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毓朝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欧卡纳干学院政治系副教授

一、为“中华经济区”定位
二、以市场力量为主要推动力、在政府政策互动影响下发展的贸易、投资关系
三、经济一体化与政治一体化的复杂关系
四、经济一体化背景下执政者面临的挑战
【注释】

在世界经济进入“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情况下,各种双边、多边的经济合作已成为国与国之间经济关系的中心内容。冷战时期那种以战略、政治考虑来主导国际关系的模式已不再占中心地位。而由经济全球化和广泛的经济合作带来的相互依赖关系(Interdependence)也已成为国际经济关系的最重要形式。这在东亚地区也不例外,这种新的经济关系对东亚地区的经济体系和结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97年发生的东亚地区经济危机实际上也是新经济关系发展的一种直接表现。

国际经济合作有多种方式,而采用何种合作方式则取决于参与合作者不同的内部经济结构、区域劳动分工、经济体之间经济相互依赖的程度、以及与世界经济的关系,同时也还要受到与此相关的政治因素的影响。正因为如此,才会有欧洲联盟那种高度经济一体化、参与的经济体相对平等、并朝向政治一体化发展的共同体;也会有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那种以一个超强经济体为核心的、参与者之间经济实力极不平均、经济一体化与政治一体化不并行的经济合作。而在中国所处的东北亚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区别、不同意识形态和政治实体的限制因素、缺乏多边制度性安排(Multilateral Institutionalization)等原因,促成了区域经济合作的特别表现方式。这种方式的特点是,市场经济力量为主要推动力、政府间的政策互动更多地取决于经济利益以外的政治目的,所以这种经济合作虽然方式灵活、发展速度快,但有很大的不稳定性,且缺乏有共识的、促成经济一体化乃至经济联盟的制度化行为。

本文主要讨论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一个特别形式──中华经济区的经济合作[1]。这个“中华经济区”包括中国大陆(以下简称大陆)、香港、台湾三个经济体;而经济合作主要指它们之间通过双边或多边贸易和投资所形成的特别的经济关系,并非指那种由政府间以双边或多边法律协定方式确定的经济一体化的安排。

这个经济合作有很独特的意义。首先,它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合作,而是在分离的华人经济体之间形成、发展的。其次,香港自1997年7月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行政区,它虽非真正独立的政治实体,但基于香港基本法的特别安排,仍然是独立的经济实体。而台湾则不仅是独立的经济体,也是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在这样的特殊政治关系基础上发展的广泛的经济合作,在国际上几乎是独一无二的。第三,在这个经济合作中,经济合作的水平要远远超过政治关系的水平,甚至出现了很矛盾的现象,即飞速发展的经贸关系有时可以与政治冲突并行不悖。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995年李登辉访美后引起的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政治关系危机。就在台海关系剑拔弩张的气氛中,双方的经济合作仍在持续发展。从这些例子来看,这个中华经济区的经济合作显然很值得研究分析,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意义。

本文主要讨论以下问题:首先,这个中华经济区经济合作所带动的经济实力和意义是什么?这个中华经济区经济合作的基础、发展过程、贸易和投资关系的定位又是怎样的?在回答这两个问题的基础上,再分析这个经济合作的发展前景对大中华地区的政治及安全关系有什么影响?比如其对中国国家统一的影响和对东亚地区将来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什么?

一、为“中华经济区”定位

大陆开始经济改革之前,东亚经济体系是以日本的资本、技术、管理方式(尤指国家在经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Developmental State)[2])为核心,以西方国家的市场、特别是美国市场为主要市场需求,以“四小龙”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为第二发展阶梯的区域经济组合。有的日本经济学家称这种经济组合为“雁行式”发展模式,也有人称之为东北亚生产网络(Northeast Asian Production Network)[3]。这一东亚经济体系自六十年代以来是世界经济中最重要的增长点。因为冷战时期形成的两种政治经济发展模式的对立,直到八十年代初,大陆并未被包括在这个体系之中。在“四小龙”当中,香港、台湾、新加坡基本上都是华人经济体,不过,因为他们的出口导向型经济都向美欧市场倾斜,他们彼此之间的经济合作并不那么明显。比如,台湾和香港之间的经济关系就远不如他们各自与美欧市场及日本的资本、技术合作重要。

