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的世界上，米瑟斯和他的学生被认为是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他们当之无愧，尽管米瑟斯只代表奥地利学派的一个分支——门格尔的理论已经被他的学生分割为两支，而且庞巴维克和维塞尔的亲密的个人友谊也随之破裂。
尽管路德维希·冯·米瑟斯毫无疑问跻身于他那一代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列，但直到他的不同寻常地漫长的学术生涯结束的时候，他仍然是学术界的圈外人——在德语世界是如此，而且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分之一时间、在美国有了更多的学生的时候也是如此。到美国之前，他的强烈的直接影响力基本上仅限于他的维也纳私人讲习班的范围，其成员大多是在完成了自己的原创性研究之后才被他吸引的。
若不是因为会大大延误这些在他的手稿中发现的回忆录的出版，我本来很愿意利用这个机会分析一下，作为经济学和社会哲学领域中我们时代最原创的思想家之一的米瑟斯令人费解地遭到忽视的原因。但是他留下的这本片段性的自传本身已经部分地回答了这个问题。1020年代或者说直到1933年前他从未在说德语的大学里得到教职而许多经常被公认为不重要的人士却能得到，各种的原因当然是人事方面的。他的任教会提升任何一所大学的水准。但是教授们对其人难以融入教授圈子的直观感受却并非全然错误的。尽管他的专业知识超过了大多数有教授头衔的人，但他却从不是真正的专家。我在社会科学领域里寻找思想史上的类似人物时，我没有在教授中找到，甚至亚当·斯密也不像;他只能与伏尔泰或者孟德斯鸠、托克维尔、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相提并论。这绝不是我回想他时才有的印象。50多年前我试图用大体上同样的话在纽约对Wesley Claire Mitchell说明米瑟斯的地位，我得到的反应是或许可以理解的客气的嘲讽的怀疑。
他的著述中无处不在的是对社会发展的全面的诠释。与少数几位像马克斯·韦伯——他们二人之间有着罕见的相互尊重——这样的可以相提并论的同时代人相反，米瑟斯有着掌握了经济学理论的真正知识的优势。
下面的会议就他的历程、地位和观点所讲述的比我知道的或者能够说的多得多。我这里只能尽力补充或者确证关于他在维也纳的十年间(1921—1931)的情况，当时我与他关系密切。我颇为不同寻常地不是作为学生来到他的身边，而是作为刚刚得到学位的法学博士和公务员，在为了执行圣日尔曼(St. Germain)的和平条约而设置的那些专门机构之一中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我的大学教师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给我写了推荐信，称我是很有前途的青年经济学家，米瑟斯看了信之后笑了笑，说他从未在他的课堂上看到过我。
然而，当他发现我的兴趣专注而且知识的掌握令他满意之后，他在所有的方面帮助我并且鼎力游说，使我在美国的延长了的逗留成为可能(在洛克菲勒学者基金之前)，对此我至为感激。但是，尽管我最初几年每天都在正式场合见到他，但我却丝毫不知道他正在写作他的伟大著作《社会主义》，该书在1922年出版之后对我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直到我1924年夏天从美国返回后，我才被那个已经存在了一阵子的圈子接纳，米瑟斯的学术著作也主要通过这个圈子发生影响。这个米瑟斯讲习班——我们都称之为在他的办公司的双周晚间讨论——在他的回忆录中被详尽地叙述了。然而，米瑟斯却没有提及同样重要的事情：正式讨论通常在维也纳的咖啡馆持续很久直至夜间。正如他所正确地叙述的，没有指令性的会议，只有一位年长的朋友主持的讨论，而他的观点绝非所有成员都赞同。严格说来，只有马赫鲁普(Fritz Machlup)原本就是米瑟斯的学生。至于其它人，在定期成员中，Richard Strigl、Gottfried Haberler、Oskar Morgenstern、Lene Lieser和Martha Stefanie Braun是经济学专家。Ewald Schams和Leo Schönfeld与Richard Strigl一样都是才华横溢但英年早逝的中间代人物，据我所知他们从未定期参加米瑟斯的讲习班。但是Alfred Schtz这样的社会学家、Felix Kaufmann这样的哲学家、Friedrich Engel-Janosi这样的历史学家也同样积极地参加讨论，经常论及的是社会科学的方法的问题，但很少论及经济学理论的专门问题(除了价值的主观理论之外)。然而，经济政策的问题经常得到讨论，而且总是从不同的社会哲学对政策的影响的角度讨论。
