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彦:意识形态的兴衰与知识分子的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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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右”运动与八十年代“新启蒙”的背景分析

陈彦
中国旅法学者

一、“意识形态认同”与“意识形态恐怖”的内在紧张
二、意识形态专政史上的1957:“反右”再解读
三、1980年代到上世纪末知识分子的启蒙
四、1957与1980两次抗争的历史定位之异同
五、如何面对后意识形态的极权社会
【注释】

国际社会采用的极权主义概念,将纳粹德国和共产党统治与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其他各种专制制度区分开来。对极权主义的研究发现了纳粹统治和共产党统治的四大基本特征,即一党专政(党即国家)、国家垄断经济及一切资源、意识形态专政、警察恐怖。若从意识形态的内容、其号召力之强度、大众认同的持久性及普适性等方面看,相对于纳粹主义,意识形态专政是共产党国家更为本质的特征。[1]

本文从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意识形态专政演变的轨迹出发,比较发生于1957年的“反右“运动与1980年代爆发的“新启蒙”运动的历史定位,进而探讨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

一、“意识形态认同”与“意识形态恐怖”的内在紧张

利用国家机器将一种意识形态强加于社会,以一种意识形态体系统摄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个人生活,是共产党统治的一大发明。从苏联东欧的共产主义与中国共产主义的制度实践来看,可以将意识形态专政分为“意识形态认同”和“意识形态恐怖”两个方面。所谓“意识形态认同”,乃是通过各种教育、宣传手段灌输意识形态教条,要求人们无条件地认同,将教条当作真理来信仰。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不同于宗教。宗教诉诸于人们的非理性的心灵需求,共产党则宣称自己的意识形态是科学,要求人们通过“理性”思考来达到认同的目的。换言之,“意识形态认同”不仅要求人们信从,还企图同时垄断理性思辨的通道。“意识形态认同”也因此具有一神教宗教的特征,最为突出者即无处不见的排他性。为了达到“意识形态认同”的目的,执政的共产党不仅垄断一切思想、文化资源,也动员专政力量割断民众与外界和传统文化的联系,封闭社会的横向与纵向的通道。

“意识形态恐怖”是意识形态专政的另一面向。无论共产党的宣传教育机器如何强大,其控制手段如何无孔不入,要将千千万万个独立的个体思维和形形色色的社会管道全部纳入同一思想体系和同一运行轨道,仅仅依靠思想教育和认同动员是无法实现的。对那些“顽固不化”者、“不堪教育”者、信仰不坚者,当局会动用专政手段,一方面强迫他们接受官方意识形态,一方面惩戒其他可能的动摇者。事实上,极权主义的特徵之一就是动用一切专政手段以镇压所有可能和潜在的“敌人”。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为这种镇压提供了依据,而建立在阶级斗争理论之上的制度手段则是维持“意识形态恐怖”的必要条件。这种制度不仅需要镇压敌人以维护其极权的一统天下,而且还需要制造敌人以运转镇压机器并进而证明极权制度的必要与合理。当局通过对教育、传播手段的垄断来灌输教条、驯化异端、改造洗脑,以达到“意识形态认同”;又以“意识形态认同”之名,镇压反叛,消灭异己,威慑大众,达成“意识形态恐怖”。“意识形态认同”(以下简称“认同”)与“意识形态恐怖”(以下简称“恐怖”)交叉并用,互为目的与手段,缺一不可,这便是意识形态专政。

在意识形态专政内部,“认同”与“恐怖”虽然互为补充,但二者也存在着内在的紧张。意识形态专政的演变,一方面决定于极权主义统治下的政治、经济、社会层面的变化,另一方面也与意识形态专政的这种内在紧张密不可分。“认同”的内在逻辑是,官方意识形态应为颠扑不破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然而,“恐怖”则事实上表明,官方意识形态其实并不是无坚不摧的思想利器,仅仅靠灌输教条是无法达到“认同”的,意识形态专政只有借助思想教化以外的暴力手段才能确立。

整体上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的制度实践表明,中国的意识形态专政一直是“认同”与“恐怖”两手并用,二者互为表里,难以分割。不过,细观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的历史,也存在着一条由“认同”动员与“恐怖”专政并重而逐渐走向强化“恐怖”的极权主义演进的线索。从这一线索着眼,可以将1949年至今的中国现代史分成四个阶段:

