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回忆录(1)潜山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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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1

1930年,我在天津出生,而我的籍贯却是安徽潜山。不过我的籍贯不是挂名的,因为我后来在潜山故乡住了九年(1937-1946)。为了说明为什么会在乡间住了这样长的时间,我必须交代一下家世背景。这要从先父(讳协中,1899-1980)一代说起。

根据我家的家谱,余家早就在潜山县官庄乡落户,但余氏一族中在明清以来都没有产出过举人、进士,因此都守在乡间,没有迁移到大城市中去。我的祖父好像是一位秀才,但没有更高的功名,仍然鼓励四个儿子读书,只有我父亲因为是最小的儿子,才获得较好的机会。但父亲生在清末,已无科举可考,只能争取接受现代新式教育。因此先后在安庆、南京、北京读中学以至大学,最后从燕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当时毕业论文是〈刘知几之史学〉,由陈垣(援庵)教授指导写成。但他对欧洲史、美国史兴趣更大,所以1926至1928年在美国考尔格大学(Colgate College)和哈佛大学都是读美国史。我家是中小地主,每年收租还不够开销,我父亲上学和留学是靠借钱和出卖部分田地才办得到的。他只在美国读了两年,取得硕士学位便回国了。回国以后第一件事便是工作还债。1929年他继蒋廷黻出任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本来是有意长任下去,不幸我母亲因生下我而逝世,这对我父亲的打击太大,一年以后便离开天津了。

以后我记得随父亲先后住过南京和开封。父亲曾在资源委员会担任过专门委员之职,研究美国史与国际关系,这是在南京的时期。抗战前几年,父亲的好友萧一山在开封河南大学担任文学院长,邀请他做文史系主任,当时范文澜也在系中,他们认识,不过不算有深交。所以我的记忆中有不少关于开封和河南大学的片断。1937年七七抗战开始,我记得一家人乘铁皮火车从开封到南京,再坐轮船去安庆,在安庆住到年尾,日本军队已威胁到我们的生存了,这样便回到潜山的故乡官庄。我有系统的记忆便是从这时开始的,以后的事有些至今犹如在眼前一样。我说这一段故事,表示我父亲这一代才离乡外出,但根还在故乡,遇到战争的危机,父亲决定把家人送回乡下。不过父亲跟政府迁去重庆,我是和伯父、伯母一起回乡的。如果父亲、伯父这一代或更上几代早就移居大城市,我便没有机会回乡了。

我那时才七岁,初从城市回到农村,事事新鲜,兴奋之至,所以记忆深刻。我在乡下住了九年,和父亲隔得很远,但他的影响还在我心中发生作用。第一是从他那里得到重视知识和学问的价值。父亲受上一辈人如陈垣、洪业等人影响,尊敬有学问的人,自己也时时进修。他虽在抗战时期进入考试院作参事,这是清水衙门,仍有时间读书写作。抗战后他在沈阳受杜聿明委托创办东北中正大学,这是他在中国大陆上做的最后一件事,仍是研究与教育。第二是父亲编著的一部几十万字《西洋通史》,对我很有启发。小时候看不大懂,但渐渐入门,对著作很肃然起敬。这大概是我学历史、又好读西方文化史之书的一个背景因素。

官庄乡是一个典型的穷乡僻壤,是万山之中的农村,当时与安庆之间还没有公路,步行需要三天。相信我当时所看到的官庄乡,和一两百年前的情况没有本质上的差异,不过更衰落、更贫困而已。那里没有电灯,只用油灯照明,也没有自来水、汽车之类的现代设备,乡亲依然过着原始的农村生活。那时我们乡下基本上就是一个自治社会,很少与政府发生关系。人与人之间、家与家之间都互相联系,地缘和血缘把一乡之人织成了一个大网,大家都是亲戚朋友,靠家族的族规维系生活秩序。异姓家族之间,或同族之内,有时免不了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冲突,但大致都可通过乡绅或本族长老而得到调解,从不向官府讼告。

