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回忆录(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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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的兴起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大的历史事件,不但决定了整个中国的命运,而且也改变了一切中国人的个体生命,包括我在内。我从十九岁(1949)便开始自我放逐,中间过了二十多年的“无国籍”(stateless)的生活,便完全是受这一大事之赐。我当然不可能在此对这一大事作深层的、全面的分析,但是我想借这个机会回顾一下,我自幼年以来怎样一步一步认识共产主义,和前面谈五四运动的方式大致相同。不过,我必须强调,这里所表达的基本上是我个人的观点,以亲身所见所闻为根据。

我童年有系统的记忆是从抗日战争那一年(1937)回到乡间开始的。但在乡间九年中,我从未听过“共产主义”这个名词。我只知道陈独秀和胡适是两个著名文化人物,但陈独秀又是共产党的创始人,我便一点印象也没有了。这大概是因为乡间没有什么受过现代教育的人,根本接触不到城市中流行的新思想、新名词。潜山县处于群山之中,官庄乡更是闭塞,但是,我们乡下人却与“共产主义”关系密切的武装势力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便是“新四军”。乡下年长的人大概清楚它是属于共产党的武装力量,至于共产党所奉行的“主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们似乎便说不明白了,而且也没有兴趣探问。但我是一个小孩子,没有人告诉过我“新四军”即是共产党的军队。所以在重回城市以前,“共产主义”、“共产党”都是我不曾听过的词汇。

在潜山地区活跃的一支武装力量,1938年被收编为“新四军”的第四支队,但这支武装力量以绑票杀人著称,官庄及附近便有很多受害人。为什么第四支队这样凶恶呢?这必须追溯一下它的历史背景。(按:以下论高敬亭的事迹,我的主要资料来自已故族人余世仪的〈高敬亭为祸大别山区及其覆亡与翻案始末〉长文。此文后来刊行,但我未见刊本,所据为原稿影印本。)

这支武装力量最早是由一个名叫高敬亭的人组织起来的。高是河南光山县一个小康之家的子弟,自幼不肯好好读书,先在乡间结交一些痞子,为非作歹,到了二十多岁,胆子愈来愈大,竟干起杀人越货的勾当。最后在本县不能立足,他带着一群农村边缘份子,窜入大别山区(跨越河南、安徽、湖北的边境)落草为寇。山区的百姓淳朴,又很怕事,高和他的手下对这些可怜的乡民予取予求。同时,他们又大批抢夺枪支,扩大徒众,到1930年代中期已拥有千人左右,自称“第七十五师”。再过三四年,人数激增至数千,则扩大为“第二十八军”。这支武装力量是打着“红军”旗号展开活动的,但它和“红军”之间究竟是否存在着某种组织关系,则外人无从知悉。抗日战争发生,国共再次合作,共方正式成立了“新四军”,终于将高敬亭的武装力量收编为第四支队,高本人也被任命为支队司令员。

关于高敬亭及其徒众在官庄一带残杀百姓的事迹,我初回乡间便开始听人绘声绘影地加以描述,后来又不断有人重复谈及,因此在我童年心中产生了一种很深的恐惧感。最残暴、规模也最大的一次残杀事件发生在1935年2月15日,乡人称之为“二一五事件”。这一次高派了徒众五百多人到高庄及附近乡村绑票,稍有一口饭吃的人都被抓去,一共有三百多个肉票,逼他们共同缴纳十万银元的赎金,这当然远远超过他们的能力。在勒索不遂所欲之后,绑匪大怒,将三百多个肉票集体屠杀了。后来只有一两个年纪较小的侥幸逃脱,把屠杀的真相传了出来。

“二一五事件”不仅盛传于潜山,而且震惊整个南方,上海《申报》、南京《中央日报》等都有报导。这是因为死难者之一余谊密(1873-1935)是安徽的重要人物。谊密先生与我同族而长一辈,他是清末拔贡,一直任地方官,从知县到道尹都做过。民国以后,他在安徽省很受推重,最先被选为省议长,后来转入行政部门,先后出任财政厅长、政务厅长,并且一度护理安徽省长。他的官声极好,为人正派,尤以清廉为人所敬。1930年代初退休后,由于经济拮据,他住不起城市,因此从安庆迁回潜山林家冲(与官庄是紧邻)。他的被害特别惨烈,除他自己外,一子一孙也同时遇难。当时报纸对他一门三代被杀之事特加渲染。我这样介绍谊密先生并非出于宗族之私,最近编成的《潜山县志》(潜山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潜山县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中有他的传记,并无一字贬斥,可见公道自在人心。

