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家捷: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我和沙叶新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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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二十六日凌晨,叶新走了,在入院将近一年之后。那么一个才华横溢的人,那么一个意气风发的人,在病床上只有很浅的意识,几乎什么都想不起来了。所以,他走时没有遗憾,没有痛苦,他很安详。五月二号我和小弟去上海看他,告别时还说,天凉了再来看你,想不到,那竟然就是永别。

我们好了一辈子。

在我二十岁生日的那一天,收到沙叶新从上海寄来的一函纪念鲁迅的画片。封面里侧他题写了鲁迅赠瞿秋白的对联:“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那时他在华师大念书,没有钱买更贵重的礼物了。我们不是兄弟,胜似兄弟,斯世都以同怀视之。

我们两个都在南京市五中读了六年书。其实他比我早一年入学,初二的时候,他患脑膜炎休学一年,所以到高一的时候,我们成了同班同学。据说,患脑膜炎的孩子会有智力损伤,可是他却相反,脑子越来越好。那时我们比赛背诵龙榆生先生编注的《唐宋名家词选》,他一口气可以背出半本书的词目,我只能甘拜下风。他后来在华师大读书,成了老先生的及门弟子,于是他专门买了一本《唐宋名家词选》,请龙先生题了词寄给我。这本书至今是我的珍藏之一。

高中时代,沙叶新在我们班上还真的说不上出类拔萃。同班的王立信,已经在《少年文艺》发表了不少小说。更厉害的是王善继,在一九五五年的《人民文学》优秀作品评比中获一等奖,奖金五百元,当时算得上是一笔巨款。因为,在学校包伙,一月只需八元(王善继毕业后回到河北蓟县家乡,“文革”以后失去联系)。从中学时代,沙叶新的兴趣除了文学,就是玩。他的乒乓球,打遍学校无敌手。大学时代,他入选上海大学生代表队,和李富荣一起打过球,曾经打过国际比赛。一九八〇年,我在上海电影厂文学部写电影剧本,文学部传达室后面有一张球桌,他有空就来找我打球。那时我们刚刚四十来岁,身手还算可以。最可笑的是二〇〇五年五中校庆,我们应邀返校,沙叶新手痒,要和我比试一下球技。水泥台子,地上还有积水,两人对攻,各人摔了一跤。年过花甲的人,还逞什么英雄?

他还有一大爱好是猜灯谜。那时,逢年过节,南京工人文化宫都有有奖灯谜会。他是常客。每逢他去,人家就赶他:“小沙,小沙,你走,你让我们混混!”为什么?他命中率实在太高,奖品全归他了。他在文化宫猜灯谜还不过瘾,还在学校搞灯谜会。一九五七年元旦,他在班上布置了灯谜会,奖品是大家凑的。我现在还记得贴在学校布告栏上的广告词:“有奖灯谜真有趣,请到三楼高三去!”猜灯谜在学校风靡一时。大约是在一九九五年吧,春节,他从上海回来,拉我到文化宫猜灯谜。三十多年过去,物是人非了,再没人认出他来。那天我居然猜到一个大奖,至今历历在目。谜面是“零头布柜台”,打一文体。燕尾格。谜底是“尺牍”。现在的年轻人,你让他想破脑袋他也想不出来——现在还有卖零头布的柜台吗?

沙叶新对于戏剧的兴趣,来自他的家庭。他父亲原先是鸭子店老板,京剧票友。早年,沙家的小楼上,就是票友俱乐部,每日笙箫管笛,热闹非凡。耳濡目染,沙叶新从小就会唱戏。华师大毕业后,他考了上海戏剧学院的研究生,和他的戏剧爱好不无关系。一九六七年夏天,我为了躲避单位的造反派,逃到上海避难,就住在沙叶新的单身宿舍里。那时的上海人艺基本不上班了,但是沙叶新常去,教大家学唱样板戏。人艺的单身宿舍在华山路,一家糖果厂的隔壁。晚上吃了饭,到糖果厂洗把澡,坐在躺椅上聊天。这时他会轻轻地唱戏。他的嗓音略带沙哑,还真有点“麒麟音”的味道。他的女儿起名沙智红,《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红灯记》各取一字。可见当时他对样板戏的痴迷。说来可笑,生了沙智红那是几年以后的事情。我在上海避难时,他和太太江嘉华还在跑爱情马拉松。星期天到公园约会,非要拉上我,去做电灯泡。

闲来无事,我在他的小书架上找书看,翻到一份手稿,题目是《审美的鼻子如何伸向德彪西——与姚文元同志商榷》。这篇文章发表于1963年6月27日。那时,他刚刚分配到上海人艺。提到这事,沙叶新哈哈大笑。他说,就为这事,我被人贴大字报贴到天安门了:“打倒沙叶新!”“沙叶新反对姚文元就砸烂他的狗头!”我哪知道姚文元后来做到那么大的官!很多年以后,“四人帮”垮台了,有人吹捧他是反姚文元的先锋。他仍然哈哈一笑,“我不过是和他讨论一点学术问题而已。”

