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7年县市长选举看台湾的民主及两岸关系
张伦
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博士候选人
一、台湾的政党转型与政党政治
二、民主化与民主文化
三、民族认同与两岸关系
四、结语
【注释】
1997年台湾举行了县市长选举，民进党在23个席次中一举拿下12席，取得了压倒性胜利，比选前的席次跃增6席，加上已由其主政的台北市，民进党在台湾2，100万人口中实际管辖的人口已达70％，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执政党”。而国民党则在选战中元气大伤，其执政的县市减少为8个，如去除3个人口极少的外岛县，即使加上院辖市高雄市，国民党也只在本岛控制6个县市，其政治影响力、特别是在地方政治上的影响力剧减。新党则遭受创党以来最大的挫折，不仅没有丝毫斩获，而且整体得票率大幅度下降。虽然在县市长选举中，这种单一候选人的选举对小党不利，但新党内争频仍，导致政党形像在其基本选民中衰变，才是新党此次败选的主因。新党面临“存在还是消亡”的严峻关口。至于组建不久的建国党，获得极其微弱的得票率乃是预料之中的，依台湾的政治生态和政治文化现状来看，如果建国党无法在今后一两次选举中明显提升得票率，其政党或有可能消失于无形，或沦为台湾现存的其他许多无足轻重的小党一样的地位，而无法具有实际的政治影响。[1]
从十年前开始的台湾民主化进程，到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其对台湾内部政治格局、社会关系、文化走向乃至经济发展以及两岸关系的影响都将是巨大和深远的。台湾当前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的重要转折点上，本文试图就此问题做一个综合分析。
一、台湾的政党转型与政党政治
此次县市长选举中各党成败的原因是复杂多重的，有候选人提名、竞选策略、公共政见、组织动员、明星助选、内部份裂、资源多寡等技术层面上的原因，台湾及海外的媒体、观察家在大选后便已多有论及。要对这样一个选举结果有比较全面深刻的理解，应当从更广的范围和更深的层次，从台湾十几年来的历史变迁、民主化过程以及在这过程中各种政治力量(特别是各主要政党)扮演的角色、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应对策略来考察，并运用台湾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转型”，来分析各政党近年来的转型策略与此次选战结果的关系。这样，或许可以对台湾的政治发展有一个更完整的透视，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一场选战结果的简单分析上。
1. 国民党
在台湾的所有政党中，国民党的转型可能是最困难、最复杂的。自1949年战败撤至台湾，国民党就经历了一番党内改造，开始了比中共早二十多年的“工作重心的转移”，从以革命、战争为主要任务转向以建设、发展经济为主要任务。这种转变虽然还谈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的政党转型，但是，我们现在常谈到的国民党从八十年代以来由列宁式的革命政党向民主宪政型政党的转型，正是五、六十年代即开始的漫长的历史演革蜕变的结果。
从八十年代开始，国民党进入了新的严格意义上的政党组织和政党性质的转型阶段，而这种转型的成功与否，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必然要以其先前的一个“软化”、“非意识形态化”、“功利化”的转变为准备过程和条件的。当然，新的转型过程中也会出现因各种历史和人为因素造成的起伏曲折。例如我们看到的，1979年“美丽岛事件”后，国民党在自身变革方面大幅度倒退、军警特横行的现象。这虽然与当时台湾所面临的国际因素的影响有关，但从更深层上讲，可以说是以国民党为主导的、以军警为统治工具的保守的党国、政经利益结构体，在感觉到自身力量的衰退和利益受到威胁的情况下的一个反扑。它造成了许多对台湾社会政治、也对国民党自身的直接和潜在的损害，至今影响深远。这种转型的困难，来自于这种保守结构的坚固和由历史形成的传统惯性。
过去几十年来，国民党在台湾实际上是扮演了一个威权、精英式、以经济和国家管理现代化为导向的政治组织动员团体角色。由于所处的特殊历史情境，国民党要在台湾生存并扮演好上述角色，取决于国民党是否对外成功地抵御来自中共的军事威胁、保障台湾安全，对内强化其政治合法性以维持其有效统治。从对外这一面来讲，国民党传统的、威权组织的、意识形态的动员方式有效地帮助了国民党完成任务，当然，这与冷战的环境(特别是美国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和台湾民众的守土爱乡的热情是分不开的。
与处理对外这一层面相比，国民党在内部统治上面临的困难更大。一方面，要设法弥合因“二.二八”事件在政府和民众之间造成的巨大裂痕，使这种裂痕不至于进一步扩大以至于从根本上动摇国民党的统治。另一方面，要应对日本人留下的遗产，这种遗产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上，也表现在一些现代化或准现代有绩效的管理体制上，以标显国民党的现代化执政绩效，达到增进其政治合法性的结果。这些都构成了对国民党的严峻的挑战。
为此，国民党主要采取了如下几个根本性的措施。第一是土地改革以及“三七五“减租。1949年土改之前，台湾的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52.45％[2]。土改虽然没有完全消除国民党政权和农民之间的隔阂、不信任状态，但成功地缓解了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二，结合、收买和利用本土精英，在政治上开放地方选举、公务员考试，在经济上输送利益。这有效地削减了本土精英阶层在这段时期里对政权的不满，同时通过吸纳新的精英人才巩固了权力。第三，利用外援，统筹计划，加速台湾的经济建设。通过贯彻这些措施，国民党得以巩固其统治，成功地扮演了台湾现代化领导者的角色。当然，一种威权式的军警政加意识形态的控制，也是国民党能在台湾维系其统治和推行其规划的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要件。正是在实施上述措施的过程中，台湾的以现代化为导向的政经、党国一体、军警加意识形态的威权统治结构形成了。
从七十年代起，这种结构开始面临挑战。在外部环境方面，美国与台湾的断交、“江南事件”等，使国民党失去了作为整个中国代表的合法性，国际声誉扫地。在内部，中产阶级逐步壮大，参政要求日益高涨，台湾的民主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国民党面临新的合法性问题。为了因应挑战，国民党在继续压制民间的参政要求的同时，在党内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改造举措，以增加党的活力和民众的认同。其中对国民党后来的演革最具深远影响的，就是在党内实行“本土化”、“年轻化”政策。由此，大批省籍精英进入中央政权，“中国国民党”开始朝着“台湾国民党”的方向演变。当然，这种本土化过程，也与从大陆撤离来台的老一代政治力量的衰老、在台出生或生长的新一代逐渐成熟、以及本省籍的党内力量的成长有着根本的关联。其后，从八十年代中期起，由于镇压政策面临巨大的难以纾解的内外压力，由蒋经国决定、启动了一系列奠定后来台湾的民主化的重要措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开放党禁报禁和开放两岸探亲。此后，蒋经国的去世和李登辉正式接任总统，则掀开了国民党转型的历史性一页。
十年来，国民党完成了一代政治领导人的更换和党内各种势力的重新组合，从大陆来台的一代政治家退出了历史舞台，国民党在蒋经国时代开始培养造就的新一代政治人物已成为国民党的骨干前台人物。先前由外省籍自大陆来台的领导人为主、而本省人为辅的党的领导结构已经颠倒过来。这种过程一方面是内部各种力量此长彼消的演革所致，另一方面也由外部民主化压力的逼迫所造成。国民党为应付开放党禁后的挑战，在每一场激烈的选举攻防战中，采取了众多措施来保卫政权。在组织动员和操作上，继续凭借依循过去几十年支撑国民党政权的基本力量和基本方法，即组织动员加地方派系，利益平衡和输送。在政策层面，国民党的主要做法是，在其意识形态和利益结构允许的范围内，阶段性地吸纳反对党的策略和口号，封堵对手的影响空间。在复杂的两岸关系问题上，采取模糊战略，在试图平抑其党内和党外的日渐高涨的台湾意识的同时，维系同大陆的和平稳定关系，利用和承续其政权的合法性。这一系列策略在相当程度上使国民党成功地保住了政权，维持了其在过去十来年台湾民主化过程中的主导地位。
