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聂作平 聂作平的黑纸白字 2018-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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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叫蝴蝶效应:一只蝴蝶在南美扇动翅膀,几周后,可能在美国引发一场龙卷风。理论有些夸张,却说明了两起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之间也可能有深刻联系。
自然界真正由一只蝴蝶引发的龙卷风,可能并不存在。但把蝴蝶效应置诸人间,许多历史事件之间,的确有这种神奇的关联。
比如辛亥革命和四川保路运动。多年后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就会发现:一起失败的维稳事件,竟然导致了天朝的崩溃。
2、
事情得从1904年说起。这年1月,成都岳府街,由四川总督锡良倡议的川汉铁路公司正式成立。
所谓川汉铁路,是指从成都到汉口的铁路。在此前中国铁路均由外国人把持的情况下,川汉铁路公司明确规定:如非中国人之股,概不承认。这一规定意味着这条计划投资5000万两白银、全长1980公里的铁路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全归民间。
这既是四川有史以来第一次凭借本省财力修筑铁路,也是中国铁路史上第一次采用“官设公司,召集华股,自保权利”的方式筹集资金。
川汉铁路公司成立后,修铁路、买股票成为那一时期人们挂在口头上的时尚用语。铁路资金的募集,采取抽租入股的方式,即按农田租谷的3%征收股金。这种募集方法,不仅地主、商人和官员购有股票,许多底层民众也是股东。
用吴玉章的话说,那就是:“全川六七千万人民,不论贫富,对民办铁路都发生了经济上的联系”。
这种情况下,四川民众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谁要是对这条铁路有不利之举,必将招致全川人民坚决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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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不会想到,仅仅7年后,看上去固若金汤的大清王朝便轰然倒塌,而对倒塌起了重要推动作用的,居然就是这条铁路和这家叫川汉铁路的公司,以及成千上万购买了股票的民众。
铁路于1906年开始勘测,詹天佑担任总工程师。1909年12月10日,开工典礼在宜昌举行,那天的宜昌万人空巷,人们纷纷涌向工地,观看这条由中国人自己投资、自己设计并施工的铁路挖开第一锹土。
1911年是清朝的最后一年,这个统治中国200多年的庞大王朝将在这一年土崩瓦解。这一年的清政府早已是汪洋中的一条破船,但破船的掌舵者不但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补救,反而在加速它的下沉——诸多加速下沉的愚蠢之举中,把川汉铁路收归国有肯定是愚不可及的一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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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5月9日,清政府宣布铁路收归国有,任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强行接管包括四川在内的四个省的铁路公司。
清政府之所以冒天下之大不韪这么干,目的是想以铁路权为担保,向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借款,以解决迫在眉睫的财政困难。
可以说,清政府明知道这是饮鸩止渴,但走投无路之下,除了巧取豪夺,好像也无计可施。至于这一做法到底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决策者们并没有深入考虑。走一步是一步吧,这大概就是决策者的眼光了。
清政府的决定传到成都,全川哗然,上至地方官员,下到平头百姓,几乎所有人都对清政府失去了信心。他们意识到,他们面对的是一个不讲理的政府。
1911年6月17日,群体事件发生: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召集股东和各有关团体开会,与会者一致决定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推选蒲殿俊和罗纶为正副会长,并宣读了一份致全川人民的宣言书,同时派代表到北京请愿。
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后,各州县保路同志会也纷纷出炉;与7年前的流行语是修铁路和买股票不同,这一年的流行语是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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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路运动中,出现了立宪派和同盟会两个不同的群体。最初,占主导地位的是立宪派。
立宪派首领为蒲殿伦和罗纶,他们提出了文明保路的口号,要求人民只求争取路权,不反官府,不打教堂,更不能聚众暴动。
为了证明自己并不是犯上作乱的暴民,他们要求各地保路同志会在闹市区搭建皇位台,上面供奉着已故的光绪皇帝的牌位,牌位两边是一副对联,对联是从光绪的上谕中摘下来的: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
