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于︰2014-10-13

有人说,舞蹈是最能凸现人类渴望自由的本性的艺术形式,舞蹈家是上帝遗失在人间的天使。被誉为“台湾现代舞之母”蔡瑞月就是这样一位傑出的舞蹈家,她一生漫长的舞蹈岁月,经历二次大战、二二八事件、并于白色恐怖时期身系牢狱,在挤压的空间中,坚持以生命投注舞蹈,以深情凝视土地。

台北的中山北路上,银行和公司大厦林立,车水马龙,让人目不暇接。转入一条小巷,意想不到地出现了一方净土:挂着“玫瑰古迹”和“跳舞咖啡”的院落和一组古色古香的日式建筑,这里就是蔡瑞月舞蹈社。

我穿过一片青青的草地,以及宽阔的木质平台,进入昔日蔡瑞月教孩子们跳舞的大厅,蔡瑞月文化基金会的执行长、蔡瑞月的学生和媳妇萧渥廷女士正在等候我的来访.

在舞蹈中寻觅身体与灵魂的自由

萧渥廷和丈夫、蔡瑞月惟一的儿子雷大鹏都是舞蹈家,这大概是孤独一生的蔡瑞月最大的安慰吧。萧渥廷跟我谈话的时候,一直称呼蔡瑞月为“老师”而非“妈妈”,也许她是要特别强调蔡瑞月舞蹈艺术代代相传的脉络.

法国诗人保罗·梵乐希说过:“舞蹈是生命的诗歌。”那么,蔡瑞月就是以身体来谱写生命史。

宽敞的舞蹈教室,如今空空荡荡,可以想像师生在此挥汗如雨地起舞、切磋、尝试的场景。萧女士说,有学生来此上课的时候,虽然蔡老师不在了,但她仍然觉得蔡老师似乎还在现场热情洋溢地指指点点.

一九三三年,日本石井漠舞团来台南演出,一个五岁的小女孩明白了自己从小喜欢的那件事叫舞蹈。后来,她鼓气勇气给石井漠写信,结果大师回信表示愿意收她当学生。十六岁的女孩孤身一人到了东京,成为大师亲手调教到弟子。

“蔡桑,不算美,眼睛小小的,和我一样。”蔡瑞月的老师石井绿说,“但是每次演出时,总是有人跑来问我,台上的那位美丽的舞者是谁啊?我一看,不正是蔡桑吗?!她一上台,就立刻光芒万丈,成为众人焦点.”

战争结束后,蔡瑞月回到台湾,开设舞蹈学校,展开台湾舞蹈运动。一九四七年,蔡瑞月与诗人雷石榆结婚,诗歌与舞蹈的结合,浪漫而温馨。可是,白色恐怖的浪潮很快袭来,在台大任职的雷石榆被秘密拘押半年,然后被赶出台湾——与那些不经审判即被枪杀者相比,已经是莫大的幸运了。

受苦的却是蔡瑞月。她不被允许与丈夫同行,数月后,又因为丈夫寄来的一张明信片,而被无辜入狱三年。

一朵玫瑰,在监狱中也照常开放。对蔡瑞月而言,只要跳舞,就能拯救一切,她在狱中创作了《嫦娥奔月》和《母亲的呼唤》等作品。那个时候,作为母亲的她被迫与年仅一岁的儿子分离,她只能在舞蹈中拥抱虚拟的孩子。

出狱后,蔡瑞月长期受到监视,并在国防部的压力之下为达官贵人和官兵表演。即便如此,她依然在舞蹈中演绎自己的梦想。进入晚年,她虽然不能亲身起舞,坚持用手势和言语指导学生。八十岁后,即使在台下,蔡瑞月也是风华绝代,有一种震慑四周的气场。她的美不是肉体的表象之美,而是艺术家经过生命最严苛的淬炼,筛滤一切杂芜虚饰之后,所呈现出的生命的原质之美。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蔡瑞月与雷石榆,是诗人与舞蹈家的组合。结婚后,他们住台湾大学的教师宿舍,蔡瑞月在家里一边教学生跳舞,一边创作。在那短暂只有三年的幸福时光里,雷石榆常常骑单车载着蔡瑞月去看电影和逛书局。雷石榆为爱妻写了一首诗歌《假如我是一只海燕》,蔡瑞月将其改编成舞蹈《海燕》,后来成为一个常演不衰的保留节目。

最美好的时光也是过得最快的时光。新婚燕尔,稚子在抱,雷石榆突然被特务带走,蔡瑞月四处打探,不得要领.数月后,她才得知丈夫即将被赶出台湾,且自己不能同行。两人在宪兵的监视下匆匆见了一面,两人紧紧拥抱,惟有泪千行。

萧渥廷带我到隔壁,参观公开展出的有关蔡瑞月的一批图片和物品。她说,雷爸爸离开台湾之后,大陆很快沦陷,两岸隔绝,再无音讯。

很快,蔡瑞月也无辜被捕,先后被关押在内湖监狱和绿岛监狱.监狱当局没有忘记搾取其“剩余价值”,蔡瑞月时常被带到外面,在不知道表演的地点和观众的情况下参加演出。有几次,她甚至被安排在演出后给蒋介石夫妇和外宾献花。