从1979年大陆开始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以来,这个东亚经济体系被注入了一个全新的重要因素──大陆,一种跨越政治制度、超越意识形态的新的东亚经济体系,开始逐步形成了。换言之,在过去近二十年大陆经济飞速发展的情况下,华人经济体之间才有机会建立起朝向经济一体化的经济合作关系。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笔者称之为“中华经济区”的经济合作才有可能出现,这样的经济合作实际上是冷战后的新产物。

如果给这个“中华经济区”一个基本的定位,笔者认为,并不一定要把新加坡包括在内,因为新加坡是完全独立的政治经济体,也可被视为东南亚经济的一部分;若这样来看,这里所讲的“中华经济区”即仅包括大陆、台湾和香港的经济,也有人称此为“大中国经济圈”,这与笔者的定义并无明显不同。[4]目前,这三个经济体依然各自独立存在、自主运行。但如果把它们看作一个朝向一体化整合的经济体,显然,这个整合中经济体的崛起,将极大地改变世界经济的结构。当然,由于现在并未真正实现经济一体化,所以这一整合的力量还远远没有显示出来。

不过,仅从这一经济体的规模来看,其潜在的实力也足以令人印象深刻。按1997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计算,这个经济圈(大陆、香港和台湾)的综合经济实力将近15,000亿美元,几乎相当于世界第三大经济。[5] 香港、大陆、台湾的国际贸易额分别位列世界第七、第十、第十四,他们之和则达9,543亿美元(不过其中相当大的部分是这三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额),亦可算是世界第三大贸易体。若按年增长率6%至7%来预计,到2020年“中华经济区”的经济规模将可达到八万亿美元左右,约相当于美国2002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这一预计未考虑货币比值可能的变化)。如果采用近年来开始流行的PPP方式计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3年即已把大陆的经济高估为世界的第三大经济了。自1980年到1989年,香港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是7.2%,台湾是8.1%,大陆是9.0%,而自1990到1997年,三者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分别是5.1%、6.4%和10.3%。[6] 从过去二十年的发展经验来看,“中华经济区”今后非常可能保持6%到7%的年经济增长率。除了经济增长和贸易量以外,1997年底这三个经济体的外汇储备是3,140亿美元,位列世界第一。

现在,任何对香港经济的观察分析已经离不开对大陆经济的分析认识;台湾经济的继续繁荣也已离不开大陆经济的持续增长。在最近的东亚金融危机中,大陆受冲击最小,台湾和香港次之。香港政府1998年向股市注入巨资、与国际炒家大战的举动引人注目;而大陆除了全力支持香港经济并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东亚经济的救援计划外,其关于人民币不贬值的决定,也受到国际金融组织以及美国、日本、欧洲联盟的极大赞赏。在这一时期,“中华经济区”对东亚乃至世界经济起了非常关键的稳定作用,其中,大陆的核心作用以及“中华经济区”的整合作用,已开始显现出来。“中华经济区”已经可以被看成全球经济中的一个举足轻重的成员,它的重要性将随着其内部进一步的经济整合而增长。

二、以市场力量为主要推动力、在政府政策互动影响下发展的贸易、投资关系

1.大陆、台、港之间的经济互补性和建立经济合作的制度条件

从经济结构上来看,大陆、台湾和香港存在着一种“自然经济区”(Natural Economic Territory)[7]的关系。大陆自然资源比较丰富,但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和潜在的庞大市场。香港和台湾都有充满活力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拥有高效率的技术和市场开发能力,企业管理水平高,资本流动十分灵活。八十年代中期,香港和台湾的经济正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的产业升级换代的状态下,从资本输入经济逐步转向资本输出经济。在市场经济力量的压力和推动下,香港需要充分地利用其远东国际金融中心、服务中心的地位,来应付工业升级转移的要求。台湾则迫切地需要开拓新市场,同时转移生产基地,以应付劳动力价格上涨、地价抬高、货币升值、环保要求上升等不利于产业发展的因素。而大陆则急需投资、技术、国际市场开发能力,来催动经济改革。