一九七五年我调入南京市文化局,一九七八年成为专业编剧,我和沙叶新的交往更加频繁,我们是同行了。一九七九年,因为《假如我是真的》上演,沙叶新由此暴得大名。两个月当中,十几个省市的二十多个话剧团同时上演该剧。这是中国话剧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我们南京市话剧团也排了这个戏,在晨光机器厂礼堂彩排。三千多个座位的礼堂,座无虚席。演出中笑声、掌声不断。等我们装台准备公演时,上面通知来了——暂时不要公演。我们迟了一步。

沙叶新和李守成、姚明德三个人躲在无锡一个招待所里写戏,我是知道的。可是,作品出来之快,影响之大,出乎我的意料。这是他们的神来之作。“文革”之后,老干部纷纷出来工作,他们要收复失地。老百姓形容他们要“五子登科”——位子、房子、票子、车子、儿子。广大群众是敢怒而不敢言。媒体公开的说法是“反对不正之风”。《假》剧一时轰动,绝非偶然,那是有社会背景的。虽然这只是即兴之作,但是,喜剧技巧却显得十分老到。一瓶假茅台,骗子送给干事,干事送给科长,科长送给局长,局长又回过头送给骗子。一瓶酒成了贯穿道具,这是典型的“沙氏幽默”,显出他的喜剧才华。

为什么忽然不让演了?随后我们才知道,这部戏惊动了中央,惊动了中央最高领导同志。一九八〇年二月,由胡耀邦同志主持的剧本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中央领导的态度是:“最好由作者自告奋勇提出来修改,否则,暂时不演为好。”沙叶新没有“自告奋勇”,因为,按当时与会者的意见,剧本没法改。在北京开会期间,他给我来过一封信,描述参加会议的戏剧界人士的各种嘴脸,这里不提也罢。这是用讨论和争鸣的方式,否定了一个戏的存在。这也算是一个进步吧?奇怪的是,在公开的媒体上,没见到一篇批评这个戏的文章,赞扬的话更是一句没有。

《假》剧不让演,引起了巴金先生的不满。巴金说:“我不认为这个戏是给党抹黑。该谴责的是党内不正之风和我们的社会风气。”巴金还在全国第四届“文代会”上呼吁:“让这个戏演下去吧!”(巴金《再说骗子》、《随想录》合订本,三联书店,1987版)可惜没人会听他的。

此后几年,沙叶新又写了好几部新戏,比如《陈毅市长》、《寻找男子汉》、《马克思秘史》、《耶稣·孔子·披头士列侬》等等。其中《陈毅市长》片断还入选中学语文课本。可是,这些戏的影响,皆不可与《假》剧同日而语。

二〇〇七年,沙叶新、董健和我三个人,受命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戏剧卷,我们冒很大风险,将《假》剧和高行健的《绝对信号》列入选集中。幸亏得到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支持,书稿终获通过。我们在书稿的《序言》中,特别指出这部戏在中国戏剧史上的价值:“该剧在生活中是有原型的,作品将其戏剧化,写当时人人恨之而又人人难脱干系的‘走后门’之风,实际上触及了党和国家权力的监督缺失问题。剧中揭开现行体制下官僚特权阶层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一积重难返、十分敏感的政治问题。”“三十年来的历史表明,这样的剧作是有生命力的。”联合编纂这部书,对于我们是一次十分愉快的经历。每次开会,就在中山南路我的家中。由于志同道合,工作非常顺利。工作开展之初,三个人在我的书架前有张合影。那时的沙叶新还是个胖子。重睹这张照片,令人唏嘘不已!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沙叶新成了公众人物。请他演讲的多了,约他写稿的多了,尤其是港台和境外的媒体,给他带来很大的压力。他的头脑是清醒的。他曾经用四句话概括他的处世之道:离经不叛道、崇洋不媚外、犯上不作乱、自由不泛滥。这四句话多少有点调侃的味道。但是从中可以看出,他像一个杂技演员,在一根晃晃悠悠的钢丝上竭力保持平衡,这是多么的不易。尤其是他写了《检讨文化》、《表态文化》等一系列离经叛道的文章之后,在全国第四届“文代会”上公开表示“不为权力写作”之后,他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每次出访,必有上级领导派人“问候”他,劝他不要去。如果非去不可,则会提醒他,哪些话可以讲,哪些是一定不能讲的,千万不要出乱子。如在国内,手法就简单了。二〇〇二年南京东南大学校庆,请他演讲。由于他的口才,由于他的幽默,当然更由于他的尖锐,场内笑声、掌声不断。这次演讲十分轰动,有人传到网上。于是麻烦来了。次年“五四”青年节,东大又来请他,他慨然允诺。头天晚上,他在电话里告诉我此事,约好演讲之后见面。第二天上午九时许,他的电话来了。我问他:“你在哪里?”他说:“在东大门口。”“怎么不进去啊?”“有人看在大门口,说是如果我要进去,这个集会只能取消!”我在长江路接到他,两人在一家咖啡馆坐了很久。然后送他到火车站去。二〇〇五年,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决定排演沙叶新的剧作《幸遇先生蔡》。沙叶新打电话告诉我,非常兴奋。该剧香港已经公演,上海方面不应该有什么问题。戏排得很顺利。可是在第二次连排的时候,接到上面通知:“这戏不要演了。”为什么?沙叶新说:“我连问都不好问的!”

