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叶新夫妇和比利时笔会副会长（右二）和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右一）在布鲁塞尔剧场前。图／作者提供
惊闻沙叶新先生逝世，回忆起2009年沙老赴比利时参加学术活动时，顺道来德国转转，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安排彭晓明和我接待他，我们曾经一起聊天，一起散步……，我记起了沙老说自己有“洁癖”倾向，帮小明整理了书房；我也记起了沙老同情我一直回不了国，他回国后帮去我走走关系……。沙老回国后，我还写了《天下苍生谁主沈浮——读沙叶新先生“天下兴亡谁有责”有感》，在我发稿前，传给了沙老阅读，他划去了上海那个著名文人的姓名。此文2010年刊载于香港《前哨》杂志。今天重新转发此文，以示悼念沙老！
泱泱大中华，旧时，天下为君者，皇帝也，家天下；而今，天下为君者，共产党，党天下。“人民共和”只是粉饰天下的标签，依循的还是“打天下坐天下”的江湖法则。赶走了国民党，迎来了新主子共产党，皇历还是老的，只是换了新衣，虽冠以“人民共和”之名，却无当家议政之实。这就是今日中国社会关系之写照。
著名作家沙叶新先生，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向专制政权，向党天下，慷慨陈词，严厉质问，悲壮呐喊：“天下兴亡谁有责”？问政，问民，问天下，将今日中国这层社会关系揭示得淋漓尽致，形象生动，字里行间浸透了沙老爱国、爱民的寸心热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跃然纸上，声声道出天下百姓的民生、民情、民意。沙老的一片苦心孤诣，令世人感动。
前些天，沙老到比利时参加一个研讨会，顺道来我在德国农村的家做客，我有幸认识了沙老。读沙老其文，识沙老其人，颇有一番感慨和思绪，借贵刊园地，三言两语道之，算是我认识沙老留存的记忆吧！
初识沙老引出的话题
我与沙老从未谋面，但我仰慕和敬重沙老久已。这不仅因为沙老的年龄属于长者，中国人自古有“长者为尊”的传统。更是因为“文革”乱世后，中国文艺一片荒芜，沙老勤奋耕耘，创作了多部颇有影响的话剧，有“假如我是真的”和“陈毅市长”等，记得这些优秀作品曾经引起一波波热效应，成了人们街头巷尾和茶余饭后的热衷话题。从那时起，沙叶新的名字如同一种符号，进入了我的记忆。
与沙老初次握手之际，脑际里忽然闪现了鲁迅的影子。
我在学生时期，最初接触到的文学作品，主要是鲁迅、巴金、茅盾和曹禺等的一些书籍。对于鲁迅，虽然今人对他的评价不一，但是历史地看问题，鲁迅在当时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下，愤世嫉俗，敢于直言，批评时政，对年轻人的影响，是正面的，积极的。鲁迅的那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恰好刻画了他自己人格风范的特征，成了一种永远的印记。犹如在树苗的枝杆上划了一道刻痕，随着树苗的长大，印记只会加深、明晰，就是刨挖了它的生命根基，刻痕也无法消除，除非将它烧毁。人类的记忆就是如此顽固。
第一眼见到沙老，可能是因为沙老手术以后瘦弱、清臒的形象，也可能是沙老目光中透出的倔强和睿智的神情，还可能有感于沙老那只才华横溢、激扬文字的锐笔，对中国时政弊端的尖锐批评、讽刺和嘲弄，让我下意识地连想起鲁迅。
鲁迅好运。其实，与鲁迅同时代的还有胡适、梁漱溟等许许多多著名文化人，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和成就远不在鲁迅之下，只是胡适投错了门，梁漱溟言语沖撞了当朝君王毛泽东。而鲁迅恰好迎合了共产党革命之意，于是乎共产党执政后被奉为文化旗手，且经久不衰。这也就成了今天中国文人投门、献媚，看执政者脸色取舍的一种时尚风气，可悲，可叹，也可怯。我想倘若鲁迅地下有灵，面对今天的共产党铁幕专制，他的那支尖刻、辛辣之笔，又会如何来勾勒和表述呢？难道会束之高阁吗？
沙老不易。在共产党统治下，世人皆将自己藏在舌头底下，七千万党员皆三呼万岁，唯独沙老敢为天下先，对专制政权说不。为此沙老付出了自由的代价。沙老批评时政的文章国内媒体不能刊登，媒体也不敢登载，被执政者视为忌讳之言，违拗之语。沙老被剥夺了其作家公开发表作品的权利，犹如是心灵的审判，没有铁窗的囚徒，被剥夺了说话的权利。
沙老不幸。国民党统治时期相对宽松，鲁迅尚能批评时政，倡导革命的文章还是能够公开发表，共产党政府远没有国民党政府的度量。读过沙老近年来的文章，你会为老先生的正义、诙谐、嘲弄和批评之声而感慨，钦佩，叫好！不过，同样的满腔热情，同样的凛然正气，同样的尖锐笔触，同样的苦心呐喊，同样的为中国的民情、民意、民生求索！两者却得到了共产党的不同待遇。
沙老不然。我细细寻思，将沙老比作鲁迅式人物，未免不公允，不情理。沙老没有鲁迅那般阴冷、苛刻；沙老的阳光和热情，能从他的戏剧作品中感受到。沙老没有鲁迅那种睚眥必报，喜好争论的性格；沙老广为结交朋友，与人宽容大度，批评人也只对事不对人。沙老没有鲁迅那种激进主义的冷血；沙老理性而温和，倡导和平理性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读沙老的戏剧和文章，你会被他的语言天才震撼；观看他的戏剧，是一种文化享受；阅读他的杂文等，你会被他的深刻、幽默和犀利而感染，引发新的思考。
沙老的一生，几乎是从共产党政权下一路走来，而他的人格风范，却保持了自由作家的独立性，在当代是凤毛麟角。沙老是敢于说真话，敢于批评时政的一代文学大家。我想起了孔子赞扬史鱼的话：“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