三者之间长期以来早已存在着潜在的互补性,这些互补性需要构成了三个经济体之间广泛的经济合作的基础。但只有当大陆的经济改革创造了市场条件后,三者才可能在互补性和区域劳动分工的基础上发展经济合作,“中华经济圈”才能真正地形成。然而,仅有市场力量的推动,并不足以形成这样的经济合作;政府政策向这类合作的倾斜,也创造了必要的政治条件。

1949年中共未占领香港、而是把它作为资本主义飞地保留下来,这为“中华经济区”的形成提供了一个关键性的难得的历史机会。从最新的史料来看,保留香港当时之状主要是毛泽东等领导人的一个政治战略决定,目的是拉住英国、分化西方阵营,同时也保持一个对大陆有价值的“窗口”,在当时的决策中经济利益仅被放在次要地位。[8]自1949年以来,西方国家对大陆实行了长时间的贸易禁运和经济制裁,但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始终是大陆对外交往的最重要的“窗口”。但是,由于在毛泽东时期大陆的经济发展战略主要是自力更生、不依赖外资外援,这种自我孤立主义的政策极大地限制了香港对大陆有利的经济功能。

中共开始改革开放后,香港的行情大涨。在改革初期,大陆长期形成的内向型经济结构和计划体制无法有效地打开国际市场并推动外向型经济发展,这时香港的经济“跳板”作用就凸显出来了。通过这个“跳板”,香港经济面对国际市场灵活有效的经营方式很快就带动了大陆的经济发展,特别是与香港相临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增长。而北京在与港、澳、台湾相邻的地区建立四个经济特区的决定,又给中港经济之间的交流创造了近一步发展的政策条件。首批开放的这四个经济特区中,有三个(深圳、珠海、厦门)分别以港、澳、台为主要合作目标。这样,以双边贸易为先导,合资建厂、大量直接投资为中心形式的经济合作,很快就发展起来了。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香港就成为大陆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中港贸易从1979年的35亿美元迅速上升到1996年的450亿美元[9],这其中也包含大量的台湾对大陆的转口贸易。

当台湾的商界“非法”地通过香港转口贸易和转投资、快速发展两岸间经济合作时,台北也从1987年开始逐步放宽了相关政策,为两岸的经济交往开了政治“绿灯”。随后,台港贸易从1987年的48亿美元上升到1996年的285亿美元,其中转口大陆的贸易额超过200亿美元[10] 香港的转口贸易一直是香港经济的关键部分,1995占贸易总额的83%。香港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经济结构而成为大陆和台湾之间的重要转口港,从中获益甚多。

2.大陆、港、台之间特殊的三边经济合作

大陆与香港之间经济合作的支柱之一是香港对大陆的大量直接投资。1982年,香港制造业的总产值是107亿美元,工人人均生产率是25,501美元;而1995年总产值增加到298亿美元,人均生产率跃升为87,789美元。香港本地制造业生产率的提升,很大程度上是向大陆转移生产工场、利用大陆的廉价劳动力资源的结果。现在,香港制造业的工场已基本上转移到大陆、特别是与香港相邻的广东各地,仅在广东就雇佣了500万劳工。而与此同时,香港本地的制造业劳工却从高峰时期的87万降为40万[11] 在此过程中,香港经济已与广东、特别是珠江三角洲的经济一体化了。港澳资本占广东外资企业的70%、占外来投资的17%。随着香港制造业向大陆的转移,香港的经济也同时调整为以服务业为中心的结构。现在,香港服务业占其总体经济的比重已达81.7%,在亚洲居于最高水平,超过了日本和新加坡[12]。大量外资企业[13]、特别是港台资本企业进入大陆后,已在大陆的出口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目前大陆出口的将近一半依赖于外资企业[14]。