过去几十年成功的现代化成就虽然造就了国民党在台湾统治的政治合法性基础、台湾民主化的基础、以及国民党在这个民主化过程的主导地位，但同时也为国民党埋下了许多包袱。与此类似，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台湾民主化和国民党的转型努力演革到今日，一方面为国民党加注了新的合法性资源，但另一方面也迫使国民党不得不清算其过去几十年威权统治时期营造的利益结构，同时检讨民主化以来其转型过程、转型策略和方式、政党定位。国民党在1997年台湾县市长选举中的失败，正说明了这一点。
国民党过去几十年的威权统治过程逐渐消耗了意识形态的资源，再加上一党长期独占所有重要资源的现实，使得党的结构蜕变为一种利益结构，任何动员都必须以利益导向为动力才成为可能，日积月累的结果是，既定体制下的可能利益基本被瓜分完毕。当政权逐渐开放后，反对党力量的每一步进逼，都或多或少地要相对削减国民党掌握的资源，结果就牵动了国民党内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加速党内的派系之争，撼动了国民党的政治基础。如何重新奠定国民党的政治基础和发展方向，是国民党不得不认真考量的根本问题，其中首要的即国民党如何定位。1995年底台湾选举立法委员，笔者在应邀赴台观选后撰写的一篇观察报告中曾谈到，在本土化之后的时代，国民党如何重新确定其合法性及政党定位，是关系到国民党能否因应民进党和新党的夹击而不分裂的根本问题。[3]
十多年来，为迎合日益高涨的本土意识，也为释放因过去省籍之间权力资源分配不均所遗下的许多社会紧张，同时也是在民主化趋势的推动下，国民党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人事和组织倾斜，以使其权力结构和各种政策契合这种本土化的取向；同时，虚化、淡化其大中国政党的传统和形像。有时为了达到体制改造和权力再分配的目的，甚至以牺牲政党立场来换取反对党的合作与妥协。这些策略和做法对国民党有其正面的结果，即适应了台湾的政情变化，保住了政权，但同时也带来一系列后遗症，特别是党内认同出现了危机，所谓“台湾国民党”和“中国国民党”之辩争便为一例。许多党员和党工经常面临行为和意识、政治和生活中的双层分裂性的认同要求。其实，这种认同上的矛盾并不一定必然构成冲突、无法疏解，但在台湾今天特殊的社会、政治氛围中，在国民党目前特殊的结构和所处环境下，这种认同上的分裂便造成许多个人和团体难解的困扰，所谓的“不知为何而战”之说即为一证。
在政党和国家发展方向上，许多社会成员和党员有不确定感，这必然地削弱了国民党的内部团结和战斗力，加剧了国民党最基本力量之一的外省族群的离心倾向。党的分裂和认同危机消耗了许多资源和人力，使国民党对台湾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等问题的政策主导能力相对弱化。结果，国民党作为执政党却常常无法先于反对党提出新的政策、政见，不能在政策制定上未雨绸缪。这又进一步地削弱了国民党在台湾民众中的政治信任度。新党的出走为国民党进一步迎和台湾意识和本土要求提供了新的机会，也由此卸掉了一些老国民党的遗产。但国民党因此却忽略和疏离了夹杂在新党对国民党政治路线和领导作风的批判声音中的中产阶级、都市选民的某些要求。此次国民党大败，政治资源进一步削减，党内分歧加大，会促使国民党这种认同上的危机进一步公开化。可以讲，中国国民党可以是一定意义上的“台湾国民党”，但一个真正的“台湾国民党”是不可能扮演“中国国民党”的角色的。国民党需要检讨其政党地位和角色，以适应台湾的政治需要，重新凝聚党内士气。
国民党除了有定位问题之外，还面临党内民主与派系问题。国民党这些年的内部政争，严重挫伤了国民党的元气，影响了其政治实力，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事实。如果说，当年国民党的内部之争中进步和保守、民主和专断之争的含义大于纯粹权力之争的话，则今天国民党的内部之争更大程度上带有权力之争的色彩，特别是在新党出走之后和后李登辉时代将至之际。当然，这种权力之争中也暗含了一些统独、省籍的意识形态之争。众所周知，解决派系之争的不二良方便是加强党内民主建设，使得党内的意见表达和资源、权力之争都能纳入正常的制度性轨道。然而，在台湾整体民主化有长足进展的今天，国民党内部的民主化却似乎有停滞的趋向。从此次选战来看，国民党上层对某些候选人的偏好影响了对候选人实力的客观评估。一些长期在基层经营、扎根准备的候选人被放弃，由空降方式派去的中央级干部候选人所取代，而中央级的一些政治精英人才本不适合打这类选战，下基层后又仓促无准备，结果，既难胜选，也伤害了国民党的基层团结。[4] 在民进党当选的几个县市，国民党候选人的得票率总和都超过当选的民进党候选人，但因为国民党提名过程中的内争和有的候选人未获提名而自行参选，导致选举中国民党的票源因候选人过多而分散，结果国民党的候选人因此败北，至少失去了两席县市长宝座。
国民党此次选战的败绩，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1996年底“国发会”的某些结果损及地方势力的利益，导致国民党几个基本力量的离异倾向，以至于影响到国民党的基层动员力。长期以来，地方派系及利益集团同国民党政权形成了一个利益共生结构，这一结构是国民党在台湾执政的重要支柱，但也使国民党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不仅增加了决策和组织运作成本，而且因这种结构产生黑金现象而使国民党背上了黑金政治的包袱。国民党既想维持其政权，又必须对社会上的不满和民主化要求作出回应，两者常难兼顾，往往处于两难处境。未来国民党如何在重构其政党乃至其政权基础的时候，重新界定与地方派系和利益集团的关系，而又不至于一下子将国民党政权的根基连根拔起，这是国民党高层的一道难题。
此外，一个政党的活力及其在民众中的政治影响，不仅要靠其组织动员能力和领袖的威望，也要靠其政见对民众的号召力并得到民众认同，同时以此实现内部组织动员和组织凝聚，这在一个民主政体中是至关重要的。国民党如何不断、及时地提出新的适合民众要求的政见，是能否重新获得支持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我们也看到，国民党这些年无论是在提出新的政见还是在宣传已有政见上，效果都不及反对党，这也许是国民党此次选战败北的又一原因。
总之，国民党此次败北与许多历史、结构性因素有关，其中不少原因都不是仅以选战本身可以解释的，而必须通过份析国民党之历史转型所面临的障碍困境来透视把握，这样才可能对国民党的未来及其对台湾整体走向的影响作一些预测。这里有一个十分有意思的问题，即在以往的转型中李登辉个人的色彩在多大程度上为国民党的转型输送了新资源，而国民党最近这些年所赢得的支持在多大程度上又是对李登辉个人的支持；一旦李登辉退出国民党的领导地位，那种特殊时期形成的、对李个人的支持与对国民党的支持相结合的政治生态会不会消失，从而令国民党陷入困境?这还有待观察。
2. 民进党
民进党是此次选战的最大赢家，它实现了自己的“执政三步曲(从县市长选举获胜、到立委选举获胜、再到总统选举获胜)中的第一步，这标志着民进党转型政策取得了重大成功。民进党从早期的“党外”阶段、到1986年建党、再经过八十年代末的初步发展、以及九十年代前半期的一系列内外调整，经过各次选战的历练，确定了基本的发展方向，展示出其通过选举、取得执政权的现实可能性。然而，这条道路的确定则来之不易。它是民进党在内外部激烈的权力斗争中，在民主化的历史进程中，在认识民主、体悟政治、学习妥协的过程中得到的。民进党的政治精英在摸索其转型道路的过程中，主要面对的是这样三个问题，党的性质和政党路线，党的组织及派系，党的意识形态(主要是对台湾内部发展的意识形态诉求和对台湾的未来定位也就是统独理念)。这三个问题交叉影响、相互作用，反映出民进党过去十年的历史进程。
