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齐氏文化基金会2017年推动中国进步奖第10届颁奖公告 (2017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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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颁奖于2017年10月10日完成,公告延至2018年8月1日发表,敬请体谅。

齐氏文化基金会是齐家贞女士为纪念父亲齐尊周逝世十周年,于2008年3月在澳大利亚注册成立的非盈利机构。资金来源为齐尊周遗产,子女个人收入,及小范围私人捐款。

齐尊周(1912-1998),中国广东海南文昌人。1945年5月参加国家考选合格赴美深造,成为“美国铁路高级管理人员协会”会员,回国后在首都南京以铁道和公路交通运输业为国效劳为民服务,克勤克俭竭尽忠诚。1949年后,身陷囹圄二十三年。齐尊周一生期盼国家民主富强,百姓幸福安康。

齐氏文化基金会的宗旨是:“中国很大,我们很小;但我们心齐,愿意为中国的进步做一点事情”。

基金会每年颁发“推动中国进步奖”,奖励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个人(或组织)以文学艺术的形式,为改善中国的民主、自由与人权做出的积极贡献。

基金会从2008年起至2017年,已连续颁奖十届。

齐氏文化基金会在此宣布2017年度第十届推动中国进步奖评选结果。

评选人:黄文海、应亮、郑义、王康
获奖人:艾晓明
奖金:10,000澳币;奖状:一帧(待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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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奖词
(文、图/王康)

当代中国亚马逊

齐氏文化基金会荣幸地评选艾晓明女士为2017年度获奖人,以表彰她三十年一以贯之地促进中国自由与人权、维护女性权益的非凡而英勇的劳作,及其独特的成就与深广的影响。

2009年12月上旬,艾晓明得知自己获法国西蒙·波伏娃奖时,“正在火车站大厅候车,身边是一排排密密麻麻被行李围绕的旅客,寒流南下,列车误点。这样一个好消息,让我觉得非常之不真实”。

警方禁止艾晓明前往巴黎“五月花”酒店出席颁奖仪式,她于是想起一首中国抗战歌曲: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们的鲜血……;这种时空变换告诉她:自由和解放需要付出代价。

21世纪中国开始出现一种现像,若干名门望族、前贤往哲的后人或补弊起废,或脱颖而出,与中共红二代、太子党接续秦始皇毛泽东的皇权政统分庭抗礼,重建人格尊严和文明道统,艾晓明是杰出代表人物之一。

艾晓明出身民国世家,外祖父唐生智系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国民政府大本营军事训练及军法执行总监、军事委员会执行部主任,主持上海、南京抗战筹备并构筑江浙沿线工事。1937年出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主持南京保卫战,名闻天下。父亲艾仁宽是唐将军在抗战期间领养的孤儿之一,五十年代与唐将军女儿成婚。曾在武汉市东湖中学任英文教员,1966年在文革中被打成历史和现行反革命,精神和肉体都受到摧残。与众多民国名人后代一样,艾晓明祖父辈的经历为她遗留屈辱和艰辛,而其传统文化道德则成为其终身的格范与启示。

三十而立。文革结束后,艾晓明先后就读华中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获中国现代文学博士学位。供职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后出任中山大学研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研室主任、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广东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并赴美国田纳西州南方大学任访问学者。

艾晓明聪敏勤奋,在若干领域崭露头角,学术前景宽广。先后撰著《青年巴金及其文学视界》、《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血统: 一个黑五类子女的文革记忆》、《天空之城》、《骑桶飞翔》、《从文本到彼岸》、《活在语言中的爱情》、《我的监狱之行》;翻译《女性主义思潮导论》、《小说的艺术——认识米兰·昆德拉》、《古典主义》、《表现主义》、《论戏剧与戏剧性》;编著《浮城志异——香港小说新选》、《中国女性小说新选》、《火焰与碎银——都市女性散文丛书广州卷》……

