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摘编 杨海评论 6月2日

只要是女人不分老幼一个不饶,苏联红军集体强奸轮奸妇女,在东北强奸中国妇女。

红色淫欲——《柏林:一九四五年的沦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60年了,苏联红军曾经以“协助德国人民摆脱纳粹魔掌”的英雄自居,但是近来不断有史料证明,苏联红军曾经在攻陷德国后,大肆强奸德国妇女。据历史学家估计,在1945年4月24日到5月5日之间,柏林有近50万妇女遭到红军官兵的强奸,占总数的30%,其中有一万人因不堪打击自杀。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到苏联红军士兵强奸的德国妇女总数在200万以上。受害人中包括德国前首相科尔的夫人,她在去年自杀身亡。当年她只有十二岁,和母亲同时被红军强奸。

早在1990年,著名女权运动家海尔克·桑德与芭芭拉·波尔合作编写并导演的电影《Befreier und Befreite. Krieg,Vergewaltigungen,Kinder(解放者与被解放者——强奸、儿童、战争)》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和激烈的讨论。桑德采访了很多经受了战争创伤的妇女,让她们在摄像前讲述自己遭受苏联红军轮奸的经历。作者在同名的书中写道:“1945年,当45万红军攻打柏林时,城里有140万姑娘和妇女。1945年初夏到秋天,这些姑娘和妇女中有11万人遭到了红军士兵的强奸,占总数的7.4%.……这些遭到强奸的、处在生育年龄的姑娘和妇女中,有11000人怀了孕……被强奸的姑娘和妇女的人数与强奸的次数不重合,因为40%的受害者被多次强奸。……历史学家莱西灵估计,在柏林有一万妇女死亡或者留下了终身的伤残。”

国破民贱,很多妇女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军队所到之处,不仅烧杀抢掠,而且高声呼喊:“Fraukomm(女人来)”。他们挨家挨户搜集德国妇女,从未成年的小姑娘到中年以上妇女,进行集体强奸、轮奸。很多妇女不堪暴行而惨死,另一些妇女不能忍受侮辱而自杀。剩下的年富力强的则被抓回西伯利亚作苦工,成了活的战争赔偿。苏联军官索尔仁尼琴回忆说:最幸运的是那些没有被强奸就被枪毙的德国妇女们。

2002年,英国人军事历史学家安东尼·比弗出版了《柏林:一九四五年沦陷》。该书是根据俄罗斯档案中一些未经公开的材料、德国、美国、法国和瑞典的战争档案,以及受害人的忆述而写成的。他在书中指出,在差不多三年多期间,苏联红军由普鲁士和纳粹德军作战并攻打柏林,估计共有二百万名妇女被奸,其中有些更是被人轮奸。单在柏林,就有十三万妇女遇害,其中有一万人因不堪打击自杀。受害人中包括德国前首相科尔的夫人,当年她只有十二岁,和母亲同时被红军强奸。

该书在英国发售后,被俄罗斯驻英大使指为“侮辱”,俄国军事专家否认书中内容,但不少当年的受害人看过书后,再度勾起多年前的伤痛,并公开这段被人忽略的历史。她们在战后由于受惊过度,一直都不愿再提起这件事,由于红军被视为将德国从纳粹手上解放出来的英雄,他们犯下的罪行被视为禁忌,无人敢再提。而比弗也收到很多受害人的信件,其中部分人还讲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事,例如有些妇女不想落到红军手上而自杀,有人因奸成孕,感到羞辱而将亲生女儿杀死,还有学校女生集体自杀。

如何看待苏军士兵将柏林当作妓院?——没露面的纳粹军人说,“与我们过去四年对他们所做的相比,俄国人做的只是皮毛。”德国妇女成为纳粹替罪羊无疑也是战争烟尘的一部分……当年被苏联红军强奸的八十一岁的玛尔塔,将抑压多年的悲痛往事公开:“他们(红军)发现我时,叫我埋葬已死的希特拉青年团尸体。有六名红军将我推到墓地旁边,然后一个一个轮着强奸我。”她重复说:“我并没有说谎,我没有,你一定要相信我。”

