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彦
旅法学者

一、意识形态专政是共产主义制度最本质的特徵
二、意识形态的神圣性与有效性
三、中共革命与建设的双重逻辑
【注释】

自五十年代汉娜.阿兰特(Hannah Arendt)提出极权主义概念(Totalitarianism)以来,这个概念一直是研究德国的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的主要概念之一。这个概念的一大贡献是,将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与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其他各种专制制度区分开来,指出极权主义这一新型专制的四大基本特徵,即一党专政(党即国家,国家即社会)、国家垄断经济及一切资源、意识形态专政、警察恐怖。[1] 从意识形态的内容、其号召力的强度、大众认同的持久性及其世界普适性等方面看,意识形态专政是共产主义制度更为本质的特徵。由于此概念将德国的纳粹、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全归于极权主义模式,有学者认为,这样的定义过于偏重价值判断,有损学术研究的价值中立取向。尽管如此,迄今为止,学术界并没有提出为大家普遍认同的比较“中性”的概念来取而代之,而极权主义概念在实证研究中仍然表现出相当大的分析效力。

近年来,中国国内的学者开始注意运用极权主义概念来观察中国社会。例如,孙立平等社会学家将极权主义社会称为总体性社会,认为其特徵是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意识形态中心的三位一体,其中政治中心处于核心和支配地位,最高决策层既是社会资源的实际管理者,也是政治控制的实施者,还是意识形态的权威解释者。[2] 萧功秦则用全能主义对译极权主义,他是这样定义的:“全能主义政治形态的特点是,政权全方位地渗入社会最基层的细胞;没有自主的社会活动空间与市民社会;权力的高度集中;以一种具有平均主义乌托邦目标的意识形态信仰作为一党制社会的整合基础;通过高度的社会动员与以意识形态导向为基础的大众政治参与,来实现国家精英所确定的政治目标等。”[3] 以上表述虽有不同,但都注意到意识形态在极权社会中十分明显的中心位置。

以极权主义概念来观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年的历史,可以把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史看成是一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专政的历史。本文从三个层次探讨极权主义在中国的表现形式及其演进机制,即意识形态专政是极权制度最本质的特徵、意识形态的神圣性与有效性、中共极权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双重逻辑。

一、意识形态专政是共产主义制度最本质的特徵

意识形态是什么?从阿兰特到阿宏(R.Aron)、再到法国当代学者傅瑞(F.Furet), 一个较为一致的定义是:意识形态是“解释世界的理论体系,通过这些体系,人类 可以排除任何神灵的指引而使自身的政治活动合乎自然法则”。[4] 以意识形态这 种思想体系为指导建立社会制度是人类在二十世纪的首创,从此开创了从意识形态 走向意识形态专政的道路,共产主义则将这一专政形式推向极致。共产主义的意识 形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官方定义是:这一思想体系“阐明了自然,社会和思维 的发展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 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要崩溃,共产主义必然要胜利,指出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 制度的掘墓人和共产主义的创造者”。[5] 毛泽东则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映了全 世界无产阶级实践斗争的普遍真理,“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 想的结晶”。[6] 将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中国产生了毛泽东思想,这是共产主义 意识形态在中国的完善。

共产党人认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集科学与道德于一身,既是历史规律,又是正义的化身,也是科学理性的世界观和社会的价值体系,是人类迄今为止所能找到的最尽善尽美的思想体系与价值系统。同时,它还是一套制度预设,不仅描绘出应该实现的制度模式,而且指出了实现的方式和策略。从这一意义上讲,共产主义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所生产出的最完备的意识形态体系。既然共产主义如此科学而理想,当然就要不顾一切代价地去实现它,于是就出现了共产主义式的理想到制度的强制转换。无疑,这一转换要求不同凡响的精神与物质力量。共产主义在苏联、东欧及中国的实践证明,这一意识形态具有这种力量。共产主义先是通过政党,然后通过政权激发起普遍的精神狂热,并将之转化成巨大的物质力量,即所谓的由“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相对来说,共产主义的动员力量的强度、规模、持久性等,都是其他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所望尘莫及的。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意识形态是无所不包、无处不在的,这对在极权社会生活过 的人来说是个浅显的事实,若论到透彻描述和深刻揭露这一意识形态还首推索尔任 尼琴。他在七十年代初给苏共领导的一封公开信中写到:“无处不在的、强制的、 被迫的谎言,是你们国家的人们生活中最恶劣的常态。这是比任何物质上的不幸、 比没有任何公民自由都更糟糕的事情。所有这一套谎言系统全是向意识形态缴纳的 贡品:所有发生的一切都同这个意识形态密不可分,这个已经僵死的,但仍然用尽 全身解数不愿离去的意识形态。但原因正是,我们的国家,由于习惯,由于惰性, 由于传统,仍然牢牢地抓住这个意识形态不放,抓住这个说谎的,伸向各个环节的 教条不放。正是这个意识形态,为了它的自身的生存而将那些胆敢有不同样思想的 人关入监狱。…..给我们脱掉这套肮脏的,浸透了汗水的衣钵吧,它上面已经沾染 了太多的血迹,使得民族的活的肌体无法呼吸!正是这个意识形态造成了如此多的 流血,它是两千六百万人的鲜血的罪魁祸首。”[7]