香港除了通过转口贸易和向大陆转移加工制造业而推动大陆的经济增长以外,同时还是大陆最重要的融资场所,大陆每年外汇收入的40%左右是从香港得来的。不过,大陆对香港经济的持续发展也有巨大的贡献。因此,大陆与香港的经济合作基本上是双向的。据不完全统计,到1995年大陆对香港的投资已超过300亿美元,在香港注册的中资企业已达1,750个,市值425亿美元;中资控制了香港贸易的22%、银行业的27%、船业的25%、建筑业的12%。[15] 1997年以来,在港的中资数额又有大幅度增长。
与大陆和香港的经济合作关系不同,大陆与台湾的经济关系主要是单向的,以台湾对大陆出口、投资为主。这种单向型关系除了有经济结构上的原因外,政治上的限制也是一个重要因素。1987年台湾开放对大陆探亲、并解除了外汇管制,对大陆间接经贸的大门随之打开了;大陆也相应地作出政策反应,于1988年颁布了第一个鼓励台资的政策,然后又发布了一系列对台商优惠的政策,并于1994年制定了初步的对台商利益的保护法,目前正在起草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实施条例。据台湾官方的不完全统计,从1987年到1998年7月,两岸贸易总额是1,530亿美元,台湾的贸易顺差是1,135亿美元。[16] 海峡两岸之间如此长期、大量的贸易顺差,对台湾维持总的贸易平衡和顺差是至关重要的。例如,1996年台湾在与大陆的贸易中获得161亿美元的顺差,几乎与当年台湾与日本的贸易逆差相抵。

在对大陆投资方面,虽然台湾起步比香港晚,但发展很快。从1987年开始,进入大陆的台资保持着30%到40%的年增长率。据台湾行政院陆委会的统计,从1991年到1998年7月,台湾到大陆的投资共21,456件、126亿美元 [17];而据大陆的统计,到1997年底台湾到大陆的投资共有35,000项、350亿美元以上,台资成为仅次于香港的在大陆的第二大投资者。[18] 即使是在李登辉访美、大陆强烈抗议并举行军事演习、两岸关系紧张倒退的低潮时期,台湾对大陆的投资仍在继续增长。这说明,由市场经济力量主导的经贸发展的内在逻辑已不为政治因素所左右。

在大陆的经济发展中,台资的作用与港资明显不同。港资除了投入房地产开发市场和其它投机市场外,大部分集中在面向出口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业;起初以合资为主,投资区域相对集中,投资的技术含量低,大陆只能获取粗放生产过程的加工费。而台资一开始就以独资为主,尽管也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工业,但投资领域比较宽,有部分投资项目面向大陆的国内市场,使用大陆原料的比例较高(超过50%),约有35%左右的产品进入大陆市场[19],对大陆经济结构的调整起了很大作用。

中、港、台经济合作的一个关键条件是三边合作。换言之,没有香港的转口、融资、调和作用,这种特殊的经济合作关系可能根本建立不起来。比如,台资擅长的那种“海外接单、大陆设厂、香港押汇”的经营方式,就很好地利用了这个三边关系。这个三边结构可以保证经济合作有稳定的基础,调和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纠纷,并可帮助建立某种“统一战线”来应付那些影响到三方共同利益的问题。比如,大陆对美出口的相当大部分是由港、台公司经营并通过香港转口的,1995年大陆、台湾、香港对美国市场的依存度分别是18%、24%、20%[20],三方各自都有对美贸易顺差。当大陆与美国之间发生最惠国待遇之争时,任何取消大陆的最惠国待遇的政策都可能极大地损害港、台资本的利益;因此,三方可以因共同利益而结成非正式盟友,以游说美国政府继续给大陆最惠国待遇。这就是为什么最后一位港督彭定康一方面为政改的问题与北京剑拔弩张地争斗,另一方面他又到美国去为维持大陆的最惠国待遇而游说。事实上,大陆与美国的贸易不平衡状态日益恶化,与港台同大陆的经济合作有直接关系,这种三边经济合作把相当数量的对美贸易顺差从港、台经济转移到大陆去了。[21]

