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饭店,沈文昌缓慢地走到路边,弯腰坐进一辆出租车里,那驼背的样子活像一只虾。

挥手告别之时,陈超不禁感到有些自责。沈老先生原本是一位诗人,一位学者。或许他的学术成就主要来源于他那意象派诗人的气质。在他眼中,服装不仅仅是简单的纺织品,而是融内涵与联想于一体的美好意象。

那是一种富有生活感的原始意象,其中蕴含的东西远非语言所能表达。

陈超想到多年前他在外滩公园读过的那本《意外收获》。女主人公初次登场之时,头戴“土耳其式小皮帽”。文中这个“小皮帽”具有象征意义,因为主人公的侄女在其他场合也戴着同样的帽子。陈超觉得这是对两者之间相似之处的微妙暗示。当他第一次读那本书的时候,并不理解“土耳其式小皮帽”这个概念。查阅资料后他才知道这是一种“带黑穗的红色圆筒形无边毡帽”。

书中最感人的部分可能很难在电影中表现出来。所以看佩琴送来的影碟之前,陈超也曾试着说服自己别抱太大希望。只是看完之后他还是感到有些遗憾,影片是黑白的,那美丽的帽子显得根本不起眼。

可是眼下这起连环杀人案中红旗袍又有什么象征意义呢?

各种思绪再次纠结在一起。当他回过神来,发现自己居然还站在街边挥手,而沈文昌乘坐的出租车早就开走了。

所谓成功的意象,通常包含著作者想要传达给读者的一些特定思想感情。在沈文昌的诗歌中,“残缺的蚯蚓”生动地表达了他对于故乡的热爱。而反过来,失败的意象只有作者自己看得懂,读者看来确实一头雾水。

然而本案凶手并不是在创作文学作品,所以他不必去关心旁人是否能理解他的用意。别人越困惑,他就越有成就感。

忽然,裤兜里一阵振动打断了陈超的思考,是手机响了。来电显示打电话的是李书记。

“陈超同志,我希望你停止休假,别在论文上花那么多时间了。必须在凶手再次作案之前抓住他,这点用不着我再多费口舌了吧?”电话那头打着官腔。

“李书记,我一直在密切关注案情。”

这话倒是没错。不过对自己私底下进行的查访陈超并未多说。他隐隐有一种感觉,本案凶手不仅智商颇高,而且有后台。陈超目前身在幕后,这是一种优势。他想保持这一优势。

“市政府领导非常关注这件案子,今早开会时一位领导同志又点你的名了。”电话那头的李书记依然喋喋不休。

“我知道,我知道,我已经和于光明警官讨论过案情了。”陈超说道。

“那今天下午回局里来吧。”

“今天下午啊……”陈超对李书记这种吆五喝六的口气很不满,况且自己也还没做好回局里的准备,“您也许听说了,我最近还在调查西九区房地产开发案,法制改革委员会的钟主任让我……”

“这就是说,你写论文只是个借口,”李书记插话道,“你怎么不早说?”

言多必失啊,陈超原以为把钟保国和西九区案搬出来就能暂时应付一下李书记,可他忘了,李书记会因为这件事而恼火。因为这位书记毕竟是局党委一把手,却在西九区案上完全被陈超蒙在鼓里。

“不不不,那个,论文真的不是个借口。我必须得按时交上论文。至于那个西九区案,您可能也听说了,政治上有点儿敏感。不过我目前还没插手那件案子,所以暂时没向您汇报。”陈超解释道。

“陈大探长啊,咱们这座小破庙快装不下你这尊真神了!”听上去李书记很不高兴。

“李书记您千万别这么说,我保证马上回去和于警官讨论破案的事。”

仓促结束了这段尴尬的对话之后,陈超把电话打给了于光明。

“不好意思啊,我今天上午执行任务去了,没见着沈老。”于光明在电话那头表达着歉意。

“没关系。我刚和他一起吃了午饭,沈老详细地给我讲了讲旗袍的事。”

“你在哪儿呢?”

“离上海图书馆不远。”

“那你下午有空吗?咱俩见面聊吧。”

“好的,我也打算找你聊聊。”

“好极了,在哪儿碰头?”

“我想想……”陈超明白,在图书馆讨论谋杀案挺不靠谱的。他环顾四周,看到街角有间陶艺风情咖啡厅,里面只坐着一对年轻情侣。

“凤阳路街角正对图书馆的那家陶艺风情咖啡厅怎么样?”陈超建议道。

“哦,挺时髦的地方啊。还陶艺风情呢。好,二十分钟后见。”于光明说完,挂断了电话。

走进咖啡厅,陈超发现里面的布局呈L型。较长的一边跟普通咖啡厅差不多,而较短的一边更像是手工艺作坊,摆着许多大桌子,桌上摆着陶土,桌子的尽头是一座烧窑。顾客可以在喝咖啡之余亲自动手做一件陶器。也许现在是白天的缘故,店里除了陶艺区坐着一对年轻情侣之外,没有其他顾客。陈超走到休闲区坐下,叫了一杯咖啡。这里的咖啡价格比普通咖啡厅贵不少。

他喝了一口温热的咖啡,看着那对做着陶艺的情侣,脑中浮现出一幅好莱坞爱情电影的场景,随后又想起女词人管道升的《我侬词》:

