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新社一篇报道，题目是“我们这一代留学生是很幸运的”。记者日前采访北京中关村的美髯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朱荣辉时，他这样评价他们这一代归国留学人员。朱荣辉说：“我觉得我们这一代留学生是很幸运的，赶上了非常好的时机。第一就是恢复高考，一九七九年考入清华大学，读完本科、硕士、博士；到我出去的时候，政策又是来去自由了，等到我回来的时候，又鼓励留学创业了。我们非常幸运地踩着国家的改革开放步点，一步一步前进，我们是真正的受益者。”
读到这则报道，我不由得想起钱钟书《围城》里的方鸿渐们，想起四九年前的一批批“海归”。怎么没听说他们满怀感激地表示他们是很幸运的，是“非常幸运地踩着国家的改革开放步点”，“是真正的受益者”呢？
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认为那一切都是理所当然。难道上大学不该凭考试么？难道考上了出国留学不该出去么？难道出去后不可以自由地回来么？难道回来后竟还有谁能不允许我们创业么？
两代“海归”，两样心情。照理说，历史是向前进的，上代人感到幸运的事，下代人可能习以为常。为什么在我们这里却相反，上一代“海归”认为理所当然的事，到了下一代反而感激莫明，受宠若惊了呢？当这一代“海归”说自己非常幸运的时候，他们是站得比上一代人更高呢，还是更低呢？
更何况，如今的“来去自由”还是有条件的，不少参加过民运活动的留学生就上了政府的黑名单；而在过去，连在留学期间组织革命团体的邓小平们都不曾有过不准回国的恐惧。
朱荣辉们想来是没有思考过这些问题的。这才是他们真正“幸运”之所在。
2002年10月1日
大纪元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