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学界,近三百年历史常常被分作三段:一.清史;一.民国;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三段兼修的学者很少。像我这样只修一头一尾的,也不多见(致为某些学者所讥)。比较多的,是从清代进入民国,或由民国转入当代。

至于学术的重心,在我经历所及,三十年间,也发生了由清入民(国),再入当代,热点迭次转移的过程。而我初到美国,当代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还不算作“历史”的范围(这与国内情形不同)。

我的“一担挑式”选择,表面上看,“全神贯注”于前面一头(在美国我只读清史不及其他),而内心关切却在后头。它也成就了我的一个观点,即当代(今天历史)的“昨天”,不在民国,而在清代(特别是十八世纪)。当然,这主要是就经济史而言。

至于当代农村变革,又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经营制度,即与“包产到户”有关土地制度、经营体制等问题;一是关于农业经济发展的方向,带有很强的技术性。

本篇文字,不管是使用什么方法,是“以古贯今”,或“自今返古”,或以“三百年为一个历史”做出发点,事后看来,并不由人。俗话说:“冥冥中自有天意”,即表明个人选择的成份很少。

一.同样遇到“人口问题”

三十年前,我读研究生时的论文题目,是关于四川的“场市”(农村集市)。“场市”也许并不重要,为这篇论文,我却读了四百多部地方志,等于作了一次清代四川的“农村调查”。这为以后的学业打下了一块基石,通过它,获得一部分“史感”,也与我在农村生活的经验可以互相验证。

这篇论文在学术上也有一点价值,它触及了一个理论上的问题,即中国传统经济的“自给自足说”。这一下非同小可,答辩时不能不讲究策略:农村经济的基本单元,不是农户或者村落,而是围绕着场市展开的“场市区域”。更深入的话就不好多说。慢慢我才发现,过去中国历史的许多“结论”,多是产生于“调查研究”之先,而非其后的。

毕业以后,我需要选择一个题目,作为将来自己的“专业方向”。对每一个有着相同经历的人来说,恐怕都是必过的一“关”。

我采取的是一个“笨”方法,就是阅读清朝的基本史料(《实录》等)。慢慢不知怎么就有了一念:写“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那时发展组经常有小规模的学术交流,记得那次还是在沈志华家。

从历史观察,在清代十八世纪,“我们”遇到了什么问题?第一个,恐怕就非人口问题莫属了。这种情况,在四川我就发现了。

公元十八世纪之初(康熙四十年代),清圣祖(康熙皇帝)发现,国家人口益繁,不能不“预筹安养之策”。这就展开了清代史中最有光彩的一页,集中表现在十八世纪头五十年中,政府连续给出一系列的政策措施。

康熙、雍正时期,中国“人丁”只有两千数百余万,到乾隆初年初次统计“大小男妇”,就发现已有一亿三四千万“口”(那还是国内清史研究的起步阶段,尚需经过一番考订,才知道“丁”非是“口”;因昧于“丁”与“口”乃两条“非平行线”,时兴“以丁折口”;对人口问题的发现,仍归之于乾隆晚年之洪亮吉,不知两者差了八九十年,中间还有一大段故事;称洪氏为“中国的马尔萨斯”,也表明国人在学术上之崇拜外人及好拾牙慧)。至乾隆五十八年,全国人口达到三亿之众。

中国在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这么多的人口(汉代、宋代、明代的最高数额不过六千余万),也没有这么大幅度和快速的人口增长。重要的是,它竟与后几百年连成一段,一直增加到十几亿之众。各位也许不会同意我的看法,即中国从彼时即已开始试行“现代化”(参见拙文,《史林》2006:5),但不难发现,“当日”问题与“今日”已十分接近。

还有一节不能不说,就是中国人口思想的主流(可以圣祖皇帝为代表),是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力求用经济发展来满足日益增加的人口需要(而非限制人口增长)。它自然要带来一个巨大的需求和农业产出,并带动一系列政府政策的出台。

二.似乎不成问题的开垦政策

要发展经济,首先便是开垦土地,当日朝堂上称为“垦政”。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对农业生产来说,第一步即开垦土地,舍此并无其他。至于灌溉、施肥,以至复种、多种经营,一步步提高耕地利用水平……都是以后的事。历代都把土地开垦,作为“恢复时期”的主要政策,一向也卓有成效(如明代初年)。

