的初衷,其实是为了取巧,想要快速地了解图伯特问题究竟在哪里。尤其是中国拿出“朗生”、“堆穷”、“农奴”、“三大领主”等名词振振有词为自己辩解时,我很想知道国际藏学家们对此问题深思熟虑、研阅穷照的精深看法究竟是什么。

不译则已,一译才知道自己的自不量力。这本书集合了国际藏学界十五位专家最精辟的看法,其探索的历史之纵深以及议题范围之宽广,实为世面一般的图伯特书籍所未见,我何德何能担此大任?不过,这是事后的忐忑,初时就凭着一股初生之犊不畏虎的愚勇,就这样逐一迻译了出来,我希望一般的读者也能跟我一样从这本了不起的书里获益。

《遮蔽的图伯特》纵深与范围从目录中可见一斑,它的章节分别为“历史事实”、“人权”、“对达赖喇嘛的政策”、“人口”、“宗教信仰”、“自治权利”、“文化与教育”、“经济发展”、“人民生活”以及“关于拉萨骚乱”,是以一种对话与反思的方式呈现的:国际藏学家们针对中共一九八九年即出版的,现在已经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识少数民族教科书之《西藏百题问答》的一百个问题,一一予以澄清解读。其历史纵深不但远从公元七世纪的图伯特帝国开始谈起,总编辑卡提亚·毕菲特里耶(Katia Buffetrille)以及安玛莉·布隆铎(Anne-Marie Blondeau)女士更为本书写了跋语,使得这本书所纪录的图伯特历史大事一直到2010年为止,允为最即时、最全面的一本图伯特书籍。尤为精采的是,印第安那大学的藏学家史伯岭(Elliot Sperling)教授为了中文版特别写了一篇序言,辨明Tibet之名的起源,不但澄清诸多疑点,更是解决了“名不正则言不顺”的重大难题。

这本书的内容包罗万象,藏学家还致力破除汉文化圈累积经年的成见与迷思。例如清皇朝习惯将藏传佛教学派依照帽子或僧服颜色为其教派命名,实为妄言;宁玛学派僧人是否可以结婚,答案是否定的,所有出家者都需遵守戒律;不守清规戒律者其实并未出家,可能只是遵守“在家居士戒”而已(第五、九部分)。

书里也提出别出新裁的创见,例如图伯特寺院其实是图伯特的经济命脉,中共统治图伯特之初即进行斗喇嘛、没收寺院财产之惊心动魄的暴力过程,结果在此地创造出财政黑洞,以致于文革时期就不得不开始予以财政援助,至今自食其恶果犹不知反省,反而创造出博巴忘恩负义、不知感激的口业,更成为许多中国平民百姓的“共识”。尤有甚者,中共至今仍然一意孤行,继续以补助款在西藏自治区创造出两极的发展,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肥水全都流入“援藏”的国营企业,与中共口口声声说要照顾少数民族之口惠、希望草民感激涕零的不可一世,两相对照之下,更是莫大的讽刺。(第八部分)

凛然指控中共在图伯特逆行倒施,对台湾人而言当然是容易的。我却不得不提出我们应该反躬自省的文化糟粕。2009年回台湾的时候,我的大学同窗即以长辈的姿态好意地劝我,“关怀人权很好,可是小心不要给利用了!”“中共是不可能放弃西藏的,因为战略地位太重要!”我当然懂得我同学话中的其余,哪一个中国民族主义者不醉心“那一片美丽的秋海棠”?我相信他们虽然不至于信服阶级斗争、唯物史观、除私务尽的共产主义,可是对于中共守住“固有领土”是同意的,是支持的。同时还认为中国各民族“自古以来犬牙交错,密不可分”,少数民族就是被外国势力操纵利用才会想要“分裂国土”,西方国家阴谋叵测,尤不可赦。

