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至1945年的八年抗日战争，是二十世纪中国史上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事。本已摇摇欲坠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的旧秩序，经日本全面武力侵略而彻底崩解了。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一跃而成为工业与军事强国，它不但“脱亚入欧”，全面学习西方现代文明，而且学到了西方的“野蛮”——这是指一般所谓“帝国主义的扩张与侵略”。所谓“帝国主义”，基本上起源于西方的海上霸权诸国争夺市场、世界资源等等。英国最先进也最成功，所以殖民地遍布天下，其他如法国、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无不争先恐后，到处扩张。德国因为统一得太迟，殖民地已被别国瓜分光了，因此才成为两次欧战的祸首。日本崛起得更迟，由于本身太缺乏自然资源，侵略的眼光便投向亚洲大陆，先是朝鲜半岛，进一步则是中国。何况早在1592年，丰臣秀吉已派兵十六万人渡海占领了汉城，并准备攻取中国的北京。丰臣的侵略虽未取得预期的效果，并因他的早死而中止，但毕竟为三百年后的日本军国主义发挥了示范作用。
1902年英国与日本建立“英日同盟”，可见英国已承认日本在东亚的霸权地位，1905年日本在东北打败了俄国，接收了俄国在东北的一切权益（控制辽东半岛包括旅顺、大连两大港口，以及经营从长春到大连的南满铁路），更加强了它的霸权基础。1910年日本并吞朝鲜之后，立即将目标转向中国的东北（东三省，即所谓“满洲”）。
由于“东北王”张作霖不肯完全听从日本的摆布，1928年日本关东军设计炸死了他。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竟借口“沈阳事件”而全面攻占了东北，史称“九一八事变”。今天日本史研究者已证实这是日本军方准备已久的预谋行动，决非由“偶发事故”所造成。日本为什么在1931年开始侵略中国呢？原因很简单：国民党北伐以后定都南京，张学良在1928年11月归附国民政府，东北也悬挂了青天白日旗，日本军方大概感到，如不及时动手，中国很可能变成一个统一的现代强国。
1937年在北平发生的“卢沟桥事变”也同样不能理解为“偶发事故”，日本军方再一次感到非抢先动手不可的压力。为什么呢？因为国民党政权在1928至1937年这十年间也进行了不少现代化的努力，包括军事现代化。1930年代日本侵略步步加紧的时期，南京政府似乎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一再退让，以致为左派所抨击，学生运动也因此愈来愈升级。但事实上，国民政府一方面积极训练新式军队（聘请了德国军事顾问），另一方面成立国家资源委员会，动员各方面的科学家参与经济建设的工作，最重要的是创办钢铁、发电、机械、兵工等基础工业。1936年闻一多到河南安阳调查甲骨发掘的情形时，也顺道参观了洛阳的军事训练学校。他回清华大学后对学生说：这次经过洛阳，看到政府对抗日还是有所准备的，与北平所见不同。因此他说：“我们不能对政府完全失望。”（闻黎明、侯菊坤编：《闻一多年谱长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页486.）日本军方在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其背景主要在此。
蒋介石最后决定对日作战虽因迫于民意压力而然，但毕竟准备远远不足，牺牲极为重大。1937年上海的“八一三”淞沪抗日，打了三个月，蒋在十年中所训练的新兵死伤过半。当时日本军方夸口，三个月内便征服整个中国。蒋为了向国际社会证明日方狂言不足信，因此不惜任何代价死守上海战线。此役之后，新兵补充便成为严重问题。以后虽仍打了几次胜仗，但败退居多，只能“以时间换取空间”了。正如1944年12月6日胡适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所云：“在这次战争中，中国的问题是：一个在科学和技术上没有准备好的国家，却不得不和一个第一流的军事与工业强国[日本]打一场现代战争。”（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八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页203.）
抗日战争的后果更是中国几千年未有的大劫。以我的乡间为例，1937年冬初回去时大致还算安静，但不久便有大批广西军队驻扎或过路，军纪极坏，骚扰乡民，几无宁日。再加上“新四军”加强建立游击基地的活动，也时时波及官庄。后来还有盗匪出没，一夕数惊。我在抗战后期常在夜间看见后面山林中有手电筒闪光，乡人都知道是抢匪，企图俟机下山来打家劫舍。总之，抗战期间乡间秩序显然一天不如一天。据老辈回忆，在清末民初时期，乡人携带银子或银元到安庆、芜湖等城市去购物，路途中并不担心遇到盗贼。广大农村秩序的败坏为战后翻天覆地的大动乱铺平了道路。这里我要特别引美国汉学领袖费正清（John K. Fairbank）最后一部著作《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China：A New History）中的话，来说明抗日战争的祸害：