从官方统计数字来看,清代以前明代中国的耕地面积,已有7亿多亩,到民国初年,达到14亿亩。其间约7亿亩是为清代开辟,占据一半(数据中的问题存而不论)。换句话说,清朝三百年土地开垦,与以前三千年所垦约略相当,成就极为可观。

从其他各方面史料也可印证,清代出现了“全域性开垦”,势头及于历史上从未开辟的深山老林、生荒地土,其中最著名的新开发地区有西南、中南及东北等地,相对于明代经济重心偏于东部运河一线,已形成极大反差。

经过清初“恢复时期”的持续开垦,到雍正年间(1723~1735),中国造报耕地数字达到9亿亩。估计民国初年造报的14亿亩耕地中,可能有12亿亩,是为乾隆年间(1736~1796)已经开垦。

可是当康熙年间(1661~1722),中国还有大片的荒芜土地有待开垦,圣祖皇帝却持相反观点,表示:“内地实无閒处”,“此外更有何应垦之田”?

圣祖之后,世宗皇帝重新强调土地开垦,史称:“雍正间督各省开垦,颇用以厉民”(特别是在中州河南等地)。引致朝野不满。

因此高宗皇帝甫一即位,便一面声称:内地开垦一说,断无其事。各省督抚亦断不得以此为言;一面减税免税,甚至对耕地面积的统计都不复关心。“长时段”历史不好解释短时段“事件史”,这是一个例证。三十年内,政策在三个皇帝手里来回变动,由什么“客观原因”可以解读?

清朝皇帝是不是“错了”,也有学者于此“斤斤计较”,却忽略了作为一位“当事人”、“口述史作者”,是没有所谓“对错”的。对传统的“宽政”缺乏了解,也不免带入现代的“先入之见”。

所以到乾隆初年,中国的耕地数字就固定下来。中国传统的经济政策出现了历代没有过的大转向。今人对此可能觉得没什么了不起,事实上却非同小可。

尽管这些都属于经世派的学问(参见《皇朝经世文编》),可惜的是,清人对自己这些东西,从没有好好总结过。一直等到很久很久以后……中间还走了一段大弯路。

为什么要这样说?事情还要追述到半个世纪以前。据史料记载,1950年1月访问苏联期间,毛泽东曾说,“中国人吃饭难是个普遍的大问题。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发展农业,扩大粮食耕作面积”(《汪东兴日记》)。同期陈云也认为:“农业增产有三个办法:开荒,修水利,合作化。这些办法都要采用”(《陈云文选》)。在毛泽东编辑的《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也认为土地开垦还大有潜力可挖。……这种情况,直到很久以后才有所改变:1970年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才承认中国没有什么土地可以开垦(其间也不是“一无所获”,但开垦的都是边际土地,成本较高,而且所得不及每年城市化的“消耗”,因此中国耕地面积仍停留在以前的数额)。

又过很久以后,最近我才想到:这种思想在本质上是不是改变了呢?怕是未必。农业学大寨,开山造地,各地退经还粮(特别是在广东、福建),恐怕仍然是“扩大粮食耕作面积”,仍然是一种“开荒”。

如果早读一点清史,读一点康熙、乾隆的谕旨(那些个所谓“错话”),是不是会好一点呢?我就不知道了……

三.老大难的多种经营

下一步面临的问题就是,如果说耕地已经开发殆尽,将如何谋求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如果清代耕地的增加远不足以解释农业总量的提高,又应从哪些方面去寻求这些方法和原因?这是中国历代没遇到过的重大挑战。

如果说“三百年为一个历史”,我们也可以说,在近几十年里,这一直是一个“老大难”问题。

上世纪五十年代,最初的口号是“以粮为纲”,但与它的后半句“全面发展”,就不免成为“悖论”。所以后来胡耀邦称之为“以粮为纲,全面砍光”。这里面原因很多,我们只能集中探讨它的“技术方面”,而且仍是从清史出发。

清代新的探索始于康熙,期望农民不再“狃于种地”,开展畜牧等他种经营(康熙五十五年上谕);继之以雍正,于土地增垦、“竭力耕耘”外,提倡“山泽园圃之利、鸡豚狗彘之畜”,展宽农业经营方向(雍正二年上谕),而完成于乾隆,不独以农事为先务,而兼修园圃、虞衡、薮牧之政。

这一经济发展政策的主旨,就是不再亟亟于土地的开垦,而在已有的耕地上做文章,提高其利用水平,特别重视五谷以外的作物种植,及农耕以外的各种经营。其涵义已不止于“精耕细作”(据许倬云研究,中国汉代农业已进入这一层次),而在于经济作物等“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工业和商业的广泛增长。遂为中国经济指明了一条极具可行性的发展道路。

