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大学“军宣队长”的回忆

陈昭

一、“三支两军”概述
二、从“三支两军”到“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三、从“大联合”到清查“五一六”──我在建工学院的经历
四、从“三支两军”引发的思考
【注释】

军队是“文革”中唯一没被打乱的组织,由于它严格的纪律、严密的组织和高高在上的地位,毛泽东依靠军队才基本上控制住了“文革”初期近乎于失控的局面。而“文革”中军队介入、控制地方各单位的活动,主要是通过所谓的“三支两军”(即支持革命左派、工业、农业、对学校的军训、对各类单位的军管)。军队的“三支两军”贯穿“文革”的前7年(1966年到1972年)。1968年起军队人员往往以“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下简称“军宣队”)的身份执行“军训、军管”任务,笔者当年就主持过北京一所高等院校的“军宣队”。现在距“文革”的发动已有40年之久,但在诸多回忆和研究“文革”的文献中,关于“文革”中的重要角色“军宣队”的介绍却很少见到,而官方文献对“三支两军”的介绍也语焉不详。再过若干年,或许就没有多少人能讲得清“三支两军”的由来和真实功能了。事实上,不了解“军宣队”在“文革”中的作用,理解“文革”中“由乱到治”的演进过程就会有一定的困难;而不了解“文革”的“乱与治”,也就无从评价“文革”的历史地位。本文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和亲身的经历,大致介绍“军宣队”在“文革”中的作用,供研究者参考。

一、“三支两军”概述

1.毛泽东要求军队“支持革命左派”夺权──谁是“革命左派”?

1966年“文革”发动伊始,毛泽东按照自己的设想,以为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就把刘少奇“司令部”摧毁,然后依靠“造反派”控制局面。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特意举办了生日宴会,只让“中央文革小组”的干将们参加,“吃饭时毛主席举杯祝酒,说:‘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这话是正确地概括他对当前形势和今后作法的想法。”[1] 毛泽东当时打算把“夺权”作为“文革”的4个阶段中的最后决战阶段,按照他的“战略部署”,1967年1月全国刮起了“夺权风暴”。在“夺权风暴”的高潮期,毛泽东表示:“夺权问题……是决战的关键阶段,是主题,是正题。[2]”可现实的演变完全超越了毛的如意算盘,事实上当时全国上下的“夺权风暴”演变成各地“造反派”组织之间延绵不绝的“武斗”和“打砸抢”,原来的党政系统近乎于瘫痪,而全国各地“造反派”组织争夺当地最高权力的斗争又方兴未艾,彼此之间呈你死我活的状态,根本无法“联合”起来分享权力。这时连毛泽东自己也掌控不了局面了。当时毛也承认:“本来在一月风暴以后,中央就在着重大联合的问题,但未得奏效。[3]”

正是在这种被动局面下,毛泽东不得不动用军队这张最后的“王牌”,以支持“革命左派”为名,尽快控制局面。1967年1月毛泽东对军队指示说:“地方文化大革命正在猛烈开展,夺权斗争还在激烈进行,我们军队要支持地方革命左派进行夺权斗争。[4]”他在另一场合又表示:“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5]”这是毛泽东对“支持左派”、支持“真正革命派”的最早表述,也就是“文革”中军队“支左”一词的来源。

然而,全国各地多如牛毛的“造反派”组织中,究竟谁是“革命左派”,哪个群众组织不是“革命左派”?毛和“中央文革小组”却提不出一个名单,而是对参与“支左”的军队人员“打哑谜”。在这种情况下,各地的军队面对严重对立的几派群众组织,摸不清究竟谁是“革命左派”,就只能按照自己的判断“支左”,结果与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要求大相径庭,甚至完全相反。于是毛认为军队“右倾”,他在1967年8月4日致江青的信中说:“现在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军分区(即师级)以上的干部支持右派[6]”。实际上,在很多省市,军队“支左”的结果反而加剧了“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武斗”,形势变得越发混乱,实与毛的初衷相违。经过“中央文革”的强行介入,直到1968年大多数省市的形势才初步稳定下来。

