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初，惊闻多年前由大陆驾机起义，经韩国抵达台湾的孙天勤先生，在台北因病逝世。10月7日台湾有关方面为孙天勤举办了一场“我的一生”惜别会。场地不大，但庄严肃穆，国防部长冯世宽亲自到场献花圈，空军司令沈一鸣也和多名军方代表到场敬礼。现场还有台湾总统蔡英文及行政院长赖清德颁发给孙天勤的“旌忠状”。孙天勤到达台湾后，曾被授予上校军衔并在空军任职至1990年，退休后一度在温哥华居住，2008年返台定居。
图：孙天勤（后）在温哥华休养期间曾赴夏威夷探望张学良（1901～2001，西安事变主要人物。前）
孙天勤的病逝特别令我感慨。因为九年前在温哥华时，即将返回台湾定居的孙天勤透过朋友找到我，希望我能帮他写下他一生的故事。因为他看过拙作《京华黑五泪》，认为我是最能了解他背景的作家。他多年来就是想找这样一个写作人，这个人不仅要在大陆生活过，并亲身体会过中共非人性统治下的生活——我符合他的条件。我也欣然答应他的邀请。
于是，2008年初，在朋友的陪同下，我们在温哥华列治文一间中餐馆见面了。这位大名鼎鼎的孙天勤个子不算太高，瘦削，一副北方人的面孔，眼神有些忧郁。席间大家七嘴八舌、天南地北地闲聊，孙天勤却显得有点沉默，听得多，说的少，偶然插嘴评说两句。
然而，在后来的访谈中，孙天勤却像另一个人一样侃侃而谈，向我展示他的一生，手里还拿着七八个不同大小的记事本。他说多年来已经养成习惯，一回忆起往事及人物，就用小本子记录下来，深恐年纪渐老，过去发生的事会记不清楚。因此，访谈涉及到的地点、人名、有关数字等细节，孙天勤都会给以非常详细和具体的描述。由于他跟太太李天慧当时就要返回台湾居住，他们那所在列治文的大房子已经卖掉，经孙天勤安排，借用他朋友在列治文的家。我们商定作为写作素材，访谈分成几次完成。
访谈完后不久，孙天勤夫妇便离开加拿大，飞返台湾。而我在次年，即2009年便完成了文字书写部分，并存于两个光碟中寄给孙天勤先生。后来，孙在来信中这样写道：“我和太太都拜读了您的大作，感到很平实又朴素，没有什么上纲上线、怨天怨地的指责；只是把事讲清楚，以理服人、实事求是，感人肺腑，十分感谢。”从这些字句可以看出，他们对我写的传记非常满意，而且也托付我“全权代为办理各项事务及出版事宜”。只是还未等我找到出版社，孙又有信来，说“何时何地出版，我将视机会而定。”意即出版暂缓。
从那时起，我一直在等待孙先生关于出版的消息。但是九年过去，没有音讯。我多次打电话找他也无人接听；后来写信到他台北内湖的家联络，信被退回，信封上有“此址查无此人”的字样。这样，我与孙天勤失去了联系。
从当年与孙先生的访谈中，多少了解到慑于中共的恐怖统治，在大陆、台湾和海外的亲友，都有担心此书若面世，恐怕会影响到他们的正常生活。估计这是孙先生搁置出版此书的主要考虑。我知道也充分理解他多年与人来往，行事低调，不愿为一本书给别人带来麻烦的心情。失联之后，便听天由命，未去跟进。
然而，如今孙先生的去世，令我想到距离他驾机起义的1983年，已然过去35年，国共关系也有了不少变化，随着“三通”的发展，两岸交往更为频密。“孙天勤事件”已经进入历史，作为一个曾经为那段历史留下痕迹的知名人物，将他的传奇故事留下来，应该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更何况孙先生生前有强烈的愿望，将他和他的家人的遭遇，真实的写出来，澄清一些不实之说，对大家都是好事。
同时，我认为，孙天勤出逃对亲友的不利影响，也可以作出比较实际的评估。首先，事发初期对亲属和当局怀疑的人的审查追诉已经过去，没有任何听闻孙的驾机出走，涉及其他人。其次，对主要亲属的影响，例如工作、升学、就业等等限制，业已实施。他们经过许多折磨后的境遇，都有了改变——母亲已于2002年过世、大哥也于2009年逝病、女儿孙梅1988年办理出国手续赴澳大利亚留学、儿子孙鹏2005年获准政治庇护在美国定居。据说，妹妹孙天秀也已移民美国，妻子李天慧也曾赴大陆演出。
因此，我感到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完成孙先生未竟的遗愿，撰写这本书。我在九年前参与其事，是缘份也是幸运。现在这本书的出版，其可能造成的对有关人士的困扰，已很大程度地降低了。本书的描述的主题，正是说明传主选择出走投台，都是他独自一人所谋划抉择，他的思想发展也是独自思考的结果。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共犯”。当年的录音和稿件，我一直保存在手，这是身为作家尊重第一手资料的专业习惯，也是我选择重新整理再次写作的依据。
当我将此构思和资深出版人金钟先生商榷时，得到他的理解和支持。他主持的开放出版社也有过类似的出版经验。例如2015年，他们再版被遗忘50年的一本很有价值的回忆录，周瑜瑞着《徬徨与抉择》。他认为抢救历史是应该有人去做的。
从1961年到1989年共有16名前中共飞行员出走叛逃至台湾。随着台湾政局和两岸互动的变化，他们早已从公众视野中淡出，处世低调。孙天勤则是他们之中位阶最高、影响也最大、政治上也是比较成熟的一位。他的故事不仅记录了个人内心的挣扎历程，也折射出那个时代体制内外的形形色色。笔者也曾在那个高压和苦闷的环境中生活过，写到孙天勤的许多往事，都有不堪回首的同感。
我相信这本书的出版，可以订正许多相关报导的谬误（例如有媒体说孙天勤与李天慧结为夫妻“在台湾生儿育女”，其实他们并无生育），也可以给今天年轻和中年的一代提供一份参考，看看上一代的中国人为了争取今天习以为常的一点自由（例如出国）要付出多么痛苦的代价。当然，本书一定有许多不足之处，诚盼知情者和读者多多指教。
石贝2018年1月于温哥华
开放2018-0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