我在乡下生活了那么多年,无意中对中国传统社会获得了亲切认识,这是我后来才发现的。这一段经历使我和同一代的知识青年略有不同。在我大学时期的同学中,很多人是在都市长大的,谈到中国乡村生活,没有切身经验:传统社会的种种生活是怎么样的,他们往往不甚清楚,因此很容易接受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宣传,认为地主和农民之间只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是两个互相仇视的阶级。就我所见,地主和农民并不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阶级,彼此不能容忍、对立的。在我们安徽那一带,实行永佃制,佃户只要租了地主的田,地主便不能赶走他,也不能欺负他;佃户上交得不多,也就算了。我在邻县桐城县舅舅家里,有一次看到他去收租,看佃户打稻子,打稻子是有艺术的,打得不干净,有三分之一还在里面没打出来,地主一点办法都没有,也没有那么深的阶级意识。有些租田的佃户还是地主的长辈,过年过节地主还要向他磕头,这就是阶级界限减轻了。我常常说,中国这么大一个社会,比整个欧洲还大,不可能每个地区都是一样的。不能说没有冲突,佃户与地主的冲突到处都发生,但是那个冲突是不是提高到所谓“阶级斗争”呢?个人所见是不同的。有的是佃户欺负地主,地主如果是孤儿寡妇,那是没有办法的;地主如果是很强的退休官员,有势力,欺负佃户也是有的,不能一概而论。

由生活体验中得来的直觉了解,对我以后研究中国历史与思想有很大帮助。这种体验不是从书本上得来的,所以我后来读到有些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的中国调查,在我看来有隔靴搔痒的感觉,并没有真正抓住生活的经验与精神,只是表面上的、数字上的,因为社会学调查通常都是问卷方式。然而中国人对问卷的态度跟西方人不一样,中国人答复常常不可靠。外国人答的问卷基本上是真实的,他们有这个传统。中国人就怕我这个话说错了,将来出问题,所以要保护自己,许多话都不肯说真的,或者有相当保留,甚至于歪曲的。有一位人类学家在印度尼西亚华侨社群做过问卷调查,但他发现两次问卷,同一问题都有先后不同的答案,他很困惑。

我的教育一般讲是“失学”,从1937到1946年的九年时间,很少正式上学,小学、中学都是分散地上过一两个学期。严格地讲,我不但没有受到完整的现代教育,也没有受到很好的传统教育,一大半童年至少年时期,我是在山水之间度过的。唯一与后来研究有关的是得到了一些古文、古史的启蒙,读的是《史记》、《战国策》、《古文观止》一类的普通文字,还是选读,并非从头到尾背诵。《四书》是读过的,也不很完整。作文一律用文言,乡间老师都保守,不会写白话文。我大概十二三岁就接触唐诗、宋词了,因为记起来容易,比较喜欢,接着便学会平仄,试作五、七言绝句。关于西方的书籍,我根本没有碰到。

父亲抗战期间一直在重庆,我跟着二伯父(讳立中)一家在乡间生活。1938年的旧历年,我第一次看见伯父写大批的红纸春联,其中有一条幅是“天地国亲师”五个大字,贴在放祖先牌位的厅堂中间墙上。伯父向我解释,这五个字原来是“天地君亲师”,不过现在已经没有皇帝了,所以“君”字改为“国”字。

1945至1946年,我在桐城县舅舅家里住了一年。那是我少年时代唯一记得的“城市”,其实也是闭塞得很。桐城人以人文自负,但仍然沉浸在方苞、姚鼐的“古文”传统之中。我在桐城受到了一些“斗方名士”的影响,对旧诗文发生了进一步的兴趣。我的二舅父张仲怡先生能诗、善书法。他是清初张英(1638-1708)、张廷玉(1672-1755)的后代,在桐城是望族,与方、姚、马、左齐名,但那时也相当衰落了。由于二舅父常和桐城名士来往,我从他们的交谈中,偶尔学得一些诗文的知识。我至今还记得他在钟馗画像上题了一首七绝:“进士平生酒一瓯,衣衫褴褛百无求。夸人最是安心处,须发鬅鬙鬼见愁。”他的初稿首句最后三个字原作“仕不优”,他以诗稿示一位诗友,那位诗友立即指出:“仕不优”当改作“酒一瓯”。二舅父大喜称谢,称他为“三字师”。“酒一瓯”自然浑成,远比“仕不优”的生硬为佳。我在一旁听到这改诗经过,很受启发,懂得诗句原来是要这样“推敲”的。

我后来研究的对象像朱熹、方以智、戴震、胡适都是安徽人,但这跟地缘一点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从来没有很深的乡土意识。刚好这几个人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占了很重要的地位,我看这些人时没有注意是哪里人,更不是认为他们是我的同乡,我一定要予以表扬。朱熹虽然说是徽州婺源人,实际上是在福建出生与长大的,所以他在理学上是归于“闽派”的。我根本没有考虑朱熹跟安徽的关系。事实上,我本来并没有计划要写朱熹,只是由于为《朱子文集》作序,才引出一部《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

原转载者注:本文转载时略有删节,特此说明,读者明鉴。
文章来源:微信号:译者秦传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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