米瑟斯在白天全身心地处理紧急的政治和经济问题，而且他比大多数其他人更好地了解日常的政治活动、现代历史和一般性的意识形态的演变;这些讨论对这样一个人来说是极为分散精力的。我在那些年月里几乎每天在正式场合见到他，但他在做的事情连我也不知道;他也从不提起。我们更是想不到他在什么时间写作。我只是从他的秘书那里得知，米瑟斯不时给他一份清晰的手稿要他打字。但是他的许多著作直到出版之前一直以手稿形式存在，而且一篇重要文章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遗失了，直到最后从一个刊物编辑的纸堆里冒了出来。他结婚之前没有人知道他做自己的工作的方法。他在写完一本书之前也从不谈论他的写作。尽管他知道我极其愿意能够帮上他的忙，但他只有一次要求我为他的著作中的一句引语寻找出处，而且这是在我提到我想去图书馆查阅一本关于圣徒的著作之后。他从未有过——至少在维也纳——学术助理。
他所关心的问题主要是那些他认为流行的见解谬误的问题。这本书的读者节能会有这样的印象：他对德国社会科学的成见极深。情况绝非如此，尽管随着时间的流逝他有了某些可以理解的怨恨。但是他对Thünen、Hermann、Mangoldt或者Goßen这样的伟大的早期德国理论家的评价比他的大多数同事更高，而且对他们更加熟悉。同样，在他的同时代人中，他高度评价几位同样孤立的人物，例如Dietzel、Pohle、Adolf Weber和Passow，还有社会学家Leopold von Wiese，以及最高评价的Max Weber。在韦伯1918年春天在维也纳从事短期教学之后，他与韦伯建立了密切的学术关系，若非韦伯如此早逝，本来这样的关系会深有大意。但一般而言，毫无疑问他对大多数占据着德国大学的教席假装讲授理论经济学的教授们只有蔑视。米瑟斯描述历史学派主张的经济学的教学的时候并未夸张。德国的理论思维水平堕落到何等地步可以从这个事实看出来：理论在德国再次找到听众得归功于在这件事情上无疑居功阙伟的瑞典人卡瑟尔(Gustav Cassel)的简化和粗线条化。尽管米瑟斯在社交中优雅礼貌而且一般而言绝少失态(偶尔也会发火)，但他绝非能够掩藏住蔑视的那种人。
这使得他在职业经济学家中以及那些他有学术和职业接触的维也纳社交圈子中益发孤立。当他反对时尚的社会政策的观念时，他的听众和学生排斥了他。25年后，他的学生F.X. Weiss(庞巴维克短篇著作的编辑)以不加掩饰的愤愤之情——显然是为了阻止我像他一样背离社会价值观、劝阻我不要对过时了的自由主义情有独钟——告诉我米瑟斯曾经对本世纪最初几年的学术青年持有的主导性的理想大肆抨击之时，我还能够感受到他的看似突然的发作在听众中引起的情绪和愤怒。
假如门格尔活得更加长久、庞巴维克(Eugen von Böhm-Bawerk)没有英年早逝，米瑟斯或许能够从他们那里得到支持。但是老一代奥地利学派的唯一活着的是我的尊敬的老师维塞尔，他更多地是费边主义者，相信用他发展的边际效用理论对累进所得税做出了科学的论证并为此自豪。
米瑟斯向古典自由主义的回归不仅是对主流趋势的反动。他丝毫不具备聪明的讲习班成员熊彼得(Josef Schumpeter)——他总是迅速地接纳当下的思想时尚——的适应性，也不像熊彼得那样乐于pater le bourgeois(震撼中产阶级)。事实上，在我看来，似乎这两位第三代领军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人们不能认为熊彼得是狭义上的奥地利学派成员，尽管双方思想上相互尊重)相互间水火不容。
在当今的世界上，米瑟斯和他的学生被认为是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他们当之无愧，尽管米瑟斯只代表奥地利学派的一个分支——门格尔的理论已经被他的学生分割为两支，而且庞巴维克和维塞尔的亲密的个人友谊也随之破裂。我犹豫之后才承认这一点，因为我很期待维塞尔的传统得以延续——他的继任梅耶(Hans Mayer)试图发扬这个传统。但是我的期望尚未实现，尽管继任者的作为或许比已经表现出来的样子更加富有成果。今天几乎仅仅在美国活跃的奥地利学派基本上是庞巴维克传统下的米瑟斯学派，而维塞尔寄予厚望并且继承了他的职位的人却从未真正践行其承诺。
