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争取民主首先要争取言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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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们先生们: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北京之春》杂志社全体同仁,向民主教育基金会表达由衷的感谢。

这次,民主教育基金会给《北京之春》杂志颁奖,是对《北京之春》杂志的肯定和鼓励。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尤其怀念民主教育基金会的创办人黄雨川先生,在此,我谨向蒋亨兰女士表达我们对黄雨川先生深切的敬意。

《北京之春》杂志自创刊以来,在海内外广大读者和作者的热情支援与积极参与下,为中国的民主事业作出了自己的一点应有的贡献。在这中间,也有《北京之春》编辑顾问们的一份心血,他们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对杂志表示关心,提出建议,给予支援。在此,我也要表达对他们的由衷感谢。

中国的民主运动经历了漫长而崎岖的路程。经验告诉我们,在共产专制下争取自由民主,首先是要争取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第一人权,言论自由是摧毁共产专制的突破口。

中共当局宣称,人权首先是生存权。在夸耀中国人权的巨大改善时,中共总是强调它养活了十三亿人口。这种说法不值一驳。毕竟,政府是一个权力机构而不是生产机构,因此说政府给了人民饭吃是说不通的。不是政府养活人民,而是人民养活了政府。共产党造就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大政府。在明代,官与民之比是1:400,清代是1:300,今天,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官与民之比是1:36.这表明,今天的中国人,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供养更多的官员。

中共声称,一定的自由民主是和一定的经济发展程度相关联的,由于中国的经济还不够发展,因此中国首先要发展经济,要把生存权和发展权放在第一位。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以言论自由为例。如何实现言论自由?那就是取消因言治罪。别人发表了什么不同政见,政府不要去抓,不要去镇压,这就够了。我们要求言论自由,不是要政府去做什么,而是要政府不去做什么,这不是花钱花力之事,而是省钱省力之事。怎么能说这只有富国才做得到而穷国就做不到呢?事情倒是反过来的。众所周知,为了镇压异议,专制者不知豢养了几多鹰犬,耗费了几多钱财。这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劳民伤财,是巨大的、无谓的、而且有害的人力浪费物力浪费。若化剑为犁,岂不两全齐美。

以生存权、发展权的名义排斥自由民主一类权利还暗含有一层意思,那就是把自由民主看成是妨害生存、妨害发展的东西,似乎是有了自由民主,国家就乱了,人们成天争吵不休,就不能全力以赴地发展经济了。这是十足的谬论。

众所周知,在1959-1961年间,中国发生了人类历史上空前严重的大饥荒,饿死者“低限值也在四千万人”。造成大饥荒的根本原因还不在于错误的经济决策。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阿马蒂亚?#26862;(Amartya Sen)证明:“人类饥荒史的一个重要事实是,没有一次大饥荒是发生在有民主政府和出版自由的国家。饥荒发生在古代的王国,发生在当代的专制社会,发生在原始部落,发生在现代技术官僚独裁的国家,发生在帝国主义者统治的殖民地经济,发生在专制统治或一党专制的新兴独立国家。但是,在那些独立的,实行定期选举的,有反对党发出批评声音的,允许报纸自由报导的和能够对政府决策的正确性提出质疑的,没有实行书报检查的国家,从来没有一个发生过饥荒”。

事实证明,言论自由权利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各种权利的保障,是最重要的保障,也是最起码的保障。假如在当年,中国人民享有最起码的个人权利,首先是言论自由权利,挨饿了可以大声喊饿,大声批评,大声抗议,我们的四千万同胞还会被活活饿死吗?