民进党是一个在体制外(用台湾的政治术语，即“党外”)民主运动中逐渐形成的政党，“为一个政党与运动的混合体，具有群众政党的性质，基本属于抗争型政党”。[5] 几十年威权政体下争取民主所受迫害而形成的反抗情绪、街头运动的激烈形式、个人和团体因历史经历和理念、利益的不同所形成的派系、意识形态的左右倾向、统独的心结、对民主的不同理解和对中华民国政体的看法等等，共同构成了民进党复杂的政党传统。反抗国民党威权统治的要求，让本属于不同思想倾向、不同利益阶层、不同出身背景的各种人物走到了一起，在利用台湾即存的政治参与渠道－－有限的选举，和对抗国民党的迫害中，形成了一股有组织的反对力量。
早期的民进党是只知道要反对什么，而对要什么、即什么是其真正的政党路线，则并不十分清楚，也没有一个稳定的共识，其政治诉求基本上阶段性地集中在要求国民党开放政治体制上。因个人经历和所处位置的不同(是否为公职人员或在国民党内有过从政经历)，利益的不同(是否为地方派系人物)，和代际、理念的不同(是走所谓的“群众路线”还是走“议会路线”、是协商还是对抗、是改革体制还是推倒重来等)，而形成了不同的派系。
这些派系的生成有许多深刻的历史和社会原因。民进党建党前是“有浓厚的地方派系性格”[6]的反对运动。建党初期有四大派系，即“泛美丽岛系(由办《美丽岛》杂志而得名)”、“康系(即以康宁祥为核心的派系)”、“新潮流系(因办《新潮流》杂志而形成)和“前进系”(《前进》杂志)。以后又演化成以带利益取向结构的“美丽岛系”，和理念性、组织相对严格的“新潮流系”，形成两大派系共治的状态。目前，民进党的新四大派系是民进党五大后重新组合而成的，即“美丽岛系”、“新潮流系”、“正义联线”和“福利国联线”。民进党的政治结构一直随着内部的派系斗争和权力组合而变化。
正是在这些派系的合纵联横，以及与国民党的竞争和较量中，民进党的政党路线不断变化发展。当年民进党内有议会路线还是群众路线、体制改革还是体制革命的路线之争，现在，这已成为历史，目前全党的既定路线是以选举夺取政权。这不仅是因为台湾民主化的进程提供了一个完整、开放、基本公平的政治参与渠道，也因为实际政治利益提供了现实诱因。同时，从总体上来看，现在民进党的意识形态色彩逐渐降低，愈来愈趋理性化，政治实用主义渐渐成为政策制定的考量标准。以往的左派色彩较浓的政见主张，已逐渐被一种符合中产阶级利益的政策取向所替代。
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民进党原先的处于不明确、含混状态的台独理念，也正式成了民进党的党纲。意识形态上的需求，是民进党将台独作为其党纲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民进党内较激进的派系的政治行为和政治考量日渐理性和现实主义化时，民进党整体在台湾独立问题上却采取了愈来愈鲜明的立场。这一方面是党内的软化激进派的政治中和过程必然会产生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与台湾岛内外各种情势的演变有关，例如台湾岛内主张台独的民众人数增加，国民党在统独问题上的立场相对软化，冷战结束后国际局势演变，特别是八九事件后北京政权一度在国际上处于不利局面等。当然，国民党政权的进一步本土化也在改变台湾的政治光谱，迫使民进党采取更明确的理念来强固其基本选民队伍，以同国民党作政治区分。
民进党至今还未在县以上的选举中当选执政，一个关键性的原因就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台湾选民，对民进党的执政能力、特别是处理海峡两岸未来关系的能力，一直抱有怀疑。因此，消除这种疑虑，向选民证明其执政能力，便成了民进党精英层这几年来大力推动的政党转型的主要考量，他们主要采取了以下几个措施。第一，重塑政党形像，民进党的早期抗争活动使民众心目中有民进党带暴力活动色彩的印象，现在民进党力图通过软性的行为和宣传，来改变选民的印象。第二，加强政见制定和宣传上的投入，同时以已由民进党执政的县市的政绩来向民众作实际执政能力的证明，争取民众的认同。第三，在坚持台独党纲的同时，作出政策上的策略性暗示，以降低中产阶级和工商界对民进党执政可能造成两岸关系紧张的疑惧，并且，非必需之场合，不作过度的台独理念宣示，也即“统独放两边、政策摆中间”。
在这些方面最有力的推动者，是民进党中以温和理性著称的“泛美丽岛系”及其主要领导人。近一两年来，“正义联线”的主要领导人执掌台北市，该派系在民进党内的影响力大增，导致“美系”这个原来民进党中最大派系的影响力相对减弱。但由于几年来民进党内的权力结构基本上是“美”、“新”两大系主导共治的状态，而且在不涉及两岸关系等问题时，“新潮流系”的政见也日渐趋同于“美丽岛系”，因此，以“美丽岛系”为代表推动的政党转型路线继续得以贯彻，且进展相对顺利。尤其是自建国党从民进党中分裂出去之后，民进党在推动政党转型上，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而该党在各级选举中占有的权力资源越来越多，这也软化了民进党过去典型的反对党型体质和思想，为这种转型打下了基础。
正是在这种基础上，民进党内部形成了一些相对的共识，派系之争反而没有国民党内那样激烈。当然，这也是因为民进党中没有国民党内那种政治强人，因此必须以比较民主和制度化的方式处理内部份歧；还因为民进党尚处于在野党地位，必须合力向外攻取更多的资源，以增大内部可分配的资源总量。派系形成的历史和派系竞争的现实，使民进党在处理党内分歧时，比标榜“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一向强调“党内团结”的国民党，更富经验也更有成效。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民进党内部的权力和路线之争已告结束；相反，在民进党进一步接近政权核心时，其内部至今尚未完全解决的某些政治路线和人事纠葛，仍然可能在一定的条件下，成为新的党内政争的导火索。下一步可能引起民进党内部份歧的主要有三个问题。第一，在下一届立法委员选举中，如果出现四党皆不过半的局面，民进党就面临是否同国民党组成联合内阁的问题。第二，在民进党日趋接近中央权力的形势下，各派能否就重新确定该党的两岸关系政策达成共识。第三，两年后总统大选，各派会争夺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之位。
是否与国民党联合执政这个问题，是这两年来民进党内不断讨论的一个重要议题。由于夹杂着派系利益分配的考量，对这个议题的争论相当激烈，激烈的程度犹如当年理念、路线之争。主要的分歧在于，是否应当参加这种联合政府，如果参加的话，又由谁来主导，倘若民进党不能主导，是否依然参加等。当然，现在这个问题还只是一个具有相当可能性的假设。如果确实出现了国民党邀请民进党参与政府的情况，民进党内究竟如何争议、会引发党内什么样的分歧、有无化解之道、何为不良后果等等，皆在未知之数。至于以后谁出来担任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主要取决于党内各派力量之间的组合以及党内各政治领袖之间的合纵联横，即使出现严重争斗，也只会伤及该党利益，而不至于影响到台湾的整体稳定和发展。
民进党最难处理的就是统独问题，它具有意识形态性质，又往往引发情绪性争论，党内不易形成一致理性的共识。由于民进党的执政可能性上升，该党的两岸关系政策成了民众关注的焦点，这就迫使它必须拿出一个不仅让台湾大众信服、也让国际上有关各方放心、北京又能够接收的政策方案。此确非易事，可能比迄今为止民进党为改变政党形像而付出的一切努力都要难。如果民进党能突破它的这个意识形态框架，找到新的合理的政策着力点，将意味着该党在转型中的关键性突破，其执政时机也可能就为期不远了。
最近，民进党各派系举行了大陆政策的公开辩论，通过辩论达成了“强本西进”的共识，颇获好评。这一共识虽未彻底解决民进党内在统独问题上的意识形态之争，但却以一种理性、现实的态度，在处理两岸关系方面迈出了极其重要的一步。此举令台湾各界和国际相关方面对民进党处理政治事务的能力，有了全新的认识。从民进党此次采用这种现代的、民主的公开辩论方式，来澄清事理、达致共识，到陈水扁最近宣布不参选党主席的政治姿态，都表明民进党处理党内派系之争及意见分歧的技巧已更趋成熟。这标志着民进党的政党转型又取得了新的进步，足堪为台湾其他政党所借鉴。
3. 新党
