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于︰2014-10-13
在“一九五七”五十七年后，在林昭被杀四十六年后，右派老人陆续离世，“五一九”那一代正在凋零，隐入历史的深处。但他们书写的那段历史不会过去。
是时候了，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九日，年轻的北大学生沈泽宜先生在餐厅前贴出的这首诗，曾激动过那个时代，激动过万千莘莘学子。提起他的名字，许多人，无论识与不识，几乎都会想到这首诗。虽然，在他自选的诗集中只是放在附录的第一首。正如他的同时代人、一九五七年进入北大中文系、一九八四年创立《南方周末》的老报人左方（1934 ~ ）先生说的：“当我读到谭天荣写的‘大毒草’，沈泽宜、张元勋写的《是时候了》的诗，简直是热血沸腾，这不是理智判断，是一种本能的共鸣，我觉得只要是一个有热血的人读到这些都会激动的。”
《是时候了》：一个时代的音符
毫无疑问，在一九五七年的春夏之交，“是时候了”引发了无数年轻人内心的共鸣，成为一个时代的音符，影响越过了北大校园。当他离别这个世界时，许多生前故交、学生也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是时候了”，在与沈先生遗体告别时，我至少看到三、四副挽联和挽幛中都含有“是时候了”。我送上的挽联中也有“是时候了”：
五七北大，一诗罹祸二十年，是时候了，诗人呐喊早成空
八九广场，数言系狱十七月，哀先生兮，书生孤独终其身
昨天中午，湖州当地的朋友替我送的花圈，因为写了这副挽联，晚上就被移走了。幸好托另一朋友写的一幅，早上带过来了。“是时候了”，相距五十七年的时光，遥望一九五七，“时候”似乎还没有到，什么时候才是“时候”？我不知道，整个民族都不知道，而诗人已为此付出整整一生，直到生命的终点，乃至他的身后，仍然要为此付出代价。他孤身一人度过了此生，如同他在二○○八年十二月写的那首诗《堂吉诃德在一群牧人中间》所言：
从十八岁到七十八岁
活在黑铁时代的我
偏偏是这个梦
有意无意地
让我记住了这么多年
九死一生仍然相信过去有过，
将来肯定还会有
那样一个
关于黄金时代的
虚妄而真实的梦
一九五七年，二十四岁的他写下“是时候了”，是因为相信这个梦。一九八九年，他登上北行的列车，到天安门广场与学弟学妹站在一起，也是因为相信这个梦。他守护这个梦，从十八岁到七十八岁直到八十二岁，最后他哼着《鸿雁》离开这个他爱的人世。“江水长/秋草黄/草原上琴声忧伤/鸿雁向南方/飞过芦苇荡？？”《鸿雁》的歌词苍凉而辽阔，他在一九五八年定为极右分子后流放陕北黄土高坡，如同失群的孤雁，熬过了那些孤苦无告的岁月。即使回到故乡湖州，也是从事下水道等繁重工作。
纯真的诗人个性一辈子没变
今年八月四日，我和家人、朋友到湖州看他，他特别跟我们提起一九七六年前后的那段艰辛日子，并主动朗诵了两首写于那个时候的诗，一首是《动物园又到了批珍禽异兽》，他说自己那时就如一只被人牵来迁去的猴子。但命运给予他的重压与苦难，并没有压垮他，他用诗记录了苦难，并超越了苦难。他终生独身，一些不瞭解他的人对他有诸多不解，也曾有过对他感情经历的某种非议，而他却坦然面对。他是一个诗人，纯真的个性一辈子没变，清澈的目光也一辈子没变。即使这个世界早已变得面目全非，他依然是湖州好人家那个“打弹珠的少年”。
那次见面大约两个小时，他背诵了《是时候了》，以及一九七九年献给林昭的《雪地之灯》，还朗诵了《钟声》、《倾诉：献给我两重世界的家园》等，他自己偏爱的诗多为一九七○年代所写，是走出反右劫难前留下的见证。那天，他心情大好，身体也还硬朗，与我们讲了不少往事，包括一九八九年五月在广场与柴玲、封从德的故事，讲了在北大老同学资助下南归直到被捕？？
我们怕他累着，起身告别，他依依不舍。临行前，他走到书房，搬出沉甸甸的《梦萦未名湖》两册精装本大书，送给我，里面有他的两篇文字《一首诗的诞生》、《不可剥夺的林昭》。
记得去年也是八月初，他癌症复发，病情不乐观，我到湖州一家医院去探望他。他躺在病床上，与我聊了很多关于林昭，关于北大一九五七年春夏之交的旧事。我怕他太累，不敢多聊，他却留我多坐一会。他淡然地说：“也许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只是说：“您一生虽历尽苦难，却也有幸遇到了两次历史大事件，两次您都有幸参与，并且为此蒙难。此生已无遗憾。没有白活。”他点头称是。