由于“文革”中大批工人农民参与“造反”组织,动摇了工农业生产,于是毛泽东又发布指示:“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军队不能坐视工业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7]”作为样板,毛泽东把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的干部战士派到了北京的6个工厂(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针织总厂、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等),介入“文革”时期工厂的领导和管理,后来又派8341部队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就是“文革”时期著名的“六厂二校”的由来。军队既已介入各地的“支左”,后来再加上“支工”、“支农”,于是就产生了所谓解放军在“文革”时期的重要任务──“三支”。

2.“军训”──毛泽东试图用军队控制大中学校的混乱局面

最初的“军训”是1966年夏毛泽东大规模接见“红卫兵”时临时性整训赴京学生的方法,后来起用到全国各地中学以上的学校。

1966年8月到11月,全国的学生像潮水般涌向北京,全市的机关、学校、空闲的民宅里,到处是临时铺位,人满为患,且赴京的数百万学生终日闲逛,无人管束。1966年10月,毛泽东发出“组织外地来京革命师生进行政治军事训练的指示”。他说:“由军队负责将外地来京革命师生,按解放军的编制,编组成排、连、营、团、师。编好的,进行训练,学习政治,学习解放军,学习林彪同志和周恩来总理的讲话,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习解放军的三八作风,学习编队队形,学习队列基本动作,学习步伐。每个人都要学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子,使外地的革命师生有秩序地接受检阅。[8]”笔者当时所在的空军部队就奉派进入北京市朝阳区的一所小学。小学的老师们负责外地赴京学生的生活安排(住宿、吃饭等),我们则负责每天组织外地学生训练两三个小时,教他们一些最基本的站队、走路动作,主要是提高学生的组织纪律性。

这次“军训”本来是针对赴京学生的临时性措施,可能后来毛泽东觉得这个办法可用来控制学生,尤其是有助于恢复全国各中学以上学校的秩序。当时,全国的中学基本上处于混乱状态,校方已失去管理能力,学校停课,学生终日无所事事。1966年12月中央宣布停止“大串联”以后,上千万在校中学生不能再去外地“串联”游玩,留在校园内又无课可上。为了应付这一混乱局面,1966年12月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派军队干部训练学校师生”的谈话:“派军队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方法很好。训练一下和不训练大不一样。这样做,可以向解放军学政治,学军事,学四个第一,学三八作风,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加强组织纪律性。驻京部队派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经验很好,很有成效,应当在全国推广。[9]”于是,从1967年起,军队就逐步派出干部战士进驻各地的中学,组织军训,把中学生管了起来。

毛泽东看到了“军训”的好处,1967年2月19日又把“军训”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党、政、军、民机关,除老年外,中年、青年都要实行军训,每年20天[10]”。一个月后的3月7日,毛又要求军训人员“参与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11]”

据统计,“从1967年1月20日至2月10日20天时间内,仅驻京部队即派出4,000余名干部,对北大、清华等5所著名高等院校计2.26万余名师生,进行了短期培训。之后,全军派出执行‘军训’任务的人员逐步增多,参训院校及人数也大幅度增加。仅1967年4月,全军每天平均派出执行‘军训’任务的人员即达5.3万余人,接受军训的学校则达3,091所。至1968年第二季度,全国接受‘军训’的学校猛增至1.17万余所。[12]”

3.“军管”──“军管民”、“民管军”、“军管军”

“军管”是“文革”中最荒唐的事情之一。起初,中央只是下令对广播电台、粮食和物资仓库、监狱等“要害”部门实行军管,随即扩大至民航系统。随着局势一天天的混乱起来,需要“管”的单位越来越多。各单位的“当权派”都被“打倒”了,“造反派”又互斗不已,谁能负起管理之责?只剩下部队了。于是,1967年3月19日中央军委根据毛的指示作出了“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13](这一文件首次将“三支两军”作为一个整体性任务向全国全军提出)。仅在1967年前5个月中,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军区就对全国7,752个单位实行了“军管”,并对2,145个单位实行了警卫保护,其中包括中央各部委、1,219个银行(占全国银行的42%)、547个广播电台(占全国广播电台的24%)、111家报社(占全国报社的53%)、10个铁路局(全国共18个铁路局)。[14] 由此可见,“军管”的强度之大。