三、经济一体化与政治一体化的复杂关系

如果把政治一体化简单地理解为参与者之间对主权的认同、以及法律和政治制度的逐步统一,那么以上所分析的这个涉及三边的、以市场经济为主要推动力、政府间政策互动影响下的经济合作乃至经济一体化,与主要以政治力量、战略考虑为中心的政治一体化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经济一体化对政治一体化到底有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呢? 一般来说,经济一体化当然可以促进政治关系的改善,但却不一定必然导向政治一体化。主要原因是,尽管经济全球化导致经济体之间主权界限的模糊化,但政治体之间的主权关系仍然是比较明确的。另外,经济活动与政治活动的目标毕竟不大相同,经济活动的共同利益远比政治行为的互利结果更明显、更容易达成共识;只有在经济合作的双方或多方建立起了对政治关系前景认同的基础上,经济一体化才会对政治一体化起有力的推动作用。当然,如果经济合作关系中的一方可以完全主导和控制双边政治关系,则经济一体化可能直接产生政治一体化,但这可能是某种强制性的结果,大陆与香港的经济、政治关系即为一例。

1.香港与大陆之间的经济和政治合作

香港一直是个经济自由化程度很高的经济体,港英政府很少直接干预经济,但英国统治下的香港社会虽享有自由的经济环境,却无真正的民主政治体制。香港回归大陆前,其政治命运取决于中英政府的谈判,而香港居民自身的政治取向实际上没有多少影响力。在八十年代,当中英开展谈判、签署联合声明、制定香港基本法时,适逢香港与内地的经济合作日趋活跃;如果说,大陆香港之间的经济合作对中英谈判及联合声明有任何影响的话,也许可以认为,正是这种经济合作的前景促使北京政府下决心在法律上作出安排,以保持香港经济的继续繁荣,这也就是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政策最重要的出发点。其实,在北京的算盘里,把香港纳入“社会主义祖国”的“一国一制”,始终是个有很大诱惑力的设想;但如此之政治安排的经济代价太大了,所以才退而求次,提出了“一国两制”的妥协方案。应该说,这个方案确为一大创造(至于创造这一方案的功绩是否能都归于邓小平个人,则显然是大可争议的)。它显示出北京对国家经济利益的重视和策略上的灵活性,而且可能为将来处理海峡两岸的政制安排提供试验的机会和重要的法理依据。

当香港的商界人士认识到,香港将来的命运最终掌握在北京手里,他们的经济合作热情就与精明的政治考虑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随着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和中港经贸的飞速发展,香港商界人士对大陆的科技文教领域大笔捐款投资;同时,几乎香港商界所有的头面人物都积极地建立起与大陆官方的各种渠道、特别是与中共权势人物的私人关系。中港的经济一体化增强了双方精英的政治合作,而这种政治合作又进一步导致大陆的权力资本势力在港大量投资发展、并与香港商界结盟。香港首任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的选任,就反映出这种政商结盟的行政安排。对北京和香港来说,这样的政治安排是双方精英在政治经济关系上都能接受的,也与香港的自由经济体制相容。

2.大陆与台湾之间的经济合作及政治关系互动

大陆与台湾之间的经济合作与政治关系的互动演变,自然比大陆与香港之间的关系要复杂得多。两岸之间的经济合作首先是由市场的力量启动的,双方经济关系的发展对政治关系的演变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双方政治关系的任何突破,都是在人员交流及经贸关系发展的基础上出现的;没有经贸及人员交往开道,政治关系的改善势难推进。

两岸经济关系的发展毫无疑问地促进了双方的接触和交往,从而有助于缓解和减轻双方在政治关系上的对立和分歧。在大陆目前的政治经济结构下,两岸发展经济合作也会对大陆的对台政策产生重要的、正面的影响,比如可能降低大陆用武力解决统一问题的可能性。但如果以为双方经济上的接近会自然地导向政治合作,那就未免太天真了。两岸经济关系的发展固然可以为双方政治关系的发展提供更多的选择,但海峡两岸都会把彼此之间的经济合作当作政治谈判中讨价还价的重要工具或“底牌”,从而可能给政治关系的演变增添更多的限制。