我们可以从意识形态认同和意识形态恐怖两个方面来分析意识形态动员。共产 主义的意识形态动员首先要求人们把它的教条当作绝对真理来信仰,无条件地认同 它。它不同于宗教,宗教诉诸于人们的非理性的灵魂需求,共产主义则宣称自己是 科学,因而要求人们通过“理性”思考来达到认同它的目的。它不仅要求人们信从 它,它还企图垄断人们的理性思辨的通道。它不仅要求其信徒全身心地臣服于它, 而且为他们达到这一“彼岸”世界规定了路途,它调动了一切手段、利用了一切可 利用的资源来进行认同动员。

意识形态恐怖也是意识形态动员的重要环节。无论共产主义的宣传教育机器如 何强大、其各种控制手段如何无孔不入,要将千千万万个独立的个体思维和形形色 色的社会管道全部纳入同一的思想体系和同一的运行轨道,却不是单靠思想教育和 认同动员就可以实现的。对那些顽固不化、不堪教育、信仰不坚者,还必须动用专 政的手段,一方面强迫他们接受正统的意识形态,一方面惩戒其他可能的动摇者。 事实上,这种制度的极权主义特徵之一就是垄断一切专政手段以镇压一切可能的和 潜在的敌人。阶级斗争的理论及建立其上的制度手段正是这种镇压的预设。这种极 权不仅需要镇压敌人以维护其极权的一统天下,而且也需要敌人以维持其镇压机器、 以证明这一专政制度的必要和合法。因此,它一方面调动一切行政、立法、甚至军 事手段来施行意识形态恐怖,另一方面又开动机器来制造阶级敌人,既证明镇压的 必要性又证明意识形态的正确性。

以意识形态内容的完美无缺,利用人们对乌托邦的向往,并调动各种手段来达 到意识形态认同,又以一切可资利用的手段来改造洗脑,镇压反叛,威慑异端,消 灭异己,以达到极权主义的一统天下;以意识形态认同夺取政权,又以意识形态恐 怖巩固政权,认同与恐怖交叉并用,即是这种极权的意识形态专政。

二、意识形态的神圣性与有效性

共产主义从思想体系到制度实践,从苏联、东欧到东亚、古巴,曾席卷半个世界,它在二十世纪的巨大成功是人类历上史无前例的。然而,苏联东欧阵营的突然崩毁又充份表明,这一制度又是如此的脆弱,在既无外敌又无内部威胁的情况下竟然会突然消逝。它的既强大又脆弱的特点,源于其极权主义的封闭性格,即它的总体或全能特徵。在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内部,存在着互相依赖又互相冲突的两个方面,即它的神圣性和有效性。

这一意识形态是个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庞大体系,它有一套庞大的理论体系来论证自己是不可质疑的科学真理,因而就具有不可挑衅的神圣性。它既是革命合法性的源泉,又是革命的武器,是无产阶级的行动指南、革命的战略策略,目的与手段一身兼二任。

这个意识形态同时也是排他的。它不仅只能按照自己的方式、轨道、逻辑来运行,而且随时清理轨道上的任何异质、排除任何其他的潜在可能性。信奉这个意识形态的政党要垄断一切权力,绝不与任何其他势力分享,其政治领袖则集中所有的权力于一身。这种对权力的独占反映出意识形态的排他性,党的享有一切权力的领袖同时也被视为党和真理的化身,二者不可分割。当列宁首次把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付诸于俄国的革命实践时,这一观念体系就从思想到建制物化为一个封闭的极权体系、一架巨大的排他的组织机器。封闭的意识形态锻造了封闭的极权制度模式。在战争年代和在夺取政权的道路上,共产党内“路线”纷争不断而且每次斗争必以一方彻底战胜另一方为结局,原因也是这一意识形态的排他性。

