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从本科、硕士、博士一路读上来的青年学者,社会经历太贫乏!如果他们从事人文学科研究,没有亲身经历和感受,单凭考证是不能探究到历史真相的,因为他们根本无从想象过去的社会到底是什么样的。我现在越来越不相信理性,休谟说:“理性是情感的奴隶。

“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以赛亚·伯林借用古希腊诗人阿 基洛科斯断简残篇里的一句话,将学者分为两类:狐狸型和刺猬型。前者思维发散,兴趣广博,追逐多个目的,且诸目的之间往往无有多大关联,甚至互相矛盾;后者有志于创造庄严体系,以一个或多个中心识见涵摄所有的思考和感悟。

用寥寥几个譬喻勾勒复杂而微妙的现实,终难曲尽其妙。比如,你就很难为许纪霖归类,无论是把他比作狐狸、刺猬,还是非狐狸非刺猬、亦狐狸亦刺猬……都显得词不达意。于是一个新的譬喻诞生了:蝙蝠,对于许纪霖一类既有学院背景又有公共情怀的学者,不知能否达致神似?

说许纪霖是蝙蝠型学者,是着眼于他那跨领域的知识结构与多变的研究兴趣,无论是早期研读1919年至1949年知识分子的史料,中期涉猎中外思想史 和政治哲学方面的经典著作,还是近期关注边地民族问题中的宪法认同与文化认同;说许纪霖是蝙蝠型学者,也是着眼于他一身兼有书斋和现实两种气质,一边在学理层面深入诊断中国崛起背后的精神缺失,一边在现实层面积极参与公共话题的讨论——恰似打破物种界限的蝙蝠。

采访中,他一再感叹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平庸,不再有半点神性和灵性,总之,不再令人着迷……也许,他还是一只有着理想主义情调的蝙蝠,飞舞在时代的断壁残垣之间。

采访许纪霖先生,整个经过可以用“一波三折”来形容。虽说我早已拜读过他的《大时代中的知识分子》、《中国,何以文明》等大作,更为书中的宏阔视角、现实情怀与清新文笔击节赞叹,却一直无缘与书的作者相见。

恰逢2014上海书展,我到上海出差,双脚刚刚着地,就试着跟他联系。满以为,在上海书展期间采访身在上海的许先生,可谓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之便。谁料想,许先生回以短信:最近冗务缠身,无心接受采访。8月下旬去深圳讲学,可约在深圳……

在深圳见到许先生,已经是二十天之后的事了,彼时上海书展的身影已经渐渐淡去。当我把事先准备好的提纲交到许先生手中,试图将谈话引向“既定议程”的时候,他却“没按常理出牌”,或绕过提纲中的问题,或做出其不意的发挥,俨然主导了整个谈话的方向……

Xu Jilin今天的书展已经与“书”无关

晶报:前不久,香港书展、上海书展先后落下帷幕。有人指出,与香港书展相比,上海书展还不够专业、亲和、人性化。您如何评价今年上海书展的热络?

许纪霖:今年的书展特别“热闹”,引起全国媒体和出版社的强烈关注。但“繁华”恰恰遮蔽了一个“危机”:事实上,今天的书展已经与书无关,成了一个作者、出版社、媒体主导的“嘉年华”。我们看到,大多数“读者”不是冲着书去的,而是冲着人去的,即使他们是冲着书去的,在平时也是不买书的。真正的读书人,反而不逛书展,因为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关注书。

晶报:书展表面繁荣的背后是文化的萧条,此现象不独见于内地书展。一些参加香港书展的出版社告诉我,“很多香港人平时很少买书,可能每年来书展采购一次。”

许纪霖:书展越是热闹,和书展以后实体书店的萧条越是形成反差。香港更是如此,那些真正有品味的独立书店,藏身于市井深巷中的二楼、三楼。另外,受网络书店、电子阅读、手机移动客户端阅读的多重挤压,实体书店的生存空间日益逼仄。