笔者在1995年写的台湾选举观察报告中，曾列举了导致新党那次选举大胜的各种因素，也对新党可能的发展前景作了如下分析，“首先，当年民进党的一些做法正在被新党传承，如悲情诉求、街头运动、文宣造势等。这在一定时期似乎为一必然的过程，也确有助于新党凝聚力量。然而，新党如欲更上层楼，则必须注意这些做法的负面后果，必须以实际的制度、组织建设、优良的问政绩效来保持此种支持且进而发展。激情难以持久，胜利所带来的果实或许会引起更大的内部纷争。如何在一个缺乏绝对权威的政党内部，在一个主要以知识分子为主要活动家的柔性政党内保持适当的刚性约束，将是新党必须面临的一大考验。其次，依笔者观察，新党继承了国民党中一股老的力量，又结合代表了新生的一股过去一向沉默的中产阶级势力。此两种势力在求两岸稳定，欲求某些政治社会革新方面找到了结合点。然而，这种结合能否长久持续，一方面取决外部环境的变化，另一方面，取决于新党能否在‘反对’什么的同时也能不断地提出些‘不反对’、‘赞同’的东西，也就是说，在意识形态和现实政治中找到不断的契合部，不断地推出新的公共政策，使自己成为中产阶级合格的真正的代言人，降低所谓‘外省人党’的色彩。如能做到此点，新党将有十分可观的发展空间。”[7]
时隔两载，重忆旧话，不胜感慨。上述议论中许多希望新党能够避免的现象，现在却被新党两年来的演变所证实。以笔者从局外观尚能有此浅见，则新党中众多的学者专家必会有更全面透彻之认知。然而事实的发展仍一竞如此，可不信“知易行难”说乎?其实，以台湾的政治生态，新党本有可作为之空间，“外省党”也不是新党不可克服的绝对障碍。以过去几次重要选举新党的得票来看，相当大部份的选票来自本省籍的都市选民。然而，新党的内部问题却使该党错过了过去两年趁胜发展的大好时机，让本来在政治光谱上属于或可以属于新党政治基础的中产阶级势力，被民进党趁势以其不断调整的形像吸引了过去。新党再图重新赢得这批关键选民的支持已不容易。但亡羊补牢，犹未晚也，新党也不是不可作为。不过，以现实的形势看，新党只能以巩固外省选民为当务之急。这无论如何已不能同两年前的发展态势相提并论了。而且，在1998年底的立委选战中，如果新党不能赢得足够支撑其政党架构和政治影响的立委席位，那么，一旦国民党加强招安，新党便有被彻底瓦解的危险。新党急需一个明确而长远的政党定位。
4. 建国党
建国党乃民进党内部权力斗争和政治路线分歧的产物，其兴衰演变也将在极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民进党的变化。如果民进党执政后找不到一种方式，让具有台独意识的选民满意，则这部份选民便会转而采取支持建国党的立场。现在看来，民进党越接近中央权力，政治上会愈趋理性，因而同建国党的矛盾分歧也可能愈会加大。但同时也要看到，由于建国党相对单一化的政治诉求，使得该党与现实政治生活之间的实际距离比其它政党都大，这就从根本上限制了该党的发展。它可能会保持一个相当稳定的居少数地位的支持者群体，但这个群体也可能因政治的需要而在某些关键时刻转而支持民进党的某个人物或某一派系，例如在未来的总统大选中就可能如此。影响建国党未来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大陆对台政策以及两岸关系的变化，如果大陆对台压力加大，建国党得到的支持便会增加。总之，建国党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扮演反对党的反对党的角色，牵制民进党的走向，特别是在两岸关系上。
5. 台湾政党政治成型后政治格局的可能演变
台湾经过十年的民主化过程，以令人称道的速度建立了一种基本成型的政党政治。今后如果没有其它外界因素的影响，台湾的政党政治将会继续向成熟的形态发展。民主化早期那种情感型的“选党不选人”和现在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选人不选党”现象，或许将会被一种新的、理性化的、成熟的“选党不选人”所代替。今后政党结构的演变基本上有三种可能的方向。第一是维持现在的三党格局，两大党主导政坛，第三党扮演关键少数；二是新党消失，演变成过去那种国、民两党的政治形态；第三是国民党瓦解，其中的大部份与民进党重新结合，出现新的以台湾意识为主体意识的大党，和以正统的国民党意识形态、大中国意识为标志的相对弱势的政党。在这三种可能变化中，建国党所可能起的作用都不会太大。
台湾今后政治格局和政治生态的演变，既取决于台湾现有各党的转型，也取决于两岸关系的发展。台湾与大陆在目前这种特殊状况下的复杂关系，确实为台湾政党政治的健康发展提出了一些特殊的难题。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环境也使台湾的政党政治的发展处于独特的条件下。象任何民主社会一样，台湾面临内部和外部的各种明显或潜在的矛盾冲突，各种社会政治势力都需要发展政治上的代言人，而各政党则按照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进行竞争。与其他民主社会不同的特殊之处在于，台湾的政党政治深受台湾与大陆关系的影响。以台湾政党政治的启动为例，如果没有大陆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两岸关系的缓和，台湾的政党政治也许就无法象今天这样顺利地发展，反对党的成长也会面临更多的困难；而且，面对大陆这个共同的对手这一局面，实际上也有助于平抑和避免台湾各政党间可能的激烈冲突，有利于形成台湾现在这种“无共识的共识”政治生态。从台湾此次县市长选举中三位脱党参选人士当选的情形，还可以看出，旧的地方派系尚有影响力，台湾的政党政治尚未成熟。不过，各种迹象显示，地方派系势力的影响力正在迅速衰退中。
此次选举结果将极大地影响台湾政党力量的重组，可以预见的是，“国民党假以立足的力量之一的地方派系将会在今后几年加速倒向民进党；企业家和金融家这个国民党依靠的另一支传统力量，也会加快同民进党的沟通，加强对它的支持；而中央政府的官僚管理精英也会作出有利于民进党的政治抉择。”[9] 虽然，依台湾的现行制度，80％以上的资源都控制在中央政府手里，地方政府的许多建设经费、甚至行政开销，都需要中央政府资助，但依下一步的发展趋向来观察，地方权限的扩大将是必然的。民进党因执掌地方政权，能够利用的综合资源将大幅度增加，其政治实力也将水涨船高。八十年代末民进党提出的“地方包围中央”的策略现在开始见效了。
下一步台湾政党政治的发展中，选举制度的改造将是一个重要问题。长期以来，台湾立法院议员的选区制度基本上是一种“中选区”制，与日本国会议员选区制改造前的制度相似，即在同一选区内选举两位以上的议员。这种“中选区”制有利于无政党背景、没有强势资源支持的独立候选人当选，在民主化发展过程中对反对派人士特别有利，有助于形成在野党和反对派，台湾的民主化过程也证明了这一点。但这种选区制带来了两个大问题。首先，因为存在着候选人低票当选的可能性，这就会鼓励少数候选人以偏激的方式和诉求、或以贿选等非正当方式去争取部份选民的支持，走所谓的“偏峰路线”，进而带来选举文化、政治文化上的负面效应。在这种选区制下，若一个选区有十个议席，每位候选人平均获得选区总票数的10％，便能当选。但在实际选举中，如果同一选区内各位当选人得票分配不平均，比如有人高票当选，得票总数超过选区总票数的15％甚至20％，那么就必然会导致某一候选人只要获得5％的选票便足以出线当选。这种情形实际上在台湾过去的屡次选举中不断出现，那种低票当选者的胜选还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就是高票当选者与低票当选者的议席代表性是否等值。其次，这种选区制会强化派系之争，造成党同伐异、同室操戈的现象。因为，在同一选区内可能有同党的候选人竞相争取倾向同一政党的选民群，这样同党候选人的激烈竞争就自然难免。台湾政治文化中存在的许多弊端，这与选举制度本身的问题有很大关系。[8]
关于选举制度的改进方向，似乎台湾各方专家学者倾向于选择小选区制。一旦做如是选择，无党派候选人当选的可能性将进一步缩小，很难再有施展空间；而小党派，如新党和建国党，则将进一步丧失参政渠道和政治影响。如此，台湾的政治发展便会朝两党政治格局的方向演变。
二、民主化与民主文化
长期以来，许多中国和西方的政治家及学者们争论不休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能否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建设民主政治。台湾民主化的进展和民主文化的逐步形成，正好为这一论争提供了最好的现实素材，也为尚未实现民主的国家提供了宝贵、新鲜、具体的经验。
1. 台湾的民主化道路