中共当局一再声称,根据当代中国动荡不安的的历史教训,我们必须把稳定置于首位,稳定压倒一切,因此需要牺牲个人权利。事实恰好相反。半个世纪来,中国发生的一切动荡不安都不是由于有了个人权利造成的,而是由于没有个人权利造成的。当代中国,绝不是人们为了避免社会动荡,因而牺牲了个人权利,而是因为牺牲了个人权利,才导致了社会动荡。

最突出的例子是文化大革命,连中共官方也承认文革是“十年动乱”。众所周知,文化革命是从毛泽东下令批判吴晗的剧本《海瑞罢官》开始的,这正是以言治罪的典型案例。刘少奇死无葬身之地,这表明连国家主席也没有半点人权。文革期间,受害者加上被连累的家人数以亿计,归根到底都是没有人权造成的。

“人权首先是生存权”这套理论虽然是中共近些年的新发明,不过就是在大饥荒年代,中共也没有否认过人活着首先要吃饭,但是,几千万人没饭吃活活饿死的惨绝人寰的大悲剧终究还是发生了。可见,肯定人首先要吃饭要生存这一点其实并不重要,因为它于事无补。你可以说吃饭是人生第一需要,但这并不意味着吃饭就是第一人权。必须懂得,“权利”不等于“需要”。

为什么人的第一需要不等于第一权利?

首先,我提醒大家注意,其实,吃饭也不是人的第一需要,人的第一需要是呼吸。人可以十天不吃饭,但要是不呼吸连十分钟都活不了。那么,为什么很少有人说呼吸是第一需要呢?可见通常所说的需要,不是生物学的概念,而是经济学的概念。经济学涉及具有稀缺性的东西。食物有稀缺性,食物不象空气那样随处可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正因为人们自觉不自觉地站在经济学的立场讲话,所以人们一说起人首先要生存,总是说人首先要有饭吃。我们通常只说吃饭是人的第一需要,不说呼吸是第一需要。我们说吃饭是人生头号大问题,是因为吃饭本身是个成问题的问题,不象呼吸,因为呼吸不成其为问题。不成问题的问题就不算问题,我们通常说的问题总是指那些成问题的问题,所以我们才会把吃饭──而不是把呼吸──当做人生头号问题。

懂得了我们为什么把吃饭──而不是把呼吸──当做第一需要的道理,我们就很容易懂得为什么把言论自由权──而不是把生存权──当做第一权利的道理了。如前所说,我们讲的需要,不是生物学的概念,而是经济学的概念。同样地,我们讲权利,也不是着眼于人的生物性,而是着眼于人的社会性。因为一个人并不是总能够凭借自己的力量解决他的各种需要,因此,问题就在于,当个人陷入某种困境,仅凭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克服其困境的时候,人不得不求助于他人,求助于社会。这意味着,个人首先要向他人、向社会发出呼吁,也就是首先要有表达自己愿望或要求的权利。因此,人首先要有言论自由的权利,言论自由权乃第一权利。不论你有什么需要,除非你能自由地表达,自由地言说,否则,他人、社会无从了解你的需要,从而也就无法给你必要的合作、帮助或支援,你的需要就无法得到满足。

诚然,言论自由不能当饭吃,但是,当你由于天灾人祸,特别是由于政府的错误决策而没饭吃时,如果你不能大声疾呼,从而使得社会知晓,得到众人的支援援助,迫使政府改正错误,你就不可能改变自己的悲惨状态。在这个问题上,那个推行错误政策的政府知道的比谁都清楚。那个政府本能地会竭尽全力去压制批评,因为它深知,一旦人们的批评可以自由的表达,它的错误政策就不可能再维持下去了。

林语堂说,言论自由就是喊痛权。古人云:“不平则鸣。”人遇到不平之事,不论是何种不平之事,第一要紧的是“鸣”。在一个社会中,人们能不能进行自由而充分的言语交流,就直接关系到这个社会的品性优劣。古今中外各种专制暴政的第一法宝就是切断人们的自由的言语交流,就是压制言论自由。一切关心中国人权民主事业的人必须首先为言论自由而坚持奋斗。

(作者为《北京之春》主编,此文是他5月3日在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2001年度杰出民主人士颁奖典礼上的演讲)

大纪元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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