后来有估计说,中国农民经营“副业”的收入,一般占农副业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农民中约有五分之一以上专门依靠副业过活。如果加上“工业”部分,相信清代数字还要高出许多。

总而言之,清代的经济增长,可以说全与“贸易”及“交换”有关(尽管只涉及商业交易的一小部分,清朝关税在乾隆年间仍增长了四倍)。它成为土地开垦之外,对清代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一个因素,也是清代经济发展的最大成就。这虽非政府一手造成,政府政策的作用却不可小觑。

这一切都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利好”消息:有材料表明,佃户改种高产值经济作物,依旧交纳稻谷田租(如我在广东所见之买税);同量田地上耕作者增加,导致亩产量得以提高,田租反而下降,有利于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要(参见拙作《租佃关系新论》,上海书店出版社)……

返观当代,一般认为,土地改革以后有一个“黄金时代”,其实大可商榷。根据统计数字,到1952年,中国粮食总产恢复到战前水平,人均产量却有所下降;经济作物的下降更是明显,如油料、烟草、茶叶、丝茧的产量降低了一半左右;而且以后很久,这部分生产都未能恢复起来。

到1956年,集体化以后的第一年,问题就充分暴露出来。1956年中,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5月6日∶一五计划前三年烤烟生产的计划都没有完成,原因在于指导错误以及价格政策等;9日:越来越尖锐地感觉到油料供应不足;10日:农村副业、手工业生产大大下降,是造成当前农村市场不活跃的重要因素;24日:去冬到今春不少地区农村副业大大衰落;6月6日:由于领导机关重视不够和长期以来收购价格偏低,江浙两省桑园面积和产茧量,目前只相当于战前的54%和35%;据农业部统计,今年花生、黄麻、甘蔗播种面积都在减少,许多地区副业生产下降了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特别是养猪减少;7月:中央农工部副部长王观澜报告,浙江副业严重下降,江苏长江两岸地区副业产值一般亦下降了30-80%以上。

毛泽东为此专门起草了一份通知:河北省粮食以外的农产物占产值百分之七十一,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数目字。其他各省情形与此有些不同,但粮食以外作物及副业的产值至少占百分之五十,或者在百分之五十以上。各地农业生产合作社要注意多种经营,否则就是一个很大的偏差,甚至要犯严重错误。

生猪的出栏头数从1955年下降,1956年下降为6157万头,比1954年减少20%左右。1956年出现了全国大牲畜数量的首次下降,从此开始了一个持续下降的过程(1957年、58年分别减少390万和610万头)。

而且,极力强调粮食生产,粮食问题并没有解决。在集体化的前十年(1956—1966年)粮食生产是零增长,后十年(1967—1977年),仅仅是总量增长,人均并无增加。在大饥荒时还能依靠四川、黑龙江,改革前夕则几乎没有一个省份还可调出粮食(不要说防灾,以后的“工业化”、“城市化”皆失去依托)。

当年“以粮为纲”的做法,不但没有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反而害苦了那些先进地区。类似的问题,在历史上就存在过,如雍正皇帝曾一度批评广东和福建的“舍本逐末”。继1982年福建之后,1983、84年我两次赴广东考察,目的就是看看在“放开”之后,地方经济将向何方“自由”发展(我在那里也遇到老人恳切陈情,希望上头放宽粮食政策)。

简言之,在中国这一农业古国,自发展的早期阶段,粮食生产都是丰富而有余裕的,曾几何时,一些地方改而经营其他经济作物,因此不得不进口粮食(如广东、江苏、福建等),这是一种进步,而不是倒退;如果“倒行逆施”,强令其“自给自足”,结果将会放弃其领先地位,即使获得一时成功,却最终无法解决该地区的发展问题。

“以粮为纲”的问题,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才得以解决,《杜润生自述》中说:1981年中央批转了国家农委《关于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报告》(13号文件),它关系到健全农业生产结构,和农业生产的战略方向等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生产结构问题和责任制问题至少是同等重要的。两项政策,一条是包产到户,一条是多种经营,从此把农业推进新的体制和新的生产结构。

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存在着很大的误解。好像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都主张重农轻商,就只种粮食,不搞多种经营。实际上“多种经营”是禁不住的,在有些朝代还很发达,——《自述》在这里即引述了高王凌的研究。

