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谢韬文章谈起
今年2月号《炎黄春秋》刊登了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文章明确提出应该放弃共产主义，因为共产主义是乌托邦，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并且早已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晚年所放弃。文章还指出，以苏联共产党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是暴力社会主义，已经被实践所否定，以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例如瑞典模式）是成功的；中共共产党应当把自己转变成社会民主党，中国应当走民主社会主义之路。
谢韬的文章发表后引起热烈争论。一些专家学者在北京、上海等地举行座谈会研讨会，不同观点，针锋相对。迄今为止，这场争论主要都发表在互联网上，官方媒体对此仍多有回避。5月10 日，《人民日报》编辑部以答读者问的形式刊出一篇短文，以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名义否定了民主社会主义。不过对于谢文提出的共产主义是空想应当放弃的观点却未置一词。这表明在今天，共产党内已经没人再相信共产主义了。如果在不久后的某一天，中共在它的文件中乃至在党章里去掉共产主义的字眼，恐怕也不会令人感到意外。换句话，在今日中共内部，要不要放弃共产主义终极目标几乎已经不是问题，现在争议的焦点是要不要放弃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假如说中共还迟迟不肯在它的文件和党章里去掉共产主义的字眼，那也不是因为它还在坚持共产主义的目标，那只是因为它担心公开承认放弃共产主义的目标会危及到它的一党专政而已。
谢韬提出中国共产党应把自己转变成社会民主党。对此一建议，我当然乐于支持。不过我想指出的是，尽管今日中共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决不是变得接近社会民主党。当今世界，政党林立，多如牛毛。我敢说，没有哪个政党能比中共和社会民主党更不相象的了。社会民主党有两大特点，一是坚持社会主义，一是坚持民主。
先说民主。社会民主党始终坚持民主，而中国共产党则始终反对民主。再说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坚持社会主义，不过其内涵先后发生过许多变化。
最初，社会民主党坚持的社会主义是公有制加计划经济，后来改成高税收高福利，近些年来，社会民主党又从福利国家的理念后退，变得和自由主义没有太大差别，但仍然保留了传统左派的若干特点，如关怀劳工权益，保护弱势群体，强调公共福利，等等。中共呢？中共虽是极左派出身，但是现在变得面目全非，把传统左派的特点丢得一乾二净。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最不关怀劳工权益，最不保护弱势群体，最不强调公共福利。难道不是吗？
谈到社会主义模式，谢韬认为有两种社会主义模式，一种是以前苏联为代表的暴力社会主义，一种是以北欧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我以为这种说法未必准确。这里有个问题必须澄清。一个是社会主义制度，一个是社会主义政策。这是两件很不相同的东西，我们务必要区分清楚。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要实行某些社会主义政策，那就是在自由民主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基础之上，政府对社会经济事务进行较多干预和调整。社会主义制度却不同。
在社会主义制度中，政府是在否定自由经济和政治民主的基础之上，支配和控制整个社会经济生活。实际上，瑞典和美国在制度上并无原则性的差异，它们同样都是自由民主的政治经济制度。只不过在瑞典，社会民主党人连续多年赢得选举得以长期执政，实行了较多的带有社会主义政策；美国也有社会民主党，但美国的社会民主党一直没有上台执政的机会，包括在2000年总统大选中的绿党候选人纳德，其政治纲领中就带有不少社会主义色彩，但是他只赢得了2、74％的选票。谢韬也指出，构成民主社会主义的要素之一是民主宪政，没有民主的保障，其他都谈不上。准确地说，民主宪政的问题才是制度的问题。问题不在于中国是否要采用民主社会主义，问题在于中国是否要实行民主。
《人民日报》5月10日那篇答读者问的短文再次重复官方一贯的陈词滥调，声称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决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决不搞西方的三权分立和多党制。这就表明中共当局继续坚持专政和反对民主的立场。李洪林先生对谢韬的文章发表了很好的意见。李洪林说在八十年代他也曾大力鼓吹民主，并且总是给自己的主张贴上马克思主义的标签，试图为共产党实行民主改革提供理论依据，但说到底，党不需要你这种理论。李洪林一针见血地指出：说到理论的彻底性与现实的可能性的矛盾，我觉得，提起来千斤放下四两，讲民主就是讲民主，民主就是一面旗帜，现在就是不民主，甚至连自己的宪法都违背了。
不消说，我对谢韬文章是很支持的，但同时我更希望，无论党内党外，能有更多的人站出来，更直接地呼吁自由民主，尤其是着眼于那些可兑现可操作可验证的问题，而不只是周旋于这种或那种说法，首先就是要真正兑现言论自由。你为党提出的的理论或建议再好，党不需要也没办法。但如果我们能找到一个突破口，凝聚起一种力量，构成一种压力，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2007年6月19日
首发《人与人权》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