若不是日本倾全力侵略，南京政府本来可以逐步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事实却不然，抗日战争给了毛泽东和共产党机会，他们在乡间奠定了新的独裁势力，却排除了国府统治下刚开始发展的都市文明社会影响。在战时的环境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建立起一个准备好要打阶级战的新型态的中国。二十世纪的这一群中国革命者，将要攻击并重组已经有至少三千年历史的社会结构了。（费正清著，薛绚译：《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台北：正中书局，1994]，页356.）
为什么要引费正清的论断呢？因为他从1930年代起便厌恨国民党，同情共产党，但晚年则重新调整了他的看法。这部书是1991年9月11日完成的，第二天上午他把原稿送到出版社，两天后便逝世了。这部书真成了他的“晚年定论”，他是美国人，超乎中国内部政治恩怨，判断比较客观一些。
抗日战争的最大受益者是中国共产党，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中共从江西流窜到陕北，朝不保夕的危机感仍然挥之不去，所以林彪有“红旗还能打多久”的疑问。因此1930年代初开始，中共在中国各大城市发动抗日运动，逼国民党停止“攘外必先安内”的决策。反蒋的社会及政治名流和左倾的大学生承担起这一任务，通过游行示威和组织活动，使抗日的声音一天比一天响亮。
1936年，中共竟说服了东北军的张学良和西北军的杨虎城，造成轰动一时的“西安事变”，终于获得了喘息的机会。但战争如不发生，中共仍不能到处建立游击队和地方政权。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展开，中共才绝处逢生，有如龙归大海。
蒋介石和国民党领导阶层当然也看到了这一点，然而日本逼得如此之紧，除了奋起抵抗之外，已别无他途。汪精卫、周佛海等人一意求和，甚至不计一切，去日本占领区建立傀儡政权，便是因为估计到战争持续下去必为中共提供扩展势力的机会，最后则将中国送进苏联的怀抱。这在早前出版的《周佛海日记全编》（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中可以找到明确的证据。汪精卫在宁汉分裂时本是左派领袖，与中共关系最深，周佛海更是1921年中共创党的领袖之一，陈公博也曾一度参加过共产党。正由于他们对中共的认识很深，忧虑也远远超过他人。他们急于求和，以为这是唯一挽救中国陷入苏联极权体制的办法。他们对与日本实现和平的幻想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但对于中共利用战争以夺取全国政权的估计却十分准确。
据比较审慎的统计，从1937到1945年，中共党员人数由4万增至120万，军队则由9万左右增至91万（参见费正清：《费正清论中国》，页362.但据陈永发的说法，1937年军队人数仅4万左右。参见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修订版，上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页341）。中共因抗战而得到大幅扩张的机会，上自变量字即是最有力的说明。本来被围困在陕北一个角落的政权，在战争发生以后竟迅速向全国扩散，至1940年年底，中共各根据地所控制的人口已将近一亿（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页341）。
抗日战争中正面的阵地战当然由中央政府的军队全部承担了下来，中共则从旁以运动战或游击战对日军加以牵制。在整个对日战争史上，中共宣传最热烈的共有两次战役：一是1937年9月的“平型关之战”，由林彪指挥；另一是1940年8月的“百团大战”，由彭德怀指挥。关于平型关之战，杨奎松曾作过分析（杨奎松：〈有关平型关战斗的几个问题〉，《党史研究资料》，1996年第2期）。当时国军集结在平型关准备死守，共军则奉命参加右翼防守。但共方最后决定在附近山谷埋伏四千兵员，等日军辎重和补给部队七百人经过时，起而突袭。日军部队是非战斗性的，战斗兵不过百人而已。尽管人数如此悬殊，共军还是经过了十几小时的战争，伤亡了四百人，才能全歼日军。这一战对内的宣传作用极大，许多不明内情的青年都深信中共有打败日军的能力，因此投奔延安者络绎于道。但以对日抗战而言，很难说有多大意义。至于百团大战，最初的目标只在破坏和攻击公路和铁路，以突破日军的封锁，并不是正面交锋。由于交战之初日军受到奇袭而损失颇重，彭德怀才扩大兵力至百团左右。然而，此战引起日军此后对中共华北根据地的集中扫荡，一连三年，使中共占领区不断缩小，处境十分艰苦。所以毛泽东当时对此战虽不能不公开赞扬，但暗地里则极为不满，认为是战略的错误。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百团大战反而成为彭的一大罪状了。同样地，林彪叛毛之后，平型关之战也顿时变成咒骂的对象，只有负面的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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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微信号：译者秦传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