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斯达《我迷失在这场殖民游戏》
2018-09-04
十多年前，有一次我跟刘晓波谈到中国民主运动“道阻且长”，有不少当年的参与者变脸脱队，甚至走上反方向。刘晓波说，在争取自由民主的道路上，“一步都不能少”，少向前走一步，或错过某个重大事件，或未能与某个新的思潮契合，就有可能从先行者变成拦路石。我对此心有戚戚焉：一九八九年以来中国的民主运动是如此，一九九七年以来香港的民主运动也是如此。
香港有两件个案最能说明此一问题：民主党年轻一代议员许智峰因不堪保安局行政主任在议会内监控议员出入，愤而抢去其手机，被建制派联手狙击，誓要褫夺议员资格。数以千计香港市民发表联署信支持许：“对于近日的手机事件，源头是政府铺天盖地监视议员，干扰立法会运作，做法不能接受，引起许智峰议员作出是次行动。许已就事件致歉，并愿意承担责任。……我们呼吁所有立法会议员，尊重选民，勿因党派利益任意取消个别议员的资格。”然而，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在媒体上一而再、再而三地谴责许智峰，“既不适合留在民主党，也不适合继续做议员”。刘慧卿忘记当年她遭到共产党围剿的经历，如今却要拿许智峰的人头给北大人当投名状。有香港媒体人忍无可忍地反驳说：“一件赶苍蝇的小事竟都可以发大到好似奸淫掳掠般的十恶不赦。……众多的荒谬之中，民主党的荒谬最令人侧目，一个坏孩子以身犯险，即使做了蠢事，即使徒劳，也起码显示了反抗的意志，同属队友的民主党，不去利用这辛苦挣回来的罪证，完全没有化危为机的企图，却竟先下手为强，先把他活活打死，以为这就可以堵住了敌人的口，最后还好意思叫这危机管理，真是荒天下之大谬。”
另一件事是：本土民主前线前发言人梁天琦因参与旺角骚乱案，被香港法院裁定暴动罪成。其辩护律师蔡维邦在法庭上动情地说，九七年之后民主倒退，他自己这代人什么也没做过，只为自己的事业和家庭努力，到现时事业有成，贪图逸乐，反而怪责年青人“搞乱”香港，对此深感惭愧。民主派律师吴霭仪在一封求情信中指出，梁天琦是她从政三十年见过最优秀的政治人才，有深刻的理性分析，炽热追求理想，亦有自我反省、敢于承认，不回避过失责任。梁天琦以一名大学生的热诚去找寻香港的出路，同龄人面对的未来是赚钱、买楼、买车、结婚，但梁天琦要面对的是“自由的丧失、黄金岁月的白白流逝”。让人莫名惊诧的是，曾被中共错误地当作“港独教父”猛烈批判的“城邦论者”陈云，此刻却往梁天琦的背后插刀，在社交媒体上以大法官的模样判罪说：“梁天琦真正犯的罪，是出卖香港前途的道德上的罪。他一手破坏了永续基本法的选举议程，令香港前途断送，港人从此陷入黑暗。香港建国之后，再来审理。”他对梁的怨恨甚至超过对共产党的厌恶，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呢？难道是因为梁天琦抢了他的风头？
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三五年”，刘慧卿和陈云的言行让人大摇其头：那些曾经年轻、曾经激情、曾经纯真的人物，如果不能勇于“以今日之我挑战昨日自我”、“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转瞬之间就会在“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政治和思想场域中不光彩地退场。并不是所有号称“反共”的人都是朋友，“反共”只是一条最低的底线和一个不假思索的常识；在今天的中国、香港、台湾乃至整个华语世界，仅有“反共”的想法和做法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反统”之决断，以批判中国文化和解构中国为最高目标。在这一点上，奋笔疾书反抗“左胶”和“大中华胶”的香港年轻一代评论人卢斯达，可谓是“自古英雄出少年”。
左胶迷途不知返，反抗“中帝”正当其时
文革之后，作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核心价值”之一的“反对帝国主义”口号，很少出现在中共官方宣传之中。六四屠杀之后，邓小平急急忙忙地用“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来掩饰其杀人罪行；一九九二年，却急病乱投医地又发表“南巡讲话”，与国际资本打得火热，前倨后恭，旁若无人。
在港台及海外华人世界，左派的“反帝”思潮却一直挥之不去。反帝的台湾作家陈映真晚年成了钓鱼台国宾馆中圈养的宠物，却从不面对中国本身是劣质资本主义血汗工厂的事实；反帝的香港立法会议员“长毛”梁国雄穿着格瓦拉的T恤大呼小叫，却对年轻人香港独立的诉求嗤之以鼻。这些貌似进步的人物，一边追求平等和正义等抽象理念，一边又维护大中国的美好想像。