若因循学术轨辙,艾晓明不难称名于学界,前程远大。但本性、家世以及时代精神引领她不宥于学院书斋,而转上一条荆棘之路。

2003年,艾晓明届知天命之年,毅然走出书斋、校园,以社会为讲堂,以天下为己任。她翻译、导演美国女性主义话剧《阴道独白》,组织40余名师生在广州首度上演。该剧遂遭禁,2009年始由“薪传实验剧团”巡演京沪深等地。同年,艾晓明介入孙志刚案和黄静案,并拍摄纪录片《天堂花园》,揭露中国司法黑暗。该片先后在香港、美国、英国、瑞典等妇女与性别研究机构与会议上交流,被全国上百家高校和妇女研究机构在妇女、性别教育课程中使用。

同年艾晓明被《南风窗》杂志授予“为了公共利益良知奖”,被上海《东方女性》杂志读者投票选为“最有影响十大人物”之一。她从此广泛参与民众维护自身权益、践行社会公道、实现人权的公民运动,一发不可收拾。

2005年9月,对太石村罢免事件进行文字和图像记录。在《公民维权网》发表公开信,呼吁温家宝先生倾听太石村民心声,释放所有村民,让他们过一个祥和的中秋节。9月26日因参与调查太石村罢免事件而遭暴力围攻,受到广泛关注、声援。

2006年8月,针对高智晟被捕和家人被软禁,发表公开信督促保障妇女儿童权利。同年在河南拍摄《中原纪事》,记录艾滋病患者在志愿者帮助下与当地政府博弈过程。同年,拍摄反映草根阶层参政议政的纪录片《人民代表姚立法》。

2007年,拍摄纪录片《关爱》,记录河北邢台地区染艾滋病患者的维权之路。同年,继首部文革美术纪录片《为革命画画:户县农民画》后,与独立制片人胡杰再度合作拍摄反映文革宣传画的记录片《红色美术》。

2009年,连续拍摄纪录四川汶川大地震中死难学生及家长维权历程的电视片《我们的娃娃》、《公民调查》、《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和《忘川》。同年10月16日,携纪录片《开往家乡的列车》及《我们的娃娃》赴港参加香港记协举办的研讨会,在深圳出境时被截。

2010年4月,完成纪录片《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记录艾未未公民调查。

2011年8月,完成纪录片《让阳光洒在地上》,反映北京网友、公民记者和公益服务志愿者王荔蕻因声援福建三网民而被控“寻衅滋事”,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温榆河法庭开庭审理的历史性场景。同年拍摄《让阳光洒在地上》续集《明信片》。

2012年,潜入广东乌坎村内,记录乌坎村民经历的抗争和希望,完成记录片《乌坎三日》。

2014年,完成纪录片《新公民案审判》,现场记录辩护律师张庆方,采访学者郭于华、企业家王瑛等,质疑不公审判,开拓新公民运动。

2014年,退休后的艾晓明用二十个月时间拍摄六小时纪录片《夹边沟祭事》,记录甘肃省酒泉市巴丹吉林沙漠右派劳改农场的惨痛历史。2017年,中共反右运动60周年,中国独立纪录片研究会联合香港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在香港举行《夹边沟祭事》放映会。艾晓明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称,反右运动让人惊骇、让人撕心裂肺,摧残了几百万知识分子,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灾难。她坚信,要推动中国走向开放、民主,必须研究和记录当代中国苦难史。

2010年1月,艾晓明与郭建梅同获西蒙·德·波伏娃奖;2012年获独立中文笔会颁发的林昭纪念奖;同年与谭作人,朱承志共获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杰出民主人士奖。

艾晓明教授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久、英勇而完美地显示了中国知识人献身自由,追求真理与公义的不朽精神,表现出中国女性仁爱、悲悯、高尚的德性,——她是当代中国的亚马逊。

