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然:“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极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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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lamophobia is a kind of Extremism)

虽然“伊斯兰恐惧症”的策源地在欧美,是一种地道的西方思想,中国人于此贡献无多(中国人在现代思想上一向建构无多,只扮演二级批发商的角色,也因此在世界上缺乏话语权),但这并不妨碍在中国有着伊斯兰恐惧症最忠实也最狂热的拥趸,他们会因网上的一语不合就喊出“砍死你全家”。这样的狂热令见多识广的西方主流媒体也不得不加以侧目。

《纽约时报》在一篇报道大嘴特朗普(Trump)反穆斯林言论在全世界引来一片骂声的文章里,特意提及中国网民的另类表现(《特朗普反穆斯林言论在中国引起共鸣》DAN BILEFSKY 2015年12月9日)。

“特朗普的立场自有其崇拜者。在中国的Twitter式社交媒体网站”微博“上,他对穆斯林移民的言论吸引了数百个好评,中国的支持者把他的想法和自身对维吾尔人的恐惧结合了起来。”

仅仅是对维吾尔人吗?这段时间,几乎所有的中国穆斯林都在社交媒体上(微博、微信)有过受伤的经历,感受着被进一步边缘化的压力。从反恐战争一开始,我就认为“回民”这一群不可能置身于暴风圈外,尽管我们没有也不可能有领土要求,但对我们并不缺乏另外的“罪名”:信仰!

在反穆斯林分子的戈培尔式的重复宣传中,伊斯兰宗教已与恐怖主义划等号,穆斯林已与恐怖分子划等号,从穆斯林形而上的教义、教法乃至最底层的饮食禁忌,每一部分每一细节都遭到了大鸣大放式的谩骂批判。

一位复旦的学者(为了敢于直言者免遭“五毛”的进一步伤害,此处隐去他的名姓)表示:“中国人可能是最能理解特朗普的人群。”

我同意他的这一观点,但我不能苟同他对此的进一步阐释:“特朗普确保‘最高安全性’的想法,在很多中国人当中引起了共鸣,他们生活在高度保守的社会,比美国更加封闭。”

莫说在当今信息化的地球村时代,人类高度同质化,实际上,在中国人的体内早就有一个内化的西方灵魂,这还要从1840年说起。鸦片战争的惨败使中国人睁眼看世界,这个世界主要是指英法等欧洲列强所代表的那个西方世界。从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简单模仿,再到五四学人提出拥护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反对旧宗教(孔教)、旧礼法、旧语言,以否弃一切的极端姿态将本民族固有之传统与西方启蒙思想对立起来,直接开启了半个世纪后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的先声(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如此“灵魂深处闹革命”,中国人拥有一个西化的灵魂就不足为奇。一些人是西方的民主“五毛”,另一些戴着左派和民族主义面具的人则急于捧西方反伊斯兰的臭脚,画面虽然分裂,却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当今中国,时常能听到“反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口号,其实,当权的意识形态何尝不是西方社会科学的一门重要分支,即使它因反资本主义的立场在西方是一支遭围剿的“异端教派”。虽然马克思主义或曰科学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但它在本质上仍源于“现代性”(modernity)。现代性是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历史发展与思潮演变的核心特质,马克思本人的论述立场无法摆脱现代性意识形态的底色,比如那段反映他宗教观的著名论述。

让我们更全面的引用他的原话吧——

“宗教的苦难是对现实中苦难的表现,同时也是对现实中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的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当中的有情,正如它是没有精神的景况中的精神一样。它是人民大众的鸦片。废除作为人们幻想当中幸福的宗教,就是实现他们真正的幸福。要扬弃与这处境相关的幻想,就是要扬弃产生这种幻想的处境。”(《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在此,作为富有文采的政论家的马克思并没有提出铲除宗教,相反,他将宗教称为被压迫者的叹息、抗议,是无情世界的有情。作为出身于正统犹太拉比家族的马克思而言,他真正反对的是现实中的不公正所导致的苦难,包括作为欧洲少数民族的犹太人的苦难。

真正反对宗教的是大斯拉夫民族的列宁,是他断言“无神论是马克思主义无可非议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宗教》),将所有宗教通通视作了“反动”——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的这句话是马克思主义在对待宗教问题的态度上理论的总根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所有的现代宗教及其教会和各种宗教组织都无一例外地是资本家进行反动活动的工具,用于掩饰其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并对他们进行麻痹。”(《关于工人对宗教的态度》)

列宁的理论已经在历史中得到了论证,我不想多言。我只想正本清源地向人们复原在马克思和列宁之间存在的微妙差异,真正的马克思是温情的,而不是粗暴的。

即便如此,作为一位西方思想家,马克思仍然是西方启蒙思想的继承者,西方启蒙思想家们在与罗马教廷的教权与神权的斗争中建构起来的对政教合一甚至是对宗教的否定,使他作为一个有局限性的“人”(而不是所谓“马教”的神或先知)无法超越其时代。

当后现代的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现代性”不仅导致了地理大发现和工业化,也导致了殖民化、世界大战、大屠杀、核战争和日益危重的地球环境灾难时,仍旧以基于现代性意识形态的“传统/现代”、“西方/东方”“民主/封建”、“进步/反动”、“文明/野蛮”、“理性/迷信”二元对立的观点,将人类文明、历史分为不同时段、不同区域,认为前者按照一套演化论的模式对后者的征服与消除是一种历史必然,显然就是一种执迷不悟的西方话语霸权,这种对“现代性”近于迷信般的崇拜已遭到后现代理论家们的批判与解构。

由于伊斯兰世界紧邻西方世界,那里也成为了西方殖民侵略的重灾区,那里的现代化所具有的殖民外加特征也更为明显,因此也遭到了现代穆斯林知识分子更多的怀疑、批判及反制。

“伊斯兰恐惧症”一定程度上讲,就是这种现代性斗争的延续和新版本,是西方保守派学者服务于西方对东方的权力宰制而进行的学术生产,是典型的知识霸权。爱德华·萨义德在其巨著《东方主义》一书中对西方学界这种对东方的研究、权力与知识的关系有着深刻的分析与批判。他也是唱响“文明冲突论”的亨廷顿的不可逾越的对立面。

伊斯兰教是西方社会最熟悉的非西方宗教,与西方基督教世界有着长期的矛盾冲突,被西方保守派学界列入反现代性的负面指涉,使得西方现代性的“自我”有着伊斯兰东方的“他者”来提供反向的认同,为其全球统治提供依据,有其利益所在。而同为西方中心主义论述对象的“中国”,有必要加入这一阵营(西方也不会接纳中国,如同在反恐战争中一样),将“伊斯兰”当作预想中的仇敌,为其话语霸权进行摇唇鼓舌吗?

勿忘一句中国的古语,唇亡齿寒。

伊斯兰恐惧症传播仇恨,直接导致族群间的对立,加大各种既存的矛盾量,并将最终从网络上进入现实中引发冲突,因此,说“伊斯兰恐惧症”是恐怖主义的一环,是一种非穆斯林的极端主义,毫不为过。这些年,在伊斯兰恐惧症的欧美老家,越来越紧张的族群关系和越反越恐的反恐战争都说明了这一切。

在某些战略家的潜意识里,也许会认为放任伊斯兰恐惧症会是一种反恐的“以毒攻毒”战法,可谁又能预料这也极可能在起到“火上浇油”的不测后果。

中国在物质上崛起了,而要想真正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则必须拥有自己独一无二的灵魂,这就需要沉下心来进行自己的话语建构,而不是西方人一感冒,这边就打喷嚏。

Stop Being Someone Youre Not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2015年12月19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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