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浚浩
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传播系助教授
1. 八十年代末之前封闭与集权控制下的台湾传媒
2. 八十年代以来台湾传媒的主要变化
3. 台湾传媒走向开放的内部因素
4. 台湾传媒开放的意义及面临的问题
【注释】
自七、八十年代以来在经济领域中首先出现了全球化趋势，这一趋势随后逐渐扩展到政治和文化领域（Beyer，1994）。在关于全球化的理论中，Wallerstein的理论（1974）主要分析的是世界经济结构，而Meyer的理论（1980）则把重点放在世界的政治结构上、特别是由各国组成的全球系统；Robertson与Chirico的理论（1985）侧重于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关系，强调在以现代化为目标的全球化过程中广义上的文化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随着近年来对全球化理论的进一步深入探讨，有些理论家如Luhmann（1990）则更明确地提出了全球化与传播（Communication）之间的紧密联系，他指出，随着高新技术的革命性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世界性政治、经济结构的不断改变，传播体系的发展演变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整个世界体系的特徵。
九十年代以来，各国的传播学家们对传播与全球化的关系作了大量研究，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这个题目。[1] 研究表明，传媒的全球化趋势不但使一些国家的传媒在许多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且成了推动、促进及深化全球范围的经济、甚至政治结构重新组合的催化剂。传媒的全球化趋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传媒的开放与自由，即传媒政策的放松、传媒机构的商业化、私有化等；二是传媒主要功能与目的的转变，如从为执政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宣传服务变成为社会舆论监督和公众服务；第三，随着全球性消费市场的形成（包括传媒消费）以及跨国性或全球性传媒及文化产品制造业的形成（Robertson，1990；Hamelink，1997），出现了全球性的传媒体系，各国的传媒系统开始陆续融入这一全球性的传媒体系。许多传播学者认为，传播（communication）的全球化主要是通过传媒（Media）全球化体现出来的，而传播的全球化推动了世界的全球化趋势；传播的全球化既是全球性政治经济结构大改变的一个结果，又是推进全球政治经济结构进一步大变动的动力。
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在全球化趋势的影响下，亚洲也出现了一系列经济和政治结构的大调整。特别是在东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市场经济逐渐居于主导地位、出现了中产阶级群、实行了以自由民主为目标的政治改革。在这一系列的变化中，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传播和传媒也发生了重要变化。政治与经济结构的大调整触动或迫使各国的领导层重新认真审视他们对传播与传媒长期所采取的威权主义政策。这样的变化也同样发生在台湾。从二战后至八十年代末，台湾的威权主义政府通过对传媒的拥有权及一整套严密规定，紧紧地控制着传媒，力图使之成为政治和意识形态工具。随着全球化趋势强有力的扩展，从八十年代末开始台湾传媒经历了深刻的演变，不但呈现出许多国家的传媒在全球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变化趋势，而且还表现出不少自己的特点。进入九十年代后，台湾传媒在开放与自由化方面的步伐大大快于大部份亚洲国家和地区。本文试图以全球化理论为框架、以历史分析为主要方法，探讨台湾传媒在全球化趋势下所发生的演变及其动因和意义，并探讨台湾传媒开放后遇到的挑战和问题。
1. 八十年代末之前封闭与集权控制下的台湾传媒
根据Rubin的研究，世界各国对传媒的控制共有五种方式：一是通过对传媒的垄断实行直接控制；二是给传媒机构发放开业执照令其“自我审查”而达到控制的目的；三是借发布所谓“国家安全条例”或“紧急令”等手段实施管制；四是对传媒施加各方面的压力以收控制之效；五是对传媒或传媒界人士用暴力实行管制。[2] 在八十年代末之前的几十年中，在自称是开放的台湾社会里，上述五种对传媒的控制方式同时存在。其原因是，台湾的执政党国民党的基本结构是建立在威权模式之上的，其对文化、教育、传媒的控制与影响皆以维护执政党之地位为宗旨。[3] 从1949到1987年，台湾一直处在“紧急状态”之中，集会、结社、组党及言论、出版自由均被取消；正如Rampal所指出的，尽管中华民国的宪法上有这些条文，但仅仅是一纸空文而未付诸实际。[4] 那时，台湾的传媒常常成为执政党和政府巩固权力的工具，而不是单纯地服务于社会发展和公民对话的媒介；所谓的言论、出版、新闻自由等首先需服从执政党的政治需要；同时，执政党利用其掌握的党、政、军权力进一步使传媒在政治上就范到位（Berman，1992）。