1982年秋,我把文章初稿交给发展组。当时小组正准备下乡调查,题目是“包产到户以后”的政策走向。“带头大哥”宋江看好它,来信说:“不仅文章对现实有借鉴意义,而且对改变史学界的学风有一定价值”,并决定打印若干份,送中央书记处。多年以后,据友人唐晓峰回忆,王岐山曾拿此文向他显摆。

当然,这一问题的解决还须分两步走,没有八十年代中在粮食问题上的“放手”(所谓农村改革的“第二步”),则还不成(参见广东和江苏的例子)。

说到这里应该声明,我决无意指陈中国当代改革是受清代影响,不,农村改革是从实际出发,并非受书本和前人影响。但也不可否认,这里面存在有一种“关联”,而且可以“互相说明”。

所以我曾提出这样的学术口号:“正面观察,贯通古今”。不但来回观察,必要时还须反复贯通。

四.一以贯之的农村工业问题

有关经济发展的第三个方面,是农村工业问题。

有人以为,农村工业是“大跃进”以后才有的,这并不对。也有朋友问我,苏南的乡村工业为什么这样发达(白南生;为此1988年我们曾一同去无锡作了一次调查)?对我来说,这问题却是“不言自明”的。在地区研究中,除四川、广东外,我曾专门研究过江南。过去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遮蔽,这些地区发展的本格意义都被忽视和歪曲了。

我的研究表明,在清代长江三角洲,曾存在一个“农村工业区”。当然,这里说的不是现代工业,而是传统工业(与今人的误解不同,传统工业也是工业,而且二者的转化在江南也没遇到什么“实质性”的障碍)。在那里,农家出产主要是工业品——手工纺织产品(棉布、丝织品等),基本是以货币结算(出售棉花,买米自食及交纳漕粮)。不但如此,如果进一步细作区分,可以发现,其最终产品组成中“工业所得”占据大半,“农业所得”不过三分之一。因此,江南也成为当时人口密度最高、经济最为富庶的地区。

与一般所知相反,清代政府对农家工业采取支持态度,好些个省份,如河南、四川、陕西等地的“劝农”中,也都把江苏当作了经济发展的楷模。相应的,乾隆时期政府还开放了矿禁。

“农村工业区”?其他经济史学家不一定同意我的说法。当然,在经济史研究中不可避免会缺乏一些“现代统计”。但这不能成为借口。曾国藩说:做学问要有“胆识”。有些问题需要“考据”,有些则须用别的方法,如章学诚说的“性灵”和“神解精识”,所谓“古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竹帛之外,别有心传”,一味考据,恐怕就会落入学问的“下乘”,并可能迷失研究的方向。

《杜润生自述》里说:初到国家农委上任,正是1979年初,发现江苏一枝独秀,发展了一批社队企业。乡镇企业在苏南早一步得到发展,也和近代早期的传统基础有关。

他又引述高王凌的研究,说:据中国有的学者研究,在清代这里就形成了一个“传统工业区”,家庭手工业非常发达,已成为当地“农民”的“主要收入”。而且,到本世纪很快就转成现代工业,并形成当地的经济中心,但解放后逐渐趋于凋落。纵观历史,农业向工业生产发展的冲动,在中国是早就存在的,也是难以遏止的。

在追述改革前夜农村形势时,杜润生提出,当时农村已形成了三类地区,各占三分之一左右的比重∶一种是集体经济搞得比较好的,一种是处于中间状态的,一种是较差的“三靠队”。所谓“三靠”,即是“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这一类生产队大多在落后地区,显得问题最大。

但是人们往往忽视了,第一类地区即所谓先进地区,问题也很大,只是性质不大一样罢了。这些地方迫切需要放宽政策和解放劳动力,把经济导入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梯。然而,受到宏观经济的制约,这种需要很难满足。集体经济体制既解决不了三靠队的“脱贫”问题,也满足不了先进社队的“致富”要求。它几乎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为此,1979年,刚恢复工作不久的杜润生就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文件。到1982年、1983年的一号文件,突破了只有社队才能办企业的限制。1984年一号文件提出,农村中越来越多的人转入工业和其他非农产业,“是一个必然的历史性进步”,接着转发了《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作为1984年第四号文件下发。为以后乡镇企业迅猛发展,打了个基础。农村工业遂成为此后中国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居功至伟。

发展“多种经营”和“农村工业”,是清代为我们展现的两条极具可行性的经济发展道路。至今,中国农村经济仍然走在这条路上(包含商业)。中间的一度改变,并不能使其“中断”。