对北京来说,发展与台湾的经贸关系、吸引台资,几乎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可一举多得,一方面在经济上受益,另一方面给台湾增加政治压力,同时台商到大陆投资也等于给大陆送来了人质。因此,北京一方面完善有关的法规,进一步鼓励台资进入大陆;另一方面不断用经济利益和“三通”等要求,向台北施加政治压力,以经促政、用经济合作来达到压对方参加政治谈判的目的。

而对台北来说,发展与大陆的经贸关系固然有巨大的经济利益,但政治风险也相当大。如果说,双方的经济合作还可被视为双赢的话,那么在经济合作的政治后果方面,就几乎是一场零和(Zero-sum)游戏了。如果用“相互依赖”理论来分析,那么,判断双方力量对比的关键在于,一方对另一方的经济依赖是否可被替代,以及建立替代型经济关系的代价和政治损失有多大。一般情况下,双边关系中经济力量强的一方,在相互依赖的关系中比较占优势。

所以,台湾政府的应对之道就是,尽量把台湾对大陆经济、特别是在出口及投资方面的依赖性,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因此,政府发布了行政性指令,安排投资项目审核、限定投资规模、不许对大陆的基础建设投资、限制相关企业对大陆贸易的增长率等;同时,还提出了替代性的“南进政策”和“戒急用忍”这样的政经合一的政策。不过,由于这两种政策主要反映出政治目的,与市场的要求不甚相容,实施中自然就有相当困难。台湾的商界之所以对“南进政策”不以为然,对“戒急用忍”政策亦颇多批评,既源于东南亚投资环境、生产开发条件不理想等客观因素,也与企业不愿为政府的行政措施所束缚有关。目前,两岸经济互相依赖的程度还远未达到可左右对方总体经济发展的程度,台北始终很小心地把握、控制着台湾经济对大陆经济的依赖程度,现在台湾的出口对大陆的依存度仅为18%,低于台湾自定的警戒线。

由于两岸的体制不同,在互动过程中台北常居于下风。在台湾的自由市场制度中,政府的硬性行政控制很难奏效。而在大陆的政经体制中,依然广泛存在着行政命令和变相的计划控制,市场化过程中出现的多元化社会力量对政治体制的影响和约束力仍然很弱。因此,北京政府对经济政策的控制能力强于台北。不过,台湾比香港有一大优势,就是它毕竟在政治上是个独立的实体,可以与大陆抗衡。所以,北京也明白,照搬香港的“一国两制”来解决台湾问题,看来是成算不大。此外,对中共来说,海峡两岸经济合作的前景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安全关系上的挑战,是必须认真面对的考验。比如,台资大量进入大陆后,在削弱中共的意识形态及其政治文化上的主导地位、乃至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能力方面,无疑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虽然这种影响非常微妙、短期内未必能看出效果。

在海峡两岸的政治关系中,尽管双方的官方声明都称国家统一为政治目标,但在这个所谓的政治统一目标的解释、前提、完成方式、统一后政治制度建立等关键问题上,双方都有重大分歧,以至于在彼此的政治定位上都没有共识。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恐怕连在经济一体化方面都难达成真正的共识,更何论政治一体化了。

显然,经济一体化与政治一体化是两个相互联系、但决不等同的过程;只有当两个一体化的目标完全兼容时,两者才有相互促进的作用。由于合作双方的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并不总是和谐的,如果在双方政治关系前景这一问题上有很大分歧,那么,即使他们有进一步推动经济一体化的想法和行动,也并不意味着经济一体化会对政治一体化发生决定性的影响。此外,双方既定的政治结构可能会促进经济合作,但也可能减弱这种合作。

四、经济一体化背景下执政者面临的挑战

经济一体化对区域政治可能构成某种挑战。一般来说,在一个集权体制中,市场化导向的与外部经济体的经济一体化过程,会带来国内经济利益的多样化,从而发生对政治过程的积极影响。比如,以市场需求为中心的经济活动会削弱中央集权,减弱中共政治体制对社会的干涉能力,最终还会推动对政治制度变化的社会要求。目前,香港经济与大陆经济的一体化正在继续发展,而香港经济与广东、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的一体化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这个经济一体化过程对今后中国地方政治的发展会有极大的影响。首先,港、台资大大地改变了大陆的经济结构,逐步削弱了中央政府的集权能力。其次,在南方沿海诸省、特别是广东省,以港、台资为重要支柱、出现了新兴的经济利益集团,他们开始对地方政府的决策过程发挥影响力,使得地方政府对本地经济利益的关注似乎已超过了对国家整体经济利益的关心。在调整税制和金融政策等方面,中央与地方之间已开始形成一种新的讨价还价式的经济关系。这种经济一体化带来的政治效应,最终将会产生有利于进一步经济一体化的政治演变还是相反,仍需拭目以待。

