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叶新夫妇和比利时笔会副会长(右二)和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右一)在布鲁塞尔剧场前

沙叶新夫妇和比利时笔会副会长(右二)和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右一)在布鲁塞尔剧场前。图/作者提供

惊闻沙叶新先生逝世,回忆起2009年沙老赴比利时参加学术活动时,顺道来德国转转,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安排彭晓明和我接待他,我们曾经一起聊天,一起散步……,我记起了沙老说自己有“洁癖”倾向,帮小明整理了书房;我也记起了沙老同情我一直回不了国,他回国后帮去我走走关系……。沙老回国后,我还写了《天下苍生谁主沈浮——读沙叶新先生“天下兴亡谁有责”有感》,在我发稿前,传给了沙老阅读,他划去了上海那个著名文人的姓名。此文2010年刊载于香港《前哨》杂志。今天重新转发此文,以示悼念沙老!

泱泱大中华,旧时,天下为君者,皇帝也,家天下;而今,天下为君者,共产党,党天下。“人民共和”只是粉饰天下的标签,依循的还是“打天下坐天下”的江湖法则。赶走了国民党,迎来了新主子共产党,皇历还是老的,只是换了新衣,虽冠以“人民共和”之名,却无当家议政之实。这就是今日中国社会关系之写照。

著名作家沙叶新先生,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向专制政权,向党天下,慷慨陈词,严厉质问,悲壮呐喊:“天下兴亡谁有责”?问政,问民,问天下,将今日中国这层社会关系揭示得淋漓尽致,形象生动,字里行间浸透了沙老爱国、爱民的寸心热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跃然纸上,声声道出天下百姓的民生、民情、民意。沙老的一片苦心孤诣,令世人感动。

前些天,沙老到比利时参加一个研讨会,顺道来我在德国农村的家做客,我有幸认识了沙老。读沙老其文,识沙老其人,颇有一番感慨和思绪,借贵刊园地,三言两语道之,算是我认识沙老留存的记忆吧!

初识沙老引出的话题

我与沙老从未谋面,但我仰慕和敬重沙老久已。这不仅因为沙老的年龄属于长者,中国人自古有“长者为尊”的传统。更是因为“文革”乱世后,中国文艺一片荒芜,沙老勤奋耕耘,创作了多部颇有影响的话剧,有“假如我是真的”和“陈毅市长”等,记得这些优秀作品曾经引起一波波热效应,成了人们街头巷尾和茶余饭后的热衷话题。从那时起,沙叶新的名字如同一种符号,进入了我的记忆。

与沙老初次握手之际,脑际里忽然闪现了鲁迅的影子。

我在学生时期,最初接触到的文学作品,主要是鲁迅、巴金、茅盾和曹禺等的一些书籍。对于鲁迅,虽然今人对他的评价不一,但是历史地看问题,鲁迅在当时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下,愤世嫉俗,敢于直言,批评时政,对年轻人的影响,是正面的,积极的。鲁迅的那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恰好刻画了他自己人格风范的特征,成了一种永远的印记。犹如在树苗的枝杆上划了一道刻痕,随着树苗的长大,印记只会加深、明晰,就是刨挖了它的生命根基,刻痕也无法消除,除非将它烧毁。人类的记忆就是如此顽固。

第一眼见到沙老,可能是因为沙老手术以后瘦弱、清臒的形象,也可能是沙老目光中透出的倔强和睿智的神情,还可能有感于沙老那只才华横溢、激扬文字的锐笔,对中国时政弊端的尖锐批评、讽刺和嘲弄,让我下意识地连想起鲁迅。

鲁迅好运。其实,与鲁迅同时代的还有胡适、梁漱溟等许许多多著名文化人,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和成就远不在鲁迅之下,只是胡适投错了门,梁漱溟言语沖撞了当朝君王毛泽东。而鲁迅恰好迎合了共产党革命之意,于是乎共产党执政后被奉为文化旗手,且经久不衰。这也就成了今天中国文人投门、献媚,看执政者脸色取舍的一种时尚风气,可悲,可叹,也可怯。我想倘若鲁迅地下有灵,面对今天的共产党铁幕专制,他的那支尖刻、辛辣之笔,又会如何来勾勒和表述呢?难道会束之高阁吗?