我回到官庄时,“二一五”惨案才过去两年,还算是新近的事情,因此仍然是乡人谈论得最多的话题。由于高敬亭一向打着“红军”、“革命”的旗号,后来又被正式收编为“新四军”,所以,“二一五”这笔帐是记在“红军”或“新四军”身上的。但据最近关于高敬亭的史料(如耿嵘:〈枪声,在这里回响——高敬亭将军传略〉,《新华文摘》,1989年7月8日),高的残暴行动也许应该由他自己负责。因为高在被收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后,并不接受叶挺、项英等人的领导,而且处处抗命,仍然一心一意发展自己的势力和地盘。终于在1939年6月,中共中央派人到合肥将高逮捕,经过三天的斗争,予以处死。

但处死高敬亭以后,“新四军”第四支队的军纪并未见有什么改善,残杀人命,一如既往。我亲见的一件事便是一位族兄之死。前面述及我幼年的文字祸,曾提到在平格族兄家躲藏过一段时期,平格兄是乡人尊敬的医生,而且是官庄唯一的医生。但他性格倔强,不肯听人摆布。据知内情者事后透露,第四支队的人曾数度逼他合作而他坚决不肯,因此在一个夜里把他从家中抓了出来,用刀在他的咽喉上戳了几个洞,他就死在家门外面的水井旁边。我清晨闻讯赶去看他,他的尸体还在原处未动。这是我早年(大约在1944年)亲历的一件悲伤的惨事,至今记忆犹新。

整整九年间,从未听说这支武装力量代表着中国未来的希望,一个新世界将代旧世界而兴起。一直要等到1946年重回城市,我才知道有“共产主义”这样一套理想,并且有人号召青年为这一理想的实现而奋斗。但是不巧得很,由于战后我居住的城市是沈阳,这个理想一开始便在我心中罩上了一道阴影。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到沈阳是在苏联红军撤走后不久,而苏军的奸淫抢掳在整个东北已激起了人民的普遍愤怒,我从本地同学口中听到的令人发指的暴行简直无穷无尽。

我最早正式接触共产主义的理论是在从沈阳迁回北平以后。1947年年底,沈阳已在共军包围之中,我们不能不离开。在北平住了十一个月(1947年12月到1948年10月),华北局面又重蹈东北的覆辙,于是全家又离开北平,流亡到上海。但在北平这十一个月期间,我失学在家,无所事事,和北平的大学生偶有来往,因此才接触到当时最敏感的思想问题。我又爱读当时一些流行较广的期刊,如《观察》、《独立评论》、《新路》之类,自然而然地开始思考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等论题,详情留待后面再说。

回忆1948年在北平的思想旅程,我必须特别提到我的表兄汪志天。他比我年长十岁,当时在北京大学法律系读三年级。其实我们早知道他在1937年前后便已参加了共产党的“少年先锋队”。1949年以后,我才发现原来他是中共的地下党员,而且是北大地下组织的负责人。北平的学潮都是他和他的“同志”共同发动起来的,不过每当大批学生在街上示威游行时,他却从不参加,往往在我们家中吃茶聊天。我们当面戏称他为“职业学生”,他也付之一笑。

1946年在东北时,他也常往来于北平与沈阳之间,名义是“跑单帮”,买卖西药,赚一点钱奉养他的老母亲(我的姑母)。我记得他在沈阳时,常常约朋友多人到我家聚会,在大客厅中关起门来谈话,一谈便是三四小时。1949年8月,我回北平时,他才告诉我当时在我家开会的都是党中重要的地下领导人,因为当时北平风声很紧,保不住身,因此转移阵地到沈阳活动。但他是一个很恳切的人,确有一股为中国寻找新方向的热忱,因此我很尊重他。我觉得他对我们一家(他的舅舅家)有真感情,并不因为政治立场不同而生任何芥蒂。我还记得1948年暑假,他带着我和另一个年轻的亲戚作三天三夜的近郊远足,从城中徒步走到颐和园、玉泉山、香山等地。我们都没有钱,各人背着一条毯子,随时在风景区露宿。那是一次很愉快的旅行,今天回想还像是眼前的事。