当时,不但军队对地方单位实行军管,军队对某些军队单位也开始“军管”。例如,毛泽东派人“军管”了总政治部。后来有研究者指出:“命令军队下级单位的有关人员,对军队的三大总部之一、军队的最高政治首脑机关实行军事管制,这确实是一件不符合常理的很‘搞笑’的事情。而这样的命令,除了自命为这支军队‘缔造者’的毛泽东本人,还有谁敢下达?”[15] 李德生也承认,这是“一场荒诞的闹剧”[16]。

更滑稽的是,1968年9月2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关于工人进军事院校及尚未联合起来的军事院校实行军管的通知”。让工人“军管”军事院校,这样的荒唐命令可能在全世界都闻所未闻。这个文件的第五条规定:“北京地区的高等军事院校,政治学院,空军学院,后勤学院,第三工程兵学校,空军第二高级专科学校等六座院校,担负着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训练任务。对这六所院校待训练任务告一段时,再进驻工人、解放军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17]”据我所知,此时,空军学院已经担负着“军管”北京地质学院的任务,可它自己竟然也即将被工人“军管”。

显然,当时毛泽东全面动用军队,把军队当作控制“文革”混乱局面的最后手段,实乃应付燃眉的仓促之举。军队全面介入地方事务之后,有些地方的局势是平稳了,但有的地方由于军队的介入反而更加乱了。更令毛戒惧的是,军队的“支左”和“军管”造成各级地方政府“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当中军人占了多数,形成了军队全面掌权、全面膨胀的局面,但此时毛已经别无选择了。1972年8月,“支左”人员开始陆续撤回,“三支两军”遂告结束。

二、从“三支两军”到“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1.北京高校武斗高潮中出动“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到了1968年夏天,“文革”又面临更严重的局面,各地“造反派”的武斗逐步升级,以致于发展到抢银行、抢仓库、抢车船、炸铁路、冲击军事机关、抢军队的武器。面对失控的形势,7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了关于制止广西大规模武斗的“布告”(简称“七三布告”);21天后,中央又针对陕西局势发出“七二四布告”。这两个“布告”内容相似,大意是:最近出现一系列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破坏铁路交通,抢劫援越物资、银行、仓库,冲击部队,中断邮电,私设电台,抢夺解放军的武器,杀伤解放军指战员。出现上述情况的绝不仅仅是这两个省区。“布告”要求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离据点;首先撤离铁路交通线上的各据点,无条件地迅速恢复铁路交通运输;无条件地交回援越物资;无条件地交回解放军的武器装备;一切外地人员和倒流城市的上山下乡青年应立即返回;对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惩办。

这两个“布告”发出后,在北京的部队奉命行动。笔者所在的部队即到朝阳区王四营公社宣传“布告”的精神。然而,就在“布告”发布前后,武斗之风在北京也刮起来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校园内的武斗逐步升级。7月28日,毛泽东在凌晨3时半到8时半紧急接见了首都红卫兵“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和王大宾,就制止大学武斗、派出“工宣队”问题发表了强硬讲话。毛泽东说,现在轮到你们犯错误了。同时毛命令8341部队带领他们正在“支左”的北京6个工厂的工人组成“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突然开进北大、清华两所大学。从此“三支两军”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出现了新的组织形式──“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下简称“宣传队”)。这其实是“文革”初期被毛泽东痛批的“工作组”的变种,可称为“毛氏工作组”。

“宣传队”进驻北大、清华后,中央要求军队立即进驻北京其他所有大学。当时北京共有高校59所,驻北京的各军兵种分片包干。据我所知,空军、海军各负责10所院校,空军负责北京市东面的9个院校(即机械学院、广播学院、建筑工业学院、化纤学院、化工学院、第二外语学院、经济学院、北京工业大学等)和地质学院。我所在的空军第一高级专科学校(简称“一高专”)被指派负责北京建筑工业学院。