这些年,沙叶新其实写了不少戏,国内不让演就是了。光是香港出版的作品,我就收到四五种之多。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是音乐剧《邓丽君》。二〇一三年十月,我和另外两位同学刘华俊、蒋贵生应邀出席了在香港举行的首演式(上环文娱中心)。演出前,大厅里挤满了等候沙叶新签名的热情的观众,剧场更是座无虚席。第二天,香港媒体好评如潮。二〇一六年,剧组又先后在伦敦、渥太华、新加坡和吉隆坡演出,受到广大观众尤其是华人观众的热烈欢迎。什么时候沙叶新的戏可以在国内公演呢?我们有理由希望这一天的到来。

我和沙叶新,我们是通家之好。彼此的兄弟姐妹包括子女间,亲如家人。他常常要去美国、香港或者欧洲,每次回来,都有我的礼物。主要是书,是在国内买不到的书。他对我的关心,细致入微。他在美国买到一种切药片的小盒子,万里迢迢带回来给我,至今我每天用它,十分方便。防治白内障的眼药水,其实南京可以买,他也在上海买好,托人带给我。九十年代初,他忽然对我说:“叫你用电脑,你就是不听我的。过几天我去美国,给你带一个回来!”听说他要从美国买,我赶紧在南京买了一台座机,现在,电脑是我每天不可或缺的朋友。叶新是我的电脑启蒙老师。在使用电脑和手机之前,我们一直保持通信。“文革”前的几十封信,被军代表带人抄家时抄去了。发还时,我生气,扔到报社铸字间的大熔炉里烧掉了。回想起来,多么可惜!“文革”之后还有沙叶新二三十封信,至今保存在家。有一次我问他:“那些信怎么办?”他随口说了一句:“拿去出版啊!”这不是书呆子气吗?那些信中,没有什么柴米油盐,大部分是对时局的讨论分析。如果公开发表,用今天的术语说,不是“妄议中央”吗?这些信件,何时才能重见天日?

前几年,他身体比较好的时候,每次回南京,我们就呼朋唤友聚会。不为吃饭喝茶,就为聊天。有一次,我们在长江路一家茶餐厅聚会,参加的有董健、王彬彬等人,好像还有拍纪录片的胡杰。出门分手的时候,他一把拉住我,要我送他上火车站。董健笑道:“他住新街口,向南,你到火车站向北,你们不顺路啊!”沙叶新说:“什么顺路不顺路?将来,我还要拉他替我送葬哩!”想不到这句话,居然一语成谶!想起来好不伤心。

沙叶新幽默机敏,那是出了名的。他在一次演讲时说:“夫人讽刺我,你一辈子工作、学习,什么都不突出,就是腰间盘突出!”我拿这话去和江嘉华对证,嘉华哈哈大笑:“什么呀?驴头不对马嘴,那是他讽刺我的!”他和某位前国家领导人(大腹便便)有过一点交往。有一回,这位领导人说:“沙叶新,你又胖了!”他居然回答说:“我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引得哄堂大笑。其实这是个段子,在朋友间成为笑话经典。二〇〇八年,他患贲门癌开刀,体重下降五十多斤。后来几乎骨瘦如柴了。我们讥讽他:“你又不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啦!”他只是苦笑而已。

一个多么聪明,多么机敏的人,怎么会患上老年痴呆?这是他自己告诉我的。二〇一五年九月十三日,叶新回来,我们在新城饭店聚会,董健也在。叶新悄悄告诉我:“前几天出门买东西回家,离家不到一百米,忽然认不得家了,打电话让保姆接我回家。这种事发生四五次了,是不是老年痴呆?”到了去年,病情有所发展,但是,我们还经常通电话。我问他,“你在干什么?”他总是回答我,“我在写作!”其实,他女儿智红告诉我,他早就不能写东西了。到了2017年8月,突发弥漫性脑梗,住进了中山医院。

“一切从简!”这是叶新脑子清醒时对亲人唯一的嘱咐。他的丧事,只有少数几个亲人在场。他不想惊动任何人。可是,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

作者简介

赵家捷:曾任南京市文化局艺术创作室主任兼南京市话剧团团长。江苏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南京市戏剧家协会主席。国家一级编剧。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创作话剧《天上飞的鸭子》等十余部。南京艺术学院特聘教授。南京大学戏剧影视艺术系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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