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回忆录(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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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至1945年的八年抗日战争,是二十世纪中国史上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事。本已摇摇欲坠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的旧秩序,经日本全面武力侵略而彻底崩解了。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一跃而成为工业与军事强国,它不但“脱亚入欧”,全面学习西方现代文明,而且学到了西方的“野蛮”——这是指一般所谓“帝国主义的扩张与侵略”。所谓“帝国主义”,基本上起源于西方的海上霸权诸国争夺市场、世界资源等等。英国最先进也最成功,所以殖民地遍布天下,其他如法国、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无不争先恐后,到处扩张。德国因为统一得太迟,殖民地已被别国瓜分光了,因此才成为两次欧战的祸首。日本崛起得更迟,由于本身太缺乏自然资源,侵略的眼光便投向亚洲大陆,先是朝鲜半岛,进一步则是中国。何况早在1592年,丰臣秀吉已派兵十六万人渡海占领了汉城,并准备攻取中国的北京。丰臣的侵略虽未取得预期的效果,并因他的早死而中止,但毕竟为三百年后的日本军国主义发挥了示范作用。

1902年英国与日本建立“英日同盟”,可见英国已承认日本在东亚的霸权地位,1905年日本在东北打败了俄国,接收了俄国在东北的一切权益(控制辽东半岛包括旅顺、大连两大港口,以及经营从长春到大连的南满铁路),更加强了它的霸权基础。1910年日本并吞朝鲜之后,立即将目标转向中国的东北(东三省,即所谓“满洲”)。

由于“东北王”张作霖不肯完全听从日本的摆布,1928年日本关东军设计炸死了他。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竟借口“沈阳事件”而全面攻占了东北,史称“九一八事变”。今天日本史研究者已证实这是日本军方准备已久的预谋行动,决非由“偶发事故”所造成。日本为什么在1931年开始侵略中国呢?原因很简单:国民党北伐以后定都南京,张学良在1928年11月归附国民政府,东北也悬挂了青天白日旗,日本军方大概感到,如不及时动手,中国很可能变成一个统一的现代强国。

1937年在北平发生的“卢沟桥事变”也同样不能理解为“偶发事故”,日本军方再一次感到非抢先动手不可的压力。为什么呢?因为国民党政权在1928至1937年这十年间也进行了不少现代化的努力,包括军事现代化。1930年代日本侵略步步加紧的时期,南京政府似乎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一再退让,以致为左派所抨击,学生运动也因此愈来愈升级。但事实上,国民政府一方面积极训练新式军队(聘请了德国军事顾问),另一方面成立国家资源委员会,动员各方面的科学家参与经济建设的工作,最重要的是创办钢铁、发电、机械、兵工等基础工业。1936年闻一多到河南安阳调查甲骨发掘的情形时,也顺道参观了洛阳的军事训练学校。他回清华大学后对学生说:这次经过洛阳,看到政府对抗日还是有所准备的,与北平所见不同。因此他说:“我们不能对政府完全失望。”(闻黎明、侯菊坤编:《闻一多年谱长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页486.)日本军方在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其背景主要在此。

蒋介石最后决定对日作战虽因迫于民意压力而然,但毕竟准备远远不足,牺牲极为重大。1937年上海的“八一三”淞沪抗日,打了三个月,蒋在十年中所训练的新兵死伤过半。当时日本军方夸口,三个月内便征服整个中国。蒋为了向国际社会证明日方狂言不足信,因此不惜任何代价死守上海战线。此役之后,新兵补充便成为严重问题。以后虽仍打了几次胜仗,但败退居多,只能“以时间换取空间”了。正如1944年12月6日胡适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所云:“在这次战争中,中国的问题是:一个在科学和技术上没有准备好的国家,却不得不和一个第一流的军事与工业强国[日本]打一场现代战争。”(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八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页203.)

抗日战争的后果更是中国几千年未有的大劫。以我的乡间为例,1937年冬初回去时大致还算安静,但不久便有大批广西军队驻扎或过路,军纪极坏,骚扰乡民,几无宁日。再加上“新四军”加强建立游击基地的活动,也时时波及官庄。后来还有盗匪出没,一夕数惊。我在抗战后期常在夜间看见后面山林中有手电筒闪光,乡人都知道是抢匪,企图俟机下山来打家劫舍。总之,抗战期间乡间秩序显然一天不如一天。据老辈回忆,在清末民初时期,乡人携带银子或银元到安庆、芜湖等城市去购物,路途中并不担心遇到盗贼。广大农村秩序的败坏为战后翻天覆地的大动乱铺平了道路。这里我要特别引美国汉学领袖费正清(John K. Fairbank)最后一部著作《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China:A New History)中的话,来说明抗日战争的祸害:

若不是日本倾全力侵略,南京政府本来可以逐步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事实却不然,抗日战争给了毛泽东和共产党机会,他们在乡间奠定了新的独裁势力,却排除了国府统治下刚开始发展的都市文明社会影响。在战时的环境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建立起一个准备好要打阶级战的新型态的中国。二十世纪的这一群中国革命者,将要攻击并重组已经有至少三千年历史的社会结构了。(费正清著,薛绚译:《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台北:正中书局,1994],页356.)