从政治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台湾的民主化提供了一个十分丰富而又有吸引力的研究个案。比较政治学传统的民主化理论模式是，“经济发展–中产阶级形成–政治民主化”，这个模式很难充份解释台湾的民主化；台湾的民主化也不能被所谓的“族群冲突、利益分配”的分析框架囊括涵盖，更不是德、日式的“外力推动、国家主导”型的民主化可以完整说明的。台湾的民主化过程是这几种模式的交织混合，包括了“从上至下、从下至上、从内向外、从外向内”的综合作用。“从上至下”指的是从五十年代初便开始的由国家推动的地方选举在台湾民主化中起到的作用，这已为愈来愈多的研究者所注意，还包括执政党在台湾民主化中的积极角色。“从下至上”是指民众、中产阶级及其政治层面的反对运动的压力，以及他们在推动民主化中的贡献，这里省籍因素起了非常重要的触媒作用。“从内向外”是从执政党内部、现存体制内开始的一些重要的有利于民主化的人事和制度蜕变。“从外向内”则既包括从体制外、“党外”以及体制内的外围开始的，向体制、权力的核心的挑战，也包括从岛“外”向岛内、在国外利用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的压力，促使国民党开放政权。
这一过程有它的意识形态基础，中华民国的传统的三民主义以及军政、训政、宪政的三段式民主化论说，为台湾的民主化政治转型提供了意识形态依据。同时，台湾既存的一些制度性因素也为这一转型提供了制度上的便利；一个庞大的、素质良好、高教育水准的中产阶级阶层成为这个转型过程的稳定的社会基础；持续的经济增长为这个转型提供了经济上的保障，降低了转型期可能的政治、社会、文化的紧张；有利的外部环境，比如国际冷战的缓和、特别是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为台湾的民主化提供了外部条件；最后，还必须提到台湾朝野双方政治精英值得称道的智慧学养、理性精神、历史眼光以及从教训中得出的妥协态度，也是转型得以实现的关键一环，否则上述其他条件都无法保证台湾民主化的顺利进行。[10]
从台湾民主化的具体过程来看，在选举制度能否带来政治稳定、是否可以有效表达各利益集团的利益、能否就关键性政治议题进行政治协商、其结果能否落实等问题上，起初执政党和反对党双方都信心不足。正是在双方的互动中，通过多次选举经验的积累，在对一些极其棘手、不易解决的问题(如统独、制宪还是修宪等)争论和寻求解决之道的过程中，双方才形成了对选举制度和政治协商的信心。比如，当年民进党要制定台湾独立宪法时，国民党就是靠选民的选票支持来平抑民进党的制宪压力；为了争取民意和选票，民进党逐渐接收了现存的政治参与制度，而放弃了那种因长期受迫害和受某些左派思想影响而形成的单一型反抗思维和政治行为模式，学会了妥协和现实主义的政治艺术。
如果从政治方面来看台湾民主化的经验，下列几点特别值得注意。第一是执政党的作用和政策。压迫的政治总会留下许多压迫者预见不到和不愿见到的历史后遗症，这是已经被许多国家的历史经验证明的一条规律，也被台湾民主化的萌芽及发展过程所验证。五十年代时，台湾的反对运动“‘自由中国’与本土精英结合时，本土精英并无‘自决’的意识形态。”[11] 如果当时主政的国民党能对反对派人士和开放政权的措施及步骤采取更积极灵活的态度，台湾的反对派后来未必会走上以台湾独立为旗帜的道路。国民党当时在台湾的威权统治是造成后来台湾反对运动走向台独路线的重要政治原因之一，如果国民党当时不采取那样严酷的镇压措施，今天的国民党或许会有更强、更有利的政治合法性资源。从历史的角度讲，蒋经国晚年断然开放政治参与，确实给国民党开创了新的生机；假如他始终坚持压制手段，其结果可能也只不过是延长一段国民党的威权统治，但从长远来看，很可能最后国民党不是加速下台就是土崩瓦解，台湾也许会陷入混乱而不会有今日的发展稳定局面了。
第二是反对运动必须学会在内部运作和与外部政治对手打交道时善于妥协。这不仅关系到反对党能否健康壮大，也影响到整个民主化的进程。被压迫者经常抱有一种革命者式的思维，这当然是令人同情和可以理解的，但民主文化形成的关键恰恰就在于能否从这种思维向真正的民主思维转变。法国共产党前主要领导人之一罗朗.勒化(Roland Leroy)在一个纪念十月革命八十周年的电视节目上总结法共历史和他自己参加法共几十年的经历时，说“政治不是内战”，其意不外乎是在说，政治不是一个你死我活的决斗场。明乎此者，岂不智哉!善于妥协也包括学会利用和参与现有政治渠道，来推动民主化的逐步进展，这是一条极为重要的经验。
第三，民众的民主素质的形成固然与政党的引导和教育的普及提高有关，但更重要的是，要靠在民主实践中去学习、体会、养成。如以为没有良好的教育水准也会培育出一个成熟的民主政治文化，那当然是政治浪漫主义；但若走到另一个极端，以民众的文化水平低为借口，而拒绝采行任何民主化措施，那么民主制度就无法逐步实现、民主文化也不可能从天而降。无论是从道义角度看，还是从事实经验层面分析，这后一种观点都是不能成立的。印度即为一例，它是个人口众多、宗教民族多样的巨大的发展中国家，国民的平均教育程度并不高，却相当成功地实现了民主，而且印度的民主制度也有助于缓解印度社会原本存在的复杂的宗教、族群矛盾。近年来印度民主政治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是与印度的国家、社会发展中的某些困境相关联的，不能简单地用发展中国家不宜实行民主制来解释。渐进的民主化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讲是一个明智的理性选择，如果过于强调那种“因为教育及经济水准低下而不宜推行民主化”的论点，事实上只会为专制者拒行民主、实行压迫提供遁词，延缓一个国家民主的实现和民主文化的正常养成，最终反而损害国家整体和民众的利益。
第四，台湾民主化过程中媒体的监督功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缺此就无法想象台湾民主化会如此顺利。而新闻自由的落实，本身也是民主化实现的一个最重要指标。
第五，在台湾的民主化的启动和发展过程中，相关的一些法律系统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和完善，这是台湾民主化中出现许多问题的一个制度上的原因，也可以说是台湾民主化中值得汲取的教训。
2. 传统、现代与后现代
民主政治乃政治现代性的核心。包括台湾在内的许多后发展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所面临的问题是，它们必须在一个存在着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政治、文化、经济逻辑的社会中，实现对这些逻辑的整合，完成其现代化的过程并处理新的挑战。西方主要民主国家的民主化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分层的逐步民主化过程。如果说，这一过程是从托克维尔早年所洞察的那种权力重心从上层逐渐下落的纵向发展趋势，转而进展到今天在此基础上在横向上由中心到边缘的权力民主化发展趋势的话，那么，台湾的民主化过程从一开始便是在横向和纵向上同时进行的。
比如，普选权是民主化的核心问题之一，但法国妇女是二战后才获得同男性公民同样的选举权的，而葡萄牙妇女则是到1977年才获得这一权利。按照所谓的“后现代“的政治逻辑，妇女、少数族群的政治权益迟至当代才成为西方民主政治生活中的一个主要问题。然而，台湾的民主化从一开始便将这类问题同社会上其它阶层的参政、利益表达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是台湾民主化所处的时代和所要改变的体制(现代威权政体)的性质所决定的。从八十年代中期起，在台湾波澜起伏的社会运动中，既包含了那种以争取公民权益为目标的传统的、标准的政治民主运动，同时也包括了“环保”、“女权”、“少数族群权益”这类“后现代”性质的运动。而且，随着民主化的进展，许多传统型的社会运动在台湾似乎有趋于衰退之势，而这类新社会运动则正有取代先前那种社会运动而成为台湾社会运动主体的趋势。台湾的民主化是在传统、现代和后现代文化的相互激荡中前进的。它必须在试图引进、确立现代民主制的同时，也回应和解决西方现代民主制刚提出不久的新课题。它融合了许多新旧要素，有成功之处，也有许多问题，既夹杂着一些渣滓，也有许多令人振奋的新现象，值得进一步研究。
比如，台湾民意代表的高学历可能是世界之冠。这当然有利于保持和提高议政及政策制定的水准，但同时也可能导致“学历崇拜”，忽视了议员真正的议政能力。毕竟，议政不是教书、作研究。有论者认为，这种现象是中国传统的“读书做官”观念的现代演变。[12] 笔者以为，其含义可能还远不止此，也许日本人近代以来形成的学历文化也是这高学历崇拜的另一文化原因。在学历崇拜中，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名校学历的偏崇，还反映出台湾及其它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所共有的一个深刻的文化发展与认同问题。
