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小华伦•W•史密斯(Warren W. Smith Jr.)
译 者:更桑东智(@johnlee1021)
原文发表:2008年5月9日
原文标题:Shadow Tibet:a review
原文网址:http://www.rangzen.net/2008/05/09/shadow-tibet-a-review/
转载:“说,还是不说?”译文博客

嘉央诺布(Jamyang Norbu)在给自己的这本文集所写的前言中说,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是他的行为榜样。读过奥威尔和嘉央诺布的文集之后,我觉得奥威尔或许应该为他的这位学生感到骄傲。他心目中的另一位英雄是学识渊博的汉学家西蒙•莱斯(Simon Leys)①。早在其他秉持同样信念的人士识破中国共产党的伪装之前,西蒙•莱斯就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开始揭露批驳中共的种种谬论。如同奥威尔与莱思一样,嘉央诺布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批驳极权主义的谎言与暴行,以及他自己政府的天真和愚蠢。而后者则让他个人遭到了达兰萨拉“好公民”们的诽谤中伤。这些“好公民”用一些从中共那里学来的手段对他进行批斗,无中生有地指控他犯下了一些的侮辱达赖喇嘛的罪行。这些人并没能毁掉嘉央诺布,反而让自己永远地蒙上污点。而嘉央诺布一直不倦地坚持自己的诚实和直言不讳的评论,并且已经成为到目前为止最为成就斐然的图伯特作家。

《影子图伯特》中收录的文章跨越了从1989年到2004年的十五年时间。嘉央诺布最早的一些文章收录在题为《幻想与现实》的另一本文集中。这些文章很值得一读再读,因为其中很多篇章依然与当今的局势息息相关。事实上在这部文集中,他有一篇赞扬奥威尔的重要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向人们展示了奥威尔在他著名的小说《1984》中如何预见到像共产中国这样的极权国家将会出现的林林种种现象。当然,嘉央诺布还创作了很多其他作品,其中包括讲述一位图伯特抵抗战士的故事的《雪域骑士》(Horseman in the Snow);经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写成的赏心悦目文字优美的《福尔摩斯的曼陀罗》(Mandala of Sherlock Holmes),这篇小说获得了印度“克劳斯沃德小说奖” (Crossword Prize for fiction)②;他还写作了图伯特独立宣言《让赞宪章:独立图博的主张》(Rangzen Charter: The Case for Tibetan Independence)以及《……》(Buying the Dragon’s Tooth)等等。

《影子图伯特》的第一篇文章是写于1990年的《图伯特追寻民主的漫长道路》(Opening of the Political Eye: Tibet’s Long Search for Democracy),在这片文章中作者详细描述了图伯特流亡社会尝试实现真正民主的种种失败的努力。作者观察到的一个最有意味的现象是,至少是由于在上世纪的70到80年代那些性灵追求者们蜂拥前往达兰萨拉,使得博巴们重新获得了宗教上的权威感。这些追求者的到来阻断了博巴对外部世界更多的现代和健康的世俗兴趣,反而让他们回到了认为图伯特的一切都是神奇的和神秘的老路上。嘉央诺布写道,“这些西方旅行者总是蔑视西方的理性主义、民主和科学,这些人成功地消磨了博巴对西方世界的好奇心,同时鼓励博巴回归到古老和致命的处理现实问题的老路上——把头埋在神奇的、仪式的和迷信的沙堆里。”从那以后,随着开始对共产主义产生不切实际的兴趣,以及达赖喇嘛自己的种种言论所引领的在佛教和共产主义之间寻求相似点,图伯特民主化进程开始走下坡。随之出现了一股建立各种地区性和派性组织而不是全国性组织的潮流,这使得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尽管如此,图伯特流亡社会依然必须实现真正的民主,而不是因为达赖喇嘛的地位和作用停留在一种特殊的专制体制之下。