很多妇女都恐怕没有人相信她们的说话。一名移居到英国的德国妇人说:“我原本想写一本自传,但没有人相信我的说话,我想我自此后便有少许神经失常。”有些妇女在多年以后还未能接受这段痛苦的事实。一名受害妇女说,一名红军战士尝试强奸她的母亲,于是她抢了那名军人的枪,企图勒死他。但事实是她并没有勒死那名红军,反而被红军强奸了,只是她至今的创伤还未平复,所以希望用谎言欺骗自己。

2005年5月,德国一位女记者在1945年柏林沦陷期间撰写的日记《柏林女人》在德国再次出版,书中以作者的亲身经历再次证实了:1945年德国沦陷之后,苏联红军曾强奸了无数孤苦无助的德国妇女。《柏林女人》以德国著名记者希勒丝的私人日记形式,描述了德意志第三帝国最后几天的惨淡日子以及她本人在德国沦陷后所遭受的种种苦难经历。

1945年,希勒丝刚刚30岁出头,依然单身,家住东柏林。德国沦陷之后,她由于害怕,躲进了自家的一间地下室里。4月27日,一群苏联士兵在地下室里发现了她,立即七手八脚地把她拖到走廊里,对她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轮奸。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曾经受过高等教育的希勒丝凭借自己会说一口流利的俄语,以自己的身体作为条件,找到了一位苏联高级军官做靠山,侥幸地活了下来。

自从冷战结束和德国统一之后,描写德国悲痛往事的作品,尤其是德国妇女遭到苏联士兵大规模强奸的作品,非常之多,他们向世人表明,德国不仅是二战的侵略者,同时也是战争的受害者。然而,俄罗斯人对这些作品却义愤填膺,予以了强烈抨击。他们认为,这些作品完全是捏造历史,没有任何事实根据,严重诋毁了前苏联的形像。这些作品甚至引发了柏林与莫斯科之间激烈的外交争论。

第一阶段:1944年夏天以后,红军西进到东普鲁及亚(曾经归属过德国、波兰和苏联),对那里妇女进行了强奸。基本上是在夜晚士兵们喝醉了酒,然后开始找女人,行动上是数人、十多人的集体行。受害妇女的年龄有小到12岁的,老到80多岁的。对那些稍有反抗的人就立即枪杀。虽然上级有令不许强奸德国妇女,但是底下却毫无顾忌。红军甚至当着苏联女战士的面强奸德国妇女,而那些苏联女战士却还为这些行为开脱:我们红军对德国人,特别是对他们的女人的行为绝对正确。这一阶段的强暴显示出一种强烈的复仇感。

第二阶段:1945年初,红军从集中营中“解放”了大批自己的同胞,然而他们却对自己的同胞进行了强奸。一位被强奸后的少女哭着说:他比我的父亲还要老。红军对大批波兰和德国妇女屡次的强奸造成了许多妇女的自杀,她们往往先把自己的小孩先杀死,然后再悬梁自尽。许多当地的人盼红军,可是盼来的红军却残忍无比。一位刚生下小孩的母亲被逼着数小时的轮奸,当其他人提醒婴儿需要哺乳,士兵们也不理睬。红军的长官对手下的强奸一般不管,除非士兵感染上了性病,就会受到惩罚。当德国妇女向红军抱怨时,长官有时还会取笑地说:“就为这个?对你们也没有什么坏处呀,我们的士兵都是很勇猛和健康的。”这一阶段的强暴渐渐地出于纵欲,因为这一阶段中如果受害者没有强烈反抗,一般不会受到伤害。

第三阶段:1945年四、五月份,红军已经打到柏林,城市已经断电断水断粮,大家都饿着肚子。红军却掌握着粮食,这个时候已经不需要枪支和暴力就能逼迫德国妇女就范。一些妇女为了免受轮奸,答应与固定的一个、或几个士兵“相好”。那时黑市的货币以香烟来计算,难怪后来美军的到来,他们有更多的香烟,自己他们也不需要“强奸”妇女。

第四阶段:占领以后红军军官与当地德国女人同居,而把过去自己的太太忘得一干二净。当部队需要撤回苏联时,不少红军军官则拒绝返回,与姘居的德国女人一同搬走、失踪。根据当时柏林的两家大医院的估计,它们收容了95,000-130,000的被强奸妇女,估计其中的10,000人最后自杀。被强奸后的死亡率在东普鲁及亚肯定还要高。估计起码有2百万德国女人被红军强奸。

