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的国庆招待会上，以往的惯例是由总理讲话、国务院秘书长主持。这一次习近平延续其强势风格，亲自出面讲话，总理李克强沦为司仪。
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出“八个坚持”，被中国官媒誉为“确立新航标”。“八个坚持”之一是“必须坚持把中国共产党建设好，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那么，如何“从严治党”？习近平特别提出“三个凡是”，即“凡是影响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问题都要全力克服，凡是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病症都要彻底医治，凡是滋生在党的健康肌体上的毒瘤都要坚决祛除，使中国共产党始终同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
不愧为毛泽东时代久经考验的“黑五类”，习近平的言谈举止都少不了毛泽东的“山大王气”。当年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提出过斩钉截铁的“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华国锋企图以此维系他继承毛泽东衣钵的正统性。然而，共产党是一个“拼实力”的暴民集团，实力不够，皇位就不稳。华国锋及其支持者弄巧成拙，被邓小平划为“凡是派”，遭到全面清洗。如今，习近平更上层楼，以“三个凡是”警告全党，但他真能一声令下、应者云集吗？
习近平上台之后掀起的反腐运动，触及的不过是威胁到他统治权力的那些异己派系，这是高层磨刀霍霍的权力斗争，落马的是几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门阀家族。与此同时，中层和基层的官僚们照样我行我素、埋头数钱、不亦悦乎。
习式反腐旗帜飘飘，中国官场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但都只是一些表面现象。比如：你不准官员们去豪华酒店公开地大吃大喝，官员们就在自己单位的内部招待所悄悄地胡吃海喝。地点变了，内容并没有变。
最近一年多以来，呼吁官员公布个人财产的法学博士许志永以及数十名新公民运动的参与者，先后被捕入狱，判处重刑。这个事实足以说明习近平的反腐运动是虚晃一枪，不可当真。英国政治哲学家阿克顿说过，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真正的反腐，必须废除一党垄断权力的体制，彻底还政于民。在司法独立和媒体自由的条件下，反腐才能真枪实弹地展开。否则，共产党利用中纪委这个类似于锦衣卫和克格勃的组织来反腐，无非是党内斗争的变形和延续，是共产党自己执行一套超越于宪法和法律之上的“家法”，与国家未来的走向、公众之福祉无关。
习近平难道真的不知道，早已沦为中国最大的黑帮集团的中国共产党，根本没有什么“先进性”和“纯洁性”可言？在帝制时代，官僚受到儒家伦理的制约，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追求，竭力充当民众行事为人之表率。尽管历朝历代诞生过不少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但官僚阶层至少对台面上的道德规范存有几分敬畏之心。而在共产党时代，从沾染梅毒的毛泽东淫乱后宫，到“政法沙皇”周永康居然是杀妻再娶的“百鸡王”，以及薄熙来、谷开来、王立军之间畸形的淫乱关系，可见共产党是由一群“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流氓无赖组成的黑社会。
就在习近平信誓旦旦地祭出“三个凡是”的法宝之际，官方喉舌《人民日报》客户端“时局”栏目刊发文章《贪官三信：鬼神、金钱和关系》，对“失魂落魄”的落马官员做了一番盘点。
官员们的“三个相信”，一是“信鬼神”。在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的案情中，“滥用职权进行封建迷信活动”让人震惊。李春城将家里老人坟墓迁往都江堰，并花费千万聘请风水先生做道场；他还对民间算命先生言听计从，在成都市行政中心的项目启动中将其建在污水处理厂附近；当一重大投资项目接连出现不利突发事件后，他又安排道士作法驱邪。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长期烧香拜佛，并在办公室内放置了“保一辈子不倒的靠山石”。广西永福县委书记黄永跃对着《周易》掐指一算、顶风违规发放百万津补贴。揭阳市委原书记陈弘平贪污拨款三百万建阴宅、风水工程，到头来公众为其迷信埋了单。湖南省双峰县国土局也曾花重金购买了“转运风水球”“顶”在办公楼，而这个“转运风水球”，竟然是双峰县国土局党组开会通过的。