又如台湾选举中的“吃流水席”现象，令许多西方观察家目瞪口呆。这似乎是中国人吃的文化同现代选举的一种自然而又扭曲的结合，是一种带贿选性质、迎合乡村选民特点的选举动员方式。贿选是台湾民主化中遭人诟病最多的一个问题。其实西方发达成熟的民主国家的民主政治史中，也出现过贿选，这些国家贿选现象的存在，甚至曾经影响了近代中国一些政治精英对民主制度的认识。但台湾前几年盛行的贿选，其规模和组织化的方式则实为世界民主政治史上所罕见。这或许为台湾民主化早期过程中的某些做法的绪余，如为鼓励选民投票，国家给予适当报偿以弥补投票者因参与投票而导致的经济损失；或许同一些地方势力的权力利益角逐以及国民党的动员体制有关；它自然也与那党国一体、政经结构重叠交织的结构及其选举制度不无干系。
贿选这种现象有其政治社会结构、历史、认识上的几重原因，是一种转型期的现象，一种制度不健全、公民意识不发达的表现，同选民阶段性的利益需求层次、从威权体制向民主体制转型过程中对民主的认识有关，有其“卖方”、也有其“买方”相契的需求。最近一两年来，由于舆论的压力和制度的逐步完善，加之选民自主性的增强，这种现象已急剧减少，渐趋消失。民主政治的许多问题是可以通过民主的方式来加以调整和改进的，台湾在抓贿选方面取得的成绩便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
现代的民主政治文化正在台湾扎根生长，无论是从公民和政府对法律和人权的尊重、政治家所具有的责任政治意识、执政党及反对党遵循政治游戏的规则，还是从公民的自主独立意识、政治判断力来观察，都是有目共睹的。有人曾怀疑中华文化能否与民主制度嫁接，台湾的民主化用事实初步否定了这一疑问。那些在民主化过程中出现的、被认为是由中华文化劣性所决定的许多现象，正随着台湾民主化的进程而逐一得到改善。台湾立法院的“打架”现象曾经闻名世界，也被用来指责嘲笑台湾的民主化，这几年在舆论和选民的监督下，此现象有明显改善。当年民进党的一些人士用这种“打架造势”方式来吸引媒体报导，通过激烈的肢体语言符号来凸显政治结构的不合理。比起西方历史上议员们之间曾发生过的暴力事件，台湾议会堂上的打架现象要平和多了。但以笔者之见，不管从台湾当时的历史情境来讲，“议会打架”有何种理由和功效，它对形成一个健康的政治文化的副作用和伦理上的不当性还是显见的。
传统文化和现代性在政治制度和文化上复杂、微妙的嫁接过程，包括传统在其衔接现代性的过程中对民主化所起的正面和负面的作用，以及形成的一些新的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形式，尚待更详尽的分析。例如，中国传统的贤人崇拜，在近代中国的民主化尝试中一直是一困扰许多民主政治的鼓吹者和实践者的问题，在今天的台湾也仍是如此。它同以自由主义价值为基础的民主法制制度有内在的深刻冲突，那么，在什么程度上这种传统政治的理想标准对台湾实际的政治运作构成负面或正面影响，抑或在怎样的意义上能够(或不能)将其同自由主义的价值融合而形成中国式的民主文化，这都是有待将来的实践和理论探讨。[13]
3. 问题与挑战
台湾民主化过程中有成功的经验，也出现了不少问题，这些问题要在台湾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发展中探索解决。首先是民粹政治的问题，这里讲的民粹政治，是指那种鼓动民意、假民意之名进行政治权力角逐，并具反制度化、非理性化、乌托邦色彩的大众式政治参与现象和行为。其重要特点是大众崇拜和蔑视精英，这在中国近代以来的政治中特别突出。在台湾的民主化中，由于特殊的历史情境和文化氛围、政治结构，出现某种程度的民粹政治现象是在所难免的。但一个强化了的民粹政治则可能对台湾民主化的正常发展不利。这种民粹政治的产生，和民众对民主制度的一些模糊、扭曲的认识有关，也同台湾民主化中特有的统独问题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正是在统独意识的背景下，民粹政治现象才在民主化已经有相当进展的条件下，在各种民意表达渠道已经基本畅通的环境中，在社会经济发展并未出现较大危机的情况下，仍然大有市场，也诱惑着某些喜好民粹政治的政治人物。
其次是台湾政治、社会、文化中的泛政治现象，特别是泛统独政治化的问题。威权政治和集权政治的本质特点是，政治对文化、私人的社会生活的全面性渗透和控制，在这种制度下形成的一些文化规范具有极强烈的泛政治色彩。威权体制的转型过程中，旧的泛政治文化必然深深地影响人们的行为，不仅在台湾可以观察到这种现象，在东欧及苏联经历过集权主义政治的国度，也到处可以见到这类现象。台湾的泛政治化现象突出表现在统独问题上，许多非政治领域的正常的学术、文化、社会、宗教活动都被浸渗和笼罩上了统独之争的色彩，有时甚至到了有些荒谬可笑的地步。[14] 许多公共空间、学术论坛被一种非统既独的判断标准和武断逻辑所统御，正常的独立的声音往往不能充份有力地表达，知识分子应有的理性考量也常常被统独的意识形态要求所压抑，这实在是台湾民主政治中一个令人遗憾而又担忧的问题。
第三是台湾政治的“商业化”现象。选举在台湾具有浓厚的商业色彩，并且成了一种昂贵的推销和消费过程，这是台湾民主中令人印象深刻的特色。西方现代民主制的出现是与西方文化的世俗化、去神圣化分不开的，但民主政治仍有其“神圣”的性质，特别是体现在国家法律制定、公民权利及政治参与的神圣性上。可是，民主政治中人们有时提到的“政治市场”现象，在台湾被发挥得淋漓至尽，西方民主政治的一些神圣性质被淡化、庸俗化了。在台湾，候选人竞选和选民投票的过程有时看起来如同商业推销，“卖方”高声“叫卖”，变尽花样讨人喜欢，“买方”则视“价”出票，充份利用“买方市场”“买者”之地位。结果大大增加了选举的直接和间接费用，台湾的竞选成本堪称世界之最，既糜费公帑，也让社会付出许多额外的花销。
“政治商业化”还表现为，各党为了赢得接连不断的选举，大打商业化的政治人物“行销”战，不断“开发、制造、推销”新的政治人物，就象公司在市场上靠不断推出新的畅销商品来争夺市场份额一样。结果造成政治人物的“超速折旧”，一些叱吒风云、名重一时的政治人物一旦落选，很快就被政党、选民忘却，自此从政治舞台上消失。民主政治中政治人物经民众选出，“为人民服务”，落选后个人社会价值的“折旧”本乃个中自然的逻辑。在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民主中，政治市场的逻辑和政治人物的淘汰也是时而可见的。但台湾政治人物的“折旧”速率则似乎过大。政治是一种需要经验积累的职业，落选的政治人物是曾对国家社会有贡献之人，如此将其弃之如敝屣，似非合乎情理之事。也许这与台湾社会的一些传统性格、高速发展的工商社会的特点以及台湾正处于转型期等都有关系。关注这种现象，不是因为关心几个政治人物，而是因为这关系到建设一种健康的政治文化和人际关系的重要问题。
第四是台湾媒体的恶性竞争。台湾新闻媒体(特别是报纸和音像媒体)之发达，足可跻身于世界前列，据称仅有线电视即有六十几个频道。媒体在台湾民主化过程中所起的正面作用是无可置疑的，对型塑一种理性化的选举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扩展了台湾的公共论域。音像媒体的发达也是近年选举时街头冲突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些当代西方思想家认为，发达的音像媒体会造成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下降，从而破坏健康的民主文化。但台湾的情形证明，这种看法有局限性，需要具体分析。[15] 在看到台湾新闻自由令人欣慰的进步的同时，也不应忽视令人遗憾、无法苟同的媒体恶性竞争现象，白晓燕案的媒体报导竞争即为一例。这其实也是困扰许多现代民主国家的一个深刻复杂的难题，即如何界定新闻自由的恰当界限，英国戴安娜公主去世后各国媒体有关媒体功能的讨论即反映了这点。仅靠法律是无法纠正媒体的恶性竞争的，主要还是靠媒体业者的自我道德约束和民众普遍道德水准的提升。媒体的发展可以拓展公共空间，也会侵蚀、消解公共空间，关键在于驾驭使用这些工具的人的取舍把握。
第五是台湾的选举文化有待提升。竞选中候选人相互抨击是难免的，但台湾选举文化中造谣、抹黑、人身攻击、辱及家属等恶性竞争现象，实为民主文化建设中急待改进的。