苏联红军中国东北强奸中国妇女

抗战胜利末期,苏联红军曾在中国东北地区大肆强奸中国妇女,1945年8月,苏军进入东北后,为了一雪过去日俄战争战败于日本的耻辱,对日本军民进行了残酷的报复,包括强暴妇女,掠夺居民的财物,以及将大约58万日军战俘押送至西伯利亚从事劳役,三四年后才开始遣返回日本,其中近8万人死于异域。1950年代,中苏关系密切,苏联是中国人民心目中的“老大哥”,因此新中国对于苏联红军进入东北的历史予以充分的肯定,评价此事为日本败亡的关键。

1990年代以后,中国内外环境出现变化,有关苏军在东北作为的客观报导逐渐出现,包括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态度经常模棱两可,高深莫测,实际上是为了己利;苏军在东北期间以“战利品”为名义大肆劫掠东北的战略物资等。苏军进入东北之后,相当一部分官兵就表现出严重的放纵行为。他们不仅对战败的日本人进行抢掠施暴,对于中国的老百姓也经常骚扰。抢东西、强奸妇女两项,让东北群众十分恐慌。“老毛子”四处强暴妇女的行为至今还让一些老东北人记忆犹新。

当了十四年亡国奴的东北人民见到的“解放者”们,却是这样一副形象:苏军的散兵游勇们白天就在街上乱窜,有的到处找酒喝,有的偷仓库的东西,成袋的在街上拍卖,晚上喝的醉醺醺,闯街钻巷找“玛达姆”,吓得老百姓关门闭户,都盼着他们早点走。

特别是在东北各大城市,一到夜晚,就有一些零散的苏军士兵拦路抢劫行人和追逐妇女,有时还持枪闯入民宅。结果使中国女人晚间不敢上街,男人上街则不敢戴手表、穿皮大衣。许多喝得醉醺醺的苏军官兵又到处倒卧路旁,令人观之侧目。

对于苏军军纪败坏的报告,最早见之于八路军进入东北第一批部队给中共中央拍发的电报。1945年9月初第一批出关的八路军冀东部队进入沈阳,就遇到了苏军抢劫的事件,而且有不少中国老百姓前来诉苦。八路军驻沈阳部队一面致电中央报告苏军“衣衫褴褛,纪律甚坏”,一面向苏军政冶部提出交涉,要他们严肃纪律。但苏联红军解释说,士兵们对法西斯极为仇恨,到德国时就是这样干的。苏军政治部门的答复当然使八路军很不满意,这种解释固然是事实,但是苏军领导对军中的恶劣分子不认真管束而放纵,其责任是不可推卸的。至于以对法西斯的仇恨来解释士兵的放纵,并把中国比作德国,这更引起八路军指战员的气愤,对战败国的无辜人民也不能采取狭隘的民族报复。

苏军的一个坦克军在一九四四年末只通过了南靳拉夫的一角,就发生了一千多起强奸案和抢劫案,引起南斯拉夫人民的强烈反感,成为后来苏南破裂的原因之一。苏军攻入德国东部后的掳抢和强奸行为,也严重伤害了德国人民的感情,成为后来亲苏的东德政权基础不稳的一个原因。苏军在东北的作为,正是这种作为在东方的重演。

1945年12月,甚至发生了中共重要军事将领、当时被中共中央委任为松江军区副司令员的卢冬生在哈尔滨被苏联士兵抢劫时打死的事件。卢冬生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红军时代就在红二军团任师长。抗日战争开始时,他又是著名的八路军三五八旅的旅长。不久他又同刘亚楼(新中国成立后长期任空军司令员)等一起赴苏联学习,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只以几票之差未被选上中央委员。苏联出兵东北时,他又作为苏军少校回到了东北。回国后卢冬生很快同出关的八路军接上联系,并被中央委任为松江军区副司令员。12月14日晚,卢冬生乘马车外出,由于没有穿苏军军装,遭遇一名苏联士兵持枪拦车抢劫。留学过苏联的卢冬生立即以熟练的俄语质问该士兵是哪个部队的,该士兵害怕被告发而将他杀害。但后来大陆出版的红军将领传记中,对卢冬生的介绍是:“1945年9月回国,任松江军区副司令员。同年12月14日在哈尔滨殉职。