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7年“反右”,是意识形态专政的确立阶段;

二、1957年到1976年“文革”结束为意识形态专政的巅峰阶段;

三、1978年至1989年的“六四屠杀”为意识形态专政的衰变阶段;

四、1989年之后中国则进入了后意识形态阶段。

从1949年建国之初开始,为了建立意识形态专政,中共即采取灌输与“恐怖”两手政策。1951年5月开始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1年秋开展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2年的“批判唯心主义思想”运动,1955年的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等属于前者;而建国伊始的“镇压反革命”运动,1950年底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1951到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1955年的“肃反”运动等则属于后者。1957年以前,尽管中共不断发动镇压运动,但对知识分子而言,意识形态工作方面的主要趋势仍然是灌输意识形态教条。对知识分子的大规模镇压是从1957年“反右”开始的。

二、意识形态专政史上的1957:“反右”再解读

“反右”表明中共意识形态专政的正式确立,是共产党统治的思想政治符号在社会生活各领域全面落实并取得统治地位的标志性历史事件。不少研究者看到,“反右”运动是中国现代政治史上的一大转折,是中共从经济建设转向阶级斗争,最后走向“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开端。从意识形态专政的角度看,“反右”运动正是从“认同”向“恐怖”的转折。

“反右”中的“右派”,以中共建政以前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为旗帜。其中有国民政府时期多元社会中共产党的政治盟友,如章伯均、罗隆基;有中共建国前已对该党有清醒认识的自由知识人,如储安平。对于建国之初的中共来说,保留并任用1949年以前的少数上层精英,有利于营造开明盛世的形象,增强共产党政权的道德感召力。从整个知识群体来看,被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人并不认同共产党意识形态本身,但同情或认同共产党宣扬的平等、均富等左翼价值及独立、图强等民族主义理念,对共产党心存幻想;另一种人是对共产主义理想怀有真实信念,并企图以理想检验现实,进而希望按照共产主义乌托邦情怀改造一党专政下的社会现实。在1957年作为“反右”运动前奏的“鸣放”中,在共产党、毛泽东的鼓励与推动下,这些知识人敞开心扉,从各方面分析了中共建国后的局势,针砭时政,指出了当时政治走向独裁、社会渐被窒息的危险转向。

目前对“反右”运动的评价中,从共产党“整风、鸣放”在前、批判镇压“右派”在后这一时间顺序出发,存在着两种看法。其一是著名的“阳谋论”,即毛泽东此前提出的“双百”方针、“鸣放整风”,不过是“反右”运动正式启动前的“阳谋”阶段。这个所谓的“钓鱼”或“引蛇出洞”阶段,是毛泽东发动和指挥“反右”部署的一个组成部分。所谓的“阳谋论”有毛泽东本人的话为证:“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2]依照这种观点来看,当时的知识人之所以敢于对共产党提出批评建议,乃是因为未能抵抗住毛泽东“阳谋”的诱惑,上了共产党出尔反尔的当。

第二种看法正好相反,即“反右”运动根本不是预先策划的具有战略先见的所谓“阳谋”或“引蛇出洞”;以“鸣放”开始而以镇压结局,恰恰表明了共产党和毛泽东对当时形势的错判。“鸣放”一旦启动,批评言论滚滚而来,毛泽东处于被动地位,不得不采取应变措施而实施镇压。此即毛泽东1957年5月15日所说的“事情正在起变化”。这种论点可被归纳为“镇压论”。

这两种看法看上去似乎针锋相对,实际上都是从共产党和毛泽东本人的动机出发来分析“反右”运动。如果将“反右”运动纳入意识形态专政的分析框架,就会发现,无论是事先设置圈套的“阳谋”,还是事后调兵反击的“镇压”,不过是意识形态专政的“认同”与“恐怖”这两个层面的一体两面。“阳谋论”实际上隐含的预设是,毛泽东一开始就认为,无论在教育界、文艺界、新闻界、科技界、工商界,还是在民主党派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不可能认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因而“恐怖”是唯一的手段;而“镇压论”的预设则是,毛泽东当时对知识分子的“认同”充满信心,发动“鸣放”之后才发现,原来共产党的统治并非如此得人心,中共建政后强大的意识形态灌输和宣传也并非如此有效,共产党政权并不那么巩固,于是,镇压便成为必须。