在作于1991年的《帝国暮色:用博巴眼光看邓小平以后的中国》(Imperial Twilight: A Tibetan Perspective on China after Deng Xiaoping)一文中,嘉央诺布得出的结论被中国人在最近发生的图伯特抗议中再次证实。引用中国作家鲁迅的话“自卑的时候,中国人是一个奴才;自大的时候中国人是一个暴君”,③诺布评论说,“即便是那些生活在西方中国民主人士似乎也不能免俗。他们为自己追求自由和正义,但不愿意将此延及像博巴这样的‘他人’。”回忆起1990年与洛桑次仁一起在美国进行的巡回演讲中与中国学生的对话,他说那些学生谴责北京方面有关“天安门事件”的谎言,但是当谈到图伯特时,他们却又引用中共的最赤裸裸的宣传,其中包括“对图伯特和博巴在种族和文化上的总体歪曲篡改。”他的结论是,中国若想获得不可或缺的“道德和文化重生”唯一可能的渠道只能是帝国的崩解。在1993年《让赞:来自图伯特的呐喊》(From Tibet the Cry is ‘Rangzen’)一文中,他指出,示威游行和各种宣言中,博巴们的口号历来是要求自由和独立,而不是自治。在2008年起义期间,博巴们的诉求也同样如此。

在《破碎的图像:博巴当今所面对的文化问题》(Broken Images: Cultural Questions Facing Tibetans Today),他谴责了中国的“现代化”对图伯特的语言和文化所造成的毒害。其中包括中国的语言风格对博盖(即藏语)播音员所造成的影响,以及在文学、戏剧以及绘画等方面的影响。在写于1994年的《问题的核心:对有关独立的争论的一些观察》(The Heart of the Matter: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Independence Controversy)一文中,他评论了有关博巴是否应该在独立问题上做出妥协并寄希望于中国或许会报之以允诺某种真正的自治这一争论经年的图伯特政治议题。他向人们阐释说,这一争论的问题在于,中国从来没有表示过愿意在它统治西藏的任何方面做出丝毫退让。当时与中国接触的“谈判代表”嘉乐顿珠(Gyalo Thondup)最后也只得承认,他与中国方面的所有商谈都一无所获,中国官员一直对他进行责骂和恫吓,而从来不听他说什么。尽管如此,中国一直成功地通过提议进行另一次“对话”而使得博巴和国际社会心存侥幸。最近,在2008年4月24日,他们故技重施,愚弄那些对他们的意图和诚意心存幻想的人。

在《动荡的回忆:图伯特抵抗运动与中央情报局的作用》(Unquiet Memories: The Tibetan Resistance and the Role of the CIA)一文中,嘉央诺布为我们描述了图伯特抵抗运动。即便与最近新出版的有关书籍相比,嘉央诺布的文章也是有关这个主题的最好的英文记录之一。《非暴力还是非行动?:与图伯特和平运动相关的几个甘地主义的真相》(Non-Violence or Non-Action? Some Gandhian Truths about the Tibetan Peace Movement)一文作于1997年,他破除了一个时常由达兰萨拉所宣扬的神话——图伯特的独立斗争从来就是“非暴力”的。如果一直是“非暴力”的,达赖喇嘛可能都没有办法逃出图伯特。他还向人们揭示了即便是甘地自己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也提倡暴力方式,比如在争取印度独立的斗争中。还有像十三世达赖喇嘛这样的非暴力权威人士也建议,在捍卫图伯特独立的问题上,如果和平手段不能奏效,可以采取强力方式。