台湾对传媒体系实行威权式控制的一个后果是，尽管经济发展需要传媒发挥更活跃的作用，但政治原因却造成了传媒发展的严重落后与不足。从1949年至1988年的40年间，台湾的经济增长了许多倍，但报纸的种类数量却长期停滞未增。到1988年时全台湾总共才有31家报纸，且受当局规定的限制，每家报纸每天的版面不得多于12页。而且，文化与传媒机构多附属于执政党、政府或军方，其中三分之一由执政党、政府或军方直接拥有，官方报纸的发行量占全台湾报纸发行量的80％以上。这样，私营的商业性传媒根本无法与官方的传媒竞争。
2. 八十年代以来台湾传媒的主要变化
除少数几个西方国家外，多数国家最初都抵制传媒的全球化趋势，台湾也不例外。当八十年代初全球化趋势开始向世界各地扩展时，台湾的一些传媒纷纷要求政府实行开放政策，但这些要求、努力和尝试都遭到了当局的严厉压制。[5] 传媒要求开放的努力和政府反对开放的企图导致了双方的斗争和摩擦，从1980年至1986年，政府对传媒“自由化倾向”采取的各项行动次数增加了近20倍，没收和禁止出版物的行动次数增加了近30倍。（见表1）
表1.台湾传媒开放前新闻审查情况
资料来源：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Human Rights in Taiwan Communique，1987.
然而，正如在许多亚洲国家那样，全球化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它或迟或早会波及到每一个国家和地区。不论是否情愿，各国政府都得面对这个趋势所带来的影响和连锁性反应。全球化的强大趋势最终使得台湾的传媒开始朝着自由和开放的方向变化，这个变化以政府1987年开始的政治改革为标志和起点。那时，政府实行了允许成立反对党、开放报禁等一系列政治改革，大大减少了对传媒的“自由化倾向”的镇压措施，而且也改变了传媒的总体环境。此后，政府又宣布解除了“戒严令”，于1991年进一步取消了“临时条款”，使得传媒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发展的政治和社会空间，由此向开放、自由、与全球传媒体系融为一体的方向大步迈进。
自八十年代末开放以来，台湾传媒主要经历了三大变化。首先是传媒的快速发展。自1988年1月政府允许办新报纸以来，报纸的数量从1987年的31家发展到1995年的357家，其每日发行总量也从1987年的390万份增长到1994年的600万份；同时，随着政府取消了对报纸版面数的限制，许多报纸的版面数由原来的12页增加到50页以上，向社会提供的信息量大大增加了。另外，杂志的数量则从1988年的3,400家发展到1998年的5,700家。传媒的发展不仅表现为报纸和杂志的数量大大增加了，更重要的是，一大批政治上独立的或持自由倾向的传媒也相继问世，这些传媒逐渐成为台湾传媒体系中一个不可轻视的重要组成部份。[6]
各国历来对电子传媒控制最严，所以，电子传媒的开放和发展具有比印刷传媒扩张更为深远的意义。在过去的十年中，在台湾的印刷传媒大发展的同时，电子传媒也经历了长足的发展。台湾电子传媒的开放首先从广播开始，1993年政府取消了曾实行多年的禁办新电台的规定，又将28个原先由军方控制的FM广播频道向社会开放、由申请开办新电台者投标取得广播频道。这样，到1997年为止，全台湾的广播电台达到了51家，其中只有10家是由政府或军方拥有的，其余的全是私营电台。[7]
电视业的发展也反映出台湾开放电子传媒的另一侧面。1993年，多年来一直被列为“非法存在”的有线电视被合法化了；禁办新电视台的法规也被取消了。随后，全岛范围的电视网由原来的三个增加到五个，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代表反对党民进党立场的福摩莎电视台的开办，这家电视台的成立与播出是台湾传媒在全球化趋势影响下走向开放与自由的重要象征。到1998年，台湾已有140多个有线电视系统，每个系统播出70至100个频道，形成了发达的有线电视网，电视在人口中的穿透率从1991年的18％增长到1998年的80％，这一增速成为亚洲国家和地区之冠。[8]
台湾传媒的发展不仅为台湾传媒与世界传媒体系融为一体创造了条件，而且为推动民主化进程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和结构条件。台湾传媒自开放以来出现的第二个变化就是，传媒在政治倾向上的日益多元化和独立性，由此不但形成了不同于执政党和政府的声音以及社会性监督和批评机制，而且创立出一种新的政治文化环境。在西方的民主国家，传媒一般尽量避免带有任何政治党派倾向。但对台湾这个走向民主化的社会来说，从过去只有执政党才拥有报纸、电台、电视台，到今天代表多种声音的传媒之出现（尽管可能有些传媒有其政党倾向），仍然是个重大的进步。[9]