二是“信金钱”。在金钱的攻势下，中共官员悉数加入“拜物教”。广东省韶关市公安局原局长叶树养受贿有着明确的奋斗目标，“留下两千万元给儿子、两千万元给女儿女婿、两千万元给自己安度晚年”，他也因这三个“两千万元计划”的“宏伟目标”被网友称为“最有理想贪官”。成都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戴晓明认为，“唯有金钱能带来安全感”，“妻子听别人说投资房产可以赚大钱就去投资购房；听说玉器可以保值增值，就去购买玉器。”所以，受贿数千万仍然觉得手头拮据。
三是“信关系”。二零一四年的山西官场，“地震”不断，“余震”连连。仅半年内，就有四名省委常委、一名人大副主任、一名政协副主席、一名政府副省长，连续两任太原市委书记、两任运城市委书记落马。在其他地方、领域发现的案件，也都有类似现象。如四川官场窝案、中石油腐败案、茂名窝案等。贪官的圈子，是营造腐败的据点；贪官弄圈子的过程，也是集体腐败的过程。在广东茂名，原市委书记周镇宏和其继任者罗荫国前后两任一把手“前腐后继”，通过“买官卖官”，把茂名市官场织成了一个腐败场，导致案发后茂名市辖六个县区的主要负责人无一幸免，波及党政部门一百零五个，其中一百五十九人涉嫌行贿买官。
《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如同给了习近平一记响亮的耳光：你有你的“三个凡是”，我们有我们的“三个相信”，你能像在电脑硬盘中储存文件那样，用你的“三个凡是”替换我们的“三个相信”吗？即便使用毛泽东时代政治学习和意识形态灌输的方式，就能达成政令畅通、化污为清的效果吗？
共产党的腐败，不是从经济改革以后才开始的，而是从共产党一建立的时候就与生俱来。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还窝在延安的山沟中苟延残喘之时，延安就是一个不亚于国民党控制的重庆的腐败重灾区。只是中共善于伪装和宣传，其腐败的真相不为外人所知罢了。实际上，延安从一九三七年开始逐步形成大、中、小灶的规定，普通战士每人每天伙食标准为五分钱，一般干部七分钱，以后叫做社会部的“中央地区工作委员会”工作人员一角五分钱。军队团（边区厅）级干部伙食标准为一菜一汤，师（中央部）级干部两菜一汤，政治局委员四菜一汤。衣服则按等级分别为从外面买进的斜纹布和边区自织自染的灰色土布而有四个口袋、两个口袋的区分。江青要吃阿胶，从山东买到后，经香港、重庆绕了一个大圈送到延安，跟杨贵妃“一骑红尘妃子笑”也差不多了。王实味在《野百合花》中批判延安“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现状，结果被打成反党分子、砍头杀害。
今天北京当局的腐败比起当年困居一隅的延安来，更是变本加厉、升级换代。今天的中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党，彼岸的国民党的数十亿党产对于中共而言，简直就是九牛一毛、不值一提。习近平号召全党反腐，却不首先从自己的家庭和家族做起：他的女儿为什么在哈佛大学享受资本主义社会的贵族教育呢？他的姐姐、姐夫为什么能够富可敌国、坐拥香港的无敌海景豪宅呢？
在大部分中国民众眼中，中共是一个拿刀拿枪、喊打喊杀的绑匪集团，大家无可奈何地沦为其“肉票”，从而不得不跟共产党“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说到“毒瘤”这个词，只要中共一党独裁的体制不变，毒瘤便如同野草一般“野火焼不尽，春风吹又生”。所以，习近平及其统帅的共产党才是中国的“毒瘤”，中国一切灾难的源泉都指向这个无耻、残酷、贪婪的“世界第一大党”。
共产党引以为自豪的国庆日，其实是中国人民的国殇日。习近平的“三个凡是”，共产党党员不相信，普通民众更不相信，就连他自己也不相信。我愿意引用俄国作家索尔仁尼琴给苏共统治者的一句话，作为给习近平的生日礼物：“你们犯下了真正的罪行，使整个国家都陷入毁灭之中，让几百万人民陷入贫困，导致成千上万的人死亡。你们现在没有受到惩罚，并不表明未来你们可以安然无恙。”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10/15/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