在目前的各种反思“反右”运动的著述中,不乏对于共产党、毛泽东翻云覆雨、失信于民的控诉,对“反右”运动中普遍存在的以“诬陷”、“栽赃”为手段而罗织罪名的批判也屡见不鲜。然而,从由“认同”与“恐怖”组成的意识形态专政这一视角切入,关于“反右”运动讨论的中心话题,其实不必再围绕着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的动机,而应当转向这样一点,即“反右”运动的对象――知识分子阶层――应该如何认识意识形态专政这一极权主义国家形态。对于共产党在“反右”运动及其他类似运动中所使用的卑劣手段当然需要清理和反思,不过这类清理不应该自我局限于受害者的视域。

仅仅从共产党与知识人的关系来看,从拥护还是反对共产党领导的角度来讲,将众多理念上认同共产党意识形态的知识人打成“右派”,也许是一场“误会”,从主观上看他们也的确是“无辜”的。然而,从意识形态专政的角度讲,这种专政的目的本来就是阉割独立精神、训练不能思考的思想奴隶。无论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批评建议多么善意、多么中肯,只要他们还在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就表明他们仍然保持着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而从极权主义的逻辑来理解,知识人保持着思想能力与独立精神这一事实本身,其实就意味着极权机器的失败,表明中共建国后铺天盖地的思想政治教育并未使一部分知识分子丧失思想与判断能力。在当局眼中,这样的知识人自然就“其罪当诛”了。换言之,“反右”运动不能被简单地解读为一场知识分子与民主党派人士上当受骗、共产党翻脸不认人的卑鄙与冤枉互植的历史“悲剧”;“反右”的本质一方面是共产极权主义自我扩张进而全面控制社会、禁锢思想的全能逻辑的必然归宿,另一方面也是中共建国后知识分子对意识形态驯化的伟大抗争。

从当时的“右派”言论来看,不少批评谏言直指共产党的合法性。如储安平指责“党天下”,章乃器批评共产党“以党代政”,张百生、黄振旅甚至说共产党“以党代宪法、以党代人大”,章伯钧建议将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改成四个政治设计院,黄心平更是直言共产党应与民主党派轮流执政。[3]如果说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这些中共建国前的政治精英之民主言论乃是“旧”社会、“旧”教育的残余,那么“反右”运动所反映出的共产党意识形态灌输的失败,也体现于中共建国后培养出来的一代新人如林昭、林希翎这一代大学生身上。著名右派、中国人民大学学生林希翎是个典型例子,她面对专案组的教诲与训斥,始终没有“悔过”,最终被送上劳改之路。从思想交锋的角度来看,林希翎被送入监狱这一处理结果,实际上折射出极权思想的自甘失败。她的生命的闪光是她在中共意识形态的确立时期站出来捍卫了理想的纯正。她的不可驯服的事实,直抵中共意识形态教化的底线。[4]

从反思中共极权主义的总体演变出发,纵观“反右”期间的“右派”言论,“反右”运动的启示是多方面的。首先,大量的“鸣放”言论显示,1949年以前,自由民主已经深入人心,以知识分子为主的国人精英对民主建国、多党制度、言论自由已有共识。从鸦片战争到中共建国,由西方强行闯入中国而开启的中西汇通的近代历史已经走过了一个世纪之久。经过几代中国知识精英的不懈努力,源于西方的现代价值实际上已经全面植根于中国文化。

其次,从1949年到1957年,中国言论、思想环境尚属相对宽松。新建立的共产党政权一方面还未完全暴露出其极权面目,另一方面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彻底取消旧有的社会氛围。原有的在多元环境下接受教育的老一代知识分子(即所谓“旧知识分子”)仍然能部分地将民主、自由理念传输给青年一代。这就是北大、清华、人大等校园内大学生尚保持一定的独立思考能力,参加“鸣放”,对当时的体制提出质疑的知识社会学背景。