这一意识形态的排他性使它具有强大、残酷的一面,但同时又隐含着它的脆弱。它的强大是因为它是封闭和自洽的,但这又是它的脆弱,因为它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维护这一系统的封闭性和自洽性,任何微小的异象或变数都可能成为大厦崩毁的最初缺口,使它自毁封闭而走向解体。正是这一维护体系的完整性和自洽性的极端需要,使极权主义系统包含着无法解决的内在矛盾。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全能的,因此它必须接受历史的检验,必须面对实践的成效。这就是这个意识形态的另一个特性,它的有效性。共产党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为号召,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夺取了政权,充份证明了意识形态的有效性,同时也大大加强了它的神圣性。夺取政权之后,庞大的思想体系得以全面制度化;然而,制度化之后的意识形态系统面临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检验,也必须回答实现现代化的民族预期。可是在此阶段这一意识形态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如果它无法回答现代化的预期,不能经受实践的检验,其有效性就自然要受到质疑。很显然,这种意识形态的有效性与神圣性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内在紧张。当其有效性受到质疑时,其神圣性自然也开始动摇。

这种意识形态的这一互相矛盾的两面也是相互依赖的,舍其一面,极权主义系统就无法形成。同时,这一互相冲突的两面也是极权主义系统内部的动力源泉。中国共产党人从来以民族现代化的继承人自居,宣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社会主义是人类至今所能找到的最好的社会制度;只有沿着这条道路,才能将中国引向现代自强之路,最终通向共产主义。这种对未来的许诺本来是意识形态动员的需要,但同时也是对意识形态有效性的挑战,逼迫意识形态将许诺付诸现实。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之所以有更为普世和持久的感召力,这是重要原因之一。这也就是本文中所要分析的所谓意识形态的“建设的逻辑”。“建设的逻辑”要求具体的、看得见、摸得着的经济成果,要求为达到预期的经济成果所必须的理性精神。换言之,“建设的逻辑”内含着某种经济合理化机制,依照这一机制,经济计划、理性管理、制度建设、程序设计便都是必须的。同时,“建设的逻辑”也要求人们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分子,要求专家治国、专家治厂、专家治校等等。

同“建设的逻辑”相对应的是“革命的逻辑”。如果说“建设的逻辑”是为了维护意识形态的有效性,那么“革命的逻辑”便是为了维护意识形态的神圣性。既然视意识形态是神圣的、不可质疑的,那么,就不能以“建设的逻辑”、实用的逻辑去模糊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任何这种模糊都构成对意识形态神圣性的质疑。为了根除对神圣性的质疑,共产党就必须不断地发动意识形态运动,不断地进行大规模的思想动员。这种意识形态运动不仅旨在根除对神圣性的质疑,还在于制造对神圣性的信仰。要达到这一目的,党不仅需要占有一切思想言论阵地,控制一切宣传教育手段,而且还必须以一切行政的、政治的、专政的手段来威慑、钳制、镇压,即对治下的臣民实行意识形态专政。

需要指出的是,意识形态专政是以维护意识形态神圣性的名义来进行的。既然意识形态的神圣性是天然给定的,所以用专政来维护它也就自然是合法的。在这里,意识形态为专政提供了合法性基础,而专政的目的又是为了维持意识形态的神圣,原因与结果可以互置,手段与目的可以互换。由于这一手段与目的的互换机制,使得共产主义体系具有史无前例的动员力量。它不仅可发动规模宏大的群众运动,激发出民众狂热的精神臣服,而且可以动用强大的国家机器大规模地镇压反抗,制造骇人听闻的暴力屠杀。意识形态的专政不仅可能将滥杀无辜合法化,而且还成功地将其制度下的民众纳入其统治机器,成为这一统治机器中的一部份,行使这一机器的部份职能。