正是因为在台湾形成了这样的开放、自由、不受压制的大环境，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才能从一纸空文变成现实。正如Heuvel和Dennis所分析的那样，台湾传媒的政治多元化、编辑自主化不但使传媒的报导更加平衡与公正，而且使得整个社会有了一个崭新的面貌，展现出民主、多元、自由、开放的蓬勃气象。[10] 实际上，在全球化趋势的冲击下，对任何政府来说，最棘手的问题是倒底给传媒多少“自由”，特别是政治上的自由。因为，“传媒自由”会带来一连串的社会连锁反应，导致一系列对其他方面的自由的社会要求。因此，是否允许新闻自由就常被视为检测一个社会是否真正实现了民主的首要标准。台湾在这方面的变化被民主国家认为是一个“重大的社会进步”。[11]
台湾传媒自开放以来出现的第三个变化是，传媒体系正日益与全球传媒体系融为一体。一方面，台湾传媒的开放使得世界各国的传媒产品（包括长期被禁的中国大陆传媒产品）可以更方便地进入台湾市场；另一方面，开放也使得台湾的传媒界有更多的机会将自己的产品出口到世界各地，成为世界传媒产品市场上不可或缺的积极的一员。从近年来台湾迅速增长的电视节目出口上即可明显地看到这一点。自九十年代以来，台湾的三大电视公司（中华电视公司、中国电视公司和台湾电视公司）以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三千万华人、华裔为主要观众，大幅度地增加了电视节目的出口量。仅从1990年到1995年，台湾电视节目的出口量就增长了191％，如此迅速的增长率在世界传媒界是少有的。这一变化不仅使台湾成为亚洲地区继日本、香港、印度之后的又一传媒产品出口地区，而且使台湾的传媒产品在世界传媒产品市场上逐渐有了一席之地，影响也与日俱增。[12]（见表2）
表2. 台湾三大电视公司节目出口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中华电视公司、中国电视公司和台湾电视公司的有关数据以及
《台湾电视年鉴（1996–1997）》的相关资料综合整理。
3. 台湾传媒走向开放的内部因素
八十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出现了一股自由民主浪潮，但在许多原来比较封闭的国家和地区，外部的影响只起了诱发、催化和促进的作用，走向自由和民主的进程主要还是由内部动力推动。台湾传媒的开放过程即是如此。台湾传媒的开放与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无疑有着紧密的联系，不过，虽然新技术的出现对传统的传媒体制构成了巨大的挑战，但先进技术本身并不会自然地推动社会制度和传媒体制的进步。台湾传媒走向开放的根本原因还是其经济社会变迁和政治发展所产生的政治、经济动力及需求。
在政治方面，首先是执政的国民党需要通过政治开放（其中的重要内容就是传媒开放）来树立自己开明、民主的新形像，以便在与反对党的政治较量中保住其执政地位。当台湾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它的封闭型政治凸显出日益严重的脱节时，国民党在与反对党的政治斗争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既受到反对党的尖锐抨击，又受到社会公众的批评指责。国民党若仍然继续以往几十年的那种威权式统治，就很难在台湾内部和国际上站住脚跟。因此，出于维护执政党地位的需要和考量，自八十年代末起国民党不得不实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尽管这些政治改革的主要目的只是为了给国民党塑造一个新的政治形像，但政治上的开放不可避免地“勾动了传媒开放这支枪的扳机”。[13]
其次，在国际政治层面，国民党当局为了与大陆当局在国际上争夺政治和道义上的支持，也力图改变自己以往的威权政体形像，从而向国际社会显示，台湾不但在经济上优于中国大陆，在政治上也大大优于大陆的共产党政体。虽然台湾与大陆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争夺战从未休止，但自中国大陆进入联合国后，西方国家纷纷承认中共政府，台湾在国际舞台上与中共政府的政治争夺战也愈演愈烈。特别是从八十年中期到九十年代，随着台湾经济的起飞、台湾经济力量的增强，台湾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提高了，因此也更希望能在国际上的政治争夺战中取得进展。而通过政治开放、向世界展现台湾的民主社会形像，是赢得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和道义上支持的重要步骤。[14]
台湾传媒走向开放的另一个动力源于强烈的经济动机。快速发展的经济迫切需要有一个开放的、在世界传媒产品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传媒系统来扩大台湾的海外市场。正如Karthigesu所言，传媒开放的动力有时是源于政府的考虑，有时是来自私营传媒机构的强大压力。[15] 又如Chan与Ma所分析的，尽管执政党和政府常常把政治和意识形态功能当做传媒的第一要务，但传媒本身却总是把追逐利润作为其首要任务，在自由经济体制的社会环境中尤为如此[16]。因为，在市场竞争中传媒必然要靠其利润生存。