翻译这两本书,除了证明我的选择并不是受人煽动利用之外,也是一种质疑、一种扣问:在孙中山的五族共和蓝图里,少数民族是否心甘情愿地同意(consent)?他们的见解看法、愿望梦想究竟是摆在什么地方?博巴一而再,再而三走上街头,牺牲自己的生命,忍受不能忍受的肉体折磨,表达自己拒斥中国统治的心声,数十年来血迹斑斑,证据历历,究竟要到什么样的程度,中国民族主义才能够醒悟自己坚持“秋海棠”、“五族共和”本质就是帝国主义?我不免希望这两本拙译,或者能作为促成此事发生的起点。

1901年严复译《国富论》时,说明自己“生于震旦”、“目击同种阽危”才动手翻译,寓意深远。2011年的今天,我的心情亦复如是,我亦因为“目击同种阽危”所以才迻译这两本书。

这当然可以有两种解释。其一,台湾现时处境也颇像当年的图伯特政府,内部都有强大的派系认为可以跟中共合作,两者可以共存:对方可以帮助我们发展经济,只要捐弃意识形态,不谈政治,我们就会更加富有。还有人希望我们台湾人不可妄自菲薄,我不知道这句话没有讲出来的种族歧视有多么严重,可是小觑博巴智商与能力者,就形同于忽略历史教训,必然会有报应。图伯特政府当年并非不知道中共的底细,而是逼人的形势到了没有选择的程度。当今又是谁在带我们一步步走上没有选择的地步?

其二,“目击同种阽危”何尝又不是悲怜图伯特、语言文化、自然环境、博巴之阽危?我希望终有一天博巴终于能够在学校里面学习自己的母语,继承图伯特的文化遗产;终于能够自由依止自己的上师,自由地信仰;自由地说出心里的真话;终于能够依自己的意志决定自己的前途。台湾人从戒严走到民主,应该最能够明白这些看似小事,实为大事的可贵。如果我们终于能够对于图伯特的实情多一些了解,或许能够不为两岸文宣所惑,另辟蹊径,终于能够有现代国家应有的样子,倡议人权,扶持弱势,真正地拥有国际上的朋友?

这两本书在翻译的过程之中,最令我铭感五内的,就是人情的浇灌。台湾的朋友不但支持我,也帮忙我寻找出版社。图博之友会的众人,特别是会长周美里女士都曾经热心地帮忙探询、接洽。欧洲的朋友沈清楷、陈奕齐也热心地为《遮蔽的图伯特》居中牵线,帮忙引介。荷兰莱顿大学区域研究所博士班的何澄辉是多年好友,不但拨出时间回答我国际法上面的翻译问题,目前也热心地帮忙书的宣传活动。另外,左岸总编辑黄秀如一开始就大力支持《龙在雪域》,让我少了许多头痛的时间;可爱的编辑许越智,则是花费了好大的精力修改我欧化的语法,让《龙在雪域》成为更好的一本书。没有大家急公好义与热心帮忙,这两本书就没有问世的可能性。

还有许多素未谋面,热心真诚的博巴,在脸书上,在推特上跟我打招呼,谬赞我的文章,以行动支持我。我感谢安多的东赛啦【1】,玛交巴塔啦给我的指点。台湾达赖喇嘛宗教基金会的董事长与秘书,达瓦才仁啦与索朗多吉啦,也是从我翻译之初即一路支持,不但给我打气,达瓦啦还用公务之余写了长信详细地回答我的问题。

当然,最最功不可没的,就是唯色啦。我跟唯色啦素未谋面,只凭网路就成为好友,她听说我有译书的打算,不但从一开始即支持鼓励,帮忙介绍作者,还在繁忙的写作之暇,拨冗回答我许多博伊(藏文)发音问题,使译文能够更加正确。经由唯色而认识的德乾啦,也曾热心地帮我查书。另外,还有素未谋面的卓嘎啦,也帮忙博伊的中译。