其实,读书是一件很私人的事情,体现了个人的品味,真正的读书人知道自己要读什么书。读书已经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当资本逻辑和行政逻辑将读书异化为商业活动,书展也就成了一种“展示”,已经和“日常生活”无关。书展之于多数人,只是“周期性的嘉年华”,好像赶个“庙会”一样。

我不愿意给别人开书单,总觉得没什么书是适合所有人的。但,今天你可以看到整个出版业正在被商业逻辑所摆布,该逻辑认为“好书”一定有着强大的营销潜力。“好书”的命运也发生了变化,以前的“好书”呈现某种“均质化”,卖得再好,发行也不过几万册,最多几十万册。现在几家有市场营销能力的出版社,每年都会盯住几本重点书,畅销书可以发到上百万册,一般的书却无人问津。你浏览几个主要的网络书店,会发现网站集中宣传的无非是那几本书。整个市场往往被几本畅销书所垄断。大部分读者是盲目的,不知道该读什么书,一味地跟着宣传走,一窝蜂地去读那些时髦的书。

在市场逻辑的主导下,何谓好书、差书,似乎判然可分,实则缺少独立书评的平衡。在发达国家,独立的书评不在商业逻辑的后面亦步亦趋。虽然我们也有一些报纸书评,对大众的影响却非常有限,权威性也不够。统而言之,今天的图书市场还不够成熟。

晶报:如今,人们面对浩如烟海的出版物,反而觉得太多太杂,以至于无从取舍了。所谓“物极必反”,出版业的极度繁荣反倒让人产生一种文化泛滥、文化失控的危机感。

许纪霖:其实很多人都觉得茫然。记得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我还在读大学,那时候的问题是书太少,人们处于求知饥渴的状态。今天是一个出版物过剩的时代,人们反而变得无所适从。与此相关的一个现象,是现在大部分书店的书籍没有分类(或分类很不专业),同样,书展最大的毛病也是没有进行书籍分类。一个新华书店的老总对我说:“我们和民营书店相比,最大的毛病就是缺乏图书分类和这方面的人才。”

很多读者进入当当、卓越、京东等网站,刹那间都晕了,不知道该买什么书。我每隔一个季度,会在网上搜索历史研究方面的新书,可我往往是“一边看一边摇头”,觉得网上的很多书都是题目雷同、题材雷同的垃圾作品,极少的几本好书淹没在里面。

晶报:今年上海书展期间,我有幸采访到前三联书店总经理沈昌文先生,他认为现在的出版物过于迎合市场的需要,不注意冷门,不注意潜在的、实际的需要。

许纪霖:沈昌文领导下的“三联”本身就代表了一种品质,今天的“三联”还在继续保持这种品质。这些年来,很多出版社都在卖书号,对编辑进行效益考核,出了大量的烂书。今天,在大学里,考核一个学者的学术标准,不再是书,而是论文,书已经丧失作为学术能力的尺度性。所以我经常说:没有出不了的书,只有写不了的书。今天图书市场的繁荣恰恰遮蔽了许多深层的问题。

在公共讨论中重建书评的权威性

晶报:既然你认为图书市场虚假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商业逻辑的大行其道与独立书评的缺位。又该如何重建书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呢?

许纪霖:近十年来,发表书评也成为考核编辑的一个指标,出版社的编辑出了本书,首先自己找人写书评,现在大部分书评都是不独立的,背后有一只商业的手,只有极少数的几家书评周刊试图保持独立性。可以看到,书评行业正在被商业逻辑所渗透,权威性已经丧失殆尽。再加上泛滥成灾的腰封、泛滥成灾的“某某人推荐”,往往以信誉为抵押,辱没了推荐者的名字。

晶报:在您的理解中,何谓“好书”?评价“好书”的标准是什么?