汪志天是最早向我灌输共产主义理想的人,他的信仰是很虔诚的。由于我们之间互相信任,我很尊重他的看法,因此才开始研读并思考种种流行的思想流派。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便是他介绍给我的。就这一意义说,他是我的一位“启蒙者”。但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各人。”我自己探索的结果并没有让我完全接受共产主义。我当然反对社会财富由少数资本家垄断,因此倾向于一种分配公平的体制,同时也愿意接受某些涉及全体人民生活的大企业(如铁路)应由国家经营,但是我一开始便认定“自由”是现代社会和个人所不能或缺的中心价值。当时许多人都讨论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的“四大自由”,我是完全同意的。

但在我和表兄的思想交流过程中,我发现他并不属于非常激进的一群。例如对于他的校长胡适,他并不像多数左倾学生那样一味谴责,有时也能持平看待。他当然责难胡适亲美,但胡适在1947年提出“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他却不止一次加以称许。另一方面,在企图说服我接受他的一套信仰时,他也偶然使用辩证法、唯物论的思想武器。然而,他毕竟只是一位实践者而不是理论家。我记得他有一次向我宣扬“宇宙一切皆变”的“真理”。我问他:这条“真理”也应是宇宙间之一事,它本身变不变呢?他冷不防有此一问,便很坦率地说,他的理论修养还不能立刻对这个问题作出满意的回答。这是他“不知为不知”的具体表现,但我也因此悟到:他的信仰并不建立在理智的认识上,甚至可以说,他对“共产主义”的整个体系实在不甚了了。

1949年8月,我从上海回到北平燕京大学时,表兄已是市长彭真手下的一个重要干部,负责全市青年的组织和活动,经常到各大学和党、团机构联系。有一次他到燕京大学,顺道访我而未晤。事后有人告诉我:项子明同志今天找你不到,他说是你的亲戚。我初闻“项子明”之名,为之茫然。几分钟后我才省悟,原来这是表兄的党名。但这时他已成忙人,我再没有机会和他深谈。后来在文革初期,海外报刊有关于所谓“北京畅观楼事件”的报导,记述了他反对毛的言论。不用说,他必已变成了“革命”和“专政”的对象。

我最后一次和他聚会是在1980年代初的纽约。那时他以北大代书记的身份到美国访问各大学,在西岸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东岸的哈佛大学都受到隆重的接待。由于事前约定,我们在纽约畅谈了两天,这是分别三十多年以后的重晤,彼此都不胜感慨。这次他虽然是官式访问,所到之处皆获礼遇,但他的意气却相当消沉。在谈话中,我终于发现,他在文革后并不受中央领导人的重视,北大已是一个冷衙门,何况他还只是“代书记”。我不愿再深入挖掘这个问题,以免触及他的伤痛,而一切都尽在不言中了。

最后还有一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们到纽约唐人街去吃饭,途中经过一座很大的孔子铜像。他看见了,忽然十分兴奋,一定要和我在像前留影,作为纪念。在他早年信仰诚笃的时期,这是不可想象的事,然而他确是出于内心不可抑止的一种冲动。很显然,在早年的信仰彻底幻灭之后,他的价值观似乎向两个源头回归:一是“五四”以来流行的西方主流价值,如民主、自由。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他所参加的“革命”最早本是打着“民主”、“自由”的招牌以吸引知识青年的。二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主要表现在对于人的尊重。这是他对孔子抱有很深敬意的根本原因。

九年乡居生活是第一阶段,我所接触到的是“新四军”第四支队在我乡间的种种活动。但当时我并不知道“新四军”第四支队是代表着共产主义运动的,甚至也没有听过“共产主义”这个名词,更不用说了解它究竟是什么意思。直到第二阶段,即1946年回到城市以后,我才明白共产主义是一个世界性的革命运动,其中有整套的复杂理论和一百年以上的革命经验,终于在1917年以后在苏联获得成功。当时左倾的知识人普遍相信:中国的革命必须跟着苏联走,这是唯一的出路;美国则代表着资本主义的腐朽没落阶段,不久一定灭亡。这些说法,我在北平听过很多次,当时很难判断。

上述这些个人经验很有限,不过来自真实生活中的体验,和书斋里的空论不同。最后,我想作一点反思:我的认识过程既然如此困难,他人想也相近。那么,为什么这个外来的主义在中国能流行得那么广,又那么快呢?

