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9年达尔文出生的时候，拉马克的《动物学哲学》刚刚面世；1831年他登上“贝格尔号”的时候，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被重新修订出版；而1859年《物种起源》发表时，科幻小说只还只是雪莱的婴儿，凡尔纳的世界冒险在等待成功，而威尔斯干脆还在天堂里观察将要投身其中的这个世界。
尽管如此，在19世纪的后半程中，新出版的科幻作品中，关于未来的想象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景象，他们远离了自己的文学前辈，抛弃了静止的世界景观，代之以各种不同的动态过程，尽管其看法大相径庭，但差异依然存在。
让我们快进半个世纪，看一看1909年，或者说20世纪初的科幻小说，出现了什么不同？
结论是显而易见的，威尔斯出现在科幻小说的领域中。他幸运地通过赫胥黎成为了达尔文的门徒，在他艰辛而丰富的创作生涯中掌握了小说的诀窍，这两个条件促使他将达尔文的影响扩展到了小说中，并最终使这一类型摆脱其他通俗小说，进入了全新而不同的方向。
英国在威尔斯、赫胥黎、斯宾塞的带领下，不断在文学作品中试验着达尔文的思想。威尔斯的《时间机器》中人类在环境的变化中变成不同的生物，并且明确区分了“进化”和“进步”的概念。同时他们也把社会达尔文主义带了进来，把当时未来战争小说改造成了人类社会重塑的主体。
在法国，一方面出于某种文化偏好，另一方面也许是故意和英国佬对着干，弗拉马利翁、凡尔纳和比利时的罗斯尼，把拉马克当作招牌，当然拉马克本人文笔不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但科幻作家们和其他作家或者说文学爱好者一样，有意无意会将素材、事实、逻辑或者无论什么东西，只要用在小说中的，扭曲变形一番，只要最终证明自己的思想就好。因此与我们的习见不同，早期的科幻作家们并不激进，对过于坚硬的理论或者太过激进的创见，他们根本不会去触及。很快，20世纪整个欧洲的科幻（如果说存在这一定义的话）展现出共同的思想。他们更关心“适者生存”的话题，更担心因为这种理论，我们将陷入你死我活的斗争中。讽刺的是，他们中很多人看到了人类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幸运或者说不幸的是，他们中很多人没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战争和修整的间歇中，1927年穆勒成功通过辐射诱发了果蝇的变异，这让突变理论成为作家们对未来的想象依据，也对世界毁灭之后的人类有了新的期望，无论是好是坏。泰恩、斯特普尔顿、威廉森、汉密尔顿、库特纳和摩尔夫妇，全部投身其中，想象出各种各样的突变情景。其中必须要提到斯特普尔顿的《最初和最后的人》，他预见性而详尽到华丽地首次设想了未来亿万年的人类历史。
也正是在这30年中，科幻小说从欧洲大陆飘洋过海，来到了新大陆，电气工程师雨果•根斯巴克赋予这种类型小说以“科幻小说”的名字。在这30年中，美国科幻迅速超过了旧大陆的前辈，同时把他们所有的思想全部收入囊中。到二战后，美国人发现不止是可口可乐，美国科幻小说也开始占领全世界。
美国人的进化论故事开始并没有超出多少老欧洲的思路，但是他们的故事更刺激，人物更丰满，而且想象的场景更精致。战后进化的相关主题有了较大的发展，一方面因为对世界剧烈变化的深刻认识，另一方面技术的进步也让作家们能设想更多的进化可能。同时由于作品数量的大量增加，进化故事更趋向分类化，进一步影响了三类不同的主题，或者说三种人的主题：人类、外星人、机器人。
突变的话题仍然没有完结，海因莱因和阿西莫夫都认为这是人类进步的必要步骤，《基地》系列中的“骡子”角色就是典型的突变个体。值得注意的是，从世纪初到现在，突变故事往往带来厄运，人类的反进化也是经常出现的主题，尤其是在一场灾难之后，个体和社会的退化是科幻小说最常见的情节。
新出现的则是整体进化的概念，克拉克（在这个话题中，三巨头仍然出现在一起）著名的《童年的终结》令人震惊，而斯特金的《不仅仅是人》的视点则介乎个体与整体之间。这种进化很快发展到新的阶段，人类传递进化火炬的使命已经完成，下一个火炬手即将出现。无论是西马克设想的动物，或者更多人相信的机器人（新时代则变成了AI），人类退场的命运反正已经注定。
反过来，整体的退化又成为新的热点，但这次不是因为生物学的新发现，而是热力学的再发现，或者不如说是60年代社会隐喻的表现。“熵”给了退化故事新的外壳和思路，而相比奥尔迪斯的《丛林温室》、巴拉德的《沉没的世界》这类英国故事，美国人更喜欢用这个完美解释讲述各种具体的社会问题。
虽然外星人的出现与进化论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是摆脱了人类形象的外星人则有赖于进化论的普及。作家和读者终于可以想象和接受各种怪异的生物，虽然这些奇怪的东西不太可能在真实的宇宙中存在。而最后则是小绿人占据了中心地位，至少在电影里是这样——虽然近些年更倾向于多利用CAD的发光人形物。进化论至少给作家们的想象搭了一座桥，不至于再摸着石头过河，而过去的一些想象也变成了历史，比如布拉德伯里的《火气球》只能从火星上消失，而转移到了土星、木星，至于拆迁有没有赔偿就不得而知。
如果想象一整套外星人的生态和进化系统太过于复杂，那么简单的办法就是在进化的链条中再找一个对手，因为坏运气而灭亡的恐龙（虽然现在进化论认为恐龙不止是运气的问题），就成为最好的候补选手，哈里森的《伊甸之西》系列讲述了人类祖先和恐龙后代的竞争与合作。
到了现代，两种新的趋势日趋明显，一类是对进化论的复杂解释和呈现，其中比较传统的故事例如贝尔的《血里的音乐》，其他大部分故事则在塞博朋克的浪潮中，将进化论运用在网络空间，用日进千里的人工智能取代发展缓慢的人类社会，制造新的故事和未来。在这个未来中，也许没有人类的位置，因为这已经不再是继承的问题，而是淘汰。
另一类则是寓言、讽刺式的曲解甚至误读。这仍然可以看作是科幻小说的文学前辈们留下的阴影，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变化，仍然根深蒂固地藏在所有文学的基因中，不时提醒我们，无论变成什么样，写些什么东西，文学作品始终是由那些作家们创作的，既不是科学家也不是政客。
也许，对科幻小说与进化论或者说所有科学理论之间的关系，不妨当作鸟和种子来看。鸟吃掉的种子但也同时完成了植物的传播，科幻小说吃掉所有科学结出的果实，而不必关心科学本身。也许，在某种意义上，社会学的达尔文主义也行之有效。
来源：读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