在欧洲,苏联军队“解放”布达佩斯战役中。在整个包围期间,布达佩斯居民共有13000人死于战火,25000人死于饥饿,25000多人被“箭十字”党徒处决或杀害,另外,苏军为了向斯大林开脱自己对布达佩斯久攻不下的原因(他们先前向斯大林解释说布达佩斯守军共有180000人),抓了50000多名平民作为“战俘”充数(苏军让匈牙利平民将缴获的德国军大衣披在身上,于是这些平民就成了“德国法西斯战俘”,而真正被俘的德国军人大部分在被俘后立刻被就地枪决),其中有13000多人再也没有回到自己的家园。在整个布达佩斯战役期间,平民(包括犹太人)的总共伤亡损失数字高达76000人左右!

此外由于在攻城遭受了巨大的伤亡,苏联红军在破城之后也对平民实施了残酷的“报复性”暴行:抢劫、殴打、强奸甚至蓄意枪杀时有发生,此外他们还对各境外使团和人士进行了大规模驱逐,以下是日期为1945年5月24日由大约60名瑞士驻布达佩斯领事馆人员起草的一份调查报告节选:“……在布达佩斯被围期间以及随后悲惨的日子里,俄国军队肆意的掠夺了整个城市,他们几乎闯进了每一处居民住所——不管主人是个富翁还是个穷人,拿走一切他们想要的东西,尤其是食物,衣物和贵重物品,商店均被数次洗劫,拿不走的家具或是类似艺术品的大件物品就任意销毁,在大部分情况下,房屋在掠夺一空后被付之一炬……总体来说,俄军对平民的掠夺极为普遍,但并不总是彻底”系统化“——比如一位男子被抢光了他所有的裤子,但是他的上衣却被留了下来。俄军甚至还有专门猎取贵重物品的小分队,他们使用磁性地雷探测仪和经过训练的军犬来搜索金子,银子和其它金属物……”强暴成为对匈牙利平民最为残酷的暴行,其规模极为广泛——从10岁至70岁的女性几乎都不能逃脱,不少女性以自杀来摆脱灾难……甚至在纪律禁令被颁布之后,俄国士兵还是会不时四处巡视有女人居住的房屋,然后在晚间对她们施暴,并且殴打任何反抗的人……更悲惨的是许多俄国士兵还身患各种疾病,再加上城内药品已经完全绝迹,都加深了被害者的痛苦……截止到现在(1945年3月底),在布达佩斯地区共有约5000名匈牙利妇女由于强暴行为致死或自杀……“布达佩斯城内从2岁至70岁的所有德意志族人被全部运往苏联,他们的下场不详……

据朱维毅所著《寻访二战德国兵》,有位名叫希尔德加特·克里斯朵夫的老人在1997年去世,她的女儿把母亲生前口述的一些情况在一本名为《每天都是战争》的文集上发表了。老太太在战前曾住在西普鲁士的小城逊朗克(现在属于波兰),战后被驱赶到巴伐利亚州定居。下面是老人的回忆摘要:

1944年末的冬天艰苦异常。东线的战场一天天接近我们。我们的丈夫、父亲、兄弟、儿子全在前线。我们从来没有想过1945年的1月会有什么样的命运降临。1月27日,是前德国威廉皇帝的生日,就在这一天,俄国人的坦克开进了我们的小城逊朗克。俄国人穿得非常厚实,长军装,大皮靴。他们冲进民房,抢走首饰和手表。任何反抗都是徒劳的。遇到反抗,他们就开枪。

第一夜,我们几家邻居集中到雷曼啤酒作坊,藏在顶楼上相互壮胆。我的表妹从柏林躲避轰炸住在我家,她带着一个两岁的孩子。她有一支手枪,但子弹很少,还不够我们大家自杀用的。我们在阁楼一夜未眠,听到城里到处都是枪声。天亮后大家才敢回到自己的家。俄国士兵到处寻找年轻的女人,只要抓住一个,立刻拖到空房子里,接着就轮奸。那时我24岁,每天提心吊胆的。