注:古希腊寓言家伊索、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剧作家埃斯库罗斯都记载过亚马逊人英勇善战的故事。亚马逊人形成于希腊史前时期,是母系社会的代表,是古希腊神话中一个由全部皆为女战士构成的民族。亚马逊人以弓箭、战斧、轻盾为武器,她们自己制造战盔、战袍,崇拜战神阿瑞斯和狩猎女神阿尔忒弥斯,在战斗中求生活。亚马逊人曾经占据着小亚细亚、佛里及亚、色雷斯和叙利亚,足迹遍布世界各地,在地理大发现时期,在美洲还发现亚马逊人的踪迹。传说“亚马逊”一词的意义为“烙去少女的右乳”,以利于使用弓箭,——宁愿割舍女性最珍贵的部位而寻求独立和自由。

获奖感言

艾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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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他们的牺牲

澳洲齐氏文化基金会决定,将2017年的奖项授予我,这让我感到非常荣幸。几年前我也曾担任过该奖项的评委,我知道,齐氏奖项的要旨是奖励那些用文学艺术、包括视觉艺术的方式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人。我是一个独立纪录片工作者,我相信,这个奖项以我的名义获得,实际上更是对所有从事同样工作的人的激励。

我从2003年开始摸索摄像机,2004年开始和胡杰先生合作,首先我要感谢他给我的指导和启发。后来我自己独立进行拍摄,更要感谢许多与我在片子中合作过的公民记者和行动者。而如今,从公民报道到独立纪录片拍摄都面临很多的危险和打压,一些拍摄过尖锐题材的纪录片导演流亡异乡。曾在我作品中出现过的郭飞雄、唐荆陵、王荔蕻、许志永、林祖銮、屠夫等先后被重判,还有一些人失去律师执业资格……而我所采访过的五七蒙冤前辈,不断有人离世。但我们应该记录的历史和现实故事,还有很多很多,甚至没有开始讲述。

我一直不能忘记的是2015年,在甘肃伊吾古道,我走向双塔水库附近的山谷。在高伟先生等几位兵团老知青的博客中,他们讲到当年的情景:

“伊吾古道离水库大坝约两公里一段路面,非常难走,不仅路面凹凸,而且路中间布满了大大小小的骷髅,由于甘肃气候干燥,尸体不易腐烂,许多人头呈干尸状,不但五官俱全,须发完整,且面目狰狞”……“老乡们说:山凹里有一片很大的墓地,埋的都是当年修水库死去的犯人,那些人头就是从山坡上滚下来的。”

我找到了亲历者之一李先生,向他了解当年他所踏上的路径。他曾在文章中写道:

“距离大坝约一千多米的地方有长约百米的房屋地基和地窝子的痕迹,显然这里曾经住很多的人。在距离这些房屋痕迹不远的正北方向埋着大约一两百具尸体{也许更多}因为埋的很浅相当一部分尸体都裸露在外,有的尸体头部二三十厘米的地方插个宽两厘米高十几厘米的小木牌,木牌上黑色的字写着死者的名字,死者大都成为木乃伊,面部大都狰狞恐怖也有个别的睁着眼睛,这些死者起码还有薄薄一层黄土盖身。更有可怕的是在大坝西南侧大约三四公里的一个三面环山的山坳里堆放着很多很多的尸体,尸体身上的衣服大都风化了几乎就是堆放了一大大堆的木乃伊,凡是见到的人绝不会再去看第二次”……

这些遗骨的见证者不仅有知青,还有劳改局干部。坊间流传的死因有两种,一种是犯人暴动越狱被枪杀,另一种是1960年被饿死。有知情人披露,修建双塔水库的大部分是劳改犯,有上千人,这些人准备暴动,但走漏消息。结果,暴动者就在山谷里被军人歼灭。

这个悲壮而惨烈的故事让我无法忘怀,但是即使李先生,也不愿再做我的向导。人们本可以是记忆的承传者,但是,对权力的恐惧重新掩埋了记忆。当我到达那曾有反抗者激战的山谷时,并没有看到任何战场的遗迹。沟壑绵延,先烈的足音早已沉寂,惟有落日黄沙,风声呜咽。