当时中央规定,在“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里“工宣队”的任务是“配合”解放军工作。北京市革委会规定,“宣传队”的最高领导为“指挥”和“政委”,“指挥”由“工宣队”出,“政委”由“军宣队”出,“宣传队”由政委负总责。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曾对所有大学的“军宣队”负责人讲话说:学校出了问题我们不找“工宣队”,而要拿你们试问。“宣传队”直接受北京市革委会领导,市革委会有个大学组,但北京市革委会负责人经常直接召集“宣传队”负责人开会,就运动的进度、作法下达指示,谢富治讲得最多。空军系统也设有专门机构管理空军的这10支军宣队,但不指导各学校的“文革”运动;派出“军宣队”的部队也不过问“军宣队”的工作。

2.从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军宣队”的简况看“军宣队”的一般特点

北京建筑工业学院直属国务院建材部,是当时全国唯一专门培养建筑工业材料方面高级人才的学校。学校规模不大,有1千多学生。学院里老干部比较多,院长是位7级干部,在大学里非常少见。

我当时担任“一高专”革委会副主任。“一高专”是军级单位,我这个革委会副主任原来是个普通教员,从未担负过领导工作。空军领导让我参加“支左”时说:空军负责10所大学,我们派往9所大学的“一把手”用老同志(多是师、团级干部),另外用1个“小将”(“文革”中对群众组织的头头一般称为“小将”,所以称我为“小将”,其实当时我已29岁)。我曾坚辞不受,但还是没能推掉,只好硬着头皮上。

受领任务后,“一高专”派出1百多人执行这个任务(全是部队的机关干部),于8月中旬开进建工学院。其时,“一高专”的群众组织刚刚取消,大家集合到“革委会”这面大旗底下,但过去不同派别的隔阂依然存在。我们这支“军宣队”中的大多数人原来属于我的对立派,对我来说,团结和带领好这支“军宣队”,本身就是个严峻的考验。

“宣传队”的另一半是北京铁路局根据北京市革委会的决定派出,由铁路局机关干部组成,号称“工宣队”,他们紧随“军宣队”之后进驻该学院。可是当时中央规定,“工宣队”必须“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批分期,进入各学校”。[18] 北京市革委会发现北京铁路局派出的“工宣队”不是产业工人,于是北京铁路局又重新派出1百多名真正的铁路产业工人替换了原来派去的机关干部。建工学院的“工宣队”在半年后由于铁路施工任务撤出了该学院。

我作为“军宣队”队长,自然而然地就以“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政委的身份成为“宣传队”的“一把手”,顺理成章地也就成了建工学院的“一把手”。担任“宣传队”“指挥”的是一个工人班长,只有小学文化程度,所以我必须承担主要的工作。当时北京对“三支两军”干部有这样一个顺口溜:“在家坐沙发,出门坐‘华沙’[19]。一串钥匙哗啦啦,里里外外我当家。”我就这样当了建工学院的家。那时我唯一的优势是属于群众组织头头出身,年龄与学生相差不大,能和学生打成一片,比较容易与学生领袖沟通。当时对“宣传队”也有一条特别的纪律,就是不许与学校师生谈恋爱。

三、从“大联合”到清查“五一六”──我在建工学院的经历

我在建工学院期间经历了两派“大联合”、成立学院革委会、“清理阶级队伍”、“战备搬迁”、清查“五一六”等阶段。从一所院校里这些事情的处理可以观察当时“军宣队”的作用。

1.大学里的“文革”高潮是如何收场的?

我们进入学院时,学院里空空荡荡,很多人都不在学校,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发动每一个人,利用各种途径尽快把散在全国各地的学生和教职员工召回学校。师生员工回校后,先把各种派别的群众组织“联合”起来,“解放”了一批“被打倒”了的干部,成立了“革委会”。“革委会”由“革命干部”和“学生领袖”组成,按规定“宣传队”不参加革委会,但学院“革委会”受“宣传队”领导,学校的实权还是掌握在“宣传队”手中。当时还有一项政治任务,即“清理阶级队伍”,我们没有打击“新”的“敌人”,只是清理了群众组织办理的各种专案,使那些“专政对象”得以解脱。