再次,“反右”前的“鸣放”虽是中共发起的,但知识人抓住时机,为自由、民主、多元化进行了有力的辩护和不屈的抗争。从总体上检示“右派”言论,受到共产主义乌托邦所诱惑的这一代知识分子,对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仍然保有敏锐的观察和深刻的洞见。虽然共产党的实践不满十年,应该说知识分子的整体已经感受到极权主义的真实。即使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公共空间窒息而无法交流与辩论的一党专政的背景下,知识人的判断力并没有因此而萎缩,独立精神仍然不灭。这一精神既与中国古典文化中的士人精神一脉相承,也是经现代西方思想洗礼所结出的果实。1949年之后的中国虽然是共产党依靠国家机器的力量建立起来的意识形态统治的一统天下,但知识人的批判能力并未因意识形态强制灌输系统的确立而丧失,也没有因为“肃反”以来的较大规模的“意识形态恐怖”而受到根本伤害。这一代知识人并没有如专制者所预期的那样臣服于共产党意识形态。对于新建立的极权主义制度来说,对这些无法被官方意识形态俘获的具有独立思想能力的知识分子,从肉体上给予镇压于是便成为必须。从这个意义上讲,“反右”运动昭示了中国一代知识人对极权主义国家机器的全面抵制,宣判了以“思想改造”为主要手段的“意识形态认同”的失败,迫使毛泽东、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不得不从“意识形态认同”与“意识形态恐怖”两手并用转向以“意识形态恐怖”为主要手段。

三、1980年代到上世纪末知识分子的启蒙

作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反右”运动隐藏着共产极权主义运行的双重轨迹。其一是所谓全控型国家逻辑,即国家政权将控制社会生活的全部作为自己存在的主旨。也就是说,一旦共产党统治作为制度登上了某一个国家的历史舞台,它的全部目的就是将社会与人生的一切统统纳入自己的运行轨道。中共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即全能国家对彼时尚存的市民社会的野蛮吞噬,它一步步将全控型国家推向顶峰。最近鲍彤就“反右”运动撰文指出:“反右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转折点。它为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以后继续无法无天探明了道路。反右的受难者主要是知识分子,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受难者就以农民和工人为主了。反右派斗争封了党外人士的嘴,到了反右倾斗争,就来封党内干部的嘴了。反右派以文字狱为主,文革公然提倡文攻武卫,到了天安门镇压,就是血淋淋的坦克加冲锋枪了。”[5]这段文字无疑是对这一极权逻辑的极好阐释。其二便是意识形态专政的轨迹。中共建国之初,共产党意识形态仍然发散出乌托邦的理想光芒。而对知识分子的大规模镇压,强化了新兴意识形态专政制度的恐怖向度,暴露了这一政权在思想领域施行专政的真实面目,因而开始了共产主义乌托邦幻灭的过程。对于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来说,“反右”镇压使得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知识分子集体殒落。“反右”之后,无论是“大跃进”还是“文革”,知识分子不仅作为群体已不复存在,作为具有独立立场和批判意识的个体知识分子也几近绝迹。面对“恐怖”与“认同”的双重夹击,知识分子几乎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臣服,要么灭亡!

在论述列宁主义的思想来源时,法国的苏联问题专家阿兰·贝桑松教授注意到一个关于知识阶层的悖论:意识形态的在场是知识阶层得以降生的决定性条件之一,而意识形态一旦获得统治地位,也就意味着知识阶层的瓦解[6]。此便是“鸟尽弓藏”。按照这一分析,“反右”之后,中共的意识形态专政正式确立,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于是结束。

然而,到了上世纪的80年代,中国极权主义演变的现实却奇迹般地给知识分子提供了又一次重生的机遇。在80年代的中国,我们目睹了一个正好与知识分子随意识形态确立而瓦解的现象相反的历程:知识分子通过与意识形态决裂而凤凰涅槃、烈火重生。80年代是新一届领导人发起改革的年代,也是中国在意识形态和思想领域启动一个重要的历史进程的时期。我将这一进程称为“意识形态解构”[7]。这一进程由两大相互联系但又有质的区别的运动组成。首先是“思想解放”运动,这一运动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发起,旨在为“文革”后的改革提供一个较少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思想解放”一旦启动,便迅速超出了邓小平预设的界限,突破了邓的政治实用主义的羁绊。随着知识分子的全身心投入,在“思想解放”的名义下,诞生了稍晚被称为“新启蒙”的民间思想运动。“新启蒙”运动与官方推动的“思想解放”有着同源的动力基础:官方的“思想解放”需要突破僵化的意识形态教条以恢复党的合法性,知识分子因此获得了解构意识形态的历史契机。但随着启蒙的推进,知识人很快超越了工具性的范畴。知识界作为思想、理论更新的主体,经历了从改革派的同路人、同盟军到独立思想者的演化过程。突破意识形态的话语系统,打破思想枷锁,探求真理,拥抱自由,是知识人最后走出极权主义政治逻辑的内因。