“反帝保华”是当年义和团“扶清灭洋”口号的翻版，“只反共产党，不反大中国”是清末革命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口号的翻版。不反共的左胶认为，中国的不公不义都是国际资本主义的祸害，去除国际资本主义就能救中国；反共的左胶则认为，共产党虽然不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满人，却是信奉马列主义的“黄俄”，只要赶走马列这一“外来邪教”，中国就能恢复“天朝上国”的荣耀。而大部分左胶都认为，民主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只要中国实现了民主化，香港和台湾就会心甘情愿地融入大中华。
然而，卢斯达冷静地指出：“中国文化早就有帝国主义，中国从古到今都是帝国主义，没有一天不是帝国主义。十九至二十世纪的那一段，其实中国都是帝国主义，只因为实力不足，而潜心等待。在帝国主义的建设路上，中国是西方的前辈，早就在终点线等待他们。在罗马共和国未形成之前，秦始皇已经”南征百越“，之后不同君主的侵略行动，一直受到后世儒生之文饰。左宗棠、王震在新疆的种族屠杀，国民党之屠”皇民“，亦自不用言。”换言之，如果只反对共产党，不去除两千年一以贯之的大中国情结，民主化之后的中国会像俄罗斯一样，对车臣、乔治亚、乌克兰发动残酷而肮葬的战争。
习近平上台前，访问墨西哥时，粗鲁无文地说，中国并未“输出革命”，西方也不该对中国“说三道四”，一副关起门来当土皇帝的嘴脸。习近平上台之后，承诺“不称霸”的中国急不可待地向外输出“中国式病毒”，“中国人作为一个团结的整体，虽然经常抗议外国干预其内政，但中国又同时经常用自己的禁忌规范（或化身成”伤害人民感情“一说），去干预别人的内政甚至价值观。”中国强迫全球航空公司将“台湾”改为“中国台湾”，强迫奔驰公司撤下达赖喇嘛的人生格言，强迫美国服装品牌GAP和日本服装品牌无印良品撤回“台湾制造”的标签及更改不含台湾的中国地图，如此咄咄逼人，如此穷凶极恶，难怪被白宫发言人称之为“欧威尔式的胡言乱语”。
“中国式的道歉”为何流行？用卢斯达的话来说就是：“中国掘起之后，世界”中国化“。中国的禁忌和好喜，以主流国际社会规则作为掩护，以市场作为媒界，扩张到世界，搞到人人被迫遵守。……中国得以用主权国家的无上权威，将各种问题”内部事务化“，以阻止他人介入，但又同时以狂躁和海量的”民族民意“，胁迫他国在国际事务让步；得到”主权国家“免死金牌的中国，却又无意涉猎及采用一点”国际社会“发展出来的中心思想或核心价值。”在香港的有关评论中，这是对“中华帝国主义”最为清醒的认识和最为深刻的剖析。“中华帝国主义”比王朝和党派的寿命都更长：中华民国取代大清王朝，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但“中华帝国主义”代代相传，不断升级换代。
“民主中国”水月镜花，“解构中国”迫在眉睫
共产党不是一块“飞来石”，马列主义也不单单是一种“外来邪教”，与马列主义相结合的乃是如假包换的“中国国情”，在这一点上，中共的说法一点都不夸张。
中共夺取天下，除了倚靠武力之外，也是“得民心者得天下”。认识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多。很多厌恶中共的人士将中共描述得一团漆黑、一无是处、民心尽失、崩溃在即，中共却在六四屠杀之后三十年一直活得好好的。中共的统治不仅仅靠刺刀——没有任何一个政权的统治可以坐在刺刀上完成。即便今天中国开放直选总统，即便刘晓波还在世并与习近平展开竞选，我相信投票给习近平的人一定比投票给刘晓波的人更多，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在香港也一样，即便香港有了双普选，泛民就能占据多数议席并推出有把握胜选的特首候选人吗？结果如何，大家心知肚明。
对于中共是否“得民心”，我曾与某位民主运动前辈有过一番争论。那位前辈认为，共产党从未得过民心；我却认为，共产党不仅仅依靠暴力统治，也颇得民心，当年欢迎共产党入城的北京人、南京人、上海人是大多数，几年前热泪盈眶地观看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中国人也是大多数，一直支持铁腕统治西藏、新疆和香港以及用武力“收回”台湾的中国人也是大多数。把中共与中国一刀两断的叙事策略是自欺欺人，反对中共而不反对中共孕育生长的土壤，只能事倍功半、竹篮打水一场空。