与中港关系不同,海峡两岸之间双边关系的发展,更大程度上涉及到区域政治和区域安全。在此,笔者只作一些初步的分析。首先,海峡两岸双方政治利益的兼容性一向很低。大陆对两岸间经济合作前景之期待,并非其对台政策的决定性因素;而对台湾来说,与大陆发展经济合作是其对两岸关系的兴趣所在,就连追求台湾独立的民进党也不反对(如许信良就提出了“西进政策”),但在政治关系问题上却与大陆有重大争议。其次,台湾与香港不同,涉及到复杂的国际关系。尽管国际经济势力非常关注香港的经济现状,但香港的政治演变对他们的影响不大,所以北京仍可主控香港政治关系的演变;但台湾问题对美国日本、特别是对美国的政治,却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在海峡两岸的关系中,一些重要的周边国家如日本、美国等,不仅有经济利益,而且有政治利益的卷入以及安全关系的考虑。由于国际关系的变化可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保持或改变两岸间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对比(例如,对美日安全协定是否涵盖台湾的解释和向台湾提供先进武器)。所以,这种国际因素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弱化两岸之间经济合作对双边政治关系的影响。没有双边政治关系的改善,两岸的经济合作的发展也会面临很多政治障碍。

在海峡两岸的政治关系方面,香港并非置身度外,它的地位非常微妙。只要大陆和台湾之间未实现“三通”,香港就能继续保持其第三者和中转站的作用、从两岸关系的隔阂中获益。而且,正因为有台湾存在,北京希望香港特别行政区与中央政府的“一国两制”关系可起示范作用,所以会很小心地处理中港关系,对香港实行比较宽松谨慎的政策,这对香港无疑是好事。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陆、香港、台湾这三方的经济合作中,政府的政治方面的政策常常是被动地跟着经济发展的需要走,在经济交往持续扩大的过程中不断地自我调整以适应新的现实。当经济合作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需要法律化、制度化;若有关各方在经济一体化问题上形成某种共识后,就不得不设法解决相关的政治问题,由此又面临在政治问题底线上摊牌的可能,比如参与者之间的政治定位问题就会提到日程上来。由于大陆和台湾既是经济合作伙伴、又兼政治对手,这种情形对双方的执政者来说都是严峻的考验。

中共曾在香港问题上提出了“一国两制”的解决办法,并接受了中、港政治关系、法律安排上的妥协;若能以此为借鉴,则在与台湾的政治关系问题上,作些让步也并非不可以。不过,现在台北是把宝押在大陆的政治制度之变化上,即视大陆的民主化为两岸走向统一的最重要前提,把政治一体化与大陆民主化的前景联系在一起。这样的要求在当前形势下有相当的合理性,但未来一旦大陆的政治结构发生变化了,台湾可能仍然面临政治难题。以为大陆的民主化将可使两岸统一的问题迎刃而解,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问题绝非那样简单。因为,大陆的民主化并不会自然消除双方政治利益上的分歧,很难自然地产生两岸政治一体化的机会。

