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聂作平 聂作平的黑纸白字 2018-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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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叫蝴蝶效应：一只蝴蝶在南美扇动翅膀，几周后，可能在美国引发一场龙卷风。理论有些夸张，却说明了两起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之间也可能有深刻联系。
自然界真正由一只蝴蝶引发的龙卷风，可能并不存在。但把蝴蝶效应置诸人间，许多历史事件之间，的确有这种神奇的关联。
比如辛亥革命和四川保路运动。多年后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就会发现：一起失败的维稳事件，竟然导致了天朝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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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得从1904年说起。这年1月，成都岳府街，由四川总督锡良倡议的川汉铁路公司正式成立。
所谓川汉铁路，是指从成都到汉口的铁路。在此前中国铁路均由外国人把持的情况下，川汉铁路公司明确规定：如非中国人之股，概不承认。这一规定意味着这条计划投资5000万两白银、全长1980公里的铁路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全归民间。
这既是四川有史以来第一次凭借本省财力修筑铁路，也是中国铁路史上第一次采用“官设公司，召集华股，自保权利”的方式筹集资金。
川汉铁路公司成立后，修铁路、买股票成为那一时期人们挂在口头上的时尚用语。铁路资金的募集，采取抽租入股的方式，即按农田租谷的3%征收股金。这种募集方法，不仅地主、商人和官员购有股票，许多底层民众也是股东。
用吴玉章的话说，那就是：“全川六七千万人民，不论贫富，对民办铁路都发生了经济上的联系”。
这种情况下，四川民众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谁要是对这条铁路有不利之举，必将招致全川人民坚决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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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不会想到，仅仅7年后，看上去固若金汤的大清王朝便轰然倒塌，而对倒塌起了重要推动作用的，居然就是这条铁路和这家叫川汉铁路的公司，以及成千上万购买了股票的民众。
铁路于1906年开始勘测，詹天佑担任总工程师。1909年12月10日，开工典礼在宜昌举行，那天的宜昌万人空巷，人们纷纷涌向工地，观看这条由中国人自己投资、自己设计并施工的铁路挖开第一锹土。
1911年是清朝的最后一年，这个统治中国200多年的庞大王朝将在这一年土崩瓦解。这一年的清政府早已是汪洋中的一条破船，但破船的掌舵者不但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补救，反而在加速它的下沉——诸多加速下沉的愚蠢之举中，把川汉铁路收归国有肯定是愚不可及的一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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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5月9日，清政府宣布铁路收归国有，任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强行接管包括四川在内的四个省的铁路公司。
清政府之所以冒天下之大不韪这么干，目的是想以铁路权为担保，向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借款，以解决迫在眉睫的财政困难。
可以说，清政府明知道这是饮鸩止渴，但走投无路之下，除了巧取豪夺，好像也无计可施。至于这一做法到底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决策者们并没有深入考虑。走一步是一步吧，这大概就是决策者的眼光了。
清政府的决定传到成都，全川哗然，上至地方官员，下到平头百姓，几乎所有人都对清政府失去了信心。他们意识到，他们面对的是一个不讲理的政府。
1911年6月17日，群体事件发生：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召集股东和各有关团体开会，与会者一致决定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推选蒲殿俊和罗纶为正副会长，并宣读了一份致全川人民的宣言书，同时派代表到北京请愿。
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后，各州县保路同志会也纷纷出炉；与7年前的流行语是修铁路和买股票不同，这一年的流行语是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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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路运动中，出现了立宪派和同盟会两个不同的群体。最初，占主导地位的是立宪派。
立宪派首领为蒲殿伦和罗纶，他们提出了文明保路的口号，要求人民只求争取路权，不反官府，不打教堂，更不能聚众暴动。
