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王凌:杜润生是怎样指导我做调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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噩耗从一早就不断传来,有学生关心他们的太师傅,有江湖上朋友问询追悼会消息,还有约稿的好几家……

若论起我与杜润生杜老的个人交往,以至被称为他的“关门弟子”,甚至“千里传音”让我代领某一奖项……这一切,大概都始自二十五年之前。

杜老指示我做农民“反行为”研究

那时候杜老刚刚赋闲,大家都很关心。一天回到家里,弟弟小蒙——他是我推荐给领头大哥,后来成了粮食改革的专家——征求我的意见,我遂答以:“写书”。因为这是最方便的一种形式了,而且农村改革十年以来,有多少经验教训值得总结啊。自然,这须从“十年”,上溯到“三十年”。结果,几位朋友都有相似的想法,所以就由杜老亲自挂帅,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

参加的人前后有陈锡文、小蒙(小高)、大高、谢扬、林毅夫、晓犁、南生、道峰、小焕等人。在“九号院”(清代礼王府),我们曾召开一系列小会,就许多历史问题逐一展开讨论:“土地改革”、“新民主主义的放弃”、1953年、“统购统销”、55年的“危机”和集体化“大风暴”……等等。

记得第一次,是锡文和我们兄弟两人一起去二十二楼杜老家,他拿出新出版的史料,跟我们谈土地改革问题。说到大家都未曾注意的土地改革的第三层含义:“重组基层”(详见《杜润生自述》)。听了使人振聋发聩。他还留下我们吃饭。

后来我给小组提供了有关土改的文字,为帮助大家“回忆”,罗列了不少史料。杜老不太满意,但他并不明着批评我。那些日子我为此睡不好觉,做恶梦。记得第一次跟杜老出去开会,有一位太行出身的老干部还给我出主意。也有两个大牌的部长见我是生面孔,质问我:为什么(跟杜润生)做这些研究?他们什么理儿不懂?我只好说是因为“饥饿”。他不再吱声。后来崔晓犁告我,他有一个儿子插队时即死在雁北……

我很久以后才意识到,正是因为有杜老这样一位当事人的参加和批评,我们都在无形中有了一位难得的老师。当然,杜老给我的教诲还不止于此,在日后我为他写回忆录时,更涉及许许多多我不懂的国民经济问题。近十几年来,有些学者看好我的当代史研究,其实,这离不开我的这位老师;而且从那时候起,可以说,我们就开始了一个系统研究;当然,还有一条就是我肯于下乡调查。

其实,这也是他“指挥”我去做的。这就要说到所谓“反行为”研究了(反行为,即面对不符合自身利益的公社制度时,以“反道而行”的行为来消解这项制度——编者按)。很长时期有一种观点,好像农民是信服“集体化”,是上级“要怎样他们就怎样做”的,我不同意这种观点,在小组会上脱口而出:农民是有他们的“反行为”的!

就因为这句话,杜老说:过去对于政府方面的做为,农民群众是有反应的,总要有办法,来对付、应付的。这是农民对这段历史作出的正面贡献。他指示我专门去做此项调查研究。

为此我们选了一个点:山西太谷。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曾在太谷插队,除了那个村子以外还在另一个村工作过,认识了省级劳模游墨则。只有一个地方,感到调查还没有把握,因为我以为“反行为”是国外社会科学的一句通行用语,实际上它是我的一个“直觉”(很久以后法国社会学家对此大表赞同),以前从没有过。它能否被证实,就是第一个大问题。

太谷还是杜润生的家乡,有不少亲朋故旧,比如老县长要进之,就是他的同学,抗战时期的老干部。他首先就肯定了我们调查的那些东西是存在的,还帮助我计算了当地农民能够从集体手里拿走多少粮食。具体说,其比重大约有20%。

这一点也为杜老所接受,并在日后应用于全国的数据估算。前一两年,我在一次经济学会议上,当众对林毅夫说出,他因为是第一次听说,还感到震惊。

经过太谷的第一次调查,我心里有了底,就给杜老打长途说:我们的研究可以立住了!