为什么要引费正清的论断呢?因为他从1930年代起便厌恨国民党,同情共产党,但晚年则重新调整了他的看法。这部书是1991年9月11日完成的,第二天上午他把原稿送到出版社,两天后便逝世了。这部书真成了他的“晚年定论”,他是美国人,超乎中国内部政治恩怨,判断比较客观一些。

抗日战争的最大受益者是中国共产党,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中共从江西流窜到陕北,朝不保夕的危机感仍然挥之不去,所以林彪有“红旗还能打多久”的疑问。因此1930年代初开始,中共在中国各大城市发动抗日运动,逼国民党停止“攘外必先安内”的决策。反蒋的社会及政治名流和左倾的大学生承担起这一任务,通过游行示威和组织活动,使抗日的声音一天比一天响亮。

1936年,中共竟说服了东北军的张学良和西北军的杨虎城,造成轰动一时的“西安事变”,终于获得了喘息的机会。但战争如不发生,中共仍不能到处建立游击队和地方政权。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展开,中共才绝处逢生,有如龙归大海。

蒋介石和国民党领导阶层当然也看到了这一点,然而日本逼得如此之紧,除了奋起抵抗之外,已别无他途。汪精卫、周佛海等人一意求和,甚至不计一切,去日本占领区建立傀儡政权,便是因为估计到战争持续下去必为中共提供扩展势力的机会,最后则将中国送进苏联的怀抱。这在早前出版的《周佛海日记全编》(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中可以找到明确的证据。汪精卫在宁汉分裂时本是左派领袖,与中共关系最深,周佛海更是1921年中共创党的领袖之一,陈公博也曾一度参加过共产党。正由于他们对中共的认识很深,忧虑也远远超过他人。他们急于求和,以为这是唯一挽救中国陷入苏联极权体制的办法。他们对与日本实现和平的幻想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但对于中共利用战争以夺取全国政权的估计却十分准确。

据比较审慎的统计,从1937到1945年,中共党员人数由4万增至120万,军队则由9万左右增至91万(参见费正清:《费正清论中国》,页362.但据陈永发的说法,1937年军队人数仅4万左右。参见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修订版,上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页341)。中共因抗战而得到大幅扩张的机会,上自变量字即是最有力的说明。本来被围困在陕北一个角落的政权,在战争发生以后竟迅速向全国扩散,至1940年年底,中共各根据地所控制的人口已将近一亿(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页341)。

抗日战争中正面的阵地战当然由中央政府的军队全部承担了下来,中共则从旁以运动战或游击战对日军加以牵制。在整个对日战争史上,中共宣传最热烈的共有两次战役:一是1937年9月的“平型关之战”,由林彪指挥;另一是1940年8月的“百团大战”,由彭德怀指挥。关于平型关之战,杨奎松曾作过分析(杨奎松:〈有关平型关战斗的几个问题〉,《党史研究资料》,1996年第2期)。当时国军集结在平型关准备死守,共军则奉命参加右翼防守。但共方最后决定在附近山谷埋伏四千兵员,等日军辎重和补给部队七百人经过时,起而突袭。日军部队是非战斗性的,战斗兵不过百人而已。尽管人数如此悬殊,共军还是经过了十几小时的战争,伤亡了四百人,才能全歼日军。这一战对内的宣传作用极大,许多不明内情的青年都深信中共有打败日军的能力,因此投奔延安者络绎于道。但以对日抗战而言,很难说有多大意义。至于百团大战,最初的目标只在破坏和攻击公路和铁路,以突破日军的封锁,并不是正面交锋。由于交战之初日军受到奇袭而损失颇重,彭德怀才扩大兵力至百团左右。然而,此战引起日军此后对中共华北根据地的集中扫荡,一连三年,使中共占领区不断缩小,处境十分艰苦。所以毛泽东当时对此战虽不能不公开赞扬,但暗地里则极为不满,认为是战略的错误。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百团大战反而成为彭的一大罪状了。同样地,林彪叛毛之后,平型关之战也顿时变成咒骂的对象,只有负面的意义了。

原转载者注:本文转载时略有删节,特此说明,读者明鉴。
文章来源:微信号:译者秦传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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