由于米瑟斯从未在经济学领域中在德语世界正式任教，而且由于他直到年近六旬之前将大部分时间用于非学术活动，他一直是学术界的外人。其它一些原因也促成了他在公共生活中以及作为一项宏伟的社会—哲学规划(指回复古典自由主义的规划——汉译者注)的代表人物的孤立无援。倡导社会主义观念的犹太知识分子在本世纪头三分之一时期的维也纳享有一席之地，他在这座城市如鱼得水。同样，品格败坏到捍卫资本主义的犹太银行家或者工商业者也有他的权利。但是为资本主义摇旗呐喊的犹太知识分子在大多数人看来却是一个怪物，一个不正常的人，人们不知道将他归于何种人也不知道怎么和他打交道。他的无可争辩的专业知识是惊人的，人们不可避免地在危机的经济形势下征询他的见解，但是他的建议很少被理解被贯彻。多数时候他被认为是有些怪诞的人物，他的旧式的观念今天不再可行。他本人经过多年的艰苦工作构建了自己的社会哲学这件事只有很少人知道，也许直到他在1940年出版《国民经济》(Nationalökonomie，英文版A Free and Prosperous Commonwealth，汉译本根据英文本转译为《自由与繁荣的国度》——汉译者注)——这是他首次完整地表达他的观念体系——之前，与他没有密切往来的观察家也无法理解他的社会哲学。但这时他的著作已经不能在德国和奥地利发行了。除了在他的办公室里会面的一个年轻理论家小圈子以及本书中提到的工商业界的一些同样关注未来的十分睿智的朋友之外，他仅仅在法兰克福银行家哈恩(Albert Hahn)——米瑟斯把哈恩关于货币理论的著作当做年轻人的幼稚之作置之一笑——这样的偶尔到访的外国人之中得到真正的理解。
然而他并不总是平易近人。他用于支持他的不受欢迎的观点的论据并不总是完全无可争辩的，即便深思之后人们还是认识到他是对的。但是当他对他的结论确信无疑并且以清晰直白的语言表述出来——他深谙此道——之后，他就相信别人也应当接受这些结论，只有先入之见和顽固不化才使得它们不为人理解。在太长的时期里，他没有机会与和他有着共同的基本道德信念的水平相当的知识分子讨论问题，因此他未能明白人们的隐含的前提中的微小的差异可能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如果没有很大耐心，这样的差异就很容易被怀疑为拒绝理解，而其实人们只不过真诚地误解了他的论据。
我必须承认，我经常起初并不认为他的论据是完全令人信服的，只是后来才慢慢明白他基本上是对的，而且，经过一些思考后，我得出了他没有说清楚的证明。今天，考虑到他被迫从事的战斗的性质，我也理解他为什么会走一些极端，例如我并不赞同的经济学理论的先验性质的说法。
在他的婚姻和他在美国的活动的成功使他变得温和之后，下述回忆——在他最苦闷最无望的时期写就的——可能会使米瑟斯晚年的朋友感到震惊。但是，这些回忆中呈现的米瑟斯无疑是我们在20年代在维也纳认识的米瑟斯;当然了，没有他在口头言语中总是表现出的避免得罪人的保留;而只有他所感所思的诚实的公开的表达。在某种程度上这说明了他为什么对一些事情避而不提，尽管这并不是这样做的充分理由。当然了，我们这些比较了解他的人时常为他没能得到教席愤愤不平，但我们从未真正感到意外。他对于他要进入的行业的代表人物们的批评太多，他们实在无法接纳他。他与之斗争的思想潮流现在正在式微中，他对此居功阙伟，但当时这个潮流过于强大，无人能够单枪匹马地阻挡。
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就出在维也纳人当中，这一点他们从未明白。
F.A. 哈耶克
里斯本
1977年5月
注：这篇哈耶克的序言是为德文版的《米瑟斯回忆录》(Erinnerungen von Ludwig von Mises [Stuttgart: Gustav Fischer, 1978])写的。它由Hans-Hermann Hoppe译成英文并发表于Austrian Economics Newsletter (Fall 1988): 1C3。也收录于Fortunes of Liberalism: The Collected Works of F.A. Haye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p. 153C59。
来源:境外视力-微信公众号 作者:哈耶克/文;彭定鼎/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