这些“文革”中奉命办理的任务完成后,我们又面临一个大难题:学生们不上课,教职员工们不教课、不研究,每天让他们干什么?总不能天天学文件、“搞运动”,如果这样必然会越来越散。最后我们想出一招,派人四出联系,看有什么大型工程、大型企业需要劳动力,这样可以让师生们通过劳动开开眼界。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当时,北京地铁正在兴建,房山的东方红炼油厂建设工程也正在施工,于是我们把师生们拉到这两个地方以及首钢参加劳动。

2.大学的“战备搬迁”──“盲人骑瞎马”

1969年秋天,中央突然大造“要准备打仗”的舆论,一时间紧张得不得了,人们的感觉是似乎战争明天就要爆发。北京市革委会召开了紧急会议,命令北京的大专院校除几个最著名的学校外,其他学校在半个月到20天内必须搬出北京。 然而,连去哪儿都不知道,怎么个搬法?

一所大学不光有学生和教职员工,还有教工家属,所有家庭举家搬迁,谈何容易?老人孩子怎么办?还回来不回来?什么时候回来?更何况,搬迁地还要准备住房、教室、实验室、工厂、图书馆,设备图书的安放、教学活动的组织,以及交通、生活设施等等,每所大学都面临一系列难题。而学院的教工们认为,你们“宣传队”将来可以回部队,学生们早晚一天要毕业,所以搬到偏远地区后你们都要离开,只有他们将不得不在那里长久呆下去,自然他们会顾虑重重。因此,教工们提出了许多非常实际而我们又无法解答的问题,比如往哪里搬,怎么搬,搬去怎么生活,孩子上学如何解决,不在这个学校的教工配偶的工作怎么办?为什么只有学校搬迁,而北京市其他单位却不搬?这些问题我根本无法回答,也没有人给我解释。上级只是给了我们一道死命令:搬!快搬!

建工学院的主管部门是建材部,根据部长赖际发、政治部主任钟炳昌、军管会主任李大同的指示,学院“宣传队”和“革委会”的负责人立即到河南、湖北、湖南选址。赖际发部长曾提示,湖南常德附近有一个即将报废的金刚石矿(601矿),那里有一些空房子。这个矿离常德约30到40公里,附近没有大的居民点。我们到现场实地考察后发现,如果把该矿的房子全部利用起来,勉强可住下学校的师生员工,但根本无法考虑教学活动。经请示建材部,最后就确定搬迁到这里,因为时间紧迫,再无选择的余地。当时,建工学院的搬迁全然不考虑将来的办学条件和教工的生活环境,只关心一件事,那就是找一处地方让全校人员勉强住下。

搬迁地一经选定,学院里就立即召开各种会议“动员”,那时师生员工们早就是驯服工具了,对“宣传队”的要求只能服从。于是,全院师生连同家属很快就启程了,把教学工厂、图书馆交给了留守人员。当时我是非常“革命”的。我安排全校迁移人员分成两路,教工和家属乘火车到岳阳,然后转到常德;另一路由我带领,先到韶山“朝圣”,然后徒步行军走到目的地,风风雨雨,一共走了3天半。到了金刚石矿,人是住下了,但是没有床,也没有桌椅板凳,一律打地铺。因为房子非常少,老师们根本不可能一家一间,许多教工只好两家挤一间房,中间拉一个布帘。即使在如此艰苦的环境里,上级还下达了挖防空洞的任务。我们虽然已身处偏僻山沟,也照样得象城市里那样挖防空洞。

据我所知,当时北京许多院校都与我们有类似的处境。象北京机械学院迁往陕西,北京矿业学院迁到四川合川县三汇坝,北京电力学院搬迁河北省邯郸地区岳城水库工地及邯郸、马头、峰峰三个发电厂,情况都与我们学院相似。中国科技大学接到迁出北京的命令后,曾派人分头去四川、河南、山东等省联系外迁,却没有一个地方欢迎科大,最后是安徽省合肥市同意接收,安置在原安徽师范学院内。这样的环境和条件算是好的了,既进了大城市,又有现成的校舍可用。

当时,不仅北京的大学奉命搬迁外地,其他省市的大学也接到搬迁通知。例如,哈尔滨工业大学南迁重庆;广东省原有20所高等院校,“文革”时期只准留10所,于是暨南大学被撤销,广东工学院迁到粤北改名为广东矿冶学院,华南工学院一度分为广东工学院和广东化工学院。[20]