共产主义在中国兴起,背后的历史因素是非常复杂的,这里不能展开讨论。最主要的动力当然是民族主义,尤其是受到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刺激。

1936年的“西安事变”和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是两个关键性的转折点(下面谈抗日战争时再补充一下)。以“国际主义”为号召的共产革命运动最后竟靠民族主义的动力来完成,这是历史的一大吊诡。但是我想谈的不是这些后来的历史进程,而是在开始的时候,即清末民初中国知识人为什么热心把共产主义介绍到中国来?这些早期介绍人究竟是怎样理解共产主义的?

我认为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思想发生了一种接引作用,使清末知识人容易接受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意识。首先是儒家特别注重“均”的观念,孔子“不患贫而患不均”是最早的表现。从观念发展到制度化,后世便有“均田”、“均税”、“均役”等措施。“均”的观念也从儒家传到道家,从上层文化传到下层民间文化,所以东汉时代的一部《太平经》便把“太平”的概念理解为“大平均”。我们可以说,平均主义的思想在中国一方面源远流长,一方面无孔不入,为中国知识人接受共产主义奠定了一种心理上的基础,因而才有一拍即合的效应。在“均”的思维框架之下,士大夫最感义愤的社会现象便是“豪强兼并”,即土地分配极端不均,造成“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汉代董仲舒以来的无数奏议都是明证;这一反“兼并”的传统一直延续到唐、宋,甚至更后。一般而言,“士”阶层中人是极端同情贫民而鄙视富人的。

儒家另一有极大影响的价值观是关于“公”和“私”的尖锐对比。士大夫一向都强调“公”是善,而“私”则是恶。《礼记·礼运》中的“大同”观念一直是受到特别重视的。近代提倡改革的康有为写《大同书》,而主张革命的孙中山也宣扬“天下为公”四个大字,这又构成了清末知识人接受共产主义理想的一种背景。

清末知识人通过传统思想的接引而拥抱共产主义虽有其方便的一面,但也不是没有代价的,最大的代价便是误读了来自西方的现代学说。清末中国知识人是从日本学者那里接触到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著作,影响最大的是经济学家河上肇(1879-1946)。河上肇当然对西方政治思想有较正确的认识,这是因为日本接受西学比中国早得多,日本的现代化也领先于亚洲各国。但是河上肇的中国信徒包括李大钊在内,究竟懂得了多少马、恩思想和社会主义,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让我举几个例子作为具体的说明。

我记得《共产党宣言》最早的中译本似与刘师培有密切关系。同时刘又提倡过无政府主义,因为他欣赏魏晋时期思想家鲍敬言的“无君论”。当时章太炎、吴稚晖、李石曾等许多人都是无政府主义者,早期信仰共产主义的人也有不少是先信奉无政府主义,甚至分不清二者之间的界限。像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判断中国是否可以实行共产主义?又如梁漱溟在回忆录中说:他早年一听见资本主义是维护私有财产的,便马上大起反感,所以宁可选择社会主义。他大概从来没有听见过英国哲学家洛克(John Locke)关于私有财产是文明基础和个人自由的保障之类的说法,根本不知“资本主义”为何物,只因有“公”和“私”两个价值在心中,一听见“私”便义愤填膺,只承认“公”是正面价值。又如黄侃(笔名“运甓”)写过一篇名文〈哀贫民〉登在《民报》(1907年第17号)上宣传革命,文中大意说:贫民是因被富人夺去了财产才陷于贫困的,这是极端的不平等。因此他号召所有贫民都起来,消灭富人,“复我仇雠,复平等之真,宁以求平等而死”。如果革命成功,自然是“贫民之福”,如不成功,则“当以神州为巨冢”,把所有富人和自己一齐埋葬进去。这篇文字当时轰动了革命阵营,其中显然有共产主义的影子,等于要“一切无产者联合起来!”

原转载者注:本文转载时略有删节,特此说明,读者明鉴。
文章来源:微信号:译者秦传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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