比反共更艰钜的工作是解构中国、打破中国文化之酱缸，像明治维新时的日本那样断然“脱亚入欧美”。对此，卢斯达指出：“中国向来不是法国大革命以后讲求一体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部落、种姓风格的社会。中央剥削地方，高种姓一层剥削低种姓一层，孔子以来的学说被视为维持社会和平的必要手段，而二千年来基本不受质疑。”在面对大中华主义打压时，港台形成了某种“命运共同体”之关系，作为香港人，卢斯达当然首先关心香港议题，他也以香港的切身体验忠告台湾的统派和中立派：“就算台湾人今天恭迎中国军队入城，台湾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台湾省，也不能改变自己在中华定义下的低贱属性。”在中原士大夫眼中，香港人是不爱国的英帝国的臣民，台湾人是不可救药的皇民和蛮夷。投降并不能苟活，反抗才能生存。
大一统跟民主自由价值格格不入。中国非得解体，人们才能自由生活。中国的存在必然带来地域和省籍歧视，卢斯达评论说：“有些人永远不能进入”中国人“这个子集之中，他永远不是”纯正“的中国人。例如广东人就从来极少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系统，统治广东人的中共官员大多数都不是广东人。”广东人西化得最严重，所以不受信任。反之，孔孟之乡的山东人“最中国”，也“最中共”。在中共十九大上，山东籍中央委员数量最多，占总数二百零四个名额中的三十个，高达百分之十五，是每个省平均数得四倍。在地方大员中，山东的名额也最多，共有八人。其次是浙江省，中央委员占总名额中的十三人，地方大员共有四人，两者都不足山东的一半。这是耐人寻味的、关于籍贯和省籍的“微观政治学”。如果中国解体，四川人管理四川，广东人管理广东，就不会出现这种“高等中国人”对“低端中国人”的统治及歧视了。
香港独立是香港惟一的生路
支联会“爱国爱港”的口号早已不合时宜，陈云“香港城邦国”的论述已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如果说台独思潮肇始于二二八屠杀，那么台独真正成为大部分台湾人的共识是在六十多年后的太阳花运动；同样，如果说港独的思潮肇始于雨伞革命，那么港独要成为大部分香港人的共识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但越来越多香港年轻人的价值取向已转向本土、在地、独立。
国民党是台独的推手，共产党是港独的推手。中港矛盾不单单是政治制度的差异，更是文明的冲突，更准确地说，是文明与野蛮的对立。难怪香港人那么在意中国游客在香港随地大小便，这个问题即便在中共垮台后也会长期存在。卢斯达发现，很多时候，人类文明是逆向传播的，并非优胜劣汰，而是反向淘汰：“在香港，我见到一班很优雅、很天真又很高傲的香港人，如何被穷山恶水出来，因而野心勃勃的中国人玩弄到体无完肤。”一九九七年之后，随着大量中国人涌入香港（其中，一部分是中共刻意安排的、为香港“换血”的“五毛党”，另一部分是一心过“好日子”的普通移民），其结果造成香港日渐沉沦。这不是左胶们痛恨的“种族歧视”，而是活生生的现实，这个现实在中国移民涌入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西方国家亦随处可见——中国大妈的广场舞让你无处躲避。
香港没有能力改变中国，香港太小、太弱，“建设民主中国”不应该是港人的奋斗目标；香港改变中国最好的方式，就是先争取自己的自由与独立，像台湾那样建立一个典范的“华人民主国”。所以，即便每年纪念六四的香港人越来越少，即便香港年轻一代对六四“无感”，也不必大惊小怪、痛心疾首。香港人有权利选择自己关注并献身的首要议题。
有人批评卢斯达等本土派、港独派太过激进，也有人希望传统泛民阵营与本土派完成某种“整合”、像共产党那样建立“统一战线”。某些声称“以大局为重”、“反共优先”的人士更批评卢斯达对泛民的非议是“破坏团结”、“热衷内斗”。我不认同此种看法。我相信，我与卢斯达都赞同这样的看法：不是所有反共的人都是朋友，那些用共产党的方式反共的人，即便不是敌人，也不能以朋友视之。左胶和大中华胶一旦掌握权力，未必比共产党更多宽容和仁慈。我们的目标不单单是反共，反共只是其中的“中间阶段”，我们的终极愿景是自由、民主和独立。
卢斯达对当下香港民主派并不看好，他期待被自由价值洗涤的真民主派的出现：“等香港的主体人民都认清了自己命中注定就是广义的港独份子，到时才会有真正意义的民主派。毕竟在立场上反对独立的，其实只是否定人生而自由的信条，这种”民主派“只是中港之间特定时空、过渡状体之下的畸型产物，一点也不”普世“。我期待香港有一天”跟世界接轨“，出现第一代货真价实的民主派。”这正是卢斯达的可贵之处：作为八九十年代之交出生的年轻一代港人的“第一健笔”，卢斯达比老一辈的李怡、董桥、陶杰更为放言无忌，具有刘晓波式的“理论的彻底性”，他直言不讳地“反中”、“反统”并逐渐形成丰满的“港独”论述。当年，麦迪逊和汉密尔顿等人的文章成为美国独立和美国宪法的精神基础；如今，卢斯达和他的同仁们的港独论述也必将成为香港版的《联邦党人文集》。
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