有人说,学校搬迁是由于林彪关于战备的“一号号令”造成的。其实,1969年林彪关于战备的指示只是要求军队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袭击,丝毫不涉及地方事务。大专院校仓促迁离大城市,涉及面很大,影响深远,应当是中国教育史上“文革”时期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我认为,这个决定是完全错误的,当时慌乱地搬家,盲目地找地方,怎么会有好结果?这种搬迁决策把国家教育事业的前途等扔到九霄云外,毫无疑问,穷乡僻壤绝不是办大学的适当地方。果然,不久之后,搬出北京的大学又都一所一所地重新搬回大城市,有的回到北京,有的换到别的城市。我工作过的建工学院在常德滞留两年后,也于1971年10月搬到武昌,1985年更名为武汉工业大学。

3.清查“五·一六”──清算“造反派”

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该通知声称:“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反革命两面派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力、关锋、戚本禹操纵下,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进攻,罪大恶极。”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这个文件的指责纯属荒唐,是无中生有。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根本不是“反革命两面派”,而是“文革”中遭受迫害的将领;王力、关锋、戚本禹也与所谓的“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无关。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头子竟然全是子虚乌有,显然这次清查“五·一六”的真正目的意在它处,毛及“中央文革”不肯明言。

该文件并未明确规定“五·一六”分子的标准和界限。当时,上级指示,凡是有“三指向”(将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向“三支两军”,指向新生事物“革命委员会”)行为的人,就要在这个运动中清查。所谓的“三指向”其实是可以做出无数种解释的,这使清查具有了很大的随意性;而“三指向”与以往的“反革命”罪不同的是,它很容易被延伸到“文革”中最活跃的“造反派”身上。因此,很自然地“清查”运动的矛头就指向了在校大学生里“文革”初期的积极分子。这个运动是对“文革”初期积极分子的一次严重打击。领导这个运动,是我觉得最对不起建工学院学生的地方,也是我抱恨终生的遗憾。[21]

那时上级明确指出,建工学院1967年发起的中南海“揪刘火线”是“反革命事件”,是以“揪刘”为幌子,阴谋搞暴乱,对这件事一定要查清楚。“清查”开始时是开大会揭发、造声势,主要是揭发“文革”初期谁“打砸抢”了,谁冲击建材部了,于是“文革”初期响应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号召的许多活动到了1970年又都成了“罪行”。当时“军宣队”和“革委会”把当年“造反派”的几个重要人物挑出来,成立专案组,隔离审查。这些青年学生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建工学院有一个学生董临平就是在此次运动中自杀的。

“文革”开始时,毛泽东为了打开局面,拼命鼓动学生们“造反”;一旦毛达到了目的,就把他们一脚踢开;不仅如此,还要借清查“五·一六集团”之名清算“造反派”。有人指出,“文革”中有3次因冤案而死人的高峰,其中的第三个是1968年到1970年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这3个运动都是由“革委会”、“军宣队”、“工宣队”领导的,“文革”时期因冤案而死的人中,绝大部分死于这一时期,大部分是受不了折磨自杀的,一部分死于酷刑,还有少数人被枪毙了。这个时期整死人的事件,几乎各单位都有,超过其他时期的总和。联系到全国的情况,就更能看出它的严重性。当然,各单位“革委会”、“军宣队”、“工宣队”的具体作为也有很大差别。如清华大学只抓出一个所谓“五·一六分子”,北京地质学院一个也没有抓出来,而有的地方却抓出了成千上百“五·一六分子”,其中冤案之多可想而知。

四、从“三支两军”引发的思考

1981年官方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三支两军”的评价是:“派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在当时混乱情况下是必要的,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带来了消极后果。”这个说法十分含混模糊。“三支两军”到底起了什么积极作用,它又带来了那些消极后果等等,在“文革”研究中需要有具体的分析。