到底是谁提议从监狱找一位女囚为独裁者跳舞,而其丈夫又被驱逐出境?那样荒谬的场景,让蔡瑞月创作了第一个表达人权和自由理念的作品《傀儡上阵》,当年演出该作品时使用的那个摇篮,仍然摆放在舞蹈社的门口。

当年,蔡瑞月是无罪入狱,并无判决书,也没有确切的出狱记载.当白色恐怖政治犯开始得到平反补偿时,她却因为提不出相关证明文件,而被拒绝受理。独裁者的罪孽,在解严、民主化之后,依然由无辜的舞蹈家默默承受,真是情何以堪。

蔡渥廷介绍说,即便彼岸的雷爸爸音信全无,蔡老师仍然对爱情忠贞不渝,从来没有考虑过再嫁。

一九七三年,逃离中国的音乐家马思聪访问台湾,特意安排与蔡瑞月会面,告知在“文革”初期,他曾经与雷石榆一同被囚。雷石榆告诉马思聪,如果有机会去国外,一定要帮助他探望在台湾的爱妻蔡瑞月。当时,台湾尚处于白色恐怖的氛围之下,蔡瑞月不敢跟来自中国的马思聪深谈,生怕又被冠以“通匪”的罪名。

直到八十年代后期,台湾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蔡瑞月才陆陆续续地从各个管道知道了关于雷石榆的一些消息。雷石榆在中国已经有了新的家庭,她与他再也不可能再续前缘了。

一九九○年,蔡瑞月携带儿子雷大鹏、儿媳萧渥廷及两个孙子,赴中国保定探望雷石榆。萧渥廷说,当火车缓缓停在破败的保定车站的时候,分别四十多年的两位老人,久久凝望,四十年积攒的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

浴火重生的舞蹈社和在夜中舞者

木地板、扶桿、镜子、音乐、身体,是舞蹈社缺一不可的五样东西,其中身体最为重要。学者彭瑞金指出:“如果说蔡瑞月的舞作重建象征台湾舞蹈浴火重生,它的重要意义并不是让失去的历史场景重现,而是早期台湾舞蹈家受挫的理想的复活、重振。”

有人说,这是一所会呼吸、会跳舞的房子。萧渥廷告诉我说,一九四六年,蔡瑞月舞蹈艺术研究所于台南成立;一九五三年,蔡瑞月舞蹈研究社于现址成立,从事舞蹈教学、创作、演出、史料保存。若以建筑本身而论,这是一座建于一九二○年的日本文官宿舍,不足百年的历史,不足以成为古迹;但是,这是蔡瑞月留下的舞蹈社,是台湾现代舞蹈运动的见证,也是后人可以继续此写下个人生命史最深刻的园地。

一九九四年,因台北捷运工程施工之故,舞蹈社面临拆除的命运.艺术家和文艺界发起了“向蔡瑞月致敬”和“一九九四艺术运动”,抢救文化遗产.这是第一次跨领域的、用艺术表达抗议的运动,有两百多人参与,其中有萧渥廷等三位舞者,在高空中飘荡二十四个小时.

持续努力五年之后,一九九九年,舞蹈社终于被指定为古迹.但就在公告的第二天,舞蹈社被人纵火,多数服装、音乐、道具等珍贵史料付之一炬。已经移居澳洲的蔡瑞月,闻此噩耗,匆匆赶回。接受媒体访问时,老人家哽咽着说:“我感觉好像一个女儿过世了。”她不顾年迈体衰,亲自领导艰难的重建工作。

晚年的蔡瑞月,仍然创作不辍.二○○四年,她与美国人权舞蹈大师埃立欧波玛尔(Eleo Pomare)等联手以台湾近代史诗为主题创作。她还以黄文雄、郑自才“四·二四”刺蒋事件为素材,编作《让我像个人一样站起来!》。二○○五年,她展开创作“林义雄:静默的脚印”的研究工作,直至临终之际,依旧挂念着该舞的编剧。

时代的阴差阳错,政治的诡谲激荡,让蔡瑞月从一位单纯的舞者变成了一名不屈的人权战士。诗人李敏勇评论说:“蔡瑞月,既是女性,也是台湾;既是文化,也是政治;既是日本殖民统治时代,也是国民党中国殖民体制的显像与隐像。如果有一出像蔡瑞月人生与命运的舞蹈,那无疑是呈现台湾人、艺术家在台湾特殊历史构造中的命运图像,交织着线条与色调,而且充满压抑和奔放冲突的旋律与节奏。”这一天中午,我在“跳舞咖啡”点了一杯茶,外面雨水淋漓,木板的平台上,仿佛有一群舞者翩翩起舞。

文章来源:《开放》杂志2014年10月号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