为了证明自己并不是犯上作乱的暴民，他们要求各地保路同志会在闹市区搭建皇位台，上面供奉着已故的光绪皇帝的牌位，牌位两边是一副对联，对联是从光绪的上谕中摘下来的：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
立宪派这样做，自有他们的苦心，那就是希望在非暴力的手段下，迫使政府作出让步。以免授人以柄，遭到镇压。
应当说，无论主观还是客观，立宪派都没有推翻清政府的想法；在这起群体事件之初，温和的立宪派原本是政府和民间沟通的桥梁。如果依靠立宪派，民间和政府坐下来谈判，事情其实大有转圜之处。
但是，立宪派很快发现，清政府完全不是他们所想象的能听得进话的政府。当时，四川总督王人文深明局势，他认为如果朝廷不采取怀柔政策，很可能激发民变，就向清政府建议暂缓把铁路收归国有。
但是，不但他的建议没被采纳，他本人也被认为维稳不利，遭到革职查办；朝廷另派赵尔丰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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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会的动机和主张与立宪派完全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讲，旨在推翻清朝的同盟会十分乐意看到群体事件发生。保路运动风起云涌后，同盟会就决定“借保路之名，行革命之实”。
当清政府拒绝了立宪派的对话，主张武力暴动的同盟会便占据上风。群体事件正在进一步恶化。
1911年8月4日深夜，罗泉镇上的福音堂里，灯火通明，教堂上安放着一块关公牌位，堂下排列着一群壮汉，他们手捧香火，在袍哥首领秦载庚的带领下低声宣誓。
这就是有名的罗泉会议。
罗泉会议的实际策划者为同盟会会员龙鸣剑和王天杰。他们根据孙中山“扬子江流域将为中国革命必争之地，而四川位居长江上游，更应及早图之”的指示，联络了20多位袍哥，寻找机会武装起义。
至此，由保路运动引发的群体事件已成为社会大变革的导火索，即便是不谙世事的人也不安地预感到，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即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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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能吏著称的赵尔丰履新后，大刀阔斧地维稳。赵尔丰早年在川边改土归流时，就敢于杀人、不怕流血，因而有赵屠户之称。清政府把他调到四川，显然，是希望这位屠户快刀斩乱麻，迅速维稳。
9月7日，赵尔丰派人诡称北京来电有好消息，将保路同志会首领蒲殿俊、罗纶、邓孝可、张澜等人骗到总督府逮捕，并下令搜查川汉铁路公司。
这一消息震动了全城。但善良的人们依然相信，他们的维权是合法的，他们从来都是大清的顺民，倒行逆行的只是赵尔丰，远在京城的小皇帝和摄政王只是被蒙蔽了。因此，人们纷纷手捧光绪牌位，哭喊着赶到总督府门前请愿。
回应他们的，不是赵尔丰的接见，而是炒豆似的枪声。20多个请愿者倒在了总督府门前的大街上。
暴行才刚刚开始。紧接着，赵尔丰又派人分巡成都街道，只要有人群聚集的地方，清兵便纵马践踏或是开枪射击，整个成都陷入血雨腥风之中。这就是成都血案。
成都血案当天，赵尔丰下令紧闭城门。龙鸣剑带着几个人趁夜色摸上城头，从城头缒城而下。
在南郊的农事试验场，龙鸣剑制作了上百片木板，木板上写着：“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军速起自救自保”，然后悉数放入府南河。这就是水电报。
最先拾得水电报的是成都周边地区，最先响应的也是他们。9月8日，身兼同盟会员和袍哥大爷双重身份的秦载庚在华阳中兴场起义。几天之内，双流、新津、温江、郫县、蒲江、灌县等地都打出了起义大旗，几支队伍在新津县城击败清军，随后又转战到雅州，于大相岭再次击败清军。
几支同志军合围成都，人数达20万之众，成都却久攻不下。其中既有装备方面的原因，更多在于同志军大多是没经过军事训练的老百姓。撤去对成都的包围后，同志军连连失利，龙鸣剑于转战途中含恨病逝，秦载庚在井研被杀。
王天杰率余部回到荣县，他与留守县城的吴玉章做出了一个惊天动地的举动：1911年9月25日，王天杰宣布不再承认清政府的合法地位，荣县自即日起独立。
这时距武昌起义还有半月之遥，荣县起义被称为“首义实天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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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县的独立及四川同志军的起义，清政府终于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慌。接到赵尔丰的告急后，清政府调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率驻扎于武昌的新军入川，以图镇压。
但是，端方率新军入川，却顾此失彼地造成了武昌空虚，以至于在武昌的同盟会员趁机发动起义。而武昌起义的成功，又引起了全国各地雪崩般的连锁反应。
天朝终于没能度过1911年，它倒在了它制造的黑暗时代。
至于端方，他率领的新军并没能浇灭如火如荼的起义烽烟。相反，这支队伍到达资州时，也顺应潮流宣布起义。端方本人则十分不体面地被部下们送上了断头台。
1911年12月10日，四川军政府在成都成立。12日，已经交出政权，但仍在暗地里策划兵变的前四川总督赵尔丰被军政府处死。
从一张当时留下来的照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赵尔丰的头被行刑者砍了下来，他的身子显得格外短小和滑稽。从那张失去了生机的脸上，我们已经看不出这是一位曾经坚信武力能够摆平一切的铁腕人物。
天朝最后的维稳，就这样可耻地失败了。紧接着，就是享国长达两百多年的大清走向末路，民国应运而生，历史步入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