结论

“中华经济区”的经济一体化已取得很大进展,一种相互依赖的经济关系实际上已开始建立,经济整合的趋势也已出现,这些经济变化都对“中华经济区”内政治关系的演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从根本上来看,经济合作与政治合作各有自己发展的内在逻辑,两者可兼容也会有矛盾。在“中华经济区”有关各方的合作问题上,经济一体化的共同利益远比政治一体化的前景更明显、更吸引人,所以经济一体化自然地先行一步。只有当各方都能认同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共同利益,以此为基础才可能讨论政治关系的前景;只有确立了政治合作关系的共同目标,“中华经济区”内经济整合的逻辑才能与政治整合的逻辑相兼容,也才会有更好的发展前景。大陆海协会主席汪道涵曾说过,统一后的中国既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是中华民国,而是海峡两岸人民建立起来的统一的新中国。这或可成为海峡两岸双方促进一体化的共同认知。然而,经济合作的发展和政治关系的演变,常常是政治人物始料不及的。在活跃的市场力量的影响下和经济合作的不断变化当中,决策的出发点和政策的主导作用常常会被冲击、削弱,以至于失去其原来设想的作用。

如果从循环的角度来看待历史的话,1997年香港的回归与未来大陆和台湾可能的统一,可被视为一个始于160年前的“Back to the Future(回到未来)”的历史循环。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英国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迫使清政府割让了香港;而50多年后的甲午中日战争又逼迫中国把台湾割让给日本。如果今天已隐然出现的“中华经济区”,能通过经济合作发展成一体化、并进而延伸到政治一体化,那么,中国将来就能最终实现国家的统一,而终结这个历史循环。当然,即使历史能再还中国一个统一之象,恐怕也不会再现那种中国为东亚政治经济核心的旧格局。当时的中国是在接战失利、任人宰割的情况下,不得不加入西方列强主导的世界体系。而在今天的“中华经济区”内,相关的三方是在经济合作的基础上,主动、积极地加入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体系的,今后也将在经济合作中形成经济上相互依赖的关系,并进而实现经济整合;如果这种经济整合能最终导致政治关系的根本改善,以至实现最终的政治统一,那也许才是“回到未来”的真正的历史意义。

【注释】
[1] 关于中华经济区的经济发展,参见郑德,“中国经济发展对港台、亚太和世界的影响”,《当代中国研究》,1996年第2期;有关大陆与台湾的关系,参见Tun-jen Cheng, Chi Huang & Samuel S.G. Wu, eds., Inherited Rivalry-Conflict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5.
[2] 参见Chalmers Johnson, Japan: Who Governs? The Rise of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W.W.Norton & Company, 1995.
[3] Michell Bernard and John Ravenhill, “Beyond Production Cycles and Flying Geese,” World Politics, Vol.47, No.2, 1995, Pp.171-209.
[4] 关于“大中国”的不同定义,参见Harry Harding, “Taiwan and Greater China,” in Robert G. Sutter and William R. Johnson, ed., Taiwan in World Affairs, Westview Press, 1994, p.235.
[5] 世界银行,《一九九七年世界发展报告》。
[6] 以上数据均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编,World Economic Outlook,May,1998。
[7] Robert Scalapino,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ia:Future Prospects,” Foreign Affairs,Vol.70, No.5(1991-92).
[8] 比如,中共对香港的既定政策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参看许家屯,《许家屯香港回忆录》,香港联经出版社,1993年,第82页;或 “The Cold War in Asia,”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No.6-7,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Washington DC, Winter 1995/96。
[9] 《亚洲开发银行年度报告》,1996年,第94至95页。
[10] 中华民国行政院陆委会经济处,《两岸经济交流统计速报》,民国八十七年七月,台北。
[11] 《远东经济评论》,1997年1月9日,第5页。
[12]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sian Development Outlook 1996-1997, 1996, p.228.
[13]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大陆的经济统计一般把港资、台资放在“外资”的栏目下。
[14] The China Quarterly, Vol.151(1997), p.698-703.
[15] 《经济导报(香港)》,1995年11月13日、27日。
[16] 行政院陆委会经济处,《两岸经济交流统计速报》,民国八十七年七月,台北。
[17] 同上。这个统计是相当不完备的,因为大量台湾对大陆的投资并未经过核准,也未登记。
[18] 《中央日报(海外版)》,1997年5月23日。
[19] 《港澳经济》,1995年4期,第48至49页。
[20] 《亚洲开发银行1996年报告》,第95、119、325页。
[21] 参见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关于中美贸易平衡问题”,1997年3月。

当代中国研究
MCS 2000 Issu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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