回到北京后,我给他做了详细汇报。他亲自出马,带我一起去某大牌基金会,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得到批准

第二年我又去了太谷,杜和我相约在那里见面,他表示这是最后一次回家乡了。那天见面的,还有他的90多岁的舅妈。据说杜很小就父母双亡,是为舅舅舅妈养育大的。所以他并不知道自己的出生日期,只知道是1903年(现在通行的说法都是编的)。我曾经采访过这位老人,她是董村人,离我插队的西吾很近。她很感慨怎么当年自留地的产量比集体地里要高上几倍!这正是杜老所说的“自留地效应”。因此包产到户可以增产,他早就了解了。有同人说,杜润生一开始不同意包产到户,这怎么可能呢!

杜老的故乡阳邑,始建于春秋时期。第一次去的时候,我曾受托去那里看了他家的房子。一个精致的小四合院,可谓书香门第。他打算把它交公。近年县里来人表示,要建立一个杜润生纪念馆(另建一个白居易书院)。还征求我的意见。

以后差不多每次出门调查,我都要向他请示汇报(通常我是很快地写出一个调查报告,提交给他)。印象里最有趣的是云南。他让我找省农委的一位负责人梁林,首先的一个问题,就是云南的合作化是真的还是假的?这多有意思!

后来我去广东,他让我找了他的老朋友省农委负责人杜瑞芝。我在北京就认识了杜瑞芝。他给我讲了很多有趣的故事(关于当初邓小平是否不赞成包产到户,我写在了另外一篇文章里),并给我以调查指导。这些就是我们调查的重点地区。

有关“反行为”的研究著作,终于在2013年出版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我几次提到,这是我跟杜润生二个人的共同研究,这并不是夸张。比如,大饥荒以后农民“两面政策”,就是他的提法。有一次他还说了一句:不要把小帽子扣在大脑袋上。过了几个月我才领悟,是说在反行为中,不要只盯着“瞒产私分”和“偷拿”上面(“包产到户”等制度修改也很重要)。

我年轻时,以清代经济政策研究获得路思基金资助,访问了美国,其中粮食部分曾经小蒙呈交杜老,很久以后他说还记得此文;退休前我访问了法国高等研究院(也是很高的荣誉),演讲内容即反行为的理论部分。

杜老痛删回忆录“点睛之笔”

我们的研究小组,不仅引致了“反行为”研究;直接的一个后序就是为杜老写回忆录。

1998年,我们在西樵山为杜老的回忆录通稿,其中有一段杜老说:

那时候(1953年初)陈伯达是毛泽东的大秘书,帮他读原著,发现西方的工业化之前,有一个“工场手工业”的阶段(《自述》出版时印成“工厂手工业”,有误)。他说,手工工场是马克思说的,是一个伟大的创造。毛主席所以强调办手工合作社,是可以不等工业化、机械化,不等外国援助,自力更生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这时他说,马克思主张“组织农业生产大军”。我说:这不是“劳动营”了么?当下他很不高兴。

感谢贾宝兰把这本书稿拿到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尽管在这一版本里,“劳动营”一句,是见不到了。

在广东通稿的时候,杜老已经预见到这点,打算主动删去这几个字。我觉得它太重要了,是画龙点睛之笔。杜老遂对我说,将来你找机会把它补上吧!现在,我可以告慰他老人家说,这一任务已经完成了(参见《炎黄春秋》2012年第2期;马国川在《风雨兼程》中也写到这段)。

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的分歧所在。杜润生的这段话是他思想的精华。弄明白这一思想,就可以解释中国集体化中几乎所有那些重大问题了。这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农业工作不好监督,监督再好,劳动者一样可以有“反行为”(杜老所说农民磨洋工,以及工人控制劳动进度、产出残次品等,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就可以明白,毛泽东为什么那么喜欢“大呼咙”,为什么始终反对“包产到户”了。