红军掌管了全城的秩序,前六个星期里基本不允许我们出门。一天晚上,俄国人闯进我家抓走了我和表妹。这一点太容易做到了,因为他们禁止所有的居民锁房门。他们用枪逼着我们进入一幢空房。那里已经站着一些年轻的女人。接着,集体强奸开始了,这些野兽扑向我们,一次又一次,持续了整整一个夜晚,直到天开始发亮时才离去。当我们拖着软弱的身子回到家里时,母亲居然非常高兴,因为她看见我们还活着。当时有很多女人被强奸后就被击毙了。我们小城中有很多人上吊自杀,我们常常要去剪断绳索,埋葬她们。

尽管这座城市有60%的面积是废墟,但还有一些面包房可以使用。俄国人把女人们带去烤面包。我们每天可以得到两百克面包。有一天,这些恶棍又把我们带到了一幢空房子里,让我们给他们杀鸡拔毛。全部工作结束后,我们不但得不到一块鸡肉,反而遭受了新的一轮强奸!

后来我们被送到城外的一座农场去劳动。在那里喂牲畜、挤牛奶、做黄油,给俄国人提供食品。俄国人来取食品时,常常要拉我进空房子。每到这时,我的母亲都要挡住俄国人,苦苦解释我已经怀孕……

医生:俄国士兵逼迫妇女就范

阿诺特·尼登楚博士战时在罗塞尔(Roessel)的一家医院里工作,他以一个内科医生的身份见证了苏军的强奸狂潮。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俄国人攻占东普鲁士时,我作为约瑟夫医院的主治医师留在了罗塞尔。1945年1月8日,罗塞尔市在经过很微弱的抵抗后被苏军占领,随即开始了占领者在城内的大规模殴打、焚烧、强奸和杀人。第一天就有六十个居民被杀,其中多数是拒绝被强奸的妇女、试图保护妇女和儿童的男子,以及不愿意向俄国人献出手表和烈性酒的人。我的医院有一天收下一个肺部被子弹打成重伤的流产孕妇。在一个俄国人意欲对她施暴时,她表示自己是孕妇,那个俄国人大怒,用脚狠踢她的肚子,并对她打了一枪。

强奸很快成为失控的风潮。根据我在医院的了解,我相信在15岁到50岁之间的妇女中能逃避被奸淫厄运的只有10%左右。俄国人对他们的施暴对象几乎不加选择,被强奸者包括80岁的老人、10岁的小孩、临产孕妇和产妇。晚上,俄国人从门、窗或屋顶进入平民家庭,一家一家地搜寻女人,有时甚至在白天就扑向她们。他们大多带枪,经常把手枪塞进女人的嘴里逼迫她们就范。而且常常是几个人按住一个女人,然后轮换着实施奸淫,结束时把受害者杀掉灭口。有两个我认识的妇女就是这样被杀的。俄国人还常常一边强奸一边殴打受害人。

我相信,只有很少的俄国人没有参与这些可怕的罪行。在这方面,军官和士兵很少有差别。当一个遭到强奸的十岁女童因下体严重受伤被送到医院时,我实在按捺不住了,我通过波兰翻译责问医院的苏军负责人:究竟有没有可能制止这种行为?!对方答道:“最开始被允许了,现在禁止它就很困难。”当时也发生过把个别罪犯押送到苏军指挥部的事情,但这些人被关押几个小时后就放掉了。

被强暴者发生性病的情况越来越多,特别是年纪小的受害者。治疗的医药奇缺,药房都被俄国人抢空了。医院里每天要做25例以上的性病处理。很多女孩开始尝试和一个施暴者把性关系固定下来借以保护自己。

苏联军队在征服纳粹德国的过程中大量地使用了“解放”这个词,而战后的德国人则习惯把纳粹德国灭亡的时刻称作“零点”,意指德国新的历史由此开始。让德国民众接受被俄国人“解放”的观念是很困难的。至少对于无数德国妇女来说,俄国人的到来无异于天塌地陷般的灾难。男人被囚,女人遭奸,一个民族末日的最凄惨景象莫过于此。