立宪派这样做,自有他们的苦心,那就是希望在非暴力的手段下,迫使政府作出让步。以免授人以柄,遭到镇压。
应当说,无论主观还是客观,立宪派都没有推翻清政府的想法;在这起群体事件之初,温和的立宪派原本是政府和民间沟通的桥梁。如果依靠立宪派,民间和政府坐下来谈判,事情其实大有转圜之处。
但是,立宪派很快发现,清政府完全不是他们所想象的能听得进话的政府。当时,四川总督王人文深明局势,他认为如果朝廷不采取怀柔政策,很可能激发民变,就向清政府建议暂缓把铁路收归国有。
但是,不但他的建议没被采纳,他本人也被认为维稳不利,遭到革职查办;朝廷另派赵尔丰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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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会的动机和主张与立宪派完全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讲,旨在推翻清朝的同盟会十分乐意看到群体事件发生。保路运动风起云涌后,同盟会就决定“借保路之名,行革命之实”。
当清政府拒绝了立宪派的对话,主张武力暴动的同盟会便占据上风。群体事件正在进一步恶化。
1911年8月4日深夜,罗泉镇上的福音堂里,灯火通明,教堂上安放着一块关公牌位,堂下排列着一群壮汉,他们手捧香火,在袍哥首领秦载庚的带领下低声宣誓。
这就是有名的罗泉会议。
罗泉会议的实际策划者为同盟会会员龙鸣剑和王天杰。他们根据孙中山“扬子江流域将为中国革命必争之地,而四川位居长江上游,更应及早图之”的指示,联络了20多位袍哥,寻找机会武装起义。
至此,由保路运动引发的群体事件已成为社会大变革的导火索,即便是不谙世事的人也不安地预感到,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即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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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能吏著称的赵尔丰履新后,大刀阔斧地维稳。赵尔丰早年在川边改土归流时,就敢于杀人、不怕流血,因而有赵屠户之称。清政府把他调到四川,显然,是希望这位屠户快刀斩乱麻,迅速维稳。
9月7日,赵尔丰派人诡称北京来电有好消息,将保路同志会首领蒲殿俊、罗纶、邓孝可、张澜等人骗到总督府逮捕,并下令搜查川汉铁路公司。
这一消息震动了全城。但善良的人们依然相信,他们的维权是合法的,他们从来都是大清的顺民,倒行逆行的只是赵尔丰,远在京城的小皇帝和摄政王只是被蒙蔽了。因此,人们纷纷手捧光绪牌位,哭喊着赶到总督府门前请愿。
回应他们的,不是赵尔丰的接见,而是炒豆似的枪声。20多个请愿者倒在了总督府门前的大街上。
暴行才刚刚开始。紧接着,赵尔丰又派人分巡成都街道,只要有人群聚集的地方,清兵便纵马践踏或是开枪射击,整个成都陷入血雨腥风之中。这就是成都血案。
成都血案当天,赵尔丰下令紧闭城门。龙鸣剑带着几个人趁夜色摸上城头,从城头缒城而下。
在南郊的农事试验场,龙鸣剑制作了上百片木板,木板上写着:“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军速起自救自保”,然后悉数放入府南河。这就是水电报。
最先拾得水电报的是成都周边地区,最先响应的也是他们。9月8日,身兼同盟会员和袍哥大爷双重身份的秦载庚在华阳中兴场起义。几天之内,双流、新津、温江、郫县、蒲江、灌县等地都打出了起义大旗,几支队伍在新津县城击败清军,随后又转战到雅州,于大相岭再次击败清军。
几支同志军合围成都,人数达20万之众,成都却久攻不下。其中既有装备方面的原因,更多在于同志军大多是没经过军事训练的老百姓。撤去对成都的包围后,同志军连连失利,龙鸣剑于转战途中含恨病逝,秦载庚在井研被杀。
王天杰率余部回到荣县,他与留守县城的吴玉章做出了一个惊天动地的举动:1911年9月25日,王天杰宣布不再承认清政府的合法地位,荣县自即日起独立。
这时距武昌起义还有半月之遥,荣县起义被称为“首义实天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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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县的独立及四川同志军的起义,清政府终于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慌。接到赵尔丰的告急后,清政府调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率驻扎于武昌的新军入川,以图镇压。
但是,端方率新军入川,却顾此失彼地造成了武昌空虚,以至于在武昌的同盟会员趁机发动起义。而武昌起义的成功,又引起了全国各地雪崩般的连锁反应。
天朝终于没能度过1911年,它倒在了它制造的黑暗时代。
至于端方,他率领的新军并没能浇灭如火如荼的起义烽烟。相反,这支队伍到达资州时,也顺应潮流宣布起义。端方本人则十分不体面地被部下们送上了断头台。
1911年12月10日,四川军政府在成都成立。12日,已经交出政权,但仍在暗地里策划兵变的前四川总督赵尔丰被军政府处死。
从一张当时留下来的照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赵尔丰的头被行刑者砍了下来,他的身子显得格外短小和滑稽。从那张失去了生机的脸上,我们已经看不出这是一位曾经坚信武力能够摆平一切的铁腕人物。
天朝最后的维稳,就这样可耻地失败了。紧接着,就是享国长达两百多年的大清走向末路,民国应运而生,历史步入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