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50年后的今天，在中国，文革仍然被当局列为敏感话题，不允许自由讨论。这表明文革还没有完全成为历史，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文革仍然在继续。然而在其它很多方面，相比于文革，今天的中国早已变得面目全非。文革的目的是防止复辟资本主义，然而按照当年的定义，今日中国正是百倍千倍的资本主义复辟。文革的斗争对象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然而按照当年的标准，今日中国的当权派有几个不是走资派？文革是一个严厉压抑物欲与情欲的时代，然而今日中国，物欲与情欲的释放与泛滥程度，不但与文革有天壤之别，就是在全世界也是极其少见的。在很多方面，今日中国和文革截然相反。
这倒并不难解释。西方著名的文革史家、哈佛大学教授麦克法夸在《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一书里讲到：没有毛泽东主义的文革，就没有邓小平主义的改革。正因为毛泽东在文革期间推行极左的经济路线外加闭关锁国，致使中国民生凋敝，国民经济濒于崩溃边缘。物极必反，穷则思变，这才刺激出邓小平的经济改革，重新引进资本主义，从偷偷摸摸到大张旗鼓。国人的物欲和情欲正因为被压抑得太深太久，一旦放开闸门，势必爆发出惊人的冲动与活力，令世界刮目相看。
不过，麦克法夸这话只讲对了一半。文革浩劫，首先的、主要的、大量的是政治迫害，是史无前例的思想罪和文字狱。物极必反，它理当激发出强大的自由化运动。事实上，文革结束后，中国首先爆发的也正是自由化运动，包括民间的民主墙运动和官方的思想解放运动，平反冤假错案，批判“两个凡是”，等等。这一强大的自由化运动在八九民运达到高峰。
八十年代自由化浪潮的兴起，固然和中共结束闭关锁国、实行对外开放、西方的思想再一次进入国内有关，但它首先地、主要地是一场内部自生的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它正是对文革的反弹。
和传统专制相比，和文革前17年相比，文革中的政治迫害要更普遍、更彻底、更残酷、更频繁，以及更反复。这就促使一些人，甚至包括一些中共老干部，出于对政治迫害的深刻恐惧，或多或少地、自发地萌生了自由主义理念。在这里，西方已有的自由主义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中的自由成分，还有中国前几代自由主义者的思想，哪怕是以只言片语，并且常常是以被歪曲的方式被我们所了解，都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或者是起到了可贵的提示作用。
美国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茱迪？史珂拉写过一篇很有名的论文，题目是《恐惧的自由主义》。文章指出，现代西方的自由主义起源于后宗教改革的欧洲，产生于对残酷的宗教迫害的恐惧。十六世纪，宗教改革家加尔文为了宣扬新教思想，曾经遭到罗马教廷的无情迫害；然而，等到新教得势后，手握大权的加尔文却实行了比罗马教廷更严厉的思想专制，在迫害异端异教方面竟然比罗马教廷还更残酷。物极必反。恰恰是在那些受到不宽容的理念影响最大的国家，令人惊讶地变成了欧洲最早实现宽容思想的自由国家。政治自由的理念恰恰就是从要竭力扼杀个人自由的加尔文思想体系中演变而来。恰恰是荷兰、英国和美国这些最早受加尔文思想体系影响的国家最热衷于把自由民主作为立国的理念。
不难看出，当今中国自由主义的发生过程，和当年西方自由主义的发生过程有很大的相似性。中共建政以来，建立起远比当年西方更彻底的政教合一，实行了远比传统专制更严厉的专制，首先是思想专制，是对各种不同政见的残酷迫害。从平民到高干，很少人不生活在恐惧之中。文革浩劫则把这一切发展到史无前例的登峰造极。
物极必反。文革浩劫不只是中共思想专制的顶点，也是其盛极而衰，走向破产的起点。普遍的迫害带来了新的和解，普遍的软弱形成了新的力量，普遍的悲观产生了新的乐观，普遍的绝望唤起了新的希望。空前的历史倒退为真正的历史进步提供了空前的机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不只是民间，不只是年轻人，就在中共党内，甚至就在中共老一代领导人中间，也萌生了宽容的思想和言论自由的思想，如胡耀邦赞成言论自由，反对抓捕魏京生；习仲勋明确提出要制定“不同意见保护法”。胡耀邦、习仲勋未必读过洛克、密尔，也未必读过罗尔斯、哈耶克，他们的自由主义理念显然是来自对残酷的政治迫害的深刻恐惧。
出于对普遍、彻底、残酷、频繁和反复多变的专制压迫的共同经验，少数人产生了自由主义信念，多数人则具备了接受这种信念的基础。于是，在文革十年的黑暗年代之后，八十年代的中国，迎来了一个启蒙的时代；所谓启蒙时代，不但是有人讲，更是有人听。
正像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爱尔维修所说，有些时刻，一个国家的人民普遍处于彷徨徘徊的境地，他们十分渴望得到指点。人们的心灵恰为一片犁松了的土地，最容易吸收进真理的甘露。在这种时刻，思想的作用、真理的作用可以是十分巨大的。一旦错过了这样的时机，大多数人又会重新变得麻木不仁、听天由命，像板结的土地，真理之露纵然倒上去、流过去，却不能被吸收，不能使它肥沃滋润。文革之后的中国民众，恰好正处于那种最注意倾听真理、最容易吸收真理的宝贵时刻。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也有人讲，而且讲得更好，但是没多少人听了。
与当年的容宏、严复、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和胡适一代相比，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基本上不是来自课堂、来自老师、来自与西方世界的接触，而是来自他们的亲身经验，来自他们对经验的独立思考和领悟。因此，那种把自由主义依然当成舶来品，因此主张必须和中国传统例如儒家相对接才能使之在中国生根的观点，其实是个假问题。再有，其他共产国家实现转型的经验也证明，要实现转型，并不需要有诸如市场经济、中产阶级为前提——尤其是蒙古，一缺市场经济，二缺中产阶级，三缺派往西方的留学生，四缺自由主义传统，可是说转也就转了。
在四年前北京的一场研讨会上，张木生说：“刘源让我带一句话，问问大家，除了共产党自己能够整垮自己，苏联已经证明了，其他谁能整垮它？”这话完全不对。要说共产党整共产党，共产党自己整自己，谁能比得过斯大林毛泽东呢？斯大林搞肃反，毛泽东搞文革，多少共产党人被整得死于非命、家破人亡！刘少奇一家，文革中死了四个，六个进监狱。在斯大林时代毛泽东时代，共产党疯狂地整共产党，可是共产党并没有被整垮。中共总是说苏联共产党是让戈尔巴乔夫整垮的，这话更不对。戈尔巴乔夫整谁了呢？一个都没整嘛。恰恰是戈尔巴乔夫不再整共产党了，所以苏联共产党就垮台了。我早就讲过，共产党专制就是靠整人过日子，不但要不断地整党外的人，也要不断地整党内的人、整自己人。哪一天共产党不整人了，哪一天共产党不整共产党了，也就是说，哪一天共产党不因哪个共产党人发表了不同政见就剥夺其自由、就不让其说话了，哪一天共产党就垮了。
八九民运功败垂成，六四屠杀中止了文革后的自由化运动，把中国引入歧途。27年来，中国又发生了重大变化。50年后回顾文革，我们不能不感到，今天的中国，距离文革是那么遥远，又那么贴近。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85期（2016年6月10日—6月23日）2016年6月23日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