1978年关于“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是知识分子重生的一个象征性历史事件。从毛主义回到元典马克思主义,中经人道主义与人的异化的辩论再到规模空前的“文化热”,中国知识分子与党内改革派以回到50年代社会主义正统之名,一砖一瓦地拆除中共自建党之初开始建构的共产党意识形态大厦。他们试图从毛主义的意识形态虚幻中走出来,重返中国真实的历史情境。

“新启蒙”运动的形成和推进标志着中国知识群体在中共极权主义走向没落时代的新生。利用极权主义政权政策调整而生发出的讨论空间,知识分子获得了重生的条件;解构意识形态的共同目的使得知识分子群体重新聚集成为可能。可以毫不夸张地断言,肇始于70年代末的这场思想运动,是中国自“五四”以来最壮观的知识革命。不仅在推动中国人走出愚昧主义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为影响深远的中国改革提供了方向指引。

随着知识分子回归社会中心和走向思想独立,知识分子再次遇到政权的力量。前者继续探索真理之路,而后者则回归到维护独占权力的极权统治。中国知识群体在20世纪末期与中共政权的最后一次结盟,最终以统治者的“六四屠城”而戛然而止,中国的知识阶层再一次被血腥剿灭。

四、1957与1980两次抗争的历史定位之异同

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来看,1957年的“反右”运动与1989年的学生民主运动这两个历史事件,标志着当代中国意识形态之链上的两个历史转折点。1949年中共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既是中共武装夺取政权的胜利,也是共产党“意识形态认同”的成功。包括章伯钧、罗隆基在内的当时主张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与知识精英对共产党抱有期待。中共建国后大批海外华人精英归国,也显现出当时的中共及其意识形态具有强大的感召力。从某种意义上讲,既使仅仅从意识形态层面看,中共1949年的胜利也不能单纯理解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胜利。对于中国的知识人及众多的海外华侨而言,共产党在中国建立政权是民族主义加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混合体的胜利。然而,此时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幻象的向心力依然不可忽视。

1957年的“反右”运动是对这一幻象的最初冲击。按照中共官方的数字,全国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共有55万人之众,丁抒先生则认为,全国共划“右派”120万人[8]。当时的中国社会仍处于极权化的过程中,一旦被划为“右派”,轻则撤职降级,重则流放他乡、劳动教养。当年的“右派”为人歧视,受尽屈辱,一人落难,全家株连,苟且偷生者众,侥幸逃脱劫难者寡。中华民族的几代知识精英,经此一役,业已溃不成军。“反右”由诱导向共产党提意见,到围剿鼓吹共产主义改良的知识分子,意图从精神与行政两方面强化无产阶级专政。“反右”运动是中共从经济建设转向阶级斗争,最后走向“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开端。“反右”毫无疑问地加强了共产党意识形态的一统天下。

与“反右”加强了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专政相反,1989年对“八九学运”的镇压,则意味着这个意识形态统治的崩溃。“八九学运”发生于中共意识形态衰变的80年代末期。在这一时期,由于中共历次运动尤其是“文革”的意识形态暴力洗劫,共产主义理想光芒已黯然失色。经过官方发动的“思想解放”运动与民间“新启蒙”潮流的冲击,残存的共产党意识形态的理论大厦已摇摇欲坠。正是由于自由、民主、人权等新思想、新观念的涌入,才使得青年学生走上街头,发起了呼唤民主、推动政改的“八九民运”壮举。“反右”由共产党全盘操控,“八九”则意味着共产党已经失去了主导能力。“八九民运”虽不是共产党所发起,但学生的出发点仍然是推动共产党的政治改革。这一运动以“六四”悲剧结束,它不仅无法加强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统治,却给予意识形态大厦最后的一击。中共的统治固然没有因为“六四”而与“柏林墙”一起倒塌,但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幻象则从此寿终正寝。中国于是走上了一党专政加自由经济的垄断资本主义之路。