《争取自由的典礼:图登额珠的生平与牺牲》(Rite of Freedom: The Life and Sacrifice of Thupten Ngodup)是一篇为一位普通博巴的一生所写的悼词,他用引人注目的自焚行动为自己的国家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抢尸者》(Body-Snatchers)和《回到未来》(Back to the Future)是一篇文章的两个部分,副标题都是“图伯特社会由来已久的恐惧症”(Enduring Phobias in Tibetan Society)。嘉央诺布在文章中讲述了很多老实轻信的博巴和他们的迷信的种种滑稽可笑的故事。这些迷信长久植根在境内外的图伯特社会中。嘉央诺布并非对这些事情进行谴责,他只是认为在当前争取生存的斗争中,普及更多的科学和世俗知识或许对图伯特社会更加有益。《甲骨文:对中国未来的随想》(Oracle Bones: Random Speculations on China’s Future)是一篇对中国文学的鞭辟入里的分析。此文是基于一份1992年在华盛顿举行的“汉藏关系大会”上提交的论文。他发现中国人缺少有关图伯特的真正的知识和对博巴的同情。“没有任何一位中国作者——或者,就此而言是全世界的汉人作者——的作品是以理性和理解的方式对待图伯特,对待图伯特的民众、宗教、历史和习俗。总体而言,他们是一群步调一致、咄咄逼人的种族主义者,对于博巴们最温和的争取自由的愿望也时时表露出难以掩饰的敌意。”中国作家王力雄虽然部分地属于一个例外,但也依然如此。中国和中国民众最近再次向人们展示了他们对于图伯特自由的持续不变的零容忍。

《全民公决的回归》(Return of the Referendum)一文嘲讽了在境内外博巴中进行全民公决的尝试。 在流亡社会就独立或自治问题进行全民公决实际上是让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政策”(Middle Way Approach)获得认可的一种手段。在公决中还加入了另外两个选项,即“自决”(self-determination)和桑东仁波切的“非暴力不合作”(satyagraha)或称“坚持真理”(truth insistence),这使得全民公决变成了一场闹剧。由于所有这些选项并非完全是排他性的,博巴们在投票的时候可以做出不止一个选择。最终,由于公众普遍的迷惑不解,这次全民公决被取消了。尽管如此,达兰萨拉现在宣称博巴们“民主地”选择了“中间道路”,因为他们已经表达了他们偏向于由达赖喇嘛做决定。

在《登峰造极的污言秽语》(Acme of Obscenity)一文中,诺布对伪学者谭•戈伦夫(Tom Grunfeld)的文章进行了驳斥。写于2002年的《花生漫画④版的“中国—图伯特”对话》所针对的是在当年恢复的图伯特与中国的接触。他将博巴对会谈的持之以恒的希望比作查理•布朗类此的不切实际的希望。查理•布朗总是希望露西不要和过去一样,在他踢球的时候把手里的橄榄球拿开。当然,露西总是故伎重演,一次又一次地玩弄查理的希望。中国也用同样的伎俩对待博巴的希望。从2002年嘉央诺布预计重新开始的接触将无果而终,直到2008年经过太长时间的失望,博巴们在拉萨和很多其他地方重拾暴力抗争。尽管嘉央诺布有预见在先,但是他的预见与当时盛行的充满幻想的气氛相左,因此没有受到重视。或许博巴和他们的支持者——这些支持者经常比博巴自己还要更加的不切实际——最终应该会吸取教训,并将中国在2008年4月的会谈提议看作只不过是另一出虚伪的表演。

他在《自由的风,自由的歌:破除有关图伯特国旗和国歌的迷思》(Freedom Wind, Freedom Song: Dispelling Modern Myths about the Tibetan National Flag and National Anthem)一文中,驳斥了中国有关图伯特国旗和国歌是在1959年之后才问世的论调。他向世人说明,图伯特的国旗其实比世界上主要的独立国家的国旗有更加悠久的历史,大多数这些国家的国旗则是在相当晚近才出现。由于2008年起义在世界范围的广泛宣传,图伯特独特而多彩的国旗最近已经为世人所熟知,包括很多中国人。图伯特国旗现在已经成为公认的图伯特民族认同和被剥夺的民族自决权的象征。这本文集中所有的文章汇集在一起,形成了文章所涵盖的这些年月中有关图伯特问题的一段历史。