第六是“李登辉情结”现象。“李登辉情结”的出现有其历史和现实、政治和文化等几重原因。由于台湾本省籍民众具有过去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悲情心绪、受迫害情结以及强烈的出头天愿望，李登辉先生自八十年代末以来在台湾民主化过程中所扮演的革新者角色，台湾政坛的纷争，大陆的压力，威权政治的制度和心理遗绪(包括传统式的领袖崇拜，南部一些乡民对李登辉近似对天子式的崇拜即为形像生动的反映)，这诸多因素共同造就了“李登辉情结”。
这是一种以反强人政治为背景的对强人的渴求，是集体性的抗拒大陆心理在领袖个人身上的投射，是一种转型期各种危机因素和急剧的政治变动的综合心理产物。这种心理在过去的特定时期有凝聚改革共识、平衡各种势力矛盾、推进改革的作用，但也给台湾民主化的发展留下了一些严重的隐患。例如，这些年在部份精英层和许多民众当中形成的，以李登辉个人意愿为追随者意愿、以其个人好恶为判断事物标准的风气，对建设一个能长且久的政治文化传统，实非好事。一旦这种带父权崇拜式的心理情结解体(事实上它已开始解体)，会带来新的心理和社会、甚至政治的混乱。
三、民族认同与两岸关系
在所有困惑台湾未来的问题中，核心的核心是民族认同问题，反映在政治层面上，也就是如何处理两岸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台湾便总会面临一个不确定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潜在的不稳定，而在这种状况下，是很难完善民主政治的。从近代各民族国家的民主实践来看，公民意识的重要组成部份之一就是国家认同意识；没有一个明确的国家认同意识，就谈不上建立健全完整的公民意识；而民众若缺乏健全完整的公民意识，就无法建立一个运作良好的民主制度和一个发达的公民社会。台湾今日面临的最大问题便是国家和民族认同的混乱，这是台湾民主化基础最脆弱的地方。
国家认同并不等同于民族认同，这是两个不仅在台湾被经常混淆串用、而且在世界其它国家也经常模糊不清的概念。由于近代以降民族国家的诞生所带来的一系列国家政治秩序和社会、文化整合等方面的问题，造成定义(包括中西语言文字概念上的不同)“民族”、“国家”、“种族”(包括台湾常用的“族群”)等概念的困难。在西方的语汇中，“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是紧密相关的，但近些年来的趋势则是逐渐将两者分离。笔者在此强调，可以在涉及文化和传统的意义时使用“民族”之概念，而在论及政治组织时则使用“国家”之概念。
台湾民众的民族认同有以下几种类型：认同自己为中国人，认同自己既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或依相反的顺序，即自己首先是台湾人其次也是中国人)，自己是台湾人。不同类型的比重随着近年来国际环境和两岸关系、台湾岛内各种条件的演变而变化着(见表1)。在政治上的国家认同方面，则大至可划分为，认同中华民国，及不认同中华民国、主张建立台湾共和国这两大类，还有极少数人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有不具明确政治认同的人。
国家认同上的差异，主要受意识形态和民族认同这两种主要因素的影响，在民族和国家认同中存在着一种相关关系。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一般认同中华民国；认同自己是台湾人的，一般希望有一个台湾共和国；但在那些认同自己既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的人中，两种不同排序的民族认同会导致国家认同上的差异。只要台湾的政治不发生剧烈变动，这种国家认同上的模糊是不会突然明朗化的。在现实条件下，大部份人还是倾向于认同中华民国。台湾还有一个特殊的国家认同上的分裂现象，即对中华民国理论上不认同、但在政府施政上认同，情感上敌视中华民国、但利益上捍卫它。 表1. 台湾民众对自我身分的认同
说明：调查单位有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柏克市场研究公司、中华征信所、中山大学民意调查研究中心；调查方法为电话访问及面对面访问(样本1，600人以上)；调查对象是台湾地区20-69岁的成年人；资料来源及制图为行政院陆委会。
必须了解近代以来台湾的历史背景和台湾民众所经历的生命经验，才能理解这种认同上的困惑和混乱。台湾的居民除原住民外，多为来自大陆的移民。移民的常见特殊心理包括对故土的怀恋和憎恨，对传统和移居地秩序精神上的渴望和行动上的逃避等，在心理学上这被称为“情绪矛盾”、“心理双重性(ambivalence)”。这种心理因后来台湾被满清丧权割让和日本人五十年的强化殖民统治教育而得到强化。
所谓的台湾意识的生成，既与上述特殊经历有关，也与台湾民众历经一系列不断的对大陆的失望和“去幻想化(deillusioner)”有关。二战前，台湾的大中国意识还是许多台湾民众和志士反抗日本人统治的精神源泉，但这一意识被战后的“二.二八”事件破坏了。后来，虽然国民党在台湾的威权统治给民众带来许多物质上的利益，但台湾仍有一些具有统一意识的反对派，他们因厌弃国民党、对台湾新兴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许多问题(如不平等现象)不满，又受到左派思想的吸引，转而对毛统治下的大陆充满新的幻想，抱持一种理想化的在社会主义旗帜下达成民族统一的愿望，这既可圆社会正义的梦，又满足了文化上民族认同的饥渴。
然而，大陆的经济灾难和文革暴行的逐渐披露，破灭了这种幻想。八十年代开放探亲和大陆的改革开放又一次加强了两岸文化和亲情上的认同，但突然间被“六四”的枪声震碎，台湾老一代人在日据教育下形成的“大陆人是些野蛮落后之人”的印象，仿佛忽然间又得到了证明。九十年代虽然两岸有了更深入的交往，却使得大陆在台湾人眼中最后的一些理想型幻象也逐渐被那物质落后、精神道德水准低下的印象所替代。作为反弹，一种“我们”(台湾)不同于“他们”(大陆，中国)的意识便被强化了。
在大陆，某些台湾商人游客暴发户式的张狂加剧了大陆人对台湾人的反感，而台湾当局在国际上的一些活动，则促使大陆精英层对台湾的分裂倾向产生怀疑。西方一些国家在台湾问题上所表现出的特别的热情，更加深了大陆各界对台湾的某种不信任。这一切最后反映到大陆的某些对台政策和民间对台交往中，就是日益加深的怀疑和敌视，而这反过来再影响到台湾上下对大陆的不满和敌视。
一种不同于一般地域意识的台湾意识，就是这样在历史和现实的悲剧与误解、希望和失望中，在大陆和台湾、国际和国内各种政治力量、政治人物有意无意的鼓动宣传下，在诸多愚蠢和短见的决策下，生成和一步步得到强化的。但是，台湾意识到目前为止尚不等于台独意识，这在关于统独问题的民意调查中多有反映(见表2)。然而，台湾意识距离台独意识也只是半步之遥。如果两岸双方不能以一种理解的态度来增加对方的好感和信任，精英层之间不能加强沟通和交往，而是相反，一旦台湾意识成为强固的台独意识，在台湾现行的政治运作框架内，两岸必然渐行渐远，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就会日益式微。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大陆各方对这种台湾意识的生成和发展缺乏深层的了解和体验，反而一律视之为“台独”倾向，这是一个极严重的问题。
同时，笔者这些年来与台湾各界许多朋友交谈中得到的印象是，台湾各界对大陆为何有如此强烈的统一意愿似乎也不甚了解。有人甚至将这个意愿简单化地归结为毫无道理的霸道作风，只是为了满足虚荣的大一统光辉。更有人对台湾的未来抱着一厢情愿的、完全脱离历史和现实的想法，如想要实现象瑞士那样的中立等。
其实，正如大陆人要加强对台湾人的理解一样，台湾人也应当试图去理解大陆那种强烈的统一意愿背后的历史、文化、社会、现实政治以及国际政治等方面的原因。大陆的政治精英层抱有中国未来要走向太平洋、走向世界的理想，为此自然希望与台湾统一，这样大陆才能在生死悠关的东海域获得稳定安全的保障并由此走向世界各大洋。(这也会是一些邻近国家从其国家利益角度特别关注的，因此两岸关系问题不仅是一个民族内部的分和聚散问题，也是一个国际政治、地缘政治问题)。
在民间层面，许多中国民众是把台湾的分离状态与中华民族近代以来丧权辱国的耻辱记忆相联的，一旦台湾人要在外人的帮助下永久分开，不再认同中国，则绝大多数的大陆人是很难理解和接受的。尽管这可以被指责为狭隘的民族意识，但它确实是地地道道、实实在在的、无形却具有巨大爆炸力、不易抑制的社会心态。台湾的人们要尽量去理解它的产生和现状，这对台湾自己、对两岸关系的未来都是善莫大焉。