传媒业通常是先进入毗邻地区的市场，再进入国际市场。1995年台湾提出了成为亚太地区传媒和文化产品制作中心的目标，以逐步取代香港、并进入世界市场；其传媒产品的主要出口对象是东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其次是北美的华人、华裔市场，这既有政治上也有经济上的意图。台湾的传媒产品出口最先始于电影业，随后扩大到传媒和文化的其他行业，电视则是台湾传媒向亚洲扩展最快的一个行业。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传媒的开放，台湾电视节目的出口渐入佳境，从1990年至1995年三大电视公司的出口值增长了385％，其盈利也不断增长。[17]（见表3） 从表4可以看出，五年内进口台湾电视剧的亚洲国家和地区由七个增加到十个，进口的电视剧数量也大幅度增长。过去多年中香港的传媒产品一直占据台湾市场，而台湾的传媒产品却无法进入香港市场；但在1990到1995年间台湾出口到香港的电视剧数量增加了五倍多，台湾传媒产品已成为香港市场上的重要一员，而香港传媒以往的优势地位则不复存在。由于中国大陆和新加坡仍然严格控制传媒，所以台湾对这两地的电视节目出口量还不够大，但正如Nguyen所描述的，“台湾的传媒业早就瞄准着具有十二亿人口的海峡对岸的那个市场，只等着大陆当局最后解除开放的禁令了。”[18]
表3. 台湾三大电视公司节目出口值及增长率
资料来源：根据中华电视公司、中国电视公司和台湾电视公司的数据以及
《台湾电视年鉴（1996–1997）》的资料综合整理。
表4. 台湾三大电视公司向亚洲国家和地区出口电视剧的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中华电视公司、中国电视公司和台湾电视公司的数据以及
《台湾电视年鉴（1996–1997）》的资料综合整理。
4. 台湾传媒开放的意义及面临的问题
在传媒全球化大趋势的影响下，传媒的开放促进了传媒的发展，而传媒的发展又进一步推动了文化交流和经济发展；在那些实行封闭的威权政治体制的社会中，传媒的开放则可能改变传媒的功能，进而推动政治民主化和社会多元化。
台湾传媒开放的深远意义在于，传媒不再是执政党和政府的政治及意识形态工具，而成为向公众提供信息、反映公众的需求、呼声和见解、为公众的政治参与提供机会、对执政党和政府实施社会监督的一项必不可少的社会公器，从而在台湾向民主社会演变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用传播学的理论来解释，即今日台湾的传媒已基本上由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工具转变成了民主社会中的“第四阶层”（Fourth Estate）。今天，台湾的传媒扮演着“社会议程的设定者”（the society’s agenda-setter）、“公众注意力的制造者”（the public’s attention-maker）和“重要事件的决定者”（the important-issues-decider）这样的社会角色，政府和各政党制定政策时必须慎重地考虑到传媒的这些作用。
应当指出的是，台湾传媒体制尚未真正、完全地转变为成熟的自由经营体制，在许多方面尚待改进和完善。一方面，传媒仍受执政当局的“管理”，虽然执政党对传媒的直接控制已不多见，但它对传媒的政治影响之阴影还时隐时现，只是施加影响的方式和程度与过去不同而已，公开、明显、压制性的控制已让位于隐晦、微妙、间接的压力。另一方面，过去官营、党营的传媒能否完全独立经营，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执政当局的意愿，要指望执政党的“恩赐”。例如，台湾的三大电视公司──中华电视公司、中国电视公司和台湾电视公司虽然名义上都是商业性公司，但其中两家的最大股东是政府，另一家则是执政党，所以实质上为执政党和政府所拥有。[23] 根据Lo，Cheng与Lee的说法，台湾的电视体系至今仍是个“官办的商业体”而已，还是受到当局的控制。[24] 这样的局面显然使得台湾的电视传媒难以真正演好在民主社会中所应扮演的角色。
同时，不少传媒业者热衷于新办媒体或扩大业务规模，但忽视了专业水准的提高和改善，在强调媒体的自由发展时，常有对社会不负责任的做法。这不但使得传媒与公众的关系受到损害，也使传媒本身在民主化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大打折扣，在社会变革过程中有时并不能发挥积极的作用。因此，台湾社会上近年来不断有对传媒的批评，指责传媒界缺乏一套成熟的传媒体制所应具备的专业标准和职业规范；还有些批评指出，台湾社会这些年的“乱象丛生”与传媒的“不负责任”不无关系，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正如在许多国家所发生的情形那样，传媒的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在促进社会政治进步的同时也会带来一系列新的问题和挑战。首先，传播技术的日新月异加速了传媒界垄断的形成[19]，因为只有财力雄厚的大公司才能不断地投入巨资、采用新技术来增强竞争力。走向开放的台湾传媒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其标志就是大公司吞并小公司、跨国公司吃掉本国公司。例如，九十年代初全台湾有数百个有线电视公司，而到了九十年代末，大部份有线电视公司都落入六个财团的手中。又如，在印刷传媒业，不少新办的报纸迫于市场竞争的压力而纷纷加盟少数几个大传媒公司，成为它们旗下的报纸。[20] 这一趋势的严重后果是，传媒的多元化受到了限制，对政府的社会监督作用大为减弱、甚至消失[21]，这样，从政治垄断下解放出来的传媒自由又可能被经济垄断葬送掉。