我更不能不提国际藏学家给我的支持与协助。茨仁夏加教授在忙碌的教学与研究之际,为我找出正确的图伯特地名,美国威斯康辛劳伦斯大学(Lawrence University)的Yudru Tsomu教授擅长中文,因此能够回答我最感棘手的问题。伦敦图伯特资讯网(TibetInfoNet)的主任提耶里·多登(Thierry Dodin)从尼泊尔甫回到欧洲,即在Skype上回答了我的问题。

《遮蔽的图伯特》法、英文版总编辑、巴黎高等研究实用学院(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的卡提亚·毕菲特里耶女士从一开始就不厌其烦,一一回答我在翻译遭遇的许多最枝微末节的问题,翻译的这两年,她一路相随与支持,还肩负着为中文版寻找图片的艰巨任务,我希望这本书的中文版能够稍稍满足她为保存图伯特文明尽一份心力的苦心孤诣。

最后,我最为感谢的是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的艾略特·史伯岭教授。史伯岭教授不但精通多种语言,藏学造诣尤为精深渊博。最让我矍然感动的是他提携后进的爱护之心。他不但曾经花费时间阅读我的拙劣译稿,一一指正校对,也不厌其烦地回答对藏学一无所知、英文亦不甚高明的我提出的数十种问题,即使是在旅途的颠踬之中,在达兰萨拉的山城,在波士顿的小屋都不曾稍懈。似乎还有一次,他甫从印度返美,一放下行李即在Skype上回答我关于Manipa【2】的问题。我也曾唐突冒昧地请问史伯岭教授,为什么这么多年,依然还对藏学、图伯特议题保持热情?史教授说他当年受到许多博巴师长、朋友的帮助,感到实有回馈的义务。我则从史教授谈到他的老师图登晋美诺布教授(塔泽仁波切【3】)不胜感念的景仰与依依,领悟到这一片赤诚也是来自图伯特土地与人情的温馨和德泽。无怪乎图伯特议题憾动国际,实因这一份精诚绵绵亘亘,它将永永远远地流传下去,不是偶然,没有奇迹。

2011年3月3日写于春寒料峭的英格兰

【1】“啦”是一个尊称语助词,主要是在图伯特中部使用。
【2】manipa,又称 lama manipa(发音:喇嘛吗尼巴),评话喇嘛,是在街上悬挂卷轴画像(唐卡),为路人解说因果故事、或格萨尔故事的男女瑜伽行者,他们往往云游各地,托钵为生。在今日的中国,他们被称为“神授艺人”。作家唯色在《看不见的西藏》第320页也曾经提到“喇嘛嘛尼”的说唱艺人。
【3】图登晋美诺布即塔泽仁波切(1922-2008)是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大哥,安多杰衮本寺(青海塔尔寺)的朱古。曾经在寻求美国援助的过程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详情请见《龙在雪域》)。稍后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任教,不幸于2008年9月1日圆寂。他的公子晋美诺布继承父亲遗志,曾经来台湾步行,以唤起众人对图伯特议题之关切,不幸不久前(2011年2月14日)在美佛州车祸亡故。

出版资料:

茨仁夏加,《龙在雪域:一九四七年以后的西藏》。出版社:左岸文化。出版日期:2011年3月10日。

安玛莉·布隆铎、卡提亚·毕菲特里耶,《遮蔽的图伯特:国际藏学家解读西藏百题问答》。出版社:前卫。出版日期:2011年4~5月。

译者:谢惟敏,台湾花莲人。台湾大学历史学士,多伦多大学史学硕士。

《龙在雪域》新书讨论会:

2011年3月31日:(青平台Open讲座)慕哲咖啡馆(Café Philo)
台北市泰顺街60巷11号(B1)─Café Philo地下沙龙,时间:7:30-9:00 PM

2011年4月初:(台中)台湾本土文化书店 (详情将再另行公布)

——本帖转自台湾悬钩子博客【For Tibet, with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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