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先生去世，引发互联网一大批纪念文章和评论文章，堪称李慎之现象。
其中也有一些争议。争论的问题之一是所谓“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领军人物”的问题。国内有学者称李慎之是中国自由主义（或自由派知识分子）领军人物；海外有人反问道，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要由一个中共党员和前中共高干来领军，是不是有点滑稽呢？
我以为要讨论这一问题，首先要弄清楚所谓“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或中国自由主义领军人物”到底是指的什么。
上海学者朱学勤在《危城别慎之》一文里写道：“1997年春在北京见他时，他在为一本书作序，下决心说破顾准生前的思想探索，聚焦到一点，就是自由主义的突破。凡读过顾准者，都知道这一要穴所在，迫于形格势禁，却是众人心中皆有，笔下却无。我见慎公欲捅破，当时还有顾虑，问他是否言之过早？他大声说：‘下点毛毛雨，没关系。我先说破，你们才能接着说。’1997年春慎公破题，是自由主义在大陆50年来第一声。可以说，没有慎公破题，就没有此后自由主义在大陆的公开言说，尽管艰难，但坚冰毕竟打破。我体会他当日苦心，实在看不过知识界万马齐喑，坐而谈心性，不如起而行，剑及履及；他也知道还有那一点党内资历，所谓‘老资格’，但那‘老资格’不是用来作筹码，向特权阶层讨价寻租，而是拿来作人梯，为冲破思想禁区，为后来者排难除险，甘为前驱。”
我的说明是，所谓“自由主义在大陆50年来第一次公开言说”应是指：在大陆的正式或曰官方出版物上，公开打出自由主义的旗号，并且公开主张要在中国实行自由主义。这是以李慎之那篇《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为标志。在此之前，大陆早就有人在非正式刊物上发表过同样的主张；早就有人在正式刊物上鼓吹过同样内容的主张只是没有加上自由主义标签；早就有人在正式刊物上十分正面地阐发过同样的理论只是没有讲明要在中国推动实行；另外，也早就有大陆学者写了同样内容的文章，但是大陆的正式刊物不敢发表，送交海外刊物上发表。
有了上述说明，人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次自由主义的破题会由一个老资格的共产党人来挑头了：正是因为作者的特殊身份，大陆官方刊物的编辑们主管们才不好封杀，才敢于刊登。换成别人，同样内容的文章可能就发不出来了。李慎之极其自觉地，心甘情愿地利用他那点党内资历，打头阵，在官方言论地盘上为自由主义争得一席之地，难能可贵，理当鼓励赞扬。如此而已。
这是共产专制的一个特点。大致上说，在这种制度下，一个人在官方刊物上发表言论的尺度是和他在体制内的地位成正比的，而其风险则是和地位成反比。
第一，发表同样性质的“自由化”言论，如果你是党员，又在体制内有相当地位，那么，你就有更多的发言机会和更有力的发言地位，因此你就有可能使自己的声音产生更大的影响。别人见你是党员是高干，往往也更容易表示附和。
第二，一旦惹了麻烦，党决定要反“自由化”，那么，党票和官职，多少可以折价抵“罪”。在一个法律面前人人不平等的社会，一个人的政治地位越高，他招致的惩罚便可能较轻。如果犯了同样的“政治错误”，是干部的也许只是撤职，是党员的也许只是开除出党，是平民百姓的则只有砸饭碗或者进监狱了。当然也有例外的时候，不过大致如此。
本来，在任何异议活动中，由名气大的人领头都会造成更大的影响。另外，因为名气大，影响大，当局若要镇压，势必震动大，故而代价也会较大；这就使得当局在决定是否镇压时会更踌躇，出手通常也会比较轻。不过，要是笼统地说名气大就会风险小，那却不尽然，那还要看你的名气是什么性质的名气。如果你先前就被当局定为异己份子，你公开加入某一异议活动，反而使当局更容易宣布该项活动属“敌对性质”从而更方便动手压制。这就是为什么在有些抗争活动中很多参与者并不欢迎那些鼎鼎大名的异议份子公开介入的一个原因。如果你的名气是体制内的名气，或者说，是被体制所认可的名气，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在这种情况下，当局出手压制会比较困难，压制手段往往也不会过于严厉，既然在任何表达异议的活动中，领头者一向是风险的主要承担者，若领头者的风险都不大，其他参与者或附和者的风险自然也会比较小。也有这样的情况，在某些表达异议的集体性活动中，那些地位高的人本来不是重要角色，别人为了增加安全度而把他们推上第一线。简而言之，一个在党内、在体制内有一定地位的人发表异议，不仅于个人而言常常风险较小，而且由于它还会减轻其他响应者的风险程度，故而往往能更有效地带动其它人的参与，进一步加强异议活动的力量和影响（象这里说的，党员反党更方便，老革命反革命更有影响，可算共产制度下的一种特异现象。其中有哪些可利用的空间，有哪些需警惕的陷阱，我在《人的驯化，躲避与反叛》一书中对此有比较详细的分析，兹不赘述）。
在把自由主义推出水面这一进程中，李慎之是主动站在第一线的。后来李慎之本人很难在官方刊物上继续公开发言了，但是由他带头开拓的公开的自由主义言说空间却大部分保留了下来。这应是“六四”以来知识界取得的一个重大进展。
应该承认，李慎之被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尊为领军，尊为首席发言人，那多少是和李慎之的身份地位有关的，未必都因为其思想文字总是领袖群伦。包括那篇《风雨苍黄五十年》，之所以产生强烈反响，主要还不是因为作者对五十年的批判最深刻透彻，而在于作者是老革命，现身说法，更能引起其他类似经历者的共鸣，对体制内人士造成特殊的震动。我们当然鼓励体制内人士和旧体制决裂，然而，象李慎之这样，利用他原来在体制内的“资格”，反过来向旧体制发起冲击，造成一种特殊效果，那何尝不是一种很有意义的决裂方式呢？在八六年自由化运动中，方励之，刘宾雁和王若望成为旗帜，显然也是和他们先前在体制内的资格或地位分不开的。如果方，刘，王，李们在早先就主动放弃了他们在体制内的资格或地位，他们还能扮演后来那样的角色么？所以，批评他们为什么不更早地主动放弃在体制内的资格和地位，未免不得要领。在今日中国大陆，李慎之们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我们应当鼓励涌现更多的李慎之。
李慎之先生去世后多日，官方报刊才发表一简短的消息，此外再无片言只语。与此同时，民间网站则文章不断，追思如潮。诚如朱学勤所言，这也是当今大陆从传媒角度可以观察的分裂之一：“一个公开发言的‘喉舌’中国，多半为虚拟，而另一虚拟的‘网络’中国，则反显真实。”（可惜的是，现今中国，就连网络世界的真实性也是很不完整的，还有多少声音不准在上面出现）。这再次提醒我们，别把那个官方出版界看得那么重要，既然它多半是虚拟的。在官方言论地盘上为自由主义争得一席之地当然是好的（干吗不呢），也不是不重要；但是，开辟出一个独立的言论空间更好，更重要。如果李慎之们也能直接加入到“网络”中国中来，用他们的“老资格”为这个更真实的世界扩大影响，遮蔽风雨，那才叫功德无量。从民主墙时代起，我就一直有这种希望（我在1988年写的文章“民主墙：十年后的反思”里讲述过这个问题）。
2004年8月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