你侬我侬,忒煞情多;情多处,热似火;把一块泥,捻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齐打破,用水调和;再捻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我与你生同一个衾,死同一个椁。

姑娘用沾满黏土的小手抹着小伙子的脸颊。陈超听不清他们说些什么,只听到姑娘如银铃般的笑声。这是一幅感人的画面,恰似词中的描写。

陈超满足地喝了一口咖啡,开始试着解读沈文昌提供的那些信息。他想到了沈老先生对旗袍本身及其意象的表述。懂得旗袍所包含意义的也许不仅限于本案凶手一人,只是警方很难搞清楚这些意义罢了。因为,那些旗袍似乎都是比照着多年之前某位人物或是某种原始意象制作而成的。

佩琴大概就是想在电影里找到类似的原始意象吧。

如果按照这种思路追查下去,他肯定能比佩琴走得更远。不仅因为作为一名警察有着超凡的能力,更因为他的门路更广一些。

想到这,陈超掏出电话本,查着中国作家协会王主席的号码。这位王主席还兼任着中国艺术家协会第一书记,旗下会员包括时尚设计师、摄影家和导演等。不久之前,陈超曾以自己的方式帮过王主席的忙。

“王主席,您对上海的红色旗袍杀人案有耳闻吗?”长途电话费用颇高,所以陈超决定开门见山直入主题。

“哦,我在报纸上看到了。”

“我想请您帮个忙。您看,旗袍这东西可能有什么象征意义。您能通过贵协会成员收集一些相关信息吗?比如说向全国各地的分会发一个相关内容的传真什么的。任何相关线索对我们破案都会大有帮助的。”

“没问题,我回头就去联系所有认识的人。不过陈队长,谁没见过旗袍啊?电影电视里、现实生活中,到处都是啊。”电话那头话音里带着疑惑。

“本案的旗袍有三点不寻常之处。第一,你可能也从报纸上读到了,这旗袍是纯手工高档货,却是五六十年代的老款式;第二,死者穿着旗袍却光着脚;第三,死者也许与花坛和公园之类的场所有某种联系。”

“这样就能缩小范围了,”王主席说道,“我会让我的秘书联系各省分会,不过我可不敢保证一定能查出什么啊。”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我知道您为了帮我要多费心了,王主席。”陈超答谢道。

“你也帮过我啊,就像上一次。”

陈超心想,这次跟上次可不一样,这次是要命的大事。

正当他挂断电话打算点支香烟的时候,于光明进了咖啡厅,大步流星地走过来。

“这地方挺清静啊,头儿。”于光明发现他们俩是休闲区仅有的顾客。

“有进展吗?”陈超一边问,一边把菜单递给他的搭档,“居委会那边有动静吗?”

“没有。没啥有价值的线索。”

这时一位女服务员来到桌前,好奇地看着两个人。于光明立刻板起面孔,一头乱发配上他那身棉制服,再加上脚上那双蒙尘的鞋子,活脱脱一副滑稽模样。他向对面的陈超做了个噤声的手势。而上身穿黑色夹克衫、下身穿卡其布裤子、身边放着一个皮夹的陈超倒更像是个来喝咖啡的普通顾客。之前那对年轻情侣起身准备离开,估计是被刚进来的警官打扰到了。

“来杯茶吧。”于光明把服务员打发走之后对陈超笑道,“老大,我还是喝不来咖啡啊。”

“我猜居委会也查不出什么新东西,”陈超说道,“凶手在那些公共场所成功抛尸两次都没被看到,就别指望他的邻居能目击到什么了。”

“廖国昌认为凶手应该有车库,可李书记反对普查全城的车库。”

“不,我觉得凶手没有车库照样可以作案。”

“哦对了,第二名受害者的身份查到了,叫乔春燕。是个坐台女,经常在明河饭店做活。”

“三陪小姐?”

“没错,她就指望那个活着,也因那个而死。”于光明脸上流露出一丝不屑。

其实他也不必多说。三陪小姐是个新名词,也是个新职业。所谓三陪,就是陪吃陪唱陪跳舞。虽然色情业在中国不合法,但总有人在各种掩护之下继续从事着这一行当。三陪小姐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法律并未禁止年轻姑娘陪客人唱歌跳舞吃饭,即便有进一步“服务”,有关当局一般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然而干这一行的姑娘们也要面对许多危险,其中也包括面对变态杀人犯。

“就是说两名死者都从事社会最底层职业。”陈超若有所思地说。

“廖国昌有些新的想法。他认为凶手可能对这类女子怀恨在心,所以才搞出这样的连环杀人案。”于光明说道,“不过说句实话,我真没觉得这两名死者有什么联系。第二名死者可能是因为她自己的职业才碰到凶手的,可第一名死者不是这样的啊。”

“是啊,那个田陌你也调查得很清楚了。”

“她就是个宾馆打杂的,又不是三陪小姐。据我调查到的,她是个勤快的姑娘,为人正派。她是在宾馆的食堂帮忙不假。你想啊,大款和三陪们怎么会去那种地方吃饭。如果她做那种见不得人的皮肉买卖,又怎么会混在那种低档宾馆呢?”

“我同意你说的。那你觉得两名死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呢?”陈超问道。

“关于她们之间的共同点,我列了一个表。”于光明边说边拿出一页从笔记本上撕下的纸,“大部分廖队长已经调查过了。”

RFA
2018-02-19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