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所谓学术外译，选题政治挂帅，泥沙俱下，翻译基本不过关，诚如钱锺书先生所讽刺者，“召不三不四之人，化不明不白之钱，说不痛不痒之话”，加上两句，以不伦不类之翻译，成不折不扣之垃圾。
忘记在萧乾先生那一本书里看到的，二战期间他做驻英国记者，正逢莎士比亚的一个整年纪念，英国方面举办了一个莎翁作品在世界各国翻译出版物的展览，展品由各国自家提供。他看到日本有两套装帧典雅的全译本，而旁边是中国方面提供的几个寒酸至极的单译本，两相对比，反差之大，让萧乾羞愧不已，说还不如干脆没有更好呢。
如今，我们发达了，同时又以暴发户的心态要把自己的文化产品推向世界，领导人味同嚼蜡的讲话译成各种语文出版，还有什么“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耗费巨大的财力，把许多在国内都算不上是够品格的低劣作品向外国推出，翻译质量粗糙，装帧设计滑稽，到了国外也基本上是打纸浆的原料。如果说非文化产品还可以弥补国外制造业某些抵挡产业的空白，这类出版物真可以说是没有还好，至少能够保留一点不懂中文读者的神秘感，制造这么多文化垃圾，活生生地是光着屁股拉磨——转着圈儿丢人。
其实，在如今这样的地球村时代，驻华媒体记者遍地都是，海外汉学研究成果累累，中国学界也有越来越多的外语成果发表，真正有价值的作品自然会受到关注，甚至有外国学者主动翻译出版。我们政府最应该做的，乃是严格保障学术自由，让国民可以自由地表达，无论是文学，还是学术，出现了真正的经典，一定会得到外部世界的关注的。例如钱锺书先生，小说《围城》有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日文、俄文各种译本，《宋诗选注》有日本宋代诗文研究会译注的“东洋文库”本，《人兽鬼》有Gallimard出版社的权威法文版，连《管锥编》也有Ronald Egan教授的英文译本（哈佛1998），都是外国学者专业而达雅之翻译，没有一种是国内组织人员出钱费力的结果。如今所谓学术外译，选题政治挂帅，泥沙俱下，翻译基本不过关，诚如钱锺书先生所讽刺者，“召不三不四之人，化不明不白之钱，说不痛不痒之话”，加上两句，以不伦不类之翻译，成不折不扣之垃圾。
检索前年和去年的外译书目，几个重大缺陷特别需要指出。一是某些作品之所以入选是因为作者是担任着社科院院长、副院长，大学校长、副校长之类官职，“乌纱底下好作诗”而已，其作品根本没有任何学术价值；二是，不少作品是跟风之作，“中国梦”、“中国震撼”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类，拿到国外展示实在是太丢人现眼；三是某些作品写作时预期的对象就是国内读者，没有译为外文的价值；四是若干书目在国内已经出版多年，当时还有某种新意，如今在国内都退出了阅读范围，传播到国外更是废纸一堆；五是某些作品本来就是把国外的研究成果东拼西凑而成，甚至不乏剽窃劣迹，在国内还可以欺负人家不懂中文，无法核查，翻译成外文，搞不好被原权利人逮个正着可如何是好？
如果真正要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的话，可以设立一个民间管理的基金会，名称就叫“中国著作推广基金会”，由世界主要语种的重要中国学研究机构参与组成董事会，组建知名学者为主的学术委员会，由该委员会确定翻译书目，并接受项目申请，从中遴选最妥当的翻译者。所选择的书目应该是真正的经典著作，包括史上经典中尚无外语译本者，也包括对于已有译本但需要更新者。对于当代作品，必须慎之又慎，具有真正原创思想、学术价值以及外译价值的著作才能入选。至少要做到三个不选：1）领导人文集不选；2）时髦跟风之作不选；3）对国内读者有益但外译价值不高者不选。
末了，说句不怕得罪人的话，因为1949年以后的长期封闭以及历次政治运动对学术以及高等教育事业的严重戕害，1952年之后进入大学的，一直到包括我在内的后文革所谓“新三届”，具备写出学术领域传世之作能力的学者为数极少。虽然我们今天在出版物和所谓科研成果的数量方面已经蔚为大观，不过纵观过去四十年来的人文与社科方面的作品，真正值得翻译为外文拿到域外展示的，可以说是寥寥无几。民脂民膏，来自非易，弃之无益之处，是罪过啊。
来源：燕园老鹤
作者：贺卫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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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卫方 语言学通讯 2017-0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