嘉央诺布还写作了很多新的文章,其中大多数都发表在图伯特网站上,其中包括《从囊帕拉山口回望》(Looking Back from Nangpa La)、《投票箱里的珠宝》(The Jewel in the Ballot Box)、《被遗忘的纪念日:回忆1956年康巴大起义》(The Forgotten Anniversary: Remembering the Great Khampa Uprising of 1956)、《博巴欢迎胡主席?》(Tibetans Welcome President Hu?),以及《新语言和新“西藏”:中国有关图伯特现代化和图伯特语言的迷思》(Newspeak and New Tibet: The Myth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of Tibet and the Tibetan Language)等等其他文章。我们可以希望这些文章在不久的将来出现在他的第三本文集中。

嘉央诺布作品的文学风格和引证资料一直以来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重读这些文章时的印象和他们最初出版首次阅读时的印象同样深刻,我总能从他洞若观火的分析中获得裨益。他的观点经得住时间的检验,现在读来也和当时一样准确而适用。他的文章是了解现代图伯特局势的必不可少的读物。坦率地讲,我不知道如果不熟悉嘉央诺布的文章作品,一个人如何能宣称自己是图伯特问题的专家。我唯一的希望是,他自己的图伯特政府能够对他的建议给予高度重视。达兰萨拉如果对嘉央诺布有更多的关注,或许很多的蠢事原本应该是可以避免的。

译注:
[①] 李克曼(Pierre Ryckmans,1935年9月28日-),本名皮埃尔·里克曼斯,出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笔名为西蒙·莱斯(Simon Leys),汉学家、作家和文学评论家。他曾在荷语天主教鲁汶大学学习法律,后在台湾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学与艺术。在其于1970年定居澳大利亚前,还曾前往香港。后来,他来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中国文学,他的学生中包括了现任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之后的1987到1993年间,他则前往悉尼大学担任中国文学教授。

李克曼曾透露,他于1971年出版《毛主席的新衣》(Les habits neufs du président Mao)一书时,由于担心用真名发表可能从此失去前往中国进行研究的机会,听从朋友的劝告使用了假名。于是,他选择了维克多·谢阁兰(Victor Segalen)小说《勒内·莱斯》(René Leys)的主人公莱斯作为笔名。

他写过一系列有关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书籍,也翻译过包括《论语》在内的一些中文著作。

[②] 这个奖项最早由总部设在孟买的印度最大的图书零售商CROSSWORD在1998年创立,旨在与“布克奖”(The Booker Prize)、“英联邦作家奖”(Commonwealth Writers’ Prize)甚至“普利策奖”(The Pulitzer Prize)等著名文学奖项形成竞争。嘉央诺布因他的小说《福尔摩斯的曼陀罗》荣获2000年度该奖项下的“英文小说奖”。

[③] 经查对,此处引用的文字应该是出自《南腔北调集•谚语》,原文为“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是即奴性十足。……做主子时以一切别人为奴才,则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见《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四卷,第557页。

[④]《花生漫画》(Peanuts)是一部美国漫画,作者是查尔斯·舒尔茨(Charles M. Schulz,又译查尔斯·舒兹)。这部漫画最初在1950年10月2日开始发行,在2000年2月13日时为止(亦是该作者病逝之时)。这部漫画的电视动画版本曾经获取艾美奖,而其假日特辑等动画版先在美国广播公司里翻放时十分流行,甚至流行到全世界。这部漫画在超过2600份报纸中刊登,更在75个不同国家中有3亿5000万个读者,翻译成21个不同的语言。

文中提到的查理布朗和露西以及著名的小狗史努比都是漫画中的人物。露西经常扶住橄榄球让查理布朗踢,而在查理布朗快要踢的时候将球抽走,使他跌倒。

《看不见的西藏~唯色》2012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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