有多少历史因此销声匿迹?每逢清明,返乡祭祖的人潮汹涌,多数人是当年大饥荒幸存者的后代。而人们很少去追问这个事件的意义:他们的祖辈父辈竟然因绝粮而丧生,为什么?即使在村庄里,饥饿的记忆也很淡漠了。大饥荒造成了两种结局,一种情形是,很多牺牲者没有可能抚养后代,父母之死后紧接着是孩子的夭折,所以没有后代去祭奠他们的先人。还有一种情形是,大饥荒培养了一种牢固的生活态度,即苟活胜过一切。无论怎样,只要活下来就行。价值观和权利都是次要的,公民责任更可忽略不计。我访问一位幸存者,他告诉我当年嫂子把扁担削成“萝卜丝”给家人吃,但我的采访无法顺利进行,因为他的家人坚持认为不能再说这些故事。

恐惧是普遍的存在,以至于我们更容易忘记,曾经有过英勇的反抗。反抗者几乎穷尽了所有手段:结社、组党、印刷小报、夺粮或者如前面那些尸骨呈现的越狱逃亡……这些故事被掩埋、篡改和遗忘之后,我们继承下了犬儒的生活态度。它几乎是全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也是极权的意识形态基础。

一个纪录人,听说到上述故事,是不能不动容的。饿死三千万也好,五千万也好,毕竟只是冰冷的数字;走近死亡的具体面貌,灵魂便受到震撼,且更坚信:铭记他们的牺牲,乃是我们的天职。

我看过一些有关二十世纪的迫害与屠杀的故事片和纪录片,如前苏导演帕拉捷诺夫《石榴的颜色》、智利导演帕特里克·古兹曼的《乡愁之光》、《珍珠纽扣》、柬埔寨导演潘利德的《残缺影像》、法国导演克罗德·朗兹曼的《浩劫》……类似的作品还可以举出很多,这些影片在创作方法、影像叙事和理解力方面,构成了我的现代经典。那些牺牲者的影像唤起我们同为生灵的人性,激发我们对历史的想象。我热爱这些具有人性深度和复杂性的作品,但我自己做起来,却只是相对原始的社会调查性质的访谈。我们缺乏很多工作条件,最缺乏的是言论自由保障和公共交流空间。

我读到过朋友的影评文章,其中有一个细节在此纠正。我的父亲并不是五七蒙难的右派,不过他也没有逃过文革的劫数。他为什么不是右派呢?因为在鼓励鸣放期间,我的母亲即将分娩,家庭里正在准备迎接一个小生命。父亲经历了镇反和审干的动荡,不敢鸣放而保持沉默。此后终其一生,父亲不希望我们子女与权力抗衡。他曾为我签署零八宪章而暗自担忧,直至垂暮之年失去记忆之前,他还在问我:刘晓波被放出来没有?

我们是在父辈和后代之间交替的一代,与父辈共同经历了毛时代,还要与后辈一起,走出这个时代的阴影。就此而言,我们有责任去寻找、保存和传递相关的历史记忆。因此,即使困难和力所不逮,还是要往前走。走多远,算多远——这便是我常常对自己说的。

幸运的还在于,我不是惟一、也不是孤立的纪录人。我看到有更年轻的公民记者在行动,有一些独立纪录片导演在默默坚持;而像屠夫、唐荆陵那样的勇者,即使在狱中也没有停止人权报道。他们扛住了黑暗的闸门,让我们看见光的存在。

感谢各位评委的努力和齐氏文化基金会的鼓励,我将捐出全部奖金,用于救助以道义能量和艺术创意推进公民报道和独立记录的人,以此向齐氏文化基金会致敬,向给中国的公民运动和独立纪录带来希望的人致敬。

2017年12月31日

(澳大利亚齐氏文化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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