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从“军队会不会开枪”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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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突尼斯和埃及的抗议浪潮中,军队拒绝镇压抗议民众。这和21年前中国的六四构成鲜明对比。于是引出一个重大的问题:在今后,假如有百万中国人走上街头,中共的军队是否还会开枪?

一直有人批评说,八九民运败就败在学生对中共有幻想,而最大的幻想莫过于以为军队不会向民众开枪。此话有理,但不全面。首先,当时的人们并非糊涂到以为“人民军队”是属于人民的,要不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民众自发地去拦阻而不是欢迎军队进城呢?民众也不是不担心解放军会镇压民运,所以他们才夜以继日地向军人宣传喊话,要求或鼓动军人拒绝执行戒严令。

批评中国人对共产党抱幻想的人,照例称赞东欧人对共产党不抱幻想。可是,如果说最大的幻想就是以为军队不会开枪,那么东欧人恰恰是抱有“幻想”的。手无寸铁的东欧人走上街头,他们当然不是去迎接子弹,他们是通过展现真正的人民的意志,打动当局及其军队中多数人的天良,分化瓦解专制统治集团;而东欧的共产党当局——只除了罗马尼亚——果然没有下镇压令,其军队也确实没有向民众开枪。

由此可见,以为共产党的军队不会向民众开枪并不一定是幻想。如果共产党的几百万现代装备的军队始终铁板一块,唯命是从,党中央命令他们向示威民众开枪,他们就向示威民众开枪,那么共产政权的崩溃将是很难想象的——除非出了戈尔巴乔夫。

我以为,笼统地问军队会不会向民众开枪是没有意义的。一方面,专制政权就是靠着枪杆子镇压人民才能维持,另一方面,专制政权之所以会垮台,就因为在一定情况下,镇压机器会失灵,枪杆子会不听使唤,拒绝镇压人民。所以我们应该关心的问题是:怎样才能使得军队不再向民众开枪。

大体上说,要防止专制者动用军队向人民开枪,需要做到以下两点:其一是,抗争者的口号要提得能打动人心,能引起尽可能广泛的共鸣,包括在军人中,乃至在统治集团上层都能引起某种共鸣。其二是,抗争要具有足够大的规模。

据说在1998年印尼政局巨变之前,印尼人有种说法:“十个人上街,政府不理你;一百个人上街,政府就抓你;十万个人上街,政府就来和你谈判了。”这种说法说的就是规模问题。道理很简单,如果参加抗争的人太少,政府可以不理你,或者只消动用警察就够了,只有当抗争具有相当规模,政府单靠警察已经无法对付,它才会动用军队。动用军队固然是最狠的一招,但对统治者来说,也是最后的一招,也是最冒险的一招。一旦军队拒绝镇压,专制者就穷途末路了。

回到开头说的假如有百万国人走上街头,共产党的军队会不会开枪,那么,首先的问题是,怎样才会有百万国人走上街头?

我们知道,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是由一个小贩自焚引起的。这说明,在突尼斯,广大民众早就对专制统治十分不满,很多人早就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只是缺少一个共同号令。小贩自焚本是偶发事件,但它通过网络的迅速传播,无形中变成了一个信号,变成了一个动员令。于是你也上街我也上街,街头上就汇集起相当规模的抗议大军。

在中国,不满情绪也非常普遍,象小贩自焚一类的导火线更是层出不穷,但是在中国,却没有发生类似的革命。其间原因何在?

其实,在中国也发生过由偶发事件引起大规模抗议的事件,例如重庆的达州事件、贵州的瓮安事件和湖北的石首事件。假如中国是个小国,这些事件很可能已经点燃起一场革命了。只是由于中国太大,群体事件虽然接二连三,但总是分散的,此方起彼已伏,锣齐鼓不齐,因此专制者就可以分而治之。由此可见,要想在中国爆发类似于茉莉花革命的运动,我们就必须想办法造成全国性的同步行动,至少也要在北京等关键地区形成大规模抗争。

可是,要形成大规模抗争谈何容易。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里告诉我们,假如一项目标——例如民主——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按理说,大家就都愿意为实现这一目标而集体抗争。但问题是,正因为民主一旦实现,人人有份,没参加过抗争的人也照样有份,因此很多人就会抱着搭便车的心理,宁可不参加抗争而坐享其成。奥尔森还指出,集团大小和组织成本成正比;集团的规模越大,其成员要进行集体行动就越困难。

奥尔森所说的组织成本,主要是指组织集体行动所需的人力、物力和时间。然而对于在专制社会中争取自由民主的抗争而言,最大的成本是遭受迫害——坐牢、流血。参加抗争的人越少,遭迫害的可能性越大。参加抗争的人多了,遭迫害的可能性则有可能变小。

专制者深明此理,所以它总是采取枪打出头鸟,把动乱扼杀在萌芽状态的策略。因为它知道,如果它未能及时地打击“出头鸟”,那么就可能会有大量民众跟进;而一旦反对运动从萌芽变成了大树,它再去镇压恐怕就力不从心了。

俗话说“聚众闹事”。聚不起众就闹不起事。在理论上,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大家都上街,我们就可能成事。可问题是,我怎么能预先知道有多少人会上街呢?如果我上了而别人不上,如果到头来上街的人太少,那不但成不了事,而且还使自己陷入极大的风险,白白地做了牺牲。假如绝大多数人都觉得出头的椽子先烂,不敢为天下先,大家抱观望态度,都要等着别人上了自己才肯上,那么到头来就没有多少人上,就很难形成大规模的抗争;而那些带头站出来的“一小撮”势必会遭到迫害。这反过来又强化了一般人不敢站出来的畏惧心理,于是就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要克服这种恶性循环,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要尽量减少迈出第一步的风险。

像“到广场散步”和“白衣行动”一类方案就有这个好处。比方说,我们可以通过网络号召大家在某一天到广场散步。到了那一天,我就可以到广场去。如果到广场的人有成千上万,我们就可以相机行事,把它转变成一场集会抗议。如果到广场的人很少,我们就放弃闹事的计划,把它当作真的散步。这样政府抓不住任何把柄,我们就可以全身而退。事实上,这些年的一些群体事件,很多参与者就是以“围观”的名义参与的(例如网上的流行语“我是打酱油的”——“我是打酱油的……我是路过的……我只是看看而已。”)

中国的民主运动需要许许多多有现实可行性的计划和策略,并努力使这些计划和策略广泛传播深入人心,这样我们才能成功地发起运动并使运动取得成功。

最后还要说的是,也许在眼下的中国,指望着爆发茉莉花革命还不大现实。但我们不能消极等待。眼下我们就有很多事可做;事实上也一直有很多人在做着。伟大事件都是在暗中准备好的。我们应该抓紧现在。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45期2011年2月10日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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