五、如何面对后意识形态的极权社会

纵观整个意识形态专政的历史,知识分子群体实际处于整个中华民族现代悲剧的中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知识分子可以是特定意识形态的创制者、传播者,也可能是意识形态的奴隶和祭品。共产党将意识形态统治推至极端,既强化了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专政之中的特殊地位,又将对知识人的奴役作为向全社会强加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首选和象征。在意识形态专政的每一个转折点上,知识分子都起到了关键作用。1957年“反右”时期悲壮的抗争凸显了知识分子不甘屈服、追求自由的独立精神。此后,中国社会步入意识形态专政的巅峰时期,驯服乃至成为政权的帮凶,一度曾是知识人维系生存的唯一可能。然而,自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知识分子借助极权主义萎缩的历史契机,重振雄风,为最后彻底推倒共产党意识形态统治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如果将1957年“反右”运动中知识分子对“党天下”的批判和1980年代以解构共产党意识形态为主旨的“新启蒙”运动,看作是中国现代史上知识分子奋起抗争、呼唤自由的两大高潮的话,两次高潮的不同结局却提出了值得深思的课题。“反右”之后,以独立于国家政权并具有批判意识的社会良心作为定义的知识分子群体在中国社会已不复存在。1989年以后,意识形态信仰系统解体,极权社会进入后意识形态时代。当今的中国,无孔不入的极权制度虽已失去乌托邦的光环,但知识分子却仍然面对着政治高压与物质诱惑的双重困境。如果说,在1980年代意识形态解构的伟大历史运动中,知识分子曾展现了勇气、智慧和力量,那么,意识形态解构开始之后,知识分子群体是否仍然存在呢?1980年代之后,“新启蒙”思潮在中国仍然生机勃勃,民族主义、新保守主义、新儒家、新左派、自由主义等讨论此起彼伏。然而,既使是在1990年代,由西学向“国学”与“实学”的转轨,由激进向保守、由浪漫向现实的转向,也呈现出中国知识界淡出公共领域的前兆。进入21世纪的今天,类似1980年代的文化讨论和1990年代的思潮辨析似已成为时代的绝响。

从世界范围来看,东西方冷战结束之后,知识分子已无用武之地。欧美多数舆论虽然不认为历史从此终结,但知识分子退出时代的前台似乎已成为当今国际学术界的共识。有人总结道,当代知识群体之所以隐退,除了意识形态退潮这一大的历史背景及知识分工的日益细密所导致的知识人的专业化因素之外,决定性的原因是,公民社会的壮大在很大意义上已经取代了当年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9]

反观中国,公民社会的经济与社会基础业已形成,但独立于国家政权意义上的公民社会仍处于襁褓之中。知识分子还没有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知识分子是将消失于中国的社会舞台还是将继续扮演原来的角色,还有待继续观察。

【注释】
[1] 关于中共极权主义的批判,参见拙文“试析中共极权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双重逻辑”。载《当代中国研究》2001年第1期。
[2] 引自毛泽东为1957年7月1日的《人民日报》所写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
[3] 华民,《中国大逆转 ――反右运动史》,明镜出版社1996年12月出版,第4章。
[4] 参见拙文“从意识形态认同到意识形态恐怖――解读《不可驯服的林希翎》,载《北京之春》1999年3月号。
[5] 见“新世纪”网站(http://www.ncn.org)。
[6] Alain Besançon(法国科学院院士),Les Origines intellectuelles du léninisme(列宁主义的思想起源)。巴黎Gallimard出版社,117-119页。
[7] 有关意识形态解构问题,请参见拙著《中国之觉醒――文革后中国思想演变历程,1976-2002》,香港田园书屋2006年8月出版。
[8] 丁抒,《阳谋》,香港开放杂志社2006年5月出版,第310页。
[9] 参见Didier Eribon, D’une révolution conservatrice: Et de ses effets sur la gauche française,Editions Léo Scheer 2007年3月。

当代中国研究
MCS 2007 Issu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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