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从李普去世所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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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1月8日,李普老先生以92岁高龄仙逝。李普是中共老干部,资深记者,1949年10月1日中共开国大典的新华社报道就出自他的手笔,曾担任新华社副社长。晚年的李普大彻大悟,鼓吹自由民主不遗余力。他是《零八宪章》的首批签署人。刘晓波被判刑后,李普和胡绩伟等5人联名发表文章“为刘晓波鸣不平”。就在他去世前两个多月,他还和李锐、胡绩伟等23人一道发表公开信,要求实行言论出版自由。

李普去世后,网上出现大量悼词悼文。李锐之女李南央也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其中提到,在2001年,李南央去探望李普夫妇,问李普夫妇怎么看待自己的一生,是不是象戈扬那样觉得自己一辈子走错了路,一辈子都白活了呢。李普的夫人沈容说:“白活了,我一辈子都白活了。白白当了一辈子共产党的宣传工具,没有做过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李南央又问李普:您也和沈容阿姨一样吗?李普满脸通红,一声大吼:“共产党不亡,天理不容!”

李南央写到:听到这话,“我真的是如五雷轰顶”。“仅此一句话,李普的晚年光彩照人”。

读到这段描述,我也深受震撼。我和李普没见过面,但我手头有一本他签名题词的杂文集《洋女婿土老冒》。据转交这本书的司马璐老先生说,2003年李普来美国探亲,曾专程拜访司马璐,在司马璐那里看到我那本分析思想改造的书《人的驯化、躲避与反叛》,很感兴趣,于是带回国内,并把他自己的杂文集留下来送给我,还在扉页上写下对我那本书的赞语。我得到李普的赠书,非常欣喜,欣喜于我的书能有李普这样一位知音,欣喜于身为老革命的李普对共产党能有如此透彻的认识。

2007年,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举行了一场纪念反右运动50周年的国际研讨会。会上我见到了李普的女婿、来自北京的杜高先生及其夫人、李普长女李欲晓女士。杜高本是文艺界才子,少年成名,57年被打成右派,劳改22年,79年才获改正。1998年,作家李辉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发现厚厚几摞卷宗,原来竟是杜高的档案,其中不但有别人对杜高的揭发批判,还有杜高自己的坦白交代和思想改造汇报。李辉把这份档案给杜高看过,经杜高同意,将之整理出版,书名《一纸苍凉——杜高档案原始文本》。后来,杜高本人也写了一本书《又见昨天》,根据档案的材料,现身说法,揭示出一个知识分子遭受政治迫害,备受艰难屈辱,灵魂被折磨扭曲,“我不再是我”的详细过程。

我在那次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是“为什么很多右派会低头认罪”。在会下,我和杜高先生交谈。杜高也提到我那本分析思想改造的书。他很同意我的一个结轮:所谓思想改造好了,就是给整怕了。杜高本人的经历就是例证。1979年杜高平反,接下来很快入了党,还先后担任过剧协和电视协会的党组书记。在那时,杜高的讲话和文章都显得很左,譬如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他曾经参与过对白桦的剧本《苦恋》的批判。以杜高22年右派的痛苦经历,怎么还会那么左呢?原因就是他给整怕了,没有摆脱那种“囚徒的恐惧”。直到他后来读到自己的档案,直面那压迫着他、使他生命窒息的巨石,杜高才鼓起勇气,走出恐惧的心牢,找回真正的自己。

再来看李普那句话——“共产党不亡,天理不容”。我们知道,天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其意义有些像西方的自然法,它是指一套具有普遍意义的关于正义的基本法则,永恒不变,至高无上。其中主要一点就是作恶者要受到惩罚要受到报应。只不过由于很多中国人并不相信有天堂有地狱,也不相信大自然会区分善恶,通过自然的力量去惩恶扬善,因而在很多中国人那里,天理没有承担者,落不到实处,似乎有些虚无缥缈。其实,很多中国人说的天理,就是指人心,指人心中固有的分辨善恶的能力,对善的追求和对恶的憎恶;而这种分辨和爱憎是普遍的,是共同的。尽管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常常屈服于恶的压迫,但是我们从心底里对恶总是拒绝的。我们知道,恶有可能得逞于一时,但我们坚信恶决不可能得逞于永远。战胜恶的办法说来很简单,那就是发扬我们心中的善,让我们心中的善充分彰显;那就是说出我们的真心话,无权者的力量就是语言,就是言论。共产党的暴政貌似强大,其本质却是十分虚弱的,因为它经不起言论自由。不久前,中共刊物《求是》发表文章,说“舆论失控是导致苏联解体的催化剂”。可见,专制统治者自己最清楚哪里是它的致命弱点。

2010年12月27日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第42期2010年12月30日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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