正是双方这些不同的历史经历、情感、制度及生活现状，构成了两岸交往上的重重困难。大陆的官方只有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上不断改革，清明政治，除蔽兴利，发展经济，保障自由，弘扬文化，且注意照顾、保障台湾人民的情感和利益，才可能得到台湾民众的认同。大陆的民众应当以同情、理解的态度，来看待台湾民众的一些自我意见表达。台湾的政治精英要目光远大，胸襟开阔，追求台湾的未来应主要依靠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进步，而不应过度依靠西方的政治支持。台湾的民众也应该用理解的态度，看待大陆民众对统一的情感和意愿，以理性、历史、富前瞻性的眼光来看待未来的两岸关系。只有在相互理解信任的基础上，从两岸百多年历史的血泪悲欢中，在那构成两岸共同的久远的文化流脉里，在面对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格局中，去寻找让两岸人民都能够从情感理智上可接受的政治方案和制度设计，遗福后人。
两岸关系事涉复杂，不能仅以民意的一时流向或社会激情来决定两岸政策，在这方面采用民粹政治的手法是极其危险的，台湾的在野党也不能乱开“支票”，否则一旦执政而无法兑现，必然引起严重后果。民粹政治的手法不可取，这不仅是因为，公民自决固然是一个国际公认的原则，但反对分裂国土也是国际宪章的一个根本原则，国际政治讲求现实，不能指望国际社会为台湾的单方面意愿背书；还因为，以近代以来各国民粹政治的历史看，一旦民粹政治破灭后，多半会出现社会的暴力趋向，不能不引以为戒。
四、结语
台湾，这个中国大陆外面临大洋的岛屿，成为近代中国与世界的交往史中几种历史政治文化的交汇撞击点，它的悲喜剧皆由此而生。因缘附会，五十年来它从困顿中成就了今天最值得自豪的正剧—它的民主转型，为台湾辉煌的未来大剧拉开了序幕。其过去的故事和经验，是值得许多外人细加品味慕习的。但它也必须学会在未来更大的空间里继续新的演出，否则，悲剧也可能会重新降临。因为，它是无法完全自由地决定自己的舞台的。过去的十年基本上是成功的，而未来的十年呢?台湾在新的历史转折点上。
(一九九八年二月)
(作者附言:因笔者从学术和政治角度对两岸关系及台湾民主化的关注，加之有机会前后数次赴台开会、参观、考察，得以向台湾各界朋友求教，几年来逐渐形成几点浅见，遂成此文。因篇幅所限，只将必要的注释列于文后。特借此机会向提供这些文献以及其他近年来对笔者了解台湾多有帮助的各位朋友致谢。亦愿以此文为增进两岸的和平、人民的福祉和相互间的了解略尽薄力。书生意诚，苍天可鉴。)
【注释】
[1] 见台北《新新闻》周刊的选举特刊，1997年11月30日－12月6日；以及台湾各大报1997年11月30日开票当天的相关评论报导。
[2] 文贯中，“海峡两岸的土地制度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载《台湾的启示：土地改革研讨会记详》，赵玉琪、文贯中主编。纽约:东方新闻出版社，1992年。第59页。
[3] 张伦，“九五台湾立委选举之后台湾政情及其走向”，中国战略研究所，“中国政情观察”，1996。
[4] 以台北县为例，原国民党籍的候选人林志嘉长期扎根当地、准备竞选台北县长，但国民党选前推出的候选人却是在当地基础不深的谢深山，结果林、谢两人双双落选。谢深山共得543，516票，林志嘉则得154，590票，两人的得票数相加，远大于民进党的县长当选人苏贞昌所得的571，658票。在其它几个县也同样出现了此类现象。如台中县国民党因派系摆不平而出现两组人马竞选，反让民进党渔翁得利，赢得了县长席位。见中华民国中央选举委员会编印的此次选举概况。感谢该委员会委员长简太朗先生慨赠全套有关资料。
[5] 柳金财，“民主进步党的大陆政策(一九八六－一九九四)－－’一中一台’之取向”，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硕士论文，民国八十四年，第226页。该论文立论严谨，分析详尽，使笔者对民进党两岸政策之演革有系统的了解。承蒙柳兄馈赠其大作，顺致谢忱。
[6] 杭之(陈忠信)，“台湾党外民主运动的初步考察”，载作者论文集《迈向后美丽岛的民间社会》，台北，唐山出版社，1990，上册第59页。特此感谢杭之先生赠书之谊，笔者数次得杭之先生就台湾政情、反对党道路及两岸关系等赐教，获益良多。
[7] 同注[3]。
[8] 1995年底笔者赴台观察立委选举期间，曾有幸就台湾选举制度的一些问题就教于国立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对台湾选举制度与地方派系、选举文化深有研究的廖达琪教授，特此致谢。亦可参见周小萌的“一个冉冉升起的民主整体－－浅论台湾的政党政治”一文的相关讨论，载《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论文》，第三卷第十期，1992年10月，第9－10页。
[9] 张伦，“台湾县市长选举及两岸关系”，载《争鸣》1998年1月号，总243期，第63页。
[10] 有关台湾民主化，可参见张京育编，《中华民国民主化－－过程、制度与影响》，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民国八十一年；吴养生，“对台湾‘政治转型’的思考”，载《中国论坛》，32卷第3期，民国八十年十二月；Yangsun Chou and Andrew J.Nathan, “Democratizing Transition in Taiwan,” in Asian Survey, Vol.XXVII, No.3(March 1987), pp.277-299; 许庆复，“中华民国政治改革运动之回顾与展望”，载《宁静革命》，台北，行政院新闻局编印，民国八十三年，第85－93页；葛永光等，《现代化的困境与调适：中华民国转型期的经验》，台北，幼狮文化出版社，民国七十八年。
[11] 柳金财，同注[5]，第32页。
[12] 例如，1997年底与笔者同去台湾观察选举的刘勺佳博士便持此见。
[13] 石之瑜，凌焕铭，“台湾民主化历程中的贤人期待”，载《东亚季刊》第二十八卷第三期，中华民国八十六年七月；杭之(陈忠信)，“东方政治文化中的圣君贤相的幽灵”，载《迈向后美丽岛的民间社会》，下册，第65－70页。
[14] 兹举一例，1995年笔者在台期间，一日乘计程车，司机正在听一独派电台的call in节目。有听众在电话中说，台语为文明语言，而北京话则为野蛮人的语言，因为当年五胡乱华，北方蛮人入侵，占据今日北京，而文明人，代表真正中原文化者则南下来台….。主持人一时尴尬，不知如何作答，连称“我们不自我抬高…..”台湾也有所谓的学者以统独立场来判断台湾各派宗教之高下，进而断言台湾的基督教长老会等为最佳，而儒、道、佛及台湾民间宗教皆表现下乘。见陈仪深，《近代中国政治思潮－从鸦片战争到中共建国》一书“绪论”中所举之例，台北，稻乡出版社，1997。
[15] 例如，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7年11月13日召开的有关二十一世纪的民主的主题演讲会中，主讲人之一的美国著名哲学家迈克尔.沃勒泽(Michael Walzer)，便对电视在美国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衰退过程中所起的负作用大加鞭笞。而笔者的导师，法国著名社会学家阿兰.杜汉(Alain Touraine)则在发言中认为，西方社会公民参政意识的衰退有深刻复杂的原因，不能仅以工具的演革来解释；电视对民主政治来讲，只是一种中性的工具。此次演讲会的摘要见法国《世界报(Le Monde)》，1997年12月18日。有关西方思想家论电视对民主政治的危害，可参见法国另一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博丢(Pierre Bourdieu)的新作《论电视(Sur la Television)》，Paris, Liber, Dec. 1996. 另外，也可参见以卡尔.波普(Karl Popper)晚年的几篇相关论文结集而成的《电视：对民主的一个威胁(La Television:un Danger pour la Democratie)》一书，Paris, coll.10/18, Anatola, 1994.
当代中国研究
MCS 1998 Issue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