他生于一九三三年，一九五三年考上北大，一九五四年转入中文系，遇见了苏州少女林昭，受到林昭的青睐，他却没有接受。《是时候了》搅动北大风云之后，林昭曾在未名湖畔的一个夜晚为他们辩护。大难临头之际，他在北大的万人大会上公开检讨，不料未能免于沉溺，既救不了自己，也救不了同伴，他们都成了右派分子，或入狱或流放，面对此后漫长的苦难。他也为此背上沉重的负担，那一天的检讨成为他一生的心结。就是那天晚上，他还叮嘱我帮他寻找《粉碎“广场”反动小集团》的小册子，其中收入了他在北大的检讨《我向人民请罪》。
从那次见面以后，他又坚强地活了一年多。直到前天（9月21日）下午大约三点，我正在旅途当中，传来了噩耗。我想起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七日我在天安门广场偶然为他拍下的照片（当时我笔误写成了1989年4月27日，特别更正），想起十年来与他的零星交往，想起他、林昭和那个时代的故事。
孤独一生，留下三本回忆录
二○○五年春天，我曾写过一篇小文《“山那边的一盏灯”》，记述对他最初的认识。从那以后，我们又有过数次见面，他写的文章也总传给我看。二○一○年冬天，林希翎的骨灰运回故乡浙江温岭，他不顾年事已高，从湖州到杭州，再从杭州到温岭，我们有过一次难得的相聚机会。他在林希翎追思会上的发言，深情、清晰而有力，他引述了一句难友的话“右派是人类的傲骨”，在他身上确实一辈子都保持着“五一九”一代特有的精神气质。种种非议都将随着时间被风吹去，他的诗将留下来，他的两本诗集《西塞娜十四行》、《沈泽宜诗选》就是这个不幸时代的歌吟。
这个世界归根到底是柔弱的诗歌与不可一世的强权之间的战争，真正的诗人会永远站在强权的对面。他只是一个手无寸铁的诗人，当他离别世界之时，我尤其感到，柔弱的诗歌却有着穿透时间的力量。毛泽东的屍体还停放在天安门广场，却早已注定遗臭万年，而沈泽宜诗歌的生命才刚刚开始。
“是时候了”，什么时候才是“时候”？哪一刻是“时候”？此刻就是“时候”，这一切取决于每个人自己的选择，其实无论时代有多么黑暗，每个人都可以点亮自己的那盏灯。沈泽宜《雪地之灯》——
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怀念山那边的一盏灯
在冷雾淒迷的夜晚
在白茫茫雪地中央
美丽地，孤独地，凛然不可侵犯地亮着
今天，那盏灯依然亮着，而他也成了一盏灯。
在他生命的黄昏，他以衰病之身完成了三本回忆录，第一本讲述他出生到一九五七年五一九前的往事，湖州一户好人家，陈英士、陈立夫、陈果夫这些长辈，有才能、有修养的父母，少年的好时光，以及他早年所受的民国教育。第二本讲述“是时候了”点燃北大“五一九”民主运动之后他的遭遇。第三本讲述他后半生，包括八九年天安门运动中，他与大学生在北大和广场的日夜，他逃亡、被捕、被囚禁的岁月。
只有第二本以《北大，五月十九日》为名在香港出版过，也是印量很少，早已买不到了。其他两本则成了他留下的遗稿，他生前未能看到出版。他的回忆录和他的诗集一样，都是一个时代风雨苍黄的见证，他不幸遇见了这样的时代，终生独身，无子无女，当他离世时，身边只有保姆一家和一个远道赶来的外甥。
他又是有幸的，他存世的八十多年间，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反右运动、大跃进、大饥荒、文化大革命、六四？？他都一一经历了，他的真实人生要比诗更丰富、更深厚、更有内容，他的人生就是一首诗的长卷。
在距离“五七”五十七年后，在林昭被杀四十六年后，他和同时代老人的陆续离世，一次次地提醒我们，“五一九”那一代正在凋零，渐渐隐入历史的深处。但他们书写的那段历史不会过去。今天早上，我从杭州到湖州，一路有颱风带来的雨，雨中送别沈泽宜先生，送不走的是一个时代，青铜般的记忆，将回响在未来的世代，我相信。
2014年9月23日
文章来源：《开放》杂志2014年10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