当代农村改革究竟从何而来?不难发现,其中起到主要作用的制度因素,不是别的,正是一定的土地及财产私有权、小农的家庭经营、农民选择生产项目和经济行业的某种自由,商品性经营以及市场机制等。而所有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中曾经有过的东西。由此看来,当代中国农村改革的内涵,也可称为“传统制度”的复兴;即令“包产到户”,也可以说是古代“井田”、“均田制”的再生(参见未刊文稿:“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依托”,1987,福特基金会赞助)。历史,在这里重新“接续”起来。

关于清代的“工政”和“粮政”,是我在赴美之前写就,并以论文形式在美国发表(1987年)。回国以后,形成小书《清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由沈志华赞助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在友人王希和谢茂松的帮助下,北京大学出版社再版(2005年,更名《活着的传统》)。所谓“经济发展”,意指历史上“经济恢复”之后的“和平发展时期”,讨论这一时期的传统政策,在以前大约还没有过,为此我获得美国Luce基金的赞助(1986年)。

如此看来,清代的经济发展政策,实具有前瞻性和跨时代的重大价值,特别是我们有了二十世纪下半叶的经验以后。虽然这些并非传统史学关心的重心,清人自己也未做过相应的总结。我却从中第一次体会到了中国传统的正面价值,从此在这条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这无意间扩大了经济史的研究领域,把一项“经济史”研究,带入了“思想史”、“政治史”的领域。也许,正如钱穆所说:“经济史必从全部文化着眼始能有大成就”?

不过,在那些文字中,我却只说“历史”,几乎没有一句提及“当代”。相信识者皆在农村经过一番“摸爬滚打”,深悉“个中滋味”(以后很久我才试着把其中的关联挑明)。

“一代有一代之史”,这成为我最重要的研究之一,它是对昔日历史的一个现代诠释,也是对当代改革的一个历史说明。藉由着这种“古今两相观照”,我尝试着将历史学与当身社会问题连接起来。其实,它可能也是“身不由己”,因由自身经历,衍义出一段历史。貌似严整,却是信步走来,并无“人谋”。

附录:是古人错了吗

我那篇从清史解读当代改革的文章发表以后,有朋友问:清代(康熙、乾隆年间)中国到底还有没有可耕土地?

我的回答,可谓直截了当:

“有!当然还有可耕土地!”

所以近几年有同仁批评说,康熙、乾隆都错了。

我虽知道当时还有土地可耕,却不能认同这种以为古人、当事人“错”了的看法。

钱穆先生曾说:书写历史,不独要与史实符合,且须与其所记载一段历史之过去、未来相贯通。世界上绝无有纯客观的历史(《中国史学发微·中国史学之精神》)。

即使事实上还有耕地可以开垦,这种“实事求是”的“客观主义”,也是一种“肤浅”的学问(也许属于“考据学派”吧,一笑)。它回答的是什么问题呢——不过是证明批评者自己比别人“高明”罢了,却没能抓住时代(无论是历史还是现代)的重大问题。

这样做学问可就太简单了。至少,我们应该追问,康熙、乾隆两位皇帝,为什么要这样想、这样说呢?

他们为什么不能满足于开垦土地,而要往前一步?

所以我认为,他们是想法是前瞻性的,而不是只顾当下(当时也有许多地区已面临这一问题,即在土地开发殆尽的情况下如何发展经济,特别是在“基本经济区”即运河沿线省份)。怎能轻率地说他们都错了呢!

朱子的说法或许可为参考:

“看书不可将己见硬参入去。须是除了自己所见,看他册子上古人意思如何。”

“是且虚心,随他本文正意看。”

“且要晓得句下文意,未可(未得其意)便肆己见,妄起浮论。”

“欲知彼事,须问彼人。今却不问其人,只以己意料度”(钱穆《学龠》)。

这里还涉及一个方法上的“禁忌”,这就是在“口述访谈”的方法里,切不可在访谈中,随意批评访谈对象说他“错了”(朱熹也说过:“且从他说尽,不可剿断他说”——钱穆按:近代学人最易犯此病)。

为什么“口述史”里要这样规定,——《过去的声音》7《访谈》里特别强调:面对一个口述者,你要“尊重”他,表示“理解”和“同情”,“坐下来静静地听”。哪怕是陈述他极其荒谬的理论,使用他最最愚蠢的论点,“你不能反对,也不能表示异议或嘲弄”,——请同学们想一想?

发信站:爱思想
更新时间:2013-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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