许纪霖:“好书”的评判是在公共讨论之中形成的。过去好坏由权威说了算,今天不再是一个权威主义的时代,无论是文化权威还是学术权威,两皆沦落。在人们的观念中,不再有公认的“大师”,少有公认的“大家”。即便有,他们也难免为中国形形色色的人情、商业逻辑所左右。于是权力替代了权威,成为宰制我们这个时代的力量。人们当然可以呼吁重建权威,但是我们还须看到,今天也是一个多元主义的时代,没有哪部作品是不受争议的。过去我们缺少一个开放的空间,让被压抑的声音表现出来,在网络的全民参与时代,再好的作品都会引发争议。我觉得,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恰恰需要一个自由而开放的公共讨论空间,让读者在讨论过程中做出判断。而这样一个空间,却极易为各种外在的力量所挤压。“豆瓣”多少有那么点意思,但“豆瓣”毕竟是小众的,当一个读书小组里面形成压倒性的意见,另类意见也会被驱逐。而今天的主流媒体、各大书评周刊还不能完全承担这一功能。中国人重人情,考虑到书评往往涉及对作者本人的评价,评论者总是讳莫如深。要么是无原则的捧场,要么是言不及义的随感,真正的书评多乎哉?不多也!

晶报:在这个阅读日趋快餐化、碎片化的时代,人们一方面丧失了对经典作品的信念,一方面并未建立起对新出版物的评判能力。

许纪霖:有甄别能力的当然是少数读者,大多数读者是盲目的,不是被商业逻辑所摆布就是被政治逻辑所导引,纯知识和纯文化的声音太弱了,不得不借助前面两种力量呈现出来。今天由于网络媒体的崛起,大多数年轻人不再读书,他们更重视信息,有“information”而没有“knowledge”。网络上充斥着大量不成系统的碎片化信息,而知识的系统性是通过书籍呈现出来的。比如,你在手机上,就很难逐字阅读,一定是扫描式地阅读。只有纸质书籍才能让你安静下来,慢慢地读,继而实现读者与文字之间的对话;另一方面,由于很多人已经意识到网络信息缺乏营养,试图和网络保持距离,回过头来读书。以我个人为例,我对自己每天上网的时间有所限制,想腾出更多的时间去读书。当网络阅读的潮流形成以后,也会产生一个“反潮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热衷于读书。然而今天又是一个盲目的读书时代,大多数人没有选择的能力。

根据我的阅读经验,我把知识分为两部分:一种是核心知识,一种是背景知识,前者代表了“专”,后者代表了“博”。一个人需要精读自己专业领域(或自己感兴趣的领域)里的那些好书,经典之作也就那么多。仅仅读这些书是不够的,还要阅读大量提供背景知识的书籍,读这些书可以不求甚解,观其大略就可以了。直到某一天,你开始觉得这些背景知识很重要,需要将它们转化为核心知识,你再去精读。而在现实中,大多数人搞不清核心知识和背景知识的关系,总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

“我现在越来越不相信理性”

晶报:您着眼于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划分为六代:以1949年为中点,前三代暂且不提,后三代以文革为中心,分为十七年一代(1949年至1966年)、文革一代与文革后一代。80年代出生的知识分子已经成长起来,如何界定他们的气质、人格与思想呢?

许纪霖:关于20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的划分,我已经有了一个修正。90年代的时候,我将1949年以后的知识分子分为三代,所谓“文革后一代”,指的是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出生的知识分子。二十年过后,我终于发现,真正的“文革后一代”其实是“80后”。我原来概念中的“文革后一代”是过渡的一代人,并不具有典范型人格,他们既有文革一代人的特征,也有“80后”一代人的特征。而“80后”是在一个完全世俗化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和他们的父辈构成强烈对比,他们才是崭新的一代人。

以阅读为例,父与子之间阅读习惯很不一样。父亲对儿子说:“报纸上有一篇好文章,你去读一下。”儿子说:“好,我到网上找来读。”儿子对父亲说:“网上有一篇好文章,你去读一下。”父亲说:“好,你帮我打印下来。”父与子的阅读习惯,相去不可以道里计。网络阅读将为我们带来什么,对“80后”、“90后”将构成何种影响?我们远远估计不足,新的阅读革命可能是一场经久不息的革命。正如15世纪德国古腾堡印刷术大大推动印刷书的普及,使得近代启蒙运动成为可能,使得文化消费成为可能。爆发于世纪之交的网络革命,对未来几个世纪将造成何种影响,也才初露端倪。