那时候,杜老的前秘书给我拿来一批文件,都是国家领导人征求他的意见的,很难回答的一些问题。我也曾打算就此写一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未果)。

来西樵山来看望杜老的,除王岐山与我年龄相当外,林若、张根生、吳榕、杜瑞芝等都是老人。为这本《自述》,曾有几位当面向我表示感谢。

杜老“以阴柔致天下”

下一个问题比较重要:杜润生到底是什么人物?他是一个“经济学家”么?现在坊间的文字多这么说,甚至说农村包产到户改革的胜利就是某种“经济学”的胜利。对此我可不敢苟同。

归根结底,农村包产到户改革是出自“知识分子精英”,还是其他什么——比如农民?——其实,无论王耕今(发展组在农经所的顶头上司),还是杜润生,在他们看来,农民比咱们都聪明,智慧是来自那里。“包产到户”,就是他们“拱出来”的。

我对八十年代的反思中,批评了不少改革派同仁,以为“我们”以“文化革命”的方式,“大轰大嗡”、“以多求胜”……其实都错啦。

但是有没有一条正确的“路线”,或者说正确的选择呢?我觉得可能还是有的。那就是杜润生的做法,我现在姑称之为“以阴柔致天下”。

我以前没有想到这些。直到最近,才知道“农口”的同仁对杜老有着那么多的批评,有的还很不客气。比如,有人说1980年初那次国家农委会议上,杜对包产到户就另有看法。而据我了解:1979、1980年初国家农委的两次会议上,杜处心积虑,包括安排安徽农委周曰礼做长时间讲话。杜老首先定调子发言,从文字表面看,并没什么——多年后老同学李银河的妈妈人民日报农村部老部长李克林对我说,我们可明白他要干什么,可兴奋啦(农村部何燕凌在座;这些人都是坚定的改革派)!——这里涉及杜润生的政治手法和特定立场,对于只有文化革命“大字报政治经验”的人来说,就很不容易理解。

我不由得想起帮他整理“自述”时,他不止一次说到这次包产到户改革的方式,是不打棍子、不扣帽子,所有那些反对者,一个都不处理,包括罢官的,也是平调,甚至调到中央来做官。

我现在才大胆把这些上升为一种“政治理念”,所以我给老朋友宋丽娜写信说:有没有一条杜润生的路线,依靠“说服”,而不至于“鲁莽灭裂”?

我后来跟杜老熟了,每每想到,他并“不是一个政治(活动)家”。杜常常被视为“经济学家”,他好像也认同了。做事有分寸,不越界,讲究保持其党内和部门内的“发言权”。与今天的“公共知识分子”有别。可能有人会为此轻视他,其实他极富政治头脑。要不怎么说他是某公的左膀右臂呢……

所以我的老同学、曾任香港证监会主席的王沅说:杜老不仅仅是个经济学者,而是一位通达的政治家。

当然,日理万机,人也不免有操作失误,在有些地方(如经常把秘书抛在一边),杜也像他的老领导邓子恢。在我看来,对杜的认识,很多人还不如李克林。

不再能向杜老当面请教的还有很多,比如我今年启动的“统购统销”研究,通过它我明白了杜老和邓子恢为什么持有不同意见;也重新认识了“新民主主义”,深化了以前的研究,还发现了“去货币化”的大问题……

传说杜润老曾经说,他这一生是无悔的。很可能吧。但我还要说,历史是很难写的,现在的“大数据时代”要求收集“全元素”的史料,而非经济学之剔除其他,一意寻求决定性的关键因素。

杜老就曾私下跟我说:中国的(农村)经济改革是不是过于成功,反而阻碍了其他路径的选择?这样思考问题,就很难能可贵了。

发信站:爱思想
更新时间:2015-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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