沙老不易。在共产党统治下,世人皆将自己藏在舌头底下,七千万党员皆三呼万岁,唯独沙老敢为天下先,对专制政权说不。为此沙老付出了自由的代价。沙老批评时政的文章国内媒体不能刊登,媒体也不敢登载,被执政者视为忌讳之言,违拗之语。沙老被剥夺了其作家公开发表作品的权利,犹如是心灵的审判,没有铁窗的囚徒,被剥夺了说话的权利。

沙老不幸。国民党统治时期相对宽松,鲁迅尚能批评时政,倡导革命的文章还是能够公开发表,共产党政府远没有国民党政府的度量。读过沙老近年来的文章,你会为老先生的正义、诙谐、嘲弄和批评之声而感慨,钦佩,叫好!不过,同样的满腔热情,同样的凛然正气,同样的尖锐笔触,同样的苦心呐喊,同样的为中国的民情、民意、民生求索!两者却得到了共产党的不同待遇。

沙老不然。我细细寻思,将沙老比作鲁迅式人物,未免不公允,不情理。沙老没有鲁迅那般阴冷、苛刻;沙老的阳光和热情,能从他的戏剧作品中感受到。沙老没有鲁迅那种睚眥必报,喜好争论的性格;沙老广为结交朋友,与人宽容大度,批评人也只对事不对人。沙老没有鲁迅那种激进主义的冷血;沙老理性而温和,倡导和平理性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读沙老的戏剧和文章,你会被他的语言天才震撼;观看他的戏剧,是一种文化享受;阅读他的杂文等,你会被他的深刻、幽默和犀利而感染,引发新的思考。

沙老的一生,几乎是从共产党政权下一路走来,而他的人格风范,却保持了自由作家的独立性,在当代是凤毛麟角。沙老是敢于说真话,敢于批评时政的一代文学大家。我想起了孔子赞扬史鱼的话:“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

从沙老个人的遭遇和现象,实际上引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社会问题。

文人是社会进步的报晓鸡

茫茫的黑幕尚未掀开,公鸡总是首先意识到新一天的开始,是它破晓鸣啼,告诉这世界:天亮了!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文人就像这破晓的大公鸡,总是率先站出来,掀开历史新的一页。

从网络上读了沙老的《天下兴亡谁有责》一文,我为之动容、感慨,随之也陷入了沙老提出“谁有责”的思绪,回顾了“谁有责”的历史画面……

中国有句“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说法,我没有考究过它的出处,但感觉这是与历史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我臆断可能是读书人的自嘲和谦卑之语。假如真要论及文人(知识份子)在历史上的作用,应该是正面的,肯定的,积极的,历史可鉴。

没有文化,没有读书人,我们今天可能依然处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人类社会每一次的变革和革命,或者说发展和进步,从来就离不开知识,离不开读书人,读书人都起到了正面的积极作用。我这里刻意不用“知识份子”称谓。知识份子的提法,尽管风雅,却只是共产党制度下的土特产,可能有其历史的原因。而西方民主国家没有如此的刻意划分阶层,把读书人与社会划分得如此经纬分明。特别是当今社会,知识份子(读书人)已融于社会各阶层,各领域,是社会的一份子,这种提法欠科学。我认为使用文人一词,是专指从事文化工作者,较为贴切。

人类社会对国家执政制度提出一套理论和探索,首先由文人圈开始。古希腊柏拉图提出著名的《理想国》思想,亚里斯多德提出“城邦政治生存法则”等。同时代我们的祖先也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以及“王司敬民,罔非天允《尚书·高宗彤日》”等执政为民的核心思想,要求统治者们顺民意、顺人心,改善统治管理方法,只有人民安居乐业了国家才会稳定。这也从另一侧面证明:人类社会自从出现了国家,出现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就要求政治制度完善、修正和改革就没有间断过,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人类历史上重大转折时期,知识份子总是一马当先,其作用不容小觑。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实际上就是一次漫长的文化运动,只是当时和今天我们都没有这样从本质上去认识它。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思想和文化最为辉煌灿烂、群星闪烁的时代,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大多出现于这个时代,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精华和基础。学者们可以自由讲学、着书立说和随意议论政事。许多优秀人物受到重用,甚至出卿任相,譬如:商鞅、吴起等。儒家大师孟轲与齐威王、宣王的政见相悖,但同样受到重视。齐宣王还多次向孟轲问政,甚至连齐国征伐燕国等重大决策,也听取孟轲的意见。春秋战国被历史划分为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的转折期,由此可见“百家争鸣”的历史意义。

十四世纪至十六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同样是人类社会的重大文化运动。它带来了一段科学与艺术革命时期,揭开了近代欧洲历史的序幕,被认为是中古时代和近代的分界。我们熟知的、并脍炙人口的《神曲》名著作者但丁,就是这一时期的领潮人。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也是这个时期的成就,否则就不会出现圣经的《新约书》,同时也迫使天主教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运动。我们今天倡导的人文主义思想同样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发展人的个性,提倡个性自由,把人的思想感情和智慧从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现代一些史学家都认为“文艺复兴”是封建主义时代和资本主义时代的分界线。

从人类发展的历史看,文人敏感,善于思考,求索真理;面对时政弊病,文人总是率先挺身而出,揭露时弊,提出变革,从而带动整个社会的文化运动,文人责无旁贷地成为推进历史的领军人物。“唤醒世俗梦,黄莺清越啼”就是一种形象比喻。