这一机器的超乎寻常,使它具有极其强忍的生命力,迄今为止的共产主义制度的历史表明,这一制度一经巩固,外来因素几乎无法摧垮它。然而,无论这一体系如何强大,它必须面对自身的矛盾。共产主义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原因是它是一套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美好的乌托邦系统。乌托邦有其社会功能,它反映了人们追求美好未来的愿望,它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可以批判和鞭策现实。但乌托邦却不是现实,它越是美好,离现实就越远。若试图将乌托邦强制性地变成现实,乌托邦本身就不再存在。这种思想体系的悲剧在于,它本身是个乌托邦系统,却以可付诸现实的社会工程的面目出现。从这一角度看,它又是个巨大的谎言系统。乌托邦与现实的距离,使得乌托邦注定不可以变成现实,然而其意识形态的极权主义性格又要求必须将之付诸现实,这是这一思想体系制度化之后永远无法摆脱的深层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思想体系从其制度实践的那一天起,就一直在从事着摧毁这一乌托邦的工作。乌托邦一旦被摧毁,也就是谎言系统的摧毁;谎言的破灭意味着乌托邦的破灭,也意味着意识形态神圣性的破灭,整个制度就会失去合法性的根据。因此,为了维护谎言,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投入全部制度的力量。这是一种指鹿为马的恶作剧,但却又是制度根基所必须。同时,这种制度的历史越是向前推进,它就越需要加强意识形态恐怖。谎言越是暴露,就越必须实行专政。

综上所述,将乌托邦付诸现实是“建设的逻辑”,而维护乌托邦的幻象、维护谎言系统的权威,则是“革命的逻辑”。很显然,维护幻象、捍卫谎言是这种极权制度最为根本的逻辑,因为这是意识形态的根基所在。为了维护制度的合法性,这类政权可以随时放弃“建设的逻辑”,以专政的手段强迫人们认同谎言,承认谎言就是真理。观察这种制度实践的具体历史进程,不难发现,无论是在苏联、东欧还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总是充满着曲折、动荡,“革命的逻辑”与“建设的逻辑”交叉行进。同时,由于“革命的逻辑”关系到意识形态的根本,它总是压倒“建设的逻辑”。

三、中共革命与建设的双重逻辑

回观苏联共产主义的历史,激进的意识形态统治推进时期与缓进的经济建设时期循环更替,交织演进。自列宁于1919年至1920年推行战时共产主义、1921年至1928年实行新经济政策,其后的苏联历史就再难逃出这种革命与建设的双幕剧:1936至1938年的大清洗,1953年至1964年赫鲁晓夫的改革,勃列日涅夫的回潮再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直到最后崩溃。中共建国到今天的历史,也是革命与建设循环冲突的历史、是运动极其频繁的历史。粗略地统计,从1949年到文革,各种名目繁多的运动当在60次以上[8]。若将这一时段分为五个主要时期,可以发现以下特点:1949年至1953年的建国与恢复时期、1957年至1960年的反右与大跃进时期、以及文革时期,是运动频繁时期,即“革命的逻辑”占压倒优势的时期;1953年至1957年的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与建设时期、1961年至1965年的经济调整时期,是运动相对低频时期,即“建设的逻辑”占上风的时期;从1949年到1976年的27年中,意识形态领域内的运动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一现象表明,在这27年中,虽然存在着一种革命与建设的历史循环,而循环中又有意识形态运动一脉相连。

其实,这一革命与建设的历史循环并非今天的什么新发现。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教育中的最基本的术语之一,所谓的“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实际上就反映了革命与建设的双重逻辑。党内长期循环往复的路线斗争的根本原因,正是源于其意识形态的深刻的内在矛盾。而其意识形态话语对此的解释是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时期和共产党内的反映。这种解释既不能自圆其说,也与事实不符。其功能是一方面遮掩意识形态的内在矛盾,另一方面强化意识形态运动的必要性,使党内斗争合法化。

以革命与建设的逻辑来观照中共路线斗争史,可以看到革命与建设的逻辑并非总是不可调和的,只有当“建设的逻辑”威胁到革命的合法性时,才会有双方的决战,路线斗争才会白热化。党的各级干部虽然随时小心提防,但仍然难以跳出这一本身互相依存的逻辑怪圈。实际上,即使是一贯正确的毛泽东本人,也不一定总是站在“革命的逻辑”这一边。1957年3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呼吁知识分子讲真话、提意见,这涉及到有名的“阳谋论”。称之为“阳谋”,是假设毛当时已预见到会出现对党的激烈批评,并威胁到党的合法性。“阳谋论”难以说服人的重要原因是,它不能解释1956年9月中共八大以来政策的整体方向,这一方向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已基本确立,全党面临着一个由革命向建设转型的新形势。毛泽东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宣布“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9],都表明他当时其实是站在“建设的逻辑”上的。其时,第一个五年计划成功在望,毛泽东志得意满,并不怀疑共产主义制度的有效性。