再比如,前不久社会上热议的“广场舞”现象,同样凸显了代际之间的冲突。“广场舞大妈”大约属于文革一代,她们为什么热衷于跳集体舞?年轻人为什么如此反感?我想说的是,革命年代的政治运动千奇百怪,“广场舞大妈”的人格是在革命年代的公共生活中锻造而成的。而今天这个日趋个人化的时代,缺乏传统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广场舞大妈”不喜欢在网上跟人交流,似乎也只能在这样一个群体中找到自我。表面上看起来,她们热衷于公共生活,实际上,她们所缺少是一个个人化时代所应有的公德,很少考虑自己的活动可能影响到别人。但是,老的一代在熟人圈子里面比较讲私德,她们对家庭的重视、对人脉圈子的依赖和对熟人有人情。相对而言,年轻一代人的情况则完全相反:有公德而无私德。在他们的意识中,家庭观念非常淡薄,熟人之间也不太讲情面,分得清清楚楚。可年轻一代里的精英是有公德的,他们热衷于参加各种公益慈善活动。还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即年轻人对政治的兴趣非常淡薄,他们更关注个人的心灵问题,不像老一代人那样“言必谈政治”。

晶报:在历史学者高华的笔下,文革年代上山下乡的知青通过组织读书会、阅读原典,逐渐走出思想的蒙昧状态,其中的一些活跃分子在1978年后考入大学,成为推动中国改革的各领域代表人物。文革时代的动荡并未窒息思想的活力,反倒造就了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许纪霖:事实上,“书”分两种:一种是书本之“书”,一种是社会之“书”。过去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这代人里的大多数,在读大学之前都有社会经历,我虽然不是“老三届”,但我下过乡,那三年时光在当时看来是“一片灰白”,现在回头去看,对我的一生都很重要,使我没有成为一个书呆子。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是那些从本科、硕士、博士一路读上来的青年学者,社会经历太贫乏!如果他们从事人文学科的研究,没有亲身的经历和感受,单凭考证是不能探究到历史真相的,因为他们根本无从想象过去的社会到底是什么样的。而我们这一代人,对社会既有抽象的、知识上的理解,又有经验的、感受上的理解,对生活的情感体验无疑是很重要的。我现在越来越不相信理性,休谟说:“理性是情感的奴隶。”而人的情感与人的感受有关,本质上是一种“在场感”。为什么那一代人被放逐到穷乡僻壤,也没有自暴自弃,还在坚持读书?因为他们越是了解这个社会,越是希望通过读书去探究社会为什么是这个样?知识越是匮乏,人们对知识的渴望越是强烈,一本好书通常以手抄本的方式在人们中间流传。

晶报:文革一代知识分子,之所以在穷乡僻壤坚持读书,除了在情感上对知识有一种渴求,在理性上对未来的时局有无判断?比如未来终有“拨乱反正”的一天,社会仍然需要那些有知识、有技能的人。

许纪霖:因人而异,那些有抱负的人可能会这么想,我没那么大抱负。我生于书香之家,对我来说,读书就是一个乐趣,甚至是那个时代唯一的乐趣,我从没想过那么多。当读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读书是不需要理由的。我也从来没有将读书工具化,那些将读书工具化的人,反而随时可以抛弃它。

“这个世界不再令人着迷”

晶报:对文革一代来说,“上山下乡”已成为集体记忆,有人反思革命潮流裹挟下的“平庸之恶”,有人却赋予那段岁月田园诗般的美感。您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对文革岁月怀有何种感情?