“天下兴亡谁有责”?沙老以他的笔触再次叩响了时代变革的钟声……

沙叶新

沙叶新。图/作者提供

异议文人是社会稳定的安全阀

中国现今的时髦用词是“和谐社会”。开口“和谐”,闭口“和谐”,“和谐”似乎成了万能胶,哪里都用它去粘糊。这犹如满大街吆喝的“冰糖葫芦”,看似招眼,尝试酸甜,却仅是哄哄孩儿,甜甜馋嘴。只不过是当朝统治者一幕自导,自演,自吹,自赏的“海市蜃楼”幻想剧。明眼人一目了然其背后的故事,这分明是执政者试图刻意强调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价值观,与民主社会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分庭抗礼。

上海有个著名文人来欧洲巡游一周,还真以此为题,在凤凰电视台举行专题讲座。对于东方传统文化与西方价值观进行比较和讨论,这本身是件好事。但是此人在一味赞誉中国传统文化光辉历史的同时,借机对北京执政者大加吹捧,对共产党现行政策方针百般讴歌,时不时地还对西方价值观思想揶揄一番,嘲弄一番。听得我瞠目结舌、不知所然。

如何看待和认识普世价值观呢?首先,普世价值观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它是人类在社会生活中,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界关系的准则和方法。其次,普世价值观不是一种孤立的理念和方法,它与当地的文化、伦理和宗教等现象相容相处,是社会实践的总结和提升,同时又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得到体现。作为长期生活在德国的华人,我们很清楚,没有三五年的德国现实生活经验,你还真不能大言西方价值观之优劣。举个简单例子:当人们谈论驾驶技术,刚拿到驾驶执照者与有十万公里驾驶经历者,其感受、体会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德国人常提醒驾驶新手:你拿到驾驶执照,不能说是会驾驶了,起码要安全驾驶两万公里以上,方能说你会驾驶了。当我们在了解一种社会生活方式,认识一种价值观理论时,更不能如此简单而武断,甚至于狂妄。这使我想起了瞎子摸象的寓言故事,这与说“大象是柱子,大象是扇子”的懵懂和愚昧有什么区别呢?

同样,我们又如何看待和认识“和谐社会”的传统思想呢?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不是什么坏东西。它指的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界,区域与区域,族群与族群,国家与国家等和睦相处,休戚相关的共存,其包容性达万物世界、宇宙苍穹。只是老子的治国之道是对统治者而言的,无论是“阴阳”和谐,还是“无为而治”,抑或是“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等,每一条,每一点都是在教导统治者治国之心,治国之策,治国之道。

自然界生命分阴阳,人类社会层也存在阴阳,只是人们不是以“阴阳”称谓,譬如在中国以统治者、执政党、主流媒体等为一面,而另一面则是被统治者、反对派、异议人士等。人类发展历史告诉我们,社会每前进一步,都留下了反对派伟大贡献的足迹。马丁路德的新教学说挑战,在宗教界引起了一场改革,使得天主教趋向人性化和世俗化。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使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了一次挑战、修正和完善,出现了一大批完善、先进的西方民主国家,使得人类社会跨进了新的发展阶段。人类历史就是在这样的斗争、调和、修正与完善中螺旋形上升和发展。

故此“和谐社会”并不是如共产党宣传的那样,它应该是包容社会各个阶层,包容社会每一个人,是一种多元文化、多元思想、多元政治的和平相处、共存和制约,通过内在规律的和谐,达到社会政治生态的平衡。

由此可见,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异议文人,反对派文人是社会进步,社会稳定,“社会和谐”的安全阀,是人类进步发展的财富和宝贝。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没有这部分人的存在,“社会和谐”只是一句空话。

天下苍生,谁主沈浮?

要求政治制度改革不是新问题,是人类的传统课题,只是今天的遣词用语在不断更新,民主运动是今日世界的潮流,是今日政治体制改革的主题。今天中国问题已经积重难返,从官僚体系的腐败,社会经济分配的悬殊,社会矛盾沖突的日益尖锐,都暴露了中国制度性不合理,政治体制变革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为什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数十年原地踏步,毫无进展?原因很简单,在社会政治体制的主体力量——异议人士、反对派人士缺席的状况下,这种社会变革注定没有任何前途。共产党政府将这些人士,要么赶出国门,要么置于冷板凳,要么投入大狱,把当代的商鞅、王安石们一个个赶出政治体制擂台。可以想象一下,没有主角的戏剧,能有什么结果呢?

天下苍生,谁主沈浮?不是旧时的君王,不是专制的共产党,而是人民。中国的世道要改变,就必须接纳民主人士、异议人士,听取不同声音,反对的声音,广泛的采纳和任用社会各界的精英和专才。学习俾斯麦敢于接纳和采用反对派的方案(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思维),学习理查德?尼克森敢于启用曾经反对自己的社会精英(使用季辛吉的例子)。

中国的世道要改变,中国人不能仿徨、等待和期盼,只有醒悟、参与和投入,去争取要回自己的权益,取回本该属于自己的命运、生活和未来!

※原文刊载于2010年香港《前哨》杂志

民报【欧洲之声】2018-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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