当时的右派言论中确有一些意见是直接质疑党的合法性的。储安平指责“党天下”,章乃器批评共产党“以党代政”,张百生、黄振旅甚至说共产党“以党代宪法,以党代人大”,章伯钧建议将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改成四个政治设计院,黄心平更是直言共产党应与民主党派轮流执政。[10] 中共意识形态的最高阐释者毛泽东自然首当其冲,他要反击也在所难免,这是“革命的逻辑”使然。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促使毛泽东下决心对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与反抗发动大规模‘反击’的主要因素,是其必须坚决维护共产党特别是他自己的威信,巩固住已经获得的权力的强烈欲念和决心”。[11] 这是十分中肯的判断。1957年7月反右运动展开不久,毛泽东就已明确指明了这场运动的意义。他说,“大辩论(反右),全民性的,解决了和正在解决着革命和建设工作是否正确(革命和建设的成绩是不是主要的),是否应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不要共产党领导,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要不要民主集中制,以及我国的外交政策是否正确等项重大问题。……只要我们在辩论中胜利了,就将大大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12] 毛所谈的无非是两点,一是党的合法性,二是意识形态的有效性。“革命的逻辑”不仅以钳制言论等手段来维护意识形态的不可怀疑性,同时还以运动的形式来发动进攻,以证明这一无须证明又不能被证伪的意识形态的正确,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铲除异己、加强极权。

反右结束,专政之下,人心一统,鸦雀无声。毛泽东在昭示了他所掌控的意识形态不可质疑之后,又面临新一轮的意识形态有效性的检验,一场以建设为主旨的革命运动的发动便成为逻辑之必然。于是,大跃进以建设的面目出现了,但其遵循的却是革命的逻辑。它发动的本意是为了证明1957年反右运动的正确和必须,证明它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效力。这时,乌托邦的谎言特性就彻底暴露无疑了,革命不但代替不了建设,而且在革命的逻辑下建设必然陷入惨重的失败。

无论毛泽东如何专横,“革命的逻辑”如何具有压倒性力量,共产党却不得不面对大跃进之后的饥荒和萧条,于是毛泽东退居二线,刘少奇主持工作。不过,在1961年到1965年的经济调整时期里,虽然“建设的逻辑”占主导地位,但在意识形态领域里“革命的逻辑”并未松懈。即便如此,毛泽东也仍然感到经济调整背离了意识形态的大方向。从实际政治层面来看,一种较为务实理性的“建设的逻辑”不仅意味着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角色转变,而且也使革命党的领袖兼导师的作用降低,权威弱化,这自然不是毛所愿意见到的。何况,经济调整本身就是以毛的让步、意识形态淡出经济领域为代价的。于是,经济调整刚初战告捷,毛泽东就发动了文革,“革命的逻辑”再次压倒了“建设的逻辑”。

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由于意识形态思想体系的乌托邦性质,注定无法兑现其美好许诺,但一整套国家机器从原则上讲是为了实现这一美好许诺而存在的。随着理性与现实的反差越来越大,极权内部的张力日益膨胀,乌托邦式谎言越来越难以维持,共产党就必须找出解脱办法。以激进的运动冲击温和的建设,将制度实践的失败归咎为党内温和路线代表者对正统意识形态的曲解,似乎是所能找到的最好的解脱办法。从这一意义上讲,党内路线斗争和寻找替罪羔羊乃是制度本身的需要。所以,凡是有这种制度的地方,就都程度不同地发生过整党、清党、大清洗、文化革命等。

现在来看文革史,显然是极权主义的一种登峰造极的表现。以意识形态煽动青年的狂热,继而将狂热推向全社会,不惜完全打乱自己的制度机器、甚至党本身,这是“革命的逻辑”最极端的发展。与斯大林的大清洗相比,都是以专政对付人民,以强暴对付政敌,以恐怖维持意识形态的一统天下。不同的是,斯大林依仗秘密警察,毛泽东依靠政治化的、被意识形态鼓噪起来的群众。文革在中国的发生,尤其以这种全民专政的形式出现,显然有多方面原因,甚至包括民族心理上的原因。但1958年大跃进激进路线的严重挫败、毛泽东作为领袖应该承担的责任、革命导师先知形像的动摇、革命意识形态在经济领域里影响的削弱等,都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从一种意义上讲,以激进的革命运动去回答建设成效的不足,实际上乃是一种逃跑的逻辑、一种避实就虚的逻辑、一种以意识形态盲人瞎马式地向前冲撞去逃避实践检验的逻辑。