哥廷根的历史研究会曾撰文指出:

在柏林,很多见证者根据身边发生的事件认为,从4月24日(红军攻入柏林市区)到5月5日(德军在全境停止抵抗),柏林被强奸的妇女达到1/3,柏林的历史学家桑德斯和焦尔根据多方调查得出一组谨慎的数字:10万柏林妇女被苏军强奸,其中40%的人被多次强奸,近1万人被强奸致死。在战后划归波兰的原东部地区,被强奸者达200万,其中24万致死。这里面还尚未包括西普鲁士地区、苏台德地区、东南欧的德意志族居住区和奥地利地区的受害人数。

在世界战争史上,军队对战败一方的妇女施暴的情况屡见不鲜,但罪行最为严重者则首推“二战”中的苏军和日军。那么德国军队在这方面的记录又如何呢?战后,全世界包括德国本身对纳粹德国的罪行做了深刻和广泛的揭露,但大规模的军队强奸行为从未涉及。

哥廷根历史研究会指出:“强奸风潮在德国军队中从未发生过。少量个案受到了德国军事法庭的处罚。”

史料表明,德国军队从普鲁士时代起素有以侮辱妇女为耻的观念。到了第三帝国时期,除了传统观念的影响以外,纳粹禁止军人的强奸行为还有另外两层考虑,其一是要杜绝军队因此产生性病,导致战斗力下降;其二是防止“优良”的雅利安血统和其他血统的混合,导致种族异化。据纳粹德国1943年12月14日的官方数字,党卫军系统设有固定法院31个,随军队行动的师、旅级法院20个,军团级法院5个,共有法官204人。在国防军方面,1942年10月2日专门成立了一个编号为999的“缓期执行师”,这个师由两部分军人组成:违纪的军人和看押他们的军人,最多时关押了3万名有损“军队荣誉”的军人。以上军队执法单位的主要功能是监督和处罚违令、违纪和战场脱逃,其中检查违纪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是否存在强奸行为。

“二战”中亲身受过苏军性侵犯的劳申贝克女士在她1993年发表的《从皮卡棱到沙德林斯克》一书中也提到了这一点,她说:“德国军队在苏联的乡村(特别是乌克兰)犯下的大量罪行无可置疑,但强奸行为是要受惩罚的。为解决德国军人的性饥渴问题,国防军设立了大约500个随军妓院。”

这一点柏林的罗迪老先生也向我提到过。他说:“我从来没有听说士兵强奸俄罗斯女人的事,这是严格禁止的。那么军队里的小伙子们的性欲怎么解决呢?大家都去妓院,但我没有兴趣。”

2001年,女历史学家蒂尔斯在采访了30名遭受过苏军蹂躏的德国妇女后写了一本书,名为《另一个世界的述说》。书中写道:

强奸大多数发生在黑夜,受害者很难辨认和事后指认施暴者。这样就造成了妇女的整体恐慌。苏军的坦克部队通常是连续推进的。在同一个地点连续住几天的主要是步兵。大多数强奸就发生在这个时候。集体强奸比较盛行,参与犯罪的人越多,士兵个人的犯罪感和顾虑就越微弱。今天,当一些犯过此类罪行的苏军老兵谈起这种事时,口气就像谈论一个周末下午的散步。他们并不认为50多年的那些受害者现在还会有什么痛苦和耻辱感,他们认为那是战争情况下的非常时期的事件,而战争有其自身的规则。

是否该永远沉默?对这个问题,受害者的态度表现出惊人的一致。她们说:“我们无法谈起这些,永远不能。”很多受害人当时还是十三四岁的孩子,她们不理解发生在她们身上的事到底意味着什么,她们远不如今天的孩子那样生理早熟并拥有对性知识的了解。这种恐怖的经历对孩子来说异常残酷,并经常会导致精神或心理上的障碍。一些受害人对我说,她们成年后在性生活方面遇到很大困难。她们的情人和爱人只有在具备充分理解和忍耐力的情况下才能期待一个正常的婚姻。另一方面,因强奸导致的性器官的损伤和疾病还导致很多受害人患不育症和频繁流产。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