其次，传媒开放后，媒体对西方国家传媒文化产品的依靠日深。过份依赖进口节目的后果是，本国的相对独立而又先进的传媒产业就不易迅速成长，这是走向开放的社会普遍遇到的问题。台湾媒体对西方国家电子传媒产品的依靠在有线电视节目上表现得最明显[22]，因此台湾政府在九十年代初制定了电视节目进口的有关规定，以通过设定进口限额来保护自己的电视业；但在实际操作中执行限额并非易事，这不仅取决于台湾是否有先进而又具竞争力的传媒业，还需要关心台湾文化艺术的社会条件，而形成这样的社会条件则比建设现代化的传媒业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努力。
结论
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传媒的全球化趋势推动了许多国家的政府开始放松对传媒的控制（Vernon，1988），政府或者减少了对传媒机构的直接拥有权，或者在政策上放宽（Callaghy与wilson，1988）。这样传媒开始有了更多的政治和经济独立，私营传媒得到发展，市场竞争机制进入了传媒业，各国之间文化传媒产品的交流日益增加，公众对信息和文化的需求得以满足。尽管各国传媒在全球化趋势的推动下开放的程度不同，但在东亚国家和地区，由于政治民主化的进展显著，传媒开放的步伐也都比较大。不仅台湾如此，韩国、香港、新加坡的传媒也都逐步开放，而台湾传媒的开放幅度则最大。中国大陆近年来虽也松动了一些对传媒的控制，但其管制传媒的根本做法并无改变。
台湾传媒的演变是全球化趋势和台湾内部政治、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台湾内部政治方面的进步。台湾传媒的开放起源于八十年代末的一系列政治改革，当然也与自由经济和新技术的强大推动有关。传媒业开放后，传媒的数量、质量和能量大为改观，而且其主要的社会功能发生转化，也得以融入全球传媒体系。从台湾近年来政治发展的态势来看，今后执政党和政府对传媒的影响会越来越小，传媒将会沿着自由、开放、独立、自主的道路继续走下去。[25] 当然，台湾传媒仍然面临着挑战，也存在一些问题。欲解决这些问题，不能仅靠传媒自身的力量，还有赖于社会朝着民主、自由、成熟、多元的方向演变。[26] 只有在一个具有真正独立的司法体系、自由选举的政治结构、操作运行良好的政府机构、并拥有一大批受过良好训练又具备高度社会责任感的政治、知识精英的的社会中，才能建成一个真正开放、自由、独立的传媒体系，并使之充份发挥作用。
【注释】
[1] Gerbner, G., H. Mowlana, and K. Nordenstreng eds., 1993, The Global Media Debate: Its Rise, Fall, and Renewal （Norwood, New Jersy: Ablex）；Frederick, H. 1993, Global Communic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Belmont, California: Wadsworth）；Hamelink, C. 1997,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lobal Market and Morality”, in A. Mohammadi e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Globalization（Thousand Oaks, California: Sage）, Pp.92-118；Downing, J. 1996, Internationalizing Media Theory（Thousand Oaks,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Sinclair, J., E. Jacka and S. Cunningham, eds., 1996, New Patterns in Global Television: Peripheral Vision（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McAnany, E. and K. Wilkinson, eds., 1996, Mass Media and Free Trade: NAFTA and the Cultural Industries（Austin, Texas: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Mohammadi, A. ed., 1997,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Globalization（Thousand Oaks, California: Sage）；Mowlana, H. 1997, Global Information and World Communication（Thousand Oaks, California: Sage）.