毛泽东支持“造反派”在“文革”初期“造反”、“夺权”,造成了社会的巨大动乱,“武斗”、“派仗”比比皆是。在这种极度混乱的情势下,由军队介入地方工作,对稳定全国局势无疑具有正面和积极的作用。军队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下做了大量的工作,使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减少了人民生命和财产的损失。稳定的局面使原本中断的工农业生产得以逐步恢复,使全国的交通、金融、建设等各项工作得以运行。这些都是“三支两军”的功劳所在。“三支两军”过程中当然存在着许多问题,因为这本来就不是一个“治本良方”。

需要指出的是,“三支两军”完全不是毛泽东的“高瞻远瞩”,而是出现混乱被动局面后的应付性措施。毛在安排“三支两军”的过程中,其实一直是走一步看一步,属于“摸着石头过河”,这充分显示了“三支两军”的被动性。

从“三支两军”的全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出,它的决策权完全掌握在毛泽东一人手中,重要决定全部出自毛泽东。“文革”中有一个官定口号写入各种文件:“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毛泽东本人还曾为这个口号的后半句表示过不满:“缔造人民解放军、领导我们军队的人,能缔造、能领导,就不能指挥吗?他们把缔造和指挥分开,难道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呀?”[22] 其实,这个口号是一个伪命题。因为解放军的直接指挥者从来就只有一个人,但此人不是林彪,而是毛泽东。林彪只是个军委副主席,而且是个不管事的副主席,没有实权的副主席。在林彪之上还有大权独揽的军委主席毛泽东。嗜权如命的毛泽东尤其看重军权。在他“退居二线”时,他可以把党权、经济权力交出一部分,但他的军委主席从未“退居二线”,他对军权一天也没有放松过,从不许任何人染指。军队在什么时候使用,对什么方向使用,如何使用,都只能由毛泽东一个人决定。“三支两军”的过程表明,所谓的“党指挥枪”、“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其实是“毛指挥枪”和“毛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由此推及有关军队的所有重大问题,例如至今仍被许多人搅成浑水的1969年10月18日全军进入紧急战备(即所谓林彪“擅自”发布“一号令”问题),军队高级领导人的重用(如李德生、纪登奎)或打倒(如贺龙、罗瑞卿、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揪军内一小撮”的提出和戛然而止,等等,都是毛泽东一个人说了算。因此,研究“文革”必须弄清军队在“文革”全过程的表现、作用以及军队活动的来龙去脉。如果一看到穿军装的人就说是“林彪的势力”,或者一看到穿军装的人被“打倒”就说是林彪干的,这就把严肃的历史变成了儿戏,势必得出南辕北辙的结论。

“三支两军”实行之后,军队干部全面进入了党、政、教育等各个领域、各个系统,掌握了相当大的实权。中共“九大”开会时,会场内满眼都是军人。鉴于此,有人说“林彪的势力膨胀了”,此言大谬。军人数量过多,而且参与到党政核心部门,在现代政治中当然是非常忌讳的事。但这是谁造成的?是毛泽东。绝不能看到这些人与林彪穿着同样的服装,就说他们是“林彪的势力”,其实绝大多数军队干部与林彪并没有直接关系。有些人故意这样说,不过是为打倒林彪制造罪名而已。

毛泽东让一群工人、军人开进国务院各大部委,开进各省市委,开进堂堂的高等学府,开进工厂企业和农村,发号施令,当家作主,这哪里有一点法制的影子?“军宣队”、“工宣队”进驻大学,工人、解放军“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的斗、批、改舞台”,让一个科长(迟群)、一个机要员(谢静宜)掌管中国的两个最高学府,把大学大批搬迁到偏僻的山沟农村,这一切,都明显地标示着毛泽东不重视教育、敌视知识分子的印记。批判这些政策是彻底否定“文革”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

军队被迫而生硬地介入地方政权工作,其消极后果也相当严重。毛泽东的政策本身就是错误的,而各级地方官员执行这些政策时又变本加厉,结果让一大批地方上的干部和群众遭了殃。再加上军队干部缺乏地方工作经验,外行领导内行、瞎指挥,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和人为的困难和损失。参加“三支两军”的军队成员良莠不齐,若派到一个单位的军队负责人的个人品质好一些,政策水平高一些,这个单位就会少一些折腾,群众就会少遭一些罪;反之,如果军队负责人的个人品质恶劣,拉一派打一派,那这个单位的群众就遭殃了。