“革命的逻辑”虽可在一段时间内压倒“建设的逻辑”,但社会、民族甚至意识形态本身付出的代价也是十分沉重的,且势将随着这一逻辑的恶性推进达至顶点而走向转折,于是极权主义趋于式微。文革正是依据这样一种逻辑而令极权统治由盛而衰,将意识形态的神圣面纱彻底撕破了。文革将意识形态恐怖推到极点,也使社会对它的信仰全面动摇。由于文革的全民意识形态恐怖的特点,意识形态神话崩溃之势较之大清洗之后的苏联更加难以阻挡,一场以重建意识形态有效性为目的的改革就不可避免。正如斯大林的去世为赫鲁晓夫的改革提供了契机一样,作为意识形态化身的毛泽东的去世,为这一改革开创了条件。从本质上看,1978年以来的改革其实是党重建意识形态有效性的一个努力,它试图回到“建设的逻辑”,并以此来证明制度体系的有效性,这是历经了文革灾难后党重建政治合法性的唯一可行的选择。从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来看,改革也是共产主义极权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是“建设的逻辑”的使然,也与乌托邦记忆有关,但这种改革蕴含着意识形态的回潮,以及“革命的逻辑”战胜“建设的逻辑”的预设,也就是说,在其框架内改革是不能成功的。

仅从这一层面看待文革后的中国改革,历史似乎仍然遵循着旧的轨道运转,无法跳出革命与建设双重逻辑的怪圈。然而,邓小平所面对的社会是一个后文革的社会,意识形态不再具有理想的光彩,其工具性能也大大降低。这一形势下的邓小平采取了尽可能的实用主义态度,一方面尽量避开意识形态话语(即所谓的“不争论”),一方面以专政的力量保住统治的底线(即所谓的“四个坚持”)。在一个意识形态日益退出社会生活中心的社会里,极权主义已渐渐失去其基础和支柱。邓小平不仅依靠“建设的逻辑”上台,而且还必须以建设的成果来提供和维持合法性。实际的改革历程显示,虽然邓小平主观上还是要证明那个不可证明的乌托邦,但改革的实践却在一步一步地从意识形态上推翻这个乌托邦。无论是以真理标准讨论为开端的意识形态解构,还是社会多元经济结构的形成,都表明那种神话已成为历史。从意识形态解体这一角度看,当执政党无法再制造意识形态恐怖并用军队来维持政权时,中国就进入后极权主义的时期了。不过,极权主义的顽强生命力往往令人吃惊,苏联勃列日涅夫之后的历史告诉我们,意识形态专政可以在没有信仰的情况下继续维持相当长的时间;中国改革二十年来的历史似乎正在告诉我们,原来的制度体系可以在意识形态体系瓦解之后仍具滞后效应。

【注释】
[1] 有关纳粹与共产主义异同的讨论,是目前欧洲学术界的热门话题,本文不涉及。见《二十一世纪》(香港),1998年10月号。
[2]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3年2月号。
[3] 网上杂志《中国与世界》(文献资料)。
[4] F.Furet, “Le passee d’une illusion(一个幻象的历程),” p.19. Robert Laffont Calmann-Levy, Paris, 1995.
[5] 《辞海》,1979年版,北京。
[6]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994至995页。
[7] A. Soljenitsyne, “Lettre aux dirigeants de l’Union sovietique,” Seuil, Paris, 1974.
[8] 例如,1950年3月到1952年底有镇压反革命运动,1950年6月到1953年春有土改运动,1951年5月至8月有批判电影“武训传”,1951年秋至1952年冬有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1年12月到1952年夏有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1952年3月到同年夏有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1952年至1955年5月有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1954年10月至1955年夏有批判唯心主义思想运动(批判俞平伯、胡适、梁漱溟等),1951年到1956年底有农业合作化运动,1953年6月到1956年底有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1957年有整风反右运动,1958年至1960年有大跃进,1962年9月到1966年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年至1966年有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批判电影“刘志丹”、“李慧娘”,批判杨献针、孙冶方、翦伯赞等),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有文革。
[9]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89页。
[10] 华民,《中国大逆转》,明镜出版社,第176-205页。
[11] 华民,出处同上,第225页。
[12]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62页。

当代中国研究
MCS 2001 Issu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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