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乡居九年，可记之事甚多。这里姑且只说两个比较特殊的经验。
第一是私塾的教育，乡间没有现代小学，因此我在十二岁以前只好在私塾读书，十二岁以后则到邻县如舒城、桐城去上初中。私塾是由一位先生教十几个学生，读的全是传统课本，分为初、中、高三等。初等读《百家姓》、《三字经》；中等读《四书》、《古文观止》；高等读《左传》、《史记》、《战国策》、《诗经》之类。我前后大约上过三个私塾，每次都不到一年。其中最好的一次是在我十一岁左右，老师的名字叫刘惠民，大约四十岁上下，他的学问在我们乡间算是最好的，因为他早年曾在安庆上过新式学校。跟刘先生读书时，我先在中等组，但他也让我旁听高等组。他讲书很灵活，引人入胜。我在这一组渐渐能提问题，解答文本中一些疑难，他便让我升入高等组了。总之，我感觉在刘先生教导下，古典文学上的训练得到了益处。更值得一记的是，他把我们引进了作诗的大门。春天到来的季节，刘先生忽然非常热烈地写起诗来，而且也指导学生习作。他从平上去入四声开始教，因此先教我们背“天子圣哲”四个字，刚好是四声；然后又介绍我们用诗韵。当然，《唐诗三百首》中的五、七言绝句也是我们必须背诵的。我至今还记得他的两句诗：“春花似有怜才意，故傍书台绽笑腮。”并不是因为这两句特别精彩，而是因为我们很快便发现，原来他正和一个年轻寡妇闹恋爱。这位少妇偶然到我们讲堂附近走动，面带微笑。所以诗的字面似是写讲堂外面正在怒放的“春花”，其实是写人的。他后来娶了她，但结局并不圆满，夫妻生活似乎不是很愉快。
我乡居九年中另一件印象深刻的遭遇是无意中闯了一次严重的文字祸，几乎送了小命。这件事在六七十年后本已记忆模糊，但最近因为香港电台拍一部关于我的纪录片而全面在我脑海中恢复了。香港电台翁志羽先生为了制片不辞劳苦，带着摄影人员专程到潜山官庄去采访我早年的亲戚、族人、邻居等。我已离乡六十年以上，真正和我熟的人已没有了，不过还有人记得我在十三四岁时闯的文字祸。翁先生回来告诉我采访所得，帮助我恢复了记忆。这件事大致如下：
在八年抗战时期，安徽省成了桂系（广西）的势力，省主席李品仙是李宗仁的部下，广西军队也盘踞在安徽各县。大约在1943年前后，桂系有一个营的军队驻扎在潜山官庄，营长杜进庭大概做了不少贪赃枉法、欺压乡间百姓之事，弄得民怨沸腾。我才十三岁左右，并未见过杜营长，也未亲见他为非作歹的劣迹，但是我听乡中长辈说得太多了，而且每一件事都十分具体详细，所以心中颇为愤怒。不知怎样忽然异想天开，竟写了一个很长的状子，向政府控诉杜营长的种种罪行。我写状子完全是泄愤，并不真是要送呈营长的上级，因此写完了，便留在我的书桌上，后来我自己也忘记有这样一回事了。但是无巧不成书，不知为什么我去了一趟舒城县，有好几天都不在家。恰好杜营长的一个勤务兵到我家来询问什么事，被引进我的书房，他无意中发现了我的状子，大惊之下便把状子送给杜营长去看。据说杜读后不但愤怒而且惊恐万分，怀疑状子不是一个小孩子写的，必是官庄乡绅合谋控告他，要致他于死地。因此他先派人到我家来逮捕我，以便审问出真正背景。但因我不在乡，他才召集乡中有地位有头面的人，当面追究。这些乡绅本不知情，自然矢口否认，都说不过是一个淘气孩子的游戏之作。事后有人告诉我，当晚乡绅准备了丰盛的酒席为营长解忧，营长喝得大醉，醉后失声痛哭，说这状子如是官庄乡人的阴谋，他反正活不成了，一定要大开杀戒，把相关的人（包括我在内）全部枪毙。这当然是情感极端激动下的威胁语言，但当时真的把我们一乡的人都吓住了。
大概这件事发生的一二日后，我夜晚从舒城回到官庄，先经过乡间唯一的一条街（官庄街），街上熟人见到我，好像见到鬼一样，脸上带着一种恐惧的表情。其中有一二老者只催我赶快回家，不要在街上乱跑。这是因为杜进庭的营部便在附近，他们怕我被发现而捉将营里去。不过我当时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待我跑回家中才明白自己闯下了大祸，使全家都吃惊受累。家人怕杜营长闻风来抓人，把我连夜送到一位行医的老族兄余平格家，躲一躲眼前的风险。家人和平格族兄都一再追问我为什么写这一惹祸的状子，我实在答不上来。事过境迁，我已无法重建写作时的心理状态了，但这一事件在我个人生命史上却构成了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一夜之间我忽然失去了天真的童年，而进入了成人的世界。这一转变并非来自我自己，而是我周边的人强加于我的。平格族兄年已四十多，平时很严肃，不苟言笑。那晚接待我，开口便说：“我因为你年纪小，一直把你当孩子。但你做了这件事，你已成人了。从此以后，我要另眼相待了。”（大意如此）不止他一个人，其他年长的亲友也一改常态，把我当作大人，甚至戏称我作“小先生”。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结束了我的童年，逼得一言一行都不敢不慎重，以免被人讥评。我可以说是被这件意外之事逼得走上了“少年老成”的路，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是不自然的。
这一“告状”事件还有一个尾声。时间稍久，杜营长大概已接受乡人的解释，也认为是一个顽皮孩子的戏笔。不过，他还要派一个受过较多教育的政治指导员来谈一次。这位指导员经族人安排，和我在一个晚上吃酒用餐，谈话中顺便考考我的诗文知识，最后他相信状子是出于我之手，而我并无真去控告杜营长的意图。我记得他临走时还紧紧和我握手，表示愿意和我成为忘年交之意。这一场喜剧就这样落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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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微信号：译者秦传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