大批军队干部转到地方工作,尤其是进入党和国家的高级机关,甚至接近了“中枢”(所有进入中央部委的人)或进入了“皇宫”(像王良恩到了中央办公厅),他们所面临的形势其实相当复杂危险。“伴君如伴虎”,可是这些一辈子呆在兵营里的武将根本不懂其中的厉害,结果酿成了许多悲剧。他们虽然勤勤恳恳地工作,可是后来很多人被诬为林彪、“四人帮”的死党或余党,或被当成“三种人”,受了不白之冤(如21军政委施义之),甚至死得不明不白(如沈阳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震、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王良恩)。而当年安安稳稳在军队工作的人或那些及早从“三支两军”岗位抽身返回部队的人,却大都能“安全降落”,得以安享晚年。此一时彼一时,让人唏嘘不已!

总结这段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军队本应是保家卫国的力量,绝不能是一党一人的私家武装,更不能成为打倒政敌的武器。军队介入政治虽然在“文革”这样特定的历史时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却后患无穷。无论是“文革”之中的“三支两军”,还是后来邓小平主导的“六四事件”,都能看到其消极甚至恶劣的后果。这些教训都告诉我们一条普世真理──不走“军队国家化”的路是绝对不行的。

【注释】
[1] 《王力反思录》上册,香港北星出版社,第323页。
[2] “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的谈话”(1967年5月1日),见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3] 出处同注[2]。
[4] “对军队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见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5] “毛泽东对南京军区党委关于是否派军队支持造反派的请示报告的批语”(1967.1.21),见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6] 转引自《王力反思录》下册,第853页,香港北星出版社。
[7] “毛泽东在沈阳军区组织机关干部到工厂宣传毛泽东思想情况简报上的批语”(1967年3月3日),见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8] 见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9] 出处同上。
[10] 出处同注[8]。
[11] 出处同注[8]。
[12] 刘炳峰,“中国人民解放军‘三支两军’的前前后后”,《党史纵览》,2006年第1期;《华夏文摘增刊》335期。
[13] 该决定全文如下:

各总部、各军区并转各省军区、各军、各军兵种、各院校:

为了适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阶段形势的需要,集中力量完成毛主席赋予军队的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等项重大任务,军委决定:

一、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机关的“四大”,一般在三月底左右暂告一段落。除了照顾战备、援外和必需的工作外,视情况抽调三分之一,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的人员,立即投入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工作。这些单位究竟能抽调多少人员,何时开始,由各总部、军兵种党委讨论决定。

二、各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包括各军区所属的这些单位),可在整风告一段落后,立即全部投入上述工作,作为这些单位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步骤。这样做,既可以增加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力量,又可以使这些单位的人员,更好地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向工农群众学习,促进思想革命化。这些单位的整风何时结束,能抽调多少人员,何时开始,由各总部、军兵种、大军区党委讨论决定。

三、各总部、军兵种(包括在北京的所属院校)抽调的人员,由总政治部统一分配、使用。驻各军区所在地区的院校抽调的人员,统一由各大军区、省军区领导、调配和使用。

(引自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14] 出处同注[8]。
[15] 余汝信,“是谁下令军管总政?”,见“林彪·军队·文革”网。
[16] 李德生,《李德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第389页。
[17] 出处同注[8]。
[18]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1968年8月25日),见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19] “华沙”是一种轿车牌子,当时中国中级干部乘坐这种汽车。
[20] 参见《广东省志:教育志》,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1至222页。
[21] 我的“军宣队”经历在这次运动开始后不久就结束了。当时,中央要求,北京的院校搬迁所在地的军区要尽快派员接管原来由北京军事单位派出的军宣队,我们的搬迁地湖南属广州军区管辖,所以广州军区从军区通信兵部队派出了军宣队于1970年3月底进驻建工学院,我们则于4月中旬撤离建工学院返回北京。
[22] 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之“1971年8月31日毛主席在南昌与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和汪东兴的谈话”。

当代中国研究
MCS 2006 Issu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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