[2] Rubin, B. 1993. “New Technologies Breach the Five Barriers of Media Control”. Intermedia 21（1）:22-28.
[3] Cheng, T., 1989, “Democratizing the Quasi-Leninist Regime”, World Politics（16）:471-499；Tien, H., 1989, The Great Transition: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Stanford, Californi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4] Rampal, K. 1994. “Post-Martial Law Media Boom in Taiwan.” Gazette 53:73-91.
[5] Tien, H., 1988, “Social Change and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in Taiwan”, in H. Feldman, M. Kau, and I. Kim. Eds., Taiwan in a Time of Transition. New York: Paragon House.，1988.
[6] Li, S., 1995, “Newspapers Are Surrendered by the Fire of Criticism”, Commonwealth Magazine（July）:26-28；Government Information Office（GIO）Achieves（1998）（Taipei, Taiwan: The Republic of China Government Information Office）.
[7] 出处同上。
[8] Yu, S., 1995, “DDP-Backed Company Wins License for Fourth Television Station”, The Free China Journal（June 23）, p.2.；Huang, J., 1996, “Cable Cat’s Cradle”, Free China Review 46（2）:4-15；”Media in Taiwan Develops in Step with Free Society”, The Free China Journal（May 21, 1999）, p.7.
[9] Ang, A. 1990. “Election Coverage Reveals Papers’ Various Philosophies,” in Reforms and Challenges（Taipei, Taiwan: The China Post Publishing House）, Pp.40-41.
[10] Heuvel, J. and E. Dennis. 1993. The Unfolding Lotus: East Asia’s Changing Media. New York: The Freedom Forum Media Studies Center.
[11] “Legislature Revises Article 100,” The Free China Journal（May 19, 1992）, p.1；U.S. State Department Human Rights Report（1993）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State Department）；The Free China Journal（Jan. 29, 1993）.
[12] Yeung, I. 1990. “Program exports”. Free China Review 40（8）:20-21.
[13] Lo, S. 1992. “Taiwan Business People, Intellectuals, and Democratization”, The Pacific Review 5（4）:382-389.
[14] Metzger, T. and R. Myers. 1990. Understanding the Taiwan Experience: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aipei, Taiwan: Kwang Hwa Publishing Co.
[15] Karthigesu, R. 1994. “Broadcasting Deregulation in Developing Asian Nations: An Examination of Nascent Tendencies Using Malaysia as A Case Study”.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16（1）:74-90.
[16] Chan, J. and E. Ma. 1996. “Asian Television: Global Trend and Local Processes”. Gazette（58）:45-60.
[17] Tsang, K., and G. Wang, 1990, “Indigenizing Foreign Culture: A Case of Taiwan”, Journalism Research 43:117-133；Wang, G., 1993, “Satellite Television and the Future of Broadcast Television in the Asia-Pacific”, Media Asia 20（3）:140-148.
[18] Nguyen, M. 1994. “Business Is Beaming.” Free China Review 44（9）:54-59.
[19] Lewis, G. and C. Slade. 1994. “Japan, Australia and Globalization”, Media Information Australia 74:31-39.
[20] Chen, S. 1998. “State, Media and Democracy in Taiwan”. Media, Culture & Society（20）:11-29.
[21] Lent, J. 1989. “Mass Communication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Recent Trends and Developments”. Media Asia 16（1）:16-24.
[22] Huang, J. 1996. “Cable Cat’s Cradle”. Free China Review 46（2）:4-15.
[23] 出处同注[18]。
[24] Lo, V., J. Cheng, and C. Lee. 1994. “Television News Is Government News in Taiwan”,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1）:99-111.
[25] Chang, F. 1999. “World Media Leaders Assemble in Taipei”. The Free China Journal（May 21, 1999）, p.1.
[26] “Democracy and Press Freedom”. The Free China Journal（May 21, 1999）,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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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研究
MCS 2000 Issue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