许纪霖:我总是觉得,与我们那一代人相比,现在的学生生活经历太贫乏,生活体验缺乏丰富性,而这种丰富性是人生很宝贵的财富,比书本知识更为重要。灵气哪里来?不就从书本知识与生活体验的两相印证中来吗?比如野夫的书,为什么写得那么惊心动魄?究其原因,首先不是他的文字好,而是他的经历是别人不可能有的,除此之外他还有一颗敏感的心,还读了很多书,三者缺一不可。反观现在年轻一代人的生活,则太平淡、太概念化了。我希望那些喜爱读书的学生,在读书之外寻求更多的生活经历和感受,悉心研读社会这部大书,培养一颗敏感的心。一个没有经受过挫折和困顿的人,是写不出伟大作品的。设若高华的父亲不是右派,他敏感的心灵从未被罩上一层阴影的话,是写不出《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今天我们的学院体制,整个围绕功利性的培养目标,学者写出来的东西越来越没有光彩,作品的专业味儿十足,却没有生活的质感、历史的质感,这都和青年学者经历贫乏有关。钱理群有一句话,我非常认同,他称这一代知识分子为“没有文化的学者”、“没有情趣的文人”。现在的学者多如繁星,可他们背后却没有文化、思想和智慧,和现实生活隔膜殊深;现在的文人也多如牛毛,却变得越来越没有品位,近乎无趣。卓越与平庸之间的界限已经变得含混不清,这个时代变得不再令人着迷——这既是王元化先生生前多次讲过的一句话,也是我今年要出版的一本书的书名:《这世界不再令人着迷》,意思是这个世界在技术理性的摆布之下变得日趋平庸,不再有半点神性和灵性。我为下一代人忧虑的是,他们的生活经历太贫乏,他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时代又太庸常,从贫乏的生活、庸常的时代中提炼不出超越性的价值和意义。我之所以鼓励年轻人在读书之外更多地感受生活,其道理也在于此。

面对庸常的时代,年轻人不是沉沦其中,就是缩回自己的小天地,构造属于自己的乌托邦(比如动漫),这种乌托邦既没有神性也没有灵性,更遑论超越性和批判性。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宫崎骏?宫崎骏的世界对现实有着强烈的疏离感和批判性。而我们构造的乌托邦,不过是现实世界的复制品。

晶报:难道这个时代还不如上山下乡的那段岁月令人着迷吗?

许纪霖:不能这样比较。你不能因为这个时代不尽如人意,就美化文革岁月。文革时代是被高度抽空的一个时代,人们生活于虚幻的乌托邦的想象之中,你毕竟不能把虚幻的东西当成实实在在的东西。

晶报:您的研究从早期关注历史、思想领域内的一些大的问题,到今天关注几代人的心灵世界,已经发生了“兴趣的转向”。即便您在《中国,何以文明》一书中谈论自由主义,也不忘强调伦理价值的重建,您好像越来越关注人的心灵需要。

许纪霖:是的。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我虽然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却有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儒道互补”的自觉,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我曾研究现代学者林同济,他早年是一个国家主义者,也是一个具有儒家士大夫气质的人,他到晚年却发现道家的境界才是最高的,我在研究他的时候未必理解他的感受,也许是当时我还只有四十多岁,太年轻,我现在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才慢慢理解他在说什么。当然,也有一些中国的知识分子士是通过儒与佛的汇通来平衡内心的。

我虽然出身于政治系,却一再说自己是“政治学的叛徒”,为什么呢?因为政治学太枯燥,不够优雅,我希望从事优雅的、有趣的研究。虽然我阅读过大量的政治学和政治哲学的著作,但我的心灵总是和政治学保持距离。

晶报:您将早期发表在《读书》杂志上的文章称为“公共写作”,坦言自己更像梁漱溟所说的“问题中人”,而非“学问中人”。您给我的感觉,更像是一个带有思想家气质的历史学者。

许纪霖:王元化先生认为,最高的境界是“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很多学者不太追求思想,觉得学术就是最高的东西;反之,网上的一些公知,有思想却没有学术,我可能两者兼有。当我从事学术研究的时候,希望达到“有思想的学术”,就像陈寅恪先生那样。当我从事公共思考的时候,我希望自己的思考是有学理支撑的。比如历史上的顾准,就不是一个学术家,而是一个有学术背景的思想家。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既然是又“公共”又“知识”,势必跨越于学术和思想之间,所以我一直说自己是“无法归类的蝙蝠”。

来源:《晶报·深港书评》,2014年10月12日作者:魏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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