从沙老个人的遭遇和现象，实际上引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社会问题。
文人是社会进步的报晓鸡
茫茫的黑幕尚未掀开，公鸡总是首先意识到新一天的开始，是它破晓鸣啼，告诉这世界：天亮了！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文人就像这破晓的大公鸡，总是率先站出来，掀开历史新的一页。
从网络上读了沙老的《天下兴亡谁有责》一文，我为之动容、感慨，随之也陷入了沙老提出“谁有责”的思绪，回顾了“谁有责”的历史画面……
中国有句“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说法，我没有考究过它的出处，但感觉这是与历史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我臆断可能是读书人的自嘲和谦卑之语。假如真要论及文人（知识份子）在历史上的作用，应该是正面的，肯定的，积极的，历史可鉴。
没有文化，没有读书人，我们今天可能依然处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人类社会每一次的变革和革命，或者说发展和进步，从来就离不开知识，离不开读书人，读书人都起到了正面的积极作用。我这里刻意不用“知识份子”称谓。知识份子的提法，尽管风雅，却只是共产党制度下的土特产，可能有其历史的原因。而西方民主国家没有如此的刻意划分阶层，把读书人与社会划分得如此经纬分明。特别是当今社会，知识份子（读书人）已融于社会各阶层，各领域，是社会的一份子，这种提法欠科学。我认为使用文人一词，是专指从事文化工作者，较为贴切。
人类社会对国家执政制度提出一套理论和探索，首先由文人圈开始。古希腊柏拉图提出著名的《理想国》思想，亚里斯多德提出“城邦政治生存法则”等。同时代我们的祖先也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以及“王司敬民，罔非天允《尚书·高宗彤日》”等执政为民的核心思想，要求统治者们顺民意、顺人心，改善统治管理方法，只有人民安居乐业了国家才会稳定。这也从另一侧面证明：人类社会自从出现了国家，出现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就要求政治制度完善、修正和改革就没有间断过，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人类历史上重大转折时期，知识份子总是一马当先，其作用不容小觑。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实际上就是一次漫长的文化运动，只是当时和今天我们都没有这样从本质上去认识它。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思想和文化最为辉煌灿烂、群星闪烁的时代，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大多出现于这个时代，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精华和基础。学者们可以自由讲学、着书立说和随意议论政事。许多优秀人物受到重用，甚至出卿任相，譬如：商鞅、吴起等。儒家大师孟轲与齐威王、宣王的政见相悖，但同样受到重视。齐宣王还多次向孟轲问政，甚至连齐国征伐燕国等重大决策，也听取孟轲的意见。春秋战国被历史划分为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的转折期，由此可见“百家争鸣”的历史意义。
十四世纪至十六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同样是人类社会的重大文化运动。它带来了一段科学与艺术革命时期，揭开了近代欧洲历史的序幕，被认为是中古时代和近代的分界。我们熟知的、并脍炙人口的《神曲》名著作者但丁，就是这一时期的领潮人。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也是这个时期的成就，否则就不会出现圣经的《新约书》，同时也迫使天主教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运动。我们今天倡导的人文主义思想同样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发展人的个性，提倡个性自由，把人的思想感情和智慧从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现代一些史学家都认为“文艺复兴”是封建主义时代和资本主义时代的分界线。
从人类发展的历史看，文人敏感，善于思考，求索真理；面对时政弊病，文人总是率先挺身而出，揭露时弊，提出变革，从而带动整个社会的文化运动，文人责无旁贷地成为推进历史的领军人物。“唤醒世俗梦，黄莺清越啼”就是一种形象比喻。
“天下兴亡谁有责”？沙老以他的笔触再次叩响了时代变革的钟声……
沙叶新。图／作者提供
异议文人是社会稳定的安全阀
中国现今的时髦用词是“和谐社会”。开口“和谐”，闭口“和谐”，“和谐”似乎成了万能胶，哪里都用它去粘糊。这犹如满大街吆喝的“冰糖葫芦”，看似招眼，尝试酸甜，却仅是哄哄孩儿，甜甜馋嘴。只不过是当朝统治者一幕自导，自演，自吹，自赏的“海市蜃楼”幻想剧。明眼人一目了然其背后的故事，这分明是执政者试图刻意强调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价值观，与民主社会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分庭抗礼。
上海有个著名文人来欧洲巡游一周，还真以此为题，在凤凰电视台举行专题讲座。对于东方传统文化与西方价值观进行比较和讨论，这本身是件好事。但是此人在一味赞誉中国传统文化光辉历史的同时，借机对北京执政者大加吹捧，对共产党现行政策方针百般讴歌，时不时地还对西方价值观思想揶揄一番，嘲弄一番。听得我瞠目结舌、不知所然。
如何看待和认识普世价值观呢？首先，普世价值观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它是人类在社会生活中，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界关系的准则和方法。其次，普世价值观不是一种孤立的理念和方法，它与当地的文化、伦理和宗教等现象相容相处，是社会实践的总结和提升，同时又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得到体现。作为长期生活在德国的华人，我们很清楚，没有三五年的德国现实生活经验，你还真不能大言西方价值观之优劣。举个简单例子：当人们谈论驾驶技术，刚拿到驾驶执照者与有十万公里驾驶经历者，其感受、体会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德国人常提醒驾驶新手：你拿到驾驶执照，不能说是会驾驶了，起码要安全驾驶两万公里以上，方能说你会驾驶了。当我们在了解一种社会生活方式，认识一种价值观理论时，更不能如此简单而武断，甚至于狂妄。这使我想起了瞎子摸象的寓言故事，这与说“大象是柱子，大象是扇子”的懵懂和愚昧有什么区别呢？
同样，我们又如何看待和认识“和谐社会”的传统思想呢？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不是什么坏东西。它指的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界，区域与区域，族群与族群，国家与国家等和睦相处，休戚相关的共存，其包容性达万物世界、宇宙苍穹。只是老子的治国之道是对统治者而言的，无论是“阴阳”和谐，还是“无为而治”，抑或是“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等，每一条，每一点都是在教导统治者治国之心，治国之策，治国之道。
自然界生命分阴阳，人类社会层也存在阴阳，只是人们不是以“阴阳”称谓，譬如在中国以统治者、执政党、主流媒体等为一面，而另一面则是被统治者、反对派、异议人士等。人类发展历史告诉我们，社会每前进一步，都留下了反对派伟大贡献的足迹。马丁路德的新教学说挑战，在宗教界引起了一场改革，使得天主教趋向人性化和世俗化。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使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了一次挑战、修正和完善，出现了一大批完善、先进的西方民主国家，使得人类社会跨进了新的发展阶段。人类历史就是在这样的斗争、调和、修正与完善中螺旋形上升和发展。
故此“和谐社会”并不是如共产党宣传的那样，它应该是包容社会各个阶层，包容社会每一个人，是一种多元文化、多元思想、多元政治的和平相处、共存和制约，通过内在规律的和谐，达到社会政治生态的平衡。
由此可见，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异议文人，反对派文人是社会进步，社会稳定，“社会和谐”的安全阀，是人类进步发展的财富和宝贝。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没有这部分人的存在，“社会和谐”只是一句空话。
天下苍生，谁主沈浮？
要求政治制度改革不是新问题，是人类的传统课题，只是今天的遣词用语在不断更新，民主运动是今日世界的潮流，是今日政治体制改革的主题。今天中国问题已经积重难返，从官僚体系的腐败，社会经济分配的悬殊，社会矛盾沖突的日益尖锐，都暴露了中国制度性不合理，政治体制变革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为什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数十年原地踏步，毫无进展？原因很简单，在社会政治体制的主体力量——异议人士、反对派人士缺席的状况下，这种社会变革注定没有任何前途。共产党政府将这些人士，要么赶出国门，要么置于冷板凳，要么投入大狱，把当代的商鞅、王安石们一个个赶出政治体制擂台。可以想象一下，没有主角的戏剧，能有什么结果呢？
天下苍生，谁主沈浮？不是旧时的君王，不是专制的共产党，而是人民。中国的世道要改变，就必须接纳民主人士、异议人士，听取不同声音，反对的声音，广泛的采纳和任用社会各界的精英和专才。学习俾斯麦敢于接纳和采用反对派的方案（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思维），学习理查德？尼克森敢于启用曾经反对自己的社会精英（使用季辛吉的例子）。
中国的世道要改变，中国人不能仿徨、等待和期盼，只有醒悟、参与和投入，去争取要回自己的权益，取回本该属于自己的命运、生活和未来！
※原文刊载于